第 34 期 / 14.8.2026 德国 € 7,10
酒精
三位女性 讲述她们的成瘾经历
《镜报》经典
50 款最佳 电子游戏
柏林
对抗 保护费黑手党
男人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头号候选人
4 190700 707104 34
Steinicke € 5,90 丹麦 dkr 102,00 芬兰 € 10,40
Vollsektor € 8,90 希腊 € 9,20 意大利 € 9,20
Knallen € 9,50 挪威 NOK 149 奥地利 € 7,60
Fertigettgürtel € 9,90 瑞士 € 10,00 斯洛伐克 € 8,80
Vollsektor € 5,90 西班牙 € 8,60 西班牙 / Kanälen € 8,90
Tischender 第 580 号 匈牙利 Fl 4000,- Förred in Germany
《镜报》 34 / 2026
内部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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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的州议会选举后,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可能会被选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州长。这位 35 岁的人身后站着德国选择党最极端的州分会之一。在自己的州里,西格蒙德像个流行明星,他微笑着拍自拍,乐意地分发签名。由编辑法比安·希勒布兰德领导的团队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陪伴着这位候选人,其中包括一次穿越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摩托车之旅,骑行的是东德品牌西蒙森的轰鸣两冲程摩托车。一支由 400 多辆车组成的队伍穿过了村庄和小城镇,经过游泳湖和工业区。在许多地方,欢呼的支持者在等待着。西格蒙德想要营造的画面讲述的是共同体和怀旧。他的目标是对该州进行深层次的改造,甚至涵盖文化和教育政策。“西格蒙德将他的议程与一种惊人的亲和力结合在一起,”希勒布兰德说,“他让许多人感觉到,终于有人在倾听他们了。”
第 8, 16 页
丽莎·普兰克
安娜·皮格勒 / 《镜报》
本周是 11 岁的 Tegshe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赫克斯特丧生的周年纪念日。他当时和朋友们在露天泳池,他们比赛谁能憋气更久。这个男孩淹死了。他的父母捐献了他的器官,不久之后,他们联系了《镜报》并讲述了儿子的故事。编辑西尔维·居曼保持着联系。她多次前往该家庭,并见到了当时在泳池里的 Sandro 和 Lasare。居曼试图接近一个已经不在人世的男孩。她发现他喜欢紫色。他喜欢喝茶。在他去世的那个夏天,他陷入了爱河。Tegshe 的家人来自蒙古,他们希望留在德国,因为得益于器官捐献,他的心脏在这里依然跳动。4 月份,他们收到了必须回国的通知。他们的避难申请被拒绝了。“法律不会考虑到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尽管人们非常希望某些受害者能得到这样的照顾,”居曼说。
《镜报》通讯员穆里尔·卡利施(Muriel Kalisch)等待前往苏丹旅行的认证手续长达一年多。这个北非国家已陷入内战三年多,导致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陷入饥荒。位于首都哈图姆的政府几乎不允许记者入境。然而,在与南苏丹接壤的偏远地区努巴山脉,一个反叛组织掌控着局面,他们接待记者。努巴山脉此前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地区,超过100万名难民在此寻求避难,以躲避该国其他地区的战斗。但如今,战争也正日益逼近这里。卡利施在危机地区旅行了一周,她采访了流离失所者、战士以及受害者的家属。最令她心碎的是一名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女孩的命运。“这场战争本不该持续这么久,”卡利施说,“但显然没有人愿意且能够将其制止。”
Dominic Nahr / NZZ / DER SPIEGEL
Schweiz Eichner / DER SPIEGEL
《镜报》编辑米夏伊尔·亨格斯滕贝格(Michail Hengstenberg)在职业和私人生活中关注电子游戏已超过 25 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见证了游戏如何从一种小众媒介变成日常文化的一部分。游戏产业的营业额超过了电影和音乐产业的总和,但在文化报道中,其作品此前并未获得同等的关注。现在,《镜报》推出了一份 50 款最佳游戏的经典名录。亨格斯滕贝格与其他七位同事在过去几个月中共同完成了这项工作。评委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有些人注重情感深度,另一些人则欣赏尽可能清晰、优雅的设计。就这样,一份反映评委主观口味的名单诞生了。同时,对于那些生活中从未接触过游戏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绝佳的入门指南。“德国有数百万人玩游戏,”亨格斯滕贝格说,“是时候让他们也谈谈这件事了。”
封面照片:Thomas Victor / la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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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8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德国选择党(AfD)成员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觊觎权力
16 社会福利国家 德国选择党(AfD)将自己塑造为工人党
20 联盟党敦促进一步减轻负担 / 干旱对消费者的意义 / 德国在何处萎缩 / 疑虑之时应持怀疑态度
6 社论 唐纳德·特朗普必须承认对伊朗的失败
26 影子战争 莱比锡机场遭遇无人机袭击未遂后:联邦政府如何反应?
30 社民党(SPD) 党内基层对养老金的愤怒在增长
Peter Gerick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封面故事 右翼极端分子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可能很快将统治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位德国选择党(AfD)成员是谁——他的成功如何解释?
第 8, 16 页
32 政府部门 是谁将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推举为联邦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34 大麻 一名缉毒警察谈合法化后的后果
36 犯罪 在柏林,土耳其帮派勒索商人。幕后黑手是谁
40 亿万富翁意识形态 面对埃隆·马斯克及其同类,人们能提出什么反击?
42 阿尔巴尼亚 特朗普家族的建筑项目是否会因大规模抗议和腐败指控而失败?
47 苏丹 战争向偏远地区蔓延
50 阿富汗 塔利班独裁的悖论
这位作家的第二部小说曾在东德无法出版。现在它来了。
萨尔州总理批评联邦政府的养老金改革。
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希望员工能产生更多自豪感。
第 72 页
Gordon Weiters / 《镜报》
Gordon Weiters / 《镜报》
《镜报》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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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葡萄牙 里斯本——一座大都市的衰落 55 埃及 商业女性莫娜·阿尔-加莱尼 (Mona Al-Ghalayini) 在开罗提供加沙美食 56 朝鲜在乌克兰的角色 | PKK 战士获得特赦
58 命运 去年夏天,小特格谢 (Tegshe) 溺水身亡。他的父母捐献了他的器官。现在,这个家庭必须离开德国 63 专栏 主导文化
64 女性企业家 为什么三位来自硅谷的年轻创业者选择回到德国 67 贸易 超市停车场的利润丰厚的生意 68 护理 养老院院长汉斯-于尔根·威廉 (Hans-Jürgen Wilhelm) 在《镜报》访谈中解释德国体系出了什么问题 72 身份 铁路工人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吗? 74 暂停的周日驾驶禁令几乎没有效果 | 为什么小型电商转为线下 | 丑闻说唱歌手 Ye 重返商界
76 成瘾 三位女性讲述她们的酒精依赖经历 80 环境保护 美国国家公园中的文化战争 83 太空 如果外星人发送信号该怎么办?

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引起了政界和当局的警觉。如果真的是莫斯科所为会怎样?
第 26 页

Vladimir Khemis / 路透社
在阿尔巴尼亚,针对政府因特朗普家族豪华度假村而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继续。
第 42 页

Eric Thayer / 洛杉矶时报 / Getty Images
这位美国总统让他的国家陷入了一场文化战争,这场战争现在也波及到了国家公园。
第 80 页
84 关于胚胎移植方法的研究 | 酸面团能让面包更好吃吗? | 狗能如此精准地解读人类情感
86 游戏 《镜报》评选出 50 款最佳视频游戏 96 文学 格蒂·特兹纳 (Gerti Tetzner) 在《镜报》访谈中谈论生活的破碎以及她那本迟到了数十年的书 101 建筑 埃隆·马斯克想要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建筑 102 古典音乐 布鲁斯·刘 (Bruce Liu) 的夜曲 103 菲比·布里杰斯 (Phoebe Bridgers) 的精彩流行乐 | 侦探喜剧《烤鱼危机》 | 成长小说《级联》
104 足球历史 拜仁慕尼黑董事会成员兼反抗战士——威利·布伊松 (Willi Buisson) 的冒险人生 107 健身 超级马拉松跑者瑞秋·恩特金 (Rachel Entrekin) 如何对抗痛苦 109 小众运动:罗达马球 | 姿态评分:伊莎贝尔·韦尔斯 (Isabell Werth)
46 《镜报》电视节目单 100 畅销书 110 刊后资料、读者服务 111 讣告 112 人事变动 114 读者来信 116 凹镜 (Hohlspiegel) 117 家庭相册 118 人永远无法完全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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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镜报》 34 | 2026
唐纳德·特朗普在面对伊朗政权时已不再拥有良好的选择。现在仅剩损害管控——以及向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一个信号。
作者:马克西米利安·波普 (Maximilian Popp)
唐纳德·特朗普本周再次尝试了这一招:这位美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清除水雷,美国对波斯湾海峡的控制力达到了“100%”。这是特朗普在职业生涯中经常采用的一种策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扭曲现实。
他的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在伊朗冲突中行不通。
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特朗普声称过无数件要么不属实,要么直接自相矛盾的事情(“一个完整的文明将在今晚毁灭”,“我们即将达成一项协议”)。不出所料,现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也是如此:伊朗人依然几乎不让船只通过,美国远未能够控制这条水路。
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烦恼,因为能源价格维持高位。他正因中东的惨败而失去权威。几乎没有人再把他当回事:国际盟友不再信任他,正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刚刚拒绝加沙计划所显示的那样;他的许多公民也不再信任他,因为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反对伊朗战争;而最不信任他的则是伊朗人自己。
德黑兰方面已经意识到,特朗普很少兑现他的威胁。因此,伊朗政权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至今几乎没有任何让步。
华盛顿政府必须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伊朗赢得了这场战争。特朗普几乎没有实现任何一个战争目标:伊斯兰主义者继续掌权,他们依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且他们现在知道了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能在多大程度上损害全球经济。
即便据媒体报道其军队的弹药正逐渐耗尽,特朗普依然有能力继续发动攻击。但只要他不派遣地面部队(这将具有极高风险),他就无法改变冲突的动态。
由于美国人几乎无法接受在中东再次陷入一场看似无止境的战争,特朗普
最终只能撤退。而处理这次撤退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糟糕的,另一种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糟糕的方式是,美国政府直接将士兵从中东接回家,并尽可能忘记所有与伊朗有关的事情。这首先将是对伊朗人民的一场灾难,因为他们将独自面对一个残暴且激进的政权,且没有任何改善的希望。但对于该地区而言,伊斯兰共和国也将成为一个永久的威胁。
更好的方式是,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东产生责任感,并与伊朗进行谈判。但这如果不向伊斯兰主义者做出让步,就无法实现。
短期来看,这意味着美国将批准伊朗和阿曼显然已基本达成一致的协议。此后,两国未来可能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征收通行费。一个苦涩的讽刺是,伊朗政权未来每天将通过维持一条在2月之前本就开放的贸易路线而赚取数百万美元。唯一更糟糕的情况是,霍尔木兹海峡被永久关闭。
中期来看,西方应努力与伊朗达成一项核协议。同样,如果不向德黑兰的独裁政权做出妥协,这也无法实现。
例如,美国和欧洲放宽制裁。实质上,这将相当于重启由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 2015 年谈判达成、而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已废除的协议。只不过这一次,西方将不得不做出更广泛的经济让步,因为伊朗人的谈判地位比 11 年前更强。
所有这些都无法让伊朗人民感到乐观。这肯定也不是特朗普在攻击之初为自己承诺的结果。但在这一冲突中,现在的核心早已变成了损害管控。
而且,特朗普如果撤军,也将向弗拉基米尔·普京这样的掌权者发出一个信号:无意义的战争是可以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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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镜报》;照片:Julia Sierkowitz / Mebinson / AP
竞选者
西格蒙德
《镜报》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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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的粉丝们于7月在魏森费尔斯骑着轻便摩托车:“气候变化终于来了”
萨克森-安哈尔特州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试图用微笑赢得权力。
在他身后:一个极右翼网络以及让其党内高层都感到恐惧的人员。
Sebastian Wilner / dpa / picture alliance (2)
10 标题
《镜报》34 / 2026
这是全年最热的一天,但乌尔里希·西格蒙德不想被任何事物或任何人阻挡,尤其是太阳。“这天气太棒了!夏天终于回来了,气候变化终于来了,”他对着挥汗如雨的人群大喊,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口哨声。他们都驾驶着车辆来到耶斯尼茨:骑着灵活轻便摩托车的年轻男子,骑着大型机器的老年男子,情侣,紧贴着丈夫的年轻女性,以及睁大眼睛的孩子们。
随后,一名路人因中暑而晕倒,很可能是因为高温。所以,也许正是因为西格蒙德所嘲讽的气候变化。但此时气氛依然热烈。
西格蒙德穿着牛仔裤和白色 Polo 衫。这位 35 岁的男子在印有他面孔的 T 恤上签名:他心情愉快,留着侧分头。这里有许多人胸前穿着这件 T 恤。一名穿着无袖皮夹克的骑手走到西格蒙德面前。他的妻子想给两人拍张照。“摆个姿势,我的帅哥,”西格蒙德对那名骑手说。对方害羞地将手臂在背后交叉。西格蒙德咧嘴一笑。妻子拍了一张照片。
随后,西格蒙德走向他的轻便摩托车。空气中弥漫着沉闷的热气和尾气烟雾,节日草坪干枯发黄。骑手们排成了五路长队,大多数骑的是“燕子”(Schwalben)——这是一种带有弧形金属外壳的优雅轻便摩托车,于 1964 年至 1986 年间在图林根州的苏尔生产,品牌为西蒙森(Simson)。超过 400 辆车已准备就绪。西蒙森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对许多人来说,这个品牌代表着东德的骄傲。
“全部上车。”皮靴重重地踩在银色启动杆上,数百台两冲程发动机发出轰鸣。天空是蓝色的,乌尔里希·西格蒙德的“燕子”摩托车也是蓝色的。他率领着车队,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蜿蜒的乡村公路上行驶数公里。西格蒙德闭上眼睛。然后微笑。路边的人们挥手,挥舞着黑红金三色的旗帜,高喊:“我们的州长!”
自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一名极右翼分子可能首次成为一个联邦州的政府首脑:这位“燕子”车队的领路人,乌尔里希·西格蒙德。德国选择党(AfD)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超过 40%,略高于 40% 的结果可能足以获得绝对多数席位。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是谁?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追随他?
西格蒙德领骑的这辆“燕子”摩托车是1975年的KR 51 / 1型,当年是为了在去商业学徒岗位路上使用而购买的。得益于统一协议中的一项特殊规定,他的轻便摩托车可以像在东德时期那样开到60公里的时速。尽管如此,西格蒙德的车队前进缓慢,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车队末尾有一辆卡车,负责接载掉队的人。“没有人会被落下,”西格蒙德如此承诺。在他前面行驶着一辆载有拍摄团队的吉普车。该群体由“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的极右翼活动人士组成——德国选择党在官方层面与其保持距离。西格蒙德轻巧地单手操控“燕子”摩托车行驶在他们身边,为社交媒体录制一段话:“现在才真正开始!”他喊道,竖起大拇指,然后疾驰而去。
跟随在西格蒙德身后的人是谁?那些表示愿意投票给他的超过40%的选民又是谁?在车队内部可以区分出两类人群。
一类是老年人:一名骑着棕色“燕子”摩托车的人超车,说他从1975年起就拥有这台机器,那是段美好的时光,直到来自西方的“奔驰男”用他们的“无能”毁掉了一切。“以前至少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境地,”另一人谈到那个时代时说道。世界越来越多地属于他人,而属于他们的越来越少。直到现在。现在,他们跟随西格蒙德再次回到了政治事件的中心。或者至少他们希望如此。
另一类是年轻人:几乎刚成年的男性,面相柔和,来自那些许多年轻女性已经消失的地方。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18至29岁人群中的男性过剩程度之高,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
“我为什么要搬走?我的家人在这里,”一名22岁的青年说。“在这里人们还能正常交谈,而不会立刻有人告诉你,你是右翼,”另一人说。在一家加油站,有人讲述了他来的原因:“西格蒙德来过我们这里。”在他那个小镇。“他真的来了。”像许多其他男性一样,他是独自一人来的。身下是轰鸣的轻便摩托车,头顶是阳光,以及长达数小时的沉默。“我以前从未投票过,”这名男子说。
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悖论在于,它在动员群众并促使他们参与民主进程的同时,却在宣传对社会进行威权主义的改造。西格蒙德表示,这里能形成一场群众运动并非偶然。“为此我们努力了多年。”该党数月来一直在进行选前竞选,公民对话、讲座之夜、家庭聚会接踵而至。始终保持存在感。
在这些活动中,西格蒙德会说这样的话:“你好,我的美女”、“曼迪,你今天看起来太棒了。只有我的妻子比你更美!”、“我们认识的,对吧,乌多?”。
首席候选人西格蒙德在比特费尔德:现在他试图让自己听起来像个政治家

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镜报》 34 / 2026
封面 11
西格蒙德拥有惊人的姓名记忆力。这大概是他最大的政治天赋之一:让人们感觉到他关注到了他们。左翼人士私下里议论道: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他们嫉妒地关注着那些高质量的西蒙森摩托车骑行视频,或者他参与轧辊铸造厂劳作的短片。
西格蒙德的形象亲民,在政治上激进,但在举止上并不激进。他所到之处,人群簇拥。看起来他能从这些接触中汲取能量。其他政治人物在漫长的竞选之后显得精疲力竭,变胖或变瘦。而西格蒙德始终看起来状态良好——且他深知这一点。
“有时我会阅读其他首席候选人的评论。那些评论明显比我的差得多。我知道这不具有代表性,但确实很有趣,”他欣喜地说道。
这种现象在德国选择党(AfD)之前并不存在。长期以来,党内一直认为即使推举一个“蓝色扫帚”(指毫无个性的傀儡)也可以,因为人们在意的是政党。然而,那个总是面带微笑的“乌利”凭借个人魅力吸引了人们。自由民主制正受到威胁——而他可能会给它带来决定性的打击。但西格蒙德表现得像个永远友好的准女婿。
在联盟党(Union)和部分媒体中,宿命论情绪日益增长。许多人说,也许今年真的无法阻止了。毕竟,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只有不到 1.7 百万名有投票权的人。希望这意味着对整个国家还没有影响。或者说,会吗?
德国选择党成立已有 13 年,但在州级和联邦级层面从未执政。党内能感受到一种焦虑。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正涌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这里将成为胜利进军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继续,一切皆有可能,”西格蒙德竞选赞歌中一个沙哑的女性声音如此唱道。然而,随着亢奋情绪的增长,党内的担忧也在增加。如果西格蒙德失败,德国选择党可能还需要等待数年才能实现首次参与执政。
然而,在他的家乡,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德国极右翼主义的成功与苦难有一天会与乌尔里希·西格蒙德联系在一起。
若要探寻乌尔里希·西格蒙德(Ulrich Siegmund)的过去,会发现他曾是一个极其平凡的小镇居民。他于1990年10月出生,就在德国统一三周之后。他在唐格明德(Tangermünde)长大,那是一座风景如画的阿尔特马克小城,10.000 Einwohner,俯瞰着易北河。

德国选择党支持者:明显的焦虑
据他自己所述,他的童年“受到良好照顾,很安全”。他的父母很早就教会了他一些美德:“没有什么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以及一种对不公正的敏感度。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的所有事情。”
他的父亲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母亲几年前在一次骑马事故中去世。他的哥哥是一名教练兼作家。如今,这三个男人都坐在市议会里:哥哥迈克尔(Michael)代表“唐格明德自由市议员”,乌尔里希和父亲安德烈亚斯(Andreas)则代表德国选择党(AfD)。这是一个政治家庭。直到今天,城里仍有些人对这个家庭竟然能产生一名共和国最著名的极右翼分子感到惊讶。
他很早就引起了注意——不过主要是因为外在。关于早期的西格蒙德,人们说:他很有魅力且讨人喜欢,“是学校里的万人迷”,“在女性中非常受欢迎”。但也有人说他是个“骗子”。一个很早就意识到影响力有多重要的人。那时人们叫他“马库斯”。后来他只使用自己的第二个名字:“乌尔里希”。
“什么疫情?”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几乎没有人提到那个时期的政治愿景,但有几个人提到了权力本能。
2008年,18岁的西格蒙德加入了基民盟(CDU)。一名认识他很久的地方政治家说,他当时“主要是为了快速获得成功”。西格蒙德的回忆则不同:他申请了基民盟当地分会董事会的一个职位,想要吸引年轻人。但他没有被选上。“但至于这和巨大的职业跳跃有什么关系,他们得给我解释清楚,”他说。
2014年,西格蒙德转投德国选择党(AfD)。一名曾经的同伴说:“在党内,他立即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西格蒙德采纳了该党当时反对欧元的立场。当时的德国选择党还表现为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教授政党——而西格蒙德则像一个不起眼的平民。2016, 当他首次进入州议会时,他与“该地区的右翼激进和民族主义运动”保持距离。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的一次关于地中海难民情况的代表团访问中,据称他的表现极其克制。在那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引起议会同僚的特别注意。
那位老熟人讲述道,在疫情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他开始说一些荒诞的话。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如果问西格蒙德疫情是否改变了他,他起初反应很刻薄:“什么疫情?”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确实有很多事情变得更清晰了:对部分媒体环境和政治机构的信任缺失在增加。对我而言,我也意识到民主反抗是值得的。”
作为议团的卫生政策发言人,西格蒙德处于正确的位置。通过发布关于“疫情恐慌宣传”的视频,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了 TikTok 上影响力最大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下次选举后成为州议会议团主席,随后成为首席候选人。
他远离了州党组织内部的主要争端,很少对有争议的内容或人事问题表态。一名来自德国选择党的好友说,西格蒙德是一个出色的推销员。“他能向你推销任何一辆车。但他并不总是知道这辆车是如何运作的。”有些人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如果他明天必须唱《德国之歌》的第一段才能成为联邦总理,他一定会这么做。”
西格蒙德是因为晋升而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吗?还是因为他愿意改变自己的信念才得以晋升?答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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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几个如今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男人。
他的政治履历曾始于另一个地方:一个旨在将儿童培养成“国家社会主义自由战士”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让穿着制服的孩子们参加升旗仪式,在脸上绘制万字旗图案,并向孩子们教授“种族学”。
2009年,联邦内政部禁止了“忠于故土德国青年团”(Heimattreue Deutsche Jugend, HDJ)。但该网络仍在运作:如今,多名原 HDJ 活动人士在西格蒙德麾下工作。据称,他们对他政治上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其中一人名叫帕特里克·哈尔(Patrick Harr),他是党团的新闻发言人,也是西格蒙德的得力助手。他待人友善且坚定。20多年前,哈尔曾在 的联邦领导层工作,根据当时的资料,他负责领导“采购”部门。
另一人名叫劳伦斯·诺特杜夫特(Laurens Nothdurft),他是德国选择党(AfD)党团的法律顾问,并曾在法庭上代表西格蒙德。他同样在 中活跃,并作为“联邦第二领导人”,是该新纳粹协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娶了一位来自该组织的女性,该女性曾一度拥有“联邦少女领导人”的头衔——这显然是在照搬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NSDAP)的青年组织。
西格蒙德党团的另外两名员工也像哈尔和诺特杜夫特一样,曾是 成员。
有传闻称哈尔将领导州总理府,而诺特杜夫特被认为将出任司法部的国务秘书。西格蒙德了解其员工的履历,但依然坚持起用他们。他称哈尔是“非常亲近的心腹”,诺特杜夫特是“卓越的法律专家”。至于 20、30 年前发生的事情,他并不在意:“我向前看。”他表示并不知晓这些人的过错,而相关的报道对他来说“完全无所谓”。
有些人用这种环境来解释西格蒙德的政治演变。2016年,当他进入州议会时,他并不是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其表现显得僵硬。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格蒙德变得更精准、更迅速,他的演讲有了节奏感。亲信透露,党团机构中更专业化的运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从前 人员身上获益,而这些人也从他身上获益:他将他们的政治主张带入了那些原本对他们关闭的空间。
西格蒙德周围围绕着政治履历深植于新纳粹圈子的男性。他领导着一个被宪法保卫局认定为确凿极右翼的党团。为什么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超过 40% 的选民希望他及其政党执政?
部分答案在于他如何展现自己——或者如何被塑造。六月,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的一家酒店介绍了其竞选活动。当他进入大厅时,他没有直接走向自己的座位,而是走向第一排一名极右翼 YouTuber 坐的位置。“我们的贵宾,”他说,并热情地向其问候。随后,他坐在四面德国国旗前、水晶吊灯下的座位上。
新右翼媒体世界对西格蒙德来说是一个机遇。即使是设立信息摊位这种原本最枯燥的竞选义务,在他这里也变成了媒体事件。多名 YouTuber 直播他的出场。西格蒙德与粉丝开玩笑,与对手争论。数万人在网上观看。
“我的内阁成员已经到齐了。”
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在那个世界中,人们遇到的是一个雄辩且友善的男人——而不是那个其党团雇佣了已被禁德国新纳粹组织前活动人士的政治家。
西格蒙德建立信任的方式,在那些此前由基民盟(CDU)牢牢掌控的圈子里同样奏效。在6月于马格德堡举行的“州议会选举协会对话”活动中,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在各桌之间穿梭。他在一名拿着一块李子蛋糕的女企业家面前停下脚步:“这看起来真好吃。”女人笑了,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给人的感觉就像早已是其中一员。随后在讲台上,他介绍了其政党的激进计划,而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这些计划将严重打击该地的经济地位。尽管如此,他依然赢得了掌声。
在完成职业培训后,西格蒙德在柏林创立了名为“柏林之香”(Berlin duftet)的公司,向酒店和健身房销售“性别敏感香氛”。西格蒙德精通中小型企业主的语言。而显然,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许多企业主在与极右翼分子打交道时,已经完全失去了顾虑。
在西格蒙德拉拢经济界代表九天后,阿尔特马克地区一个只有100人的村庄天色渐暗。身着节日盛装的人们聚集在一根一米高的木桩周围,男人在摆弄动物角。随后,一首希特勒青年团的歌曲响起,火把亮起,人群向一个农场走去。
《镜报》 34 / 2026
标题 13
警方显然接到了预警,对这场被申报为私人性质的庆典的入口进行了检查。警员确认了数名被认为与所谓“种族共同体”(Artgemeinschaft)有关联的人员——这是一个持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禁组。《镜报》近期揭露了这次集会。
该农场距离乌尔里希·西格蒙德的居住地约50公里。庆典在一名代表西格蒙德所在的德国选择党(AfD)参加州议会选举的候选人领地上举行。西格蒙德在公开场合并未与其切割——恰恰相反:在面对质询时,他称其为“资质极佳的候选人”,并表示媒体在构陷且夸大许多事情。
丑闻对西格蒙德毫无影响。他深陷于其政党的裙带关系丑闻之中,他的父亲为一名来自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联邦议员工作。尽管如此,他的受欢迎程度仍在上升。
这或许也是因为德国选择党早已将对国家机构的不信任转化为其政治生意的一部分。他们自己的媒体世界强化了这一信息:我们不再相信你们,只相信我们自己。
6月底,马格德堡州议会,选举前最后一个会议周。德国选择党(AfD)申请了一场时事辩论,标题为:“24年基民盟(CDU)政府:24年的承诺破碎,24年的左倾路线”。这是一次竞选操纵。当天没有任何决议被通过。但很明显,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乌尔里希·西格蒙德。
在发言席上,他面对州长斯文·舒尔策(Sven Schulze)说道:“原则上,您就是违背竞选承诺的化身。”正当西格蒙德准备抛出笑点时,自己的党团已经开始鼓掌,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笑意:“我还没说到重点呢。请再耐心等几秒钟!”随后,他列举了那些所谓的违背承诺:“您在彻头彻尾地欺骗民众!”在辩论过程中,德国选择党的人员不断大声欢呼并鼓掌。
一向充满魅力的西格蒙德在这里给人一种咄咄逼人且傲慢的印象。他是否被那让他走到今天的笑容给反噬了?西格蒙德正处于一种亢奋状态。
7月4日,德国选择党在埃尔福特召开联邦党代会。尽管西格蒙德没有发表讲话,但他的名字被反复提及,克鲁帕拉(Chrupalla)向他致意。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向大厅喊道:“乌利!你将成为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下一任州长!”西格蒙德刚刚参加完一次电视采访,此时正站在一名摄影师身边。他匆忙跑向前方。太迟了。赫克的目光在代表中寻找他,但未能找到。
西格蒙德是德国选择党的明日之星,他的想法早已超越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几位心腹透露,他曾告诉他们,他想去柏林,而且不仅仅是以一名普通议员的身份。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问及,如果德国选择党将来能在联邦层面执政,他是否会转入联邦政府,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谁知道未来几年还会发生什么。”但他的重点目前在州议会选举上。
这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德国选择党及其对手都如此认为。
德国选择党进入政府:那么重点将不再仅仅是反对党的演说,而是涉及部委、警察、宪法保卫局、州预算中的数十亿资金,以及一名在联邦参议院拥有决策权的州长。
与全国范围相比,德国选择党此次竞选采用了其最激进的纲领之一——尤其是严厉的移民政策,但不仅限于此:他们想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文化政策”,不再为“反德艺术和文化”提供资金。这些极右翼分子希望将州政府向两家官方教会提供的国家补贴,重新分配给所有基督教教会,并希望完全废除教会庇护。在学校中,性别中立语言和现有的政治教育项目应被削弱,公共广播机构应被大幅缩减。
西格蒙德是该纲领的推销员,但纲领大部分是由他人编写的。不过,他的想法同样激进,他希望废除普遍义务教育,在移民中“去粗取精”,并“大规模增加国家对具有移民背景人员的管控压力”。他将“重新移民”(Remigration)——一个用于大规模驱逐和排挤具有移民背景人员的极右翼斗争术语——描述为“理所当然且当务之急”。而且他相信“移民有计划地取代德国人口”。这是一个极右翼的阴谋论。
西格蒙德也毫不掩饰,这一切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为了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他期待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并公开表示:“大目标是将整个国家重新从头到脚地翻转过来。”
西格蒙德并未透露他打算任命哪些部长来执行其计划——他说,这样做只会产生“媒体干扰”。然而,人事名单早已准备就绪:“内阁已经组建好了。我想可以说完成了 95%。”大部分人员将来自州党部,是那些他早已熟识的人:“我们将面临攻击,
极右翼分子西格蒙德与党内同僚:这种情况在之前的德国选择党(AfD)中并不存在

罗伯特·赫格尔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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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能够信任自己的战友。”
西格蒙德的人事政策并不受党高层欢迎,并在其他州党部引发了担忧。“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执政,”一名来自图林根州的人士表示。据称,党领导层感到“非常恐惧”。恐惧的不是西格蒙德,而是他的内阁,恐惧那些过于激进的部长,以及一种意识形态高于务实解决方案的政治路线。许多人认为,像勃兰登堡或图林根这样管理更严格的其他州党部,可能更能胜任接管政府的任务。而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由于其丑闻频出且人物古怪,准备得还不够充分。
德国选择党内部许多人不认为西格蒙德能胜任这项任务。他是否感受到了压力?西格蒙德说:“这当然伴随着很高的期望。我以感激和谦卑的态度面对它。”他一如既往地自信。但据说还存在另一个西格蒙德。亚历山大·高兰德最近想亲自见见他。这位名誉主席据称向他强调了潜在的政府执政对党以及该党在联邦层面未来的重要性。西格蒙德据称表现得比较克制。几乎是谦卑的。
在第一个立法期,西格蒙德的表现还相当快活。像个爱开玩笑的人。他趁人不注意,贴了一个气球。
西格蒙德的支持者在马格德堡的德国选择党(AfD)竞选启动活动上
贴在同事的背上,并为此感到窃喜,党团内部的人这样讲述道。随着州长候选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严肃,据说他改变了风格。他提醒党团的工作人员,现在要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他。在公众面前,人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西格蒙德。
2026年7月18.,星期六,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德国选择党在马格德堡展览中心举行竞选启动活动。预热节目在平淡地进行。随后,乌尔里希·西格蒙德登场。“乌利,乌利,乌利!”人群在欢呼。他像个流行巨星一样走过大厅,微笑,握手,头顶上有一架无人机在盘旋。他满头大汗地爬上舞台。他说,该党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距离选举仅剩几周时间。当他的党友们之前还在重复那些一成不变的口号时,西格蒙德突然显得具有政治家风范:“我想领导一个稳定的政府。”一段时间以来,他更频繁地谈论“现实的预期”以及短、中、长期目标。他知道,一个失败的政府可能会让德国选择党倒退数年。
与此同时,他似乎认为自己离州总理府非常接近。在本次调研接近尾声的一次电话通话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一个周六晚上,西格蒙德坐在车里回家。现在是20点,他刚参加完一场竞选活动。他讲述道,在这样的演出之后,他经常感到“一种巨大的亢奋”。那时他很难入睡。
并非因为他心怀忧虑,而是因为脑海中闪现的所有想法。比如他作为州长将如何治理。
那么人们呢?多年来,人们一直被告知:不要投票给德国选择党。这些警告已经变得麻木了。
经过几个小时在烈日下的骑行,西格蒙德的摩托车车队轰鸣着回到了耶斯尼茨(Jeßnitz)。在一家车库旁,一名女性躺在地上,一名急救员担忧地俯身查看。几米外,另一名女性正在补充水分。尽管如此,大多数访客仍感到非常满意,并用香肠和啤酒庆祝,由县级协会买单。
在节日草坪上,西格蒙德跳上一辆蓝色小型货车的货箱。在这里,人们能感觉到他完全是真实的自己,在自己的民众之中。“我们想要回那个古老、安全的德国,”他喊道,“那个我们所有人都怀念的德国。”
西格蒙德出生于两德统一三周后,他一次又一次地讲述:讲述一个过去的所有事情都还正常的德国。安全。友好。全民富裕。极大概率,这样一个国家从未真正存在过。但这里的人们对此深感渴望。如果他们的渴望具有重量,旧机器将在其压力下崩溃。
“永恒的昨日之人”——德国选择党支持者经常被这样称呼。但对于这里的人来说,“昨日”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一个承诺。
西格蒙德骑上他的“燕子”摩托车离去。他给了人们一个他无法兑现的承诺。一台旧的西蒙森(Simson)摩托车可以修复,但世界不行。即使在一年中最热的一天,人们也可以嘲笑气候变化。但这会产生后果:据州级协会随后透露,在西蒙森骑行活动后的第二天,一些人状态相当糟糕。晒太阳过头了。
阿斯特丽德·盖斯勒(Astrid Geisler)、法比安·希勒布兰德(Fabian Hillebrand)、彼得·麦克斯韦尔(Peter Maxwell) 5
比特费尔德(Bitterfeld)附近的摩托车车队参与者:酷暑与尾气

彼得·盖斯勒 / fpa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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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赫格勒 / DER SPIEGEL
社会福利国家 德国选择党(AfD)正在争取低收入人群,这些人以前曾投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然而,该党几乎无法兑现其承诺。
夕阳将韦尔诺伊兴(Werneuchen)的集市广场染上柔和的夏日之光。在这个六月的夜晚,红砖市政厅前搭建了几顶蓝色帐篷,近 100 人在帐篷的阴影下找到了位置。当地的德国选择党邀请民众参加公民对话,并提供啤酒和烤香肠。
发言者是联邦议院议员兼德国选择党勃兰登堡州主席勒内·施普林格(René Springer)。他提到了 73 年前这一天在东德发生的工人起义。“那时他们被要求用同样的薪水做更多的工作,”他在广场上大声疾呼,“这让你们想起了什么吗?”
观众发出了欢呼。1953 年,东德政府提高了包括国家建筑业在内的劳动定额。而联邦政府的情况与此相去甚远。建筑业既非国有,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也无法向工会和雇主协会下达指令。但施普林格对此并不在意:“我们继承了 1953 年那些示威者的传统,”他在观众的掌声中说道。
德国选择党的政治家们竟成了那些在 1953 年为了更好的薪资和工作条件走上街头,随后被苏联坦克镇压的劳动者的后继者?而这个德国选择党,曾经将自己塑造为经济学教授的政党,抨击欧元,并指责左翼党共同主席路易吉·潘蒂萨诺(Luigi Pantisano)称其为“彻头彻尾的新自由主义政党”?
事实上,德国选择党最近一直把自己扮演成所谓小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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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马诺(Philip Manow),政治学家
这些人自认为勤奋且诚实地工作——而且在过去传统上会投票给社民党(SPD)。德国选择党(AfD)被宪法保卫局认定部分具有极右翼倾向,且其经济计划足以导致国家财富缩减并摧毁就业岗位,但该党却将自己塑造为新的国家和社会工人党。
其路线是否可能奏效,将在9月的州议会选举中见分晓。根据民调,德国选择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可能会获得绝对多数席位。“在之前的选举中,德国选择党在工人阶层中大幅获益,并且在该群体中始终是遥遥领先的最强政党,”民意调查机构 Infratest Dimap 的总经理罗兰·阿博尔德(Roland Abold)表示。“考虑到即将到来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德国选择党目前在民调中以超过 40% 的支持率领先,预计这一趋势将继续。”
民调专家在此面临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什么是“工人”并没有一个最终的定义。根据普遍看法,这包括在工业或手工业中从事大部分体力工作的人。因此,在民调中,民意调查员依赖于受访者的自我定位。
早在联邦议院选举以及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州议会选举中,就有近 40% 的工人将票投给了德国选择党。而传统上将自己视为雇员政党的社民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该群体的得票率仅为 12%。
德国选择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议会管理主任贝尔恩德·鲍曼(Bernd Baumann)在4月美因茨州议会选举后立即表示,社民党“与工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现在属于我们”。
德国选择党是一个工人党?这真的属实吗?
几周后,鲍曼坐在他位于联邦议院雅各布-凯泽大厦(Jakob-Kaiser-Haus)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两人都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偶像。他们是开放社会的倡导者,主张个人的自由诉求应战胜任何群体、阶级或种族的优先权。
鲍曼精通这一思想世界。40年前,他在波鸿鲁尔大学(当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堡垒)获得了关于开放社会及其与市场和国家关系的博士学位。他在德国选择党还致力于反对欧元救援计划时加入了该党。
他真的认真对待“德国选择党现在是工人党”这一说法吗?“当然。质疑这一点的人是假设工人普遍是左翼的,”鲍曼反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人是每天在创造价值的人,他们想要秩序、公共安全和运行良好的结构。”
最近他去了日本。“那里一切都运转良好。而且这一切完全是在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实现的,”他说。“他们继续维持作为日本人的身份,并颂扬他们的共同意识和强大的凝聚力。”可以肯定的是,鲍曼的偶像波普尔和哈耶克会在这一点上表示反对。身份、共同意识和凝聚力这些范畴,对于始终赞美个人主义的他们来说,听起来过于集体主义了。而且经济学家哈耶克可能还会指出,日本经济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因为其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德国更快。
然而,鲍曼这样看待其选民的世界:对大多数工人来说,所有关于“觉醒”(Woke)和“多元”(Diverse)的东西都很陌生,开放边界的想法亦然。因此,他说像社民党这样的政党已经与他们曾经的核心选民群体疏远了。“他们的弱点就是我们的优势。”
他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工人阶级竟然将支持投给像德国选择党(AfD)这样一个主张为企业减税、完全取消财产税和遗产税,并试图通过削减社会支出等手段来平衡预算的政党?
在鲍曼看来,这并不矛盾。“人们选择德国选择党是出于社会文化原因,而非社会经济原因。” 翻译过来就是:他认为,对于德国选择党的选民来说,例如该党主张限制移民这一点尤为重要。至于最终人们钱包里的钱是否增加,起到的作用较小。“传统政党想要用更多的社会福利或其他恩惠来赢回工人,但这行不通。”
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鲍曼,Springer:“他们的弱点就是我们的强项”
照片:Christian Pionkova /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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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鲍曼的观点。一项由亲工会的汉斯-伯克勒基金会(Hans-Böckler-Stiftung)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发现,选择德国选择党的工人并非是不顾该党的反移民路线而投票,恰恰是因为这一路线才选择该党。此外,这些人对国家和社会机构持有深层的不信任感。
德国选择党正致力于争取这些人——与此同时,该党在社会政策方面的承诺与社民党(SPD)或左翼党(Linke)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一点可以在该党针对 2025 年联邦议院选举的竞选纲领中读到。
例如,德国选择党在措辞上大力支持最低工资。他们认为这能加强“低薪雇员相对于雇主利益而言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其他社会政策计划中,其口吻同样带有左翼色彩。例如,派遣劳动“在雇佣六个月后必须与正式雇佣等同”,“派遣合同只能延长一次”。
在法定养老金方面,其措辞则更为华丽。长期目标是使养老金水平达到最后净工资的 70%。如何实现?公务员和政治家今后应向养老基金缴纳费用。后者也是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的建议,但有一个关键区别: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保障养老金水平,而非提高水平。
德国选择党的养老金构想恐怕难以融资。根据各研究机构专家的计算,该措施每年将导致高达 1700 亿欧元的额外成本。即便增加再多的缴费者也无法填补这个窟窿。尤其是公务员也将获得相应的权益,这将进一步增加系统的负担。
德国选择党的社会政策建议与其它政党的类似建议之区别在于:它希望仅向德国人提供这些福利。该党的这种做法是典型的民族社会主义。而且这遵循了一套策略。
锡根大学的政治学家菲利普·马诺(Philip Manow)观察到,与欧洲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样,德国选择党在过去几年中在分配政策问题上明显向左转。大多数政党在成立初期持有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立场。“他们现在主张增加再分配和社会保护,主张维护国家福利国家,并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于保护主义——并结合了众所周知的社会右翼立场,”马诺在其新书《分歧线》(Spaltungslinien)中写道。
在他看来,许多选民在看待全球化及其后果时倾向于左翼,但在移民问题和对本国民族的态度上则更倾向于右翼,这并不矛盾。马诺在对话中表示:“这是一个被建制政党所忽视的群体。如果德国选择党(AfD)想要吸引这些选民,就必须同时提供这两方面的方案,而且他们确实在越来越多地这样做。”
然而,德国选择党式的“福利沙文主义”存在漏洞。一方面,像柏林自由大学(FU Berlin)的索菲·舍恩贝格(Sophie Schönberger)这样的宪法法学家怀疑,将社会福利限制在本地人范围内是否符合基本法。这位教授表示:“几年前,基社盟(CSU)在巴伐利亚州育儿津贴法案中就曾有过这个想法。”但联邦宪法法院驳回了该想法。“在发放福利时将其与国籍挂钩,根本没有客观理由。”
另一方面,德国选择党至今尚未回答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究竟谁才是德国人?是拥有德国护照的人吗?那么那些被比约恩·赫克(Björn Höcke,图林根州党首)最希望将其“遣返”的入籍者又算什么?
德国选择党的社会国家修辞是否奏效,在韦尔诺伊兴(Werneuchen)的集市广场上可见一斑。71岁的英戈·齐默尔曼(Ingo Zimmermann)也来到了这里。在东德时期,他从事剪羊毛工作;两德统一后,他在建筑工地和柏林城市清洁公司工作。他说,因为养老金不够,他现在每周工作10小时担任管理员。
他并不介意承认自己是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但并非党员。对他来说,这个党的吸引力在哪里?他按照顺序回答道:“他们对社会政策、医疗政策和移民的设想。”他以前从未参加过投票。尽管有着工人背景,但左翼党或社民党(SPD)从未吸引过他,其他政党就更不用说了。“德国选择党是我第一个产生共鸣的政党。”
65岁的海因茨·莱曼(Heinz Lehmann)则是出于典型的抗议动机来到集市广场。
“其他政党说话和治理国家完全不考虑我们,”他说。他是一名专业的建筑工人,长期担任电车司机,职业生涯的最后15年担任起重机操作员。他认为许多在柏林决定的事情是强加的指令,例如高昂的能源价格。他说,无论来自哪里,移民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令人恼火的事”。在德国选择党这里,他感到被理解了。“他们是唯一愿意在这里露面的人,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他说,“其他党的人一个都没来过。”
组织这次德国选择党在韦尔诺伊兴公民对话的联邦议院议员施普林格(Springer),以前自己也是一名同志。当时他加入社民党是因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这位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在德国选择党的劳动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中代表该党。这位47岁的人现在将他的政党视为一个全民党。
他认为政治竞争对手——施普林格喜欢称之为“卡特尔”——会惊讶地发现,此前将“德国选择党污名化为极右翼政党”的做法已不再奏效。此外,社民党正竭尽全力地在疏远自己的支持者。
他是什么意思?施普林格提到了社民党主席贝尔贝尔(Bärbel)在5月一次集成日活动上的言论。他认为,她指责德国社会呈现出“统一的灰色”和“统一的棕色”,这针对的是其自身支持者的很大一部分。“说出这种话的人,不应该惊讶于最后一个社民党工人背弃该党而投奔我们,”施普林格说。“相反,我们关注工人们对阶级下滑的恐惧,”他声称,“我们说着他们的语言。”
政治学家也承认,面对全球化及其引发的商品和资本流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移民潮,许多人感到不安。此外,还有那些对自由主义社会政策感到困惑且心存不满的人。因此,德国选择党(AfD)成为了那些同样反对开放边境和开放身份的选民的聚集地。“将德国选择党定义为严格的新自由主义政党是错误的,”政治学家马诺(Manow)表示。
那么,工人阶级对于建制派政党来说就永远失去了吗?并非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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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irtzner / DER SPIEGEL

学者马诺、舍恩伯格:质疑德国选择党的计划
但如果德国选择党能够实现其设想,工人阶级和被多次提及的“小人物”实际上能期待什么?对于即将举行选举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哈勒经济研究所(IWH)已经计算过该党在州议会竞选承诺的后果:这将导致该州预算每年出现22 亿欧元的额外资金缺口。
因为德国选择党声称,他们决心向民众发放大量福利。诱饵包括为每个新生儿提供2000欧元的出生津贴,从第三个孩子起为4000欧元。未来的大师级职业培训(Meisterausbildung)应免费,每位学生也应获得免费的德国票(Deutschlandticket)。德国选择党还希望取消房地产转移税。哈勒经济研究所(IWH)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竞选纲领中共计发现了136项产生费用的承诺——但几乎没有可靠的融资方案。
该党在如何支付这些承诺的问题上闪烁其词。这种情况在联邦选举纲领中已经出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计划将养老金水平提高到70%。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建议,因为最终通过提高税收和缴费来买单的,正是该党通过承诺重点争取的那部分雇员。
税务计划也是如此。取消遗产税将导致公共金库出现漏洞,引入随子女数量增加而降低税负的家庭分摊制(Familiensplitting)同样如此。如果德国选择党政府通过削减开支来筹集资金,那么目前惠及低收入雇员的社会支出可能会受到影响。如果德国选择党通过提高增值税或所得税来弥补收入损失,工人家庭将受到冲击。
最重要的是:如果该党兑现大规模驱逐人员的承诺,这将演变成一项国民经济贫困计划。在所有层面,尤其是低薪领域,都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结果将是增长损失。整个国家都会因此受损,而资金匮乏的人受影响最大。
最致命的影响可能来自德国选择党退出欧盟和欧元的计划。英国脱欧已经展示了财富损失可能多么剧烈。该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危机。专家们一致认为,如果没有脱欧,经济增长将明显强劲得多。今天的英国可能会富有数百亿英镑。
德国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命运。没有任何一个欧洲经济体比德国与邻国的联系更紧密。如果该国及其企业突然处于欧盟之外,供应链和客户关系将被破坏。每年数十亿欧元的财富损失将不可避免。
德国经济研究所计算得出,五年后的经济产出将下降 5.6%。以绝对数值计算,将损失 6900 亿欧元,250 万个工作岗位可能会消失。脱欧的经验表明,没有大学学位的雇员受损尤为严重——而这些人恰恰是德国选择党(AfD)试图争取的人群。
如果德国引入自己的货币,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尽管这种疯狂举动充满不确定性,但新货币将立即面临升值压力,这将动摇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本已萎缩的出口业将遭受额外打击,且难以从中恢复。
根据经验,这类情景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者几乎没有威慑力。他们已经习惯于在投票前被警告其选择将导致灾难性后果。尽管如此,该党的民调支持率和选举结果仍在稳步上升。那么,工人阶级是否已永远失去了对建制派政党的信任?并非必然。今年春季的企业职工委员会选举便证明了这一点。与许多人的预测不同,一个亲德国选择党的雇员协会并未能大获全胜。即便是在危机重重的汽车工业工厂中也是如此。
在联邦议院选举中曾有大量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同一批雇员,在职工委员会选举中却以压倒性多数选择了更倾向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传统工会。例如,在面临关闭威胁的大众汽车茨维考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代表以远超 80% 的得票率获胜。而名为“自由职工委员会联盟”的亲德国选择党名单则未获增长,维持在 11.5%。
这怎么可能?工会做得更好在哪里?事实上,德国金属工业工会享有在危机时期作为雇员利益可靠代言人的声誉。其官员熟悉员工群体,包括那些将政治归属感放在德国选择党的人。而且他们不能允许自己保持距离。在一家公司里,员工必须相互交谈、协作。在公司的流水线上,政治上的“防火墙”理念行不通。
职工委员会被迫处理每一位同事的需求,无论其政党偏好如何。显然,面对这一现实的人将从中获益。
克里斯蒂安·赖尔曼(Christian Rei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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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 没入大海的夕阳,对于德国游客来说似乎是浪漫与远方的代名词。以前人们喜欢在卡普里岛,现在最喜欢在马略卡岛。本周三,巴利阿里群岛西部的拥挤程度尤为严重——因为从 19.38 时起,月亮在此处遮挡太阳。为了避免交通混乱,向西方向的道路被封闭,巴士运行在名为“00 Eclipsi”的特别线路上。西班牙本土专门派遣了士兵来控制人群。当地人能抢到多少副用于观测太阳的抢手护目镜,则没有记录。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抗议大众旅游以及由此导致的住房短缺。AND
弗朗西斯科·乌利尼亚(Francisco Uliña) /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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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舞台 21
加分 联邦议院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受害者专员埃夫林·祖普克(Evelyn Zupke)要求将东德历史牢牢地植入学校课程中。正确。学生们应该学习独裁政权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为这可以增强对民主的意识。遗憾的是,这并不能提供保证。
减分 俄罗斯唯一的反战政党“苹果党”(Jabloko)被最高法院裁定不得参加下一次议会选举。至此,普京体制中仅存的少量民主元素进一步萎缩。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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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党政治家希望在所得税改革方面进行修正。其财政政策发言人弗里茨·京茨勒(Fritz Güntzler)要求抵消所谓的“冷累进”(kalte Progression)。这指的是劳动者在薪资上涨后,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收入并未增加,但同时却需要支付更高的税率,从而导致负担增加。这位来自下萨克森州的联邦议员表示:“我们党团的财政政治家将再次审查是否可以重新设定税率级距,以便人们能从更高的薪资中获得实惠。”联邦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社民党)在其所得税改革草案中并未做出相应规定。京茨勒承认:“在7月份关于改革方案的谈判中,这一点也没有被通过。”尽管在过去,抵消冷累进是惯例,但这将耗费高达数十亿欧元的资金(个位数十亿级别)。在紧张的2027年联邦预算中,目前尚未规划相关资金。京茨勒承诺:“因此,我们必须就如何为可能的减税提供资金对冲提出具体建议。”其他联盟党政治家也支持他的这一提议。GT
开姆尼茨地方法院已对联邦议员马克西米利安·克拉(Maximilian Krah)签发逮捕令。原因是由于他与扬·伯默曼(Jan Böhmermann)之间的法律纠纷。这位来自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的政治家此前对这位讽刺艺术家采取了行动,因为后者在播客中读了一封来信,称克拉在慕尼黑啤酒节的“甲壳虫帐篷”(Käfer-Zelt)订购了200瓶香槟。根据法院判决,
克拉辩称,这可能会影响其人格权。克拉败诉,部分原因是伯默曼在内容发布后很快直接补充称,实际数量为“大约50”瓶。但这位德国选择党成员拒绝支付诉讼费用。起初,伯默曼必须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追回约5000欧元,目前仍有296.26欧元未结清。一名法院执行官曾在7月中旬约定了财产申报时间,但克拉未出席。开姆尼茨地方法院表示不予评论,因为这是一个非公开程序。伯默曼的律师塞巴斯蒂安·戈尔斯基(Sebastian Gorski)表示:“德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不能出现一名联邦议员且是专业法律人士逃避其法定责任的情况。”克拉在接受询问时表示,他对“不断追加的索赔”感到惊讶,他的律师将对此进行审查。他认为伯默曼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因此他“极其不情愿地”支付费用。AKM
插图:Arne Bellstorf / 《镜报》
22 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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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舆论的形成已成为算法问题,取决于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流。关键在于短视频、精炼的图文卡片,以及评论和转发。因此,令人感慨的是,各政党在 2026 年的竞选活动中依然采用一种相当陈旧的精准投放形式。在步行街的竞选摊位,或在市政厅的集会,如果没有圆珠笔、打火机、气球、徽章、小旗子或布袋等免费小礼品(现代德语称作:Give-aways),就无法进行。传统的宣传品既不传播纲领,也不传播意识形态。无论是基民盟(CDU)、社民党(SPD)、自民党(FDP)、绿党还是其他政党,通过这些物品最多只能将自己的标志或一句简短的口号传达给民众——并使其流通。这种方式是物理性的且无约束力的。毕竟,即使是一罐普通的能量饮料,在被印上格雷戈尔·吉西(Gregor Gysi)的头像并被改造为左翼党的公关工具后,依然能发挥其功效。而一支德国选择党(AfD)的圆珠笔,如果在多年后偶然再次出现,有时仍会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战栗。政治政党通常被视为较为抽象的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它们真实地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不仅仅是虚拟地出现在屏幕上。FRA
由于语言并非总能奏效,有时必须借助动物来提高人们的意识。在美国,一只名为“烟雾熊”(Smokey Bear)的熊被用来提醒森林火灾的危险;在德国,则是这只松鼠。它在 1966 年首次出现在森林游客面前——起初是在东德,后来也在联邦德国出现。在勃兰登堡州,一个评审团曾试图给这只动物起名:鲁迪·罗茨科普夫(Rudi Rotschopf)。但这个名字从未被广泛认可。这个符号一直沿用至今。CHP
作者:苏珊娜·拜尔 (Susanne Beyer)
再次感到遗憾的是,自然法则让我们无法读心。我很想知道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的支持者们现在在想什么。在安格拉·默克尔担任总理的16个漫长年头里,他们一直以勉强克制的惊恐之情看待这位政府首脑,并深信梅尔茨能做得更好。而且,与默克尔不同,梅尔茨似乎完美契合基民盟(CDU)以及这个职位:男性、中右翼、天主教徒、西德人。
而现在,梅尔茨担任总理的时间如此之短,他的党内就已经出现了替换他的想法。那么,梅尔茨的支持者在默克尔时代是否误判了?在当前的梅尔茨动荡局势下,默克尔时代又是如何显现的?
她执政时间的绝对长度以及她自主决定退位,在今天看来令人印象深刻。就连她的继任者奥拉夫·朔尔茨也不得不提前放弃。
此外,一个关于默克尔的普遍评价现在也可以被质疑了。此前人们说,她出于纯粹的权力欲望,驱逐了像梅尔茨这样有能力的男性。这被视为她确实拥有阴暗面的证据。
从今天来看,情况更像是她清晰地识别出了竞争对手的弱点,并且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但对于她的批评者来说,当时很难看到默克尔的优势。作为一名女性,一名没有典型党内晋升经历的东德人,一名在天主教色彩浓厚的基民盟中倾向于中左翼的新教徒,她似乎并非天生适合她所追求的角色。
当然,默克尔也经历过危机。她在就任总理之初就处于不利地位,在任期末尾放弃了党主席之职。她避开了能源、安全和结构政策中必要的改革,从而给她的继任者们带来了极大的成功难度。
默克尔与梅尔茨总理任期的比较,主要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是否
我们变得更加不耐烦了,似乎如此,更加焦虑了。
现在还能忍受同一个人在顶端执政16年之久?我们变得更加不耐烦了,似乎如此,更加焦虑了。即使是名不见经传的梅尔茨批评者,也可以利用互联网作为回音室来传播他们的沮丧。当然,在默克尔任职期间已经有了社交媒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她时代之初,iPhone 尚未上市,因此它成为政治催化剂需要一段时间。
还有一点:默克尔是以一种调和的风格领导基民盟和国家的。显然,这种风格最终塑造了她的政党,以至于梅尔茨现在采取的这种更强硬的方式,比20年前更不受欢迎。
因此,也许梅尔茨如果作为默克尔的前任,表现会比现在作为她的继任者更好。
本专栏由苏珊娜·拜尔、安娜·克劳斯 (Anna Clauß)、马库斯·费尔登基兴 (Markus Feldenkirchen)、亚历山大·诺伊巴赫 (Alexander Neubacher) 和拉尔夫·诺伊基希 (Ralf Neukirch) 轮流撰写。
[M] 《镜报》,照片:Stefan Binnes / Ipon: Johannes Simon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政治舞台 23
夏季在一次次温度纪录的刷新中飞逝,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低点。每个人都能在自己身上感受到酷热的影响。老人和病人深受其苦。根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Institut)的数据,仅在6月的最后一周就有 10.000 人死于高温。极端天气持续的时间越长,产生的影响就越多。
内河航运业可能很快就无法再通过莱茵河和多瑙河运输大宗货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计算得出,这使德国经济损失了 1% 的工业产值。
消费者能更直接感受到的是:汽油和柴油也无法再运往南方。因此,联邦卡特尔局(Bundeskartellamt)确定了莱茵河影响范围内的某些特定地区,这些地区的燃料价格更高。
干旱可能会影响作物收成。干草的价格将会上涨,这将对畜牧业产生影响。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萨米娜·苏丹(Samina Sultan)表示:“根据目前的估计,今年的谷物产量比去年低 7% 左右。”
在某些地区,玉米或马铃薯因干旱而导致的作物损失可能会更严重。“本已高企的食品价格将进一步承压。”
即便德国的降雨量增加且收成好转,苏丹表示:“我们进口大量食品,因此我们也依赖于其他地方的天气情况。” GT
作者:朱利安·菲巴赫(Julian Fiebach)

“事情会解决的。总会解决的。这就像一场国际象棋比赛。”

我们的社会需要内部的凝聚力——尤其是在差异巨大的地方。它需要年轻人与年长者、穷人与富人,以及骑行者与驾驶者之间良好的共处。因此,我们正在寻找能够搭建桥梁并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项目。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社会设计奖。直到 31. 8月 2026 年之前,您可以提交您的项目。相关资料和在线申请表请见 spiegel.de / socialdesignaward。
评审团将选出最佳创意。读者可以从这些创意中选出自己心仪的作品,投票时间从 2026 年 9 月底开始。您将在 2026 年 11 月 6. 的《镜报知识》(SPIEGEL WISSEN) 2 / 2026 期以及 SPIEGEL.de 上获知获胜者。
社会设计奖将颁发一个评审奖和一个观众奖。每个奖项的奖金为 2500 欧元。结果不可上诉。
SPIEGEL Wissen
合作单位:
BAUHAUS
插图:卡斯滕·阿达马(Karsten Adama) / 《镜报》
24 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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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sław Harnbäck / 《镜报》
考古学家斯维亚·魏曼(Svea Weihmann),29岁,夏季在诺伊韦克岛(Neuwerk)进行挖掘。
“诺伊韦克位于瓦登海中,距离汉堡一百多公里——尽管如此,这座岛仍是该市正式的行政区。就在我们的挖掘区旁边,矗立着一座39米高的灯塔,它被认为是这座汉萨城市最古老的建筑。关于它在中世纪的起源,人们知之甚少。现在这种情况将有所改变:这座塔将耗资约2200万欧元进行修缮,汉堡考古博物馆和我将在此地首次进行考古挖掘。
我们共有七个人。一名挖掘工人来自波兰,一名来自伊朗的同事实际上是物理学家,另一名同事学习的是机械工程。我们住在带有独立房间的度假公寓里。晚上,我们有时会坐在堤坝上,喝杯啤酒,望着大海。
6月初,我乘船前往该岛。工具、脚手架和设备在低潮时由拖拉机通过滩涂运入。我们的挖掘区面积为14乘14米,被分为几个所谓的‘切口’,即地面上的小窗口。目前我们挖掘的深度略高于地表一米;目标深度是三米。
起初主要是铲土工作,随后是精细清理。然后我拿着泥瓦匠抹刀坐在其中一个切口里,不断地刮除,直到没有任何碎屑干扰,且发现物显现出来,证明这里曾有人建造、工作和生活。我拍摄照片并测量,以便随后制作一张正射影像图,即一张按比例缩小的图像。下午在办公室集装箱里通常是较为平静的阶段。那时我会将我们的发现装袋、贴标签,并将数据录入数据库。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了中世纪晚期的陶瓷碎片,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一个小的弹头可能属于一把十字弓。有一次,土里突然出现了一枚瑞典硬币:一枚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四分之一厄尔(Öre)。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触及了旧的岛上学校。根据历史地图,它应该就位于这里。”
记录员:Markus Sutera
处于缩减趋势 截至2025年底,德国约有8350万人口——比前一年减少了0.1%。在所有州( Flächenländer)中,人口数量均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缩减最严重的是图林根州(减少1%)、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减少0.7%)和萨尔州(减少0.5%)。仅在城市州人口略有增长:柏林和汉堡各增长0.4%,不来梅增长0.3%。研究人员将此解释为,城市州对迁入者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对于来自国外的人员,以及来自德国其他地区的人员。BBR
全国 -0.1
2025年人口发展与前一年相比,单位:%
5 • 来源:联邦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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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战争 莱比锡机场险些遭遇一场灾难。一次利用爆炸无人机的袭击企图表明了德国是多么脆弱。许多迹象指向俄罗斯是幕后主使。
从空中可以立刻认出那四架巨大的安东诺夫飞机。它们停在莱比锡机场的“南跑道”,附近是 6 号联邦公路上的车流喧嚣而过。与这些来自乌克兰的货机相比,汽车看起来就像玩具。
直到上周二,游客还可以预订机场的夜间游览,沉浸在宣传单中所说的“千灯之海”中。他们还会经过安东诺夫 An-124,这是“世界上最大量产的货机”。
在 4. August 的一次游客游览结束后,一名巴士司机在午夜前不久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物体。在一架乌克兰飞机旁边,他看到了一架带有四个旋翼的小型无人机,即一架四旋翼飞行器。巴士司机显然用鞋将其压在混凝土上并发出警报。
联邦警察的专家确认:无人机上脱落了一个罐头盒,里面装有约半公斤炸药。那是 Semtex,一种塑料炸药,38 年前恐怖分子曾用它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将一架客机击落。
自此,柏林的政界处于警戒状态:一次利用飞行炸弹对德国机场发起的袭击企图——这种情况在联邦德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怀疑很快指向了俄罗斯,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欧洲发动一场影子战争,包括对仓库、购物中心和弹药库的袭击。安东诺夫飞机对弗拉基米尔·普京来说将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这些货机被反复用于运输乌克兰防御战所需的武器。
但由于缺乏最终的确定性,联邦政府在公开指责方面保持克制。从意大利度假匆匆赶回的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CSU)将其称为一种“混合袭击情景”——即一次由“外国势力”支持的秘密行动。他没有点名俄罗斯。
但根据《镜报》获得的信息,安全部门目前几乎不再怀疑:袭击背后应该是莫斯科。虽然其他情景被认为是可能的,但可能性较低。
如果怀疑得到证实,联邦政府将被迫做出反应。北约立即处理此案将是最低限度的要求,随后可能会采取更剧烈的措施。
而且政府必须升级装备,包括无人机防御、情报机构的权限以及整体安全。
四年半前,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因俄罗斯的威胁而宣布“时代转折”。现在,这次失败的袭击表明德国仍然多么脆弱。莱比锡可能成为第二次时代转折的时刻。
19.28 时。这是 4. August 无人机出现在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附近的时间。调查人员通过分析监控摄像头重建了这一过程。
侦查人员目前认为,这架爆炸无人机撞上了一架运输机,可能在上面短暂着陆,然后掉落在地。四旋翼飞行器的一部分后来在安东诺夫的机翼上被发现。那里安置着燃料箱。该位置的爆炸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但引信似乎失效了。
在超过四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人注意到这架无人机。莱比锡机场的探测系统没有触发。这也表明攻击者是专业人士。这架四旋翼无人机配备了两张 SIM 卡,并通过移动通信网络进行控制。理论上,犯罪分子可以使用视频眼镜在世界任何地方操控这架无人机。
市售的业余无人机在接近时可以通过所谓的射频(RF)传感器被发现。联邦警察和联邦国防军的武器库中都拥有干扰器(Jammer),可以干扰其信号并停止无人机。
但在莱比锡,这类干扰器可能毫无作用。为了在无人机接近时有现实的探测机会,机场需要特殊的雷达设备。直到发现这架携带炸药的无人机后,一套此类系统才被匆忙安装在一个游客平台上。
莱比锡这次险些发生的灾难,揭露了该国无人机防御现状的严峻。对于大多数机场和许多其他脆弱地点而言:面对来自空中的无人威胁,他们的防御能力十分有限。
多年来,可疑的无人机在德国上空大范围地自由飞行。仅在去年,联邦刑事警察局就记录了 1000 次以上在军事设施、军工企业以及所谓关键基础设施(例如能源供应商或水厂)上空的目击事件。无人飞行器也反复出现在海军基地、部队训练场和其他联邦国防军驻地。例如去年 10 月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格诺延(Gnoien),那里一次性发现了四架无人机。当时,德国的导弹专家正在那里培训来自乌克兰的士兵。
上周,无人机飞越了波恩附近梅彻尼希(Mechernich)的一个物资仓库,那里同样是一个敏感地点。联邦国防军在那里维护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周二,一架无人机在汉诺威机场上空盘旋数小时——那里的探测系统同样没有触发。根据一份内部报告,警方认为不排除存在“混合战争”背景的可能性。
当局很少能成功拦截这些入侵者,或准确判定是谁将它们送上德国天空。其他欧盟国家也在与这一问题作斗争。去年秋天,在存放美国核武器的荷兰沃尔克尔(Volkel)空军基地上空,无人机在盘旋。士兵们向其开火,但拦截尝试失败了。
尽管缺乏证据,专家们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飞行活动背后是俄罗斯。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一项研究,莫斯科极有可能最晚从 2025 年起,就在欧洲上空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无人机行动,且“在很大程度上未受惩罚”。
然而,如果这些无人机不仅用于侦察或制造恐慌,而是用于实施炸弹袭击——那将是一种新的性质,是这场已持续数年的影子战争中升级的另一个阶段。
早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俄罗斯就曾在欧洲发动秘密袭击。2014 年,克里姆林宫的特工在捷克村庄弗尔贝蒂采(Vrbětice)炸毁了一个弹药库。随后,一名来自保加利亚的军工企业家(该仓库所有者)遭到了投毒袭击。
此后,普京扩大了他的秘密行动:2024 年 3 月,伦敦的一座仓库发生火灾。该建筑内存放着“星链”(Starlink)互联网终端,显然是为前线的乌克兰士兵准备的。几周后,在华沙,拥有 1400 家店铺的购物中心 Marywilska 44 发生火灾。这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两个例子。
亨德里克·施密特 / 德新社(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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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破坏行动中,所谓的“一次性特工”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他们是俄罗斯情报部门以少量金钱雇佣的帮凶。目前,其中已有如此多的人被揭发,以至于科学家们能够绘制出其画像。
荷兰恐怖主义研究员巴特·舒尔曼(Bart Schuurman)在一项研究中统计了 145 名疑似受俄罗斯指使的业余特工。其中绝大多数为男性,年龄多在三十岁左右。许多人持有乌克兰、俄罗斯、摩尔多瓦或保加利亚护照。约四分之一的人曾因其他罪行被定罪,且每三人中就有一个参与了一次以上的行动。
莱比锡机场也曾是普京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的现场。那是两年前的事。2024 年 7 月 19 日,一名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被定罪的诈骗犯在 DHL 和 DPD 寄出了四个包裹。他是通过 Telegram 被雇佣的,这份工作能让他获得 150 欧元的加密货币,听起来像是轻而易举就能赚到的钱。
据称,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一名叫弗拉迪斯拉夫·D.(Wladyslaw D.)的乌克兰失业者将包裹交到了他手中。包裹里装有各种管状容器、成人玩具和按摩垫。而隐藏在其中的是:带有定时引信的纵火装置。
其中一个包裹,单号为 7516686096,抵达了莱比锡机场,原计划在次日早晨被装上一架飞往英国的 DHL 货机。5.43 时,它在一个物流中心被点燃。根据宪法保卫局的说法,该包裹本应已经在空中飞行 15 分钟,但飞机延误了。如果是在飞行中起火,飞机可能会坠毁。
另外两件货物分别在波兰的一辆卡车和英国伯明翰的一个仓库中被烧毁。第四个纵火装置未能点燃。
来自立陶宛、波兰、德国、英国和荷兰的调查人员已确定了 22 名涉嫌参与这起包裹炸弹系列事件的嫌疑人,从简单的帮凶到疑似的幕后主使。这五个国家达成共识:此次行动的策划者是俄罗斯军事情报局(GRU)。
在莱比锡发现无人机后,这些调查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关注。参与包裹炸弹系列事件的其中一名男子,即乌克兰人弗拉迪斯拉夫·D.,向波兰调查人员讲述了关于快递工作的经历。在一名在 Telegram 聊天中自称“战士”的疑似幕后主使的指令下,他将玉米罐头从立陶宛运往波兰。据波兰报纸《选举报》(Gazeta Wyborcza)披露,调查显示这些罐头内部可能填充了炸药。该快递员声称自己并不知晓内容物。
另一次,据称 D. 在立陶宛的一个墓地里挖掘出无人机零部件,将其装入汽车,横跨欧洲运往杜塞尔多夫。英国 BBC 和《南德意志报》援引调查文件报道称,他在那里将螺旋桨、SIM 卡和技术配件存放在一家酒店房间内。在法庭上,D. 否认曾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或参与破坏行动。在华沙的审判尚未结束。
罐头里的炸药和无人机零件?这听起来就像是此次莱比锡事件的蓝图。
在无人机袭击当晚,一架前往马略卡岛帕尔马的度假航班从那里起飞。但该机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旅游业。莱比锡是德国仅次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最重要货运机场。而且,多年来它还一直作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及其盟军的枢纽。
两架乌克兰安东诺夫 An-124 型运输机已经在莱比锡驻扎了 20 年。由于其巨大的尺寸,其中一架曾被用于将 80 吨重的电厂部件运往马来西亚。此外,北约国家也利用这些飞机运输重型设备。
2021 年德国联邦国防军从阿富汗撤离时,乌克兰安东诺夫飞机将部队的直升机运回莱比锡。在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后,这些运输机前往澳大利亚接回 M113AS4 型步兵战车,现在它们则在防御战中帮助乌克兰人。
该航空公司的实际基地——位于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在战争初期的几天内就遭到了俄罗斯人的攻击。在战斗中,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货机“Mrija”(乌克兰语意为“梦想”)也被摧毁。部分 An-124 飞机得以幸存。莱比锡机场如今实际上已成为安东诺夫航空的新基地,从而也成为了乌克兰生存意志的象征。
因此,该机场的安全防护如此不足,就显得更加令人惊讶。直到袭击企图发生后,联邦警察局才为机场配备了额外的防无人机攻击技术。这一决定在去年就已经做出,莱比锡与另外七个机场一同被列入优先名单。但实施过程却十分缓慢。
事实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早已显而易见。最迟从 2018 年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因发现无人机而陷入瘫痪起,德国当局就开始关注其潜在危险。当时就已经召开了直至总理府级别的初步危机会议。
“盖特威克是一个开始,”联邦政府的一位高级安全专家证实——但这也是多年犹豫不决的开始,通常是因为缺乏资金。例如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负责德国机场安全的联邦警察局没有获得任何一欧元的额外专项资金。据部队内部消息,2024 年他们甚至不再申请专项资金,因为这被认为是“毫无希望”的。
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莱比锡的新闻发布会上:匆忙从意大利假期赶回

Hervelle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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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rich Schmidt / dpa
刑事技术人员在犯罪现场使用机器人:约半公斤 Semtex 炸药
直到在危险增加的压力下,内政部长多布林特(Dobrindt)去年才在联邦警察局建立了一个移动无人机防御单位。联邦政府为此拨款 3000 万欧元,今年又追加了 5000 万欧元。原计划由 130 名警察负责猎杀无人机。在莱比锡袭击事件后,多布林特宣布将这一人数增加到 300 人。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需要时间。据联邦警察局称,目前该单位仅由约 50 人组成,还需要培训更多的专家。
安全技术专家马库斯·皮恩德尔(Markus Piendl)研究无人机防御已有 11 年,并为一家 DAX 指数公司开发了无人机防护盾,他认为德国存在“巨大的追赶需求”。皮恩德尔表示,虽然多年来一直在讨论,但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仍缺乏明确的规范:“专业的无人机防护必须尽快像防盗和防火一样成为理所当然的标准。”
然而,如何拦截像莱比锡那样携带炸药的四旋翼无人机,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乌克兰,前线的士兵有时会用散弹枪射击此类无人机——但在德国的机场,这种情况很难想象。
使用军事拦截无人机也将具有风险。它们在空中撞击敌方飞行物,专家将其称为“撞击杀伤”(Hit-to-Kill)。在机场或居民区上空敢于进行这种自杀式机动吗?最有可能考虑的是像德国联邦国防军采购的那种特种无人机。它们可以用网拦截敌方无人机,并将其运送到安全地点。
事实是: 想要像莱比锡那样针对武装小型无人机实现全面防护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联邦政府在将俄罗斯指认为此次袭击的疑似策划者方面犹豫不决。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CDU)保持沉默,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直到周三晚上也未发表评论。
关于 2022 年秋季北溪管道爆炸事件背后是由一个乌克兰破坏小组操纵的披露,使得执政者变得谨慎。有些人最初怀疑俄罗斯。至少在莱比锡案例中,一种可能性是这起袭击是由想要增加俄乌战争压力的人员实施的“假旗行动”。但这种情景被认为并不十分现实。
如果调查人员证明莫斯科是幕后主使,联邦政府将不得不做出反应。届时,仅与北约伙伴协商可能已不足够,将俄罗斯大使召集至外交部也同样不够。需要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力量的象征。
普京在柏林的代表谢尔盖·内恰耶夫可能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即被要求离开该国。然而,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莫斯科可能会在报复中驱逐今年 7 月才任命的德国驻莫斯科高级外交官克莱门斯·冯·格策(Clemens von Goetze)。如果联邦政府关闭被视为宣传和间谍巢穴的柏林“俄罗斯科学文化之家”,类似的威胁也将出现。外交部担心,莫斯科可能会通过关闭歌德学院来报复。
柏林还可以推动对俄罗斯“影子舰队”采取严厉措施。这支舰队由数百艘大多已过时的油轮和货船组成,莫斯科利用它们规避制裁,从而为其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资金。这支舰队甚至可能被用作在东海和北海沿岸发射无人机的基地。
不过,内阁在本周已经做出了一项决定:德国情报机构将被赋予远超目前权限的权力。
几十年来,联邦情报局(BND)和宪法保卫局仅仅是信息的收集者。通过一项新法律,它们将获得“反击许可”。联邦情报局局长马丁·耶格尔(Martin Jäger)在 2 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就曾表示,必须向莫斯科表明,“我们有能力做非常类似的事情,以便让对方也感受到痛苦”。
未来,德国对外情报机构将能够黑入敌对国家发起网络攻击或虚假信息活动的计算机——并在必要时瘫痪其服务器。
另一种情景也成为可能:由德国特工破坏俄罗斯的军工企业。例如一家无人机工厂。
尤尔根·达尔坎普(Jürgen Dahlkamp)、马蒂亚斯·格鲍尔(Matthias Gebauer)、阿斯特丽德·盖斯勒(Astrid Geisler)、罗曼·赫夫纳(Roman Höfner)、马塞尔·罗森巴赫(Marcel Rosenbach)、菲德卢斯·施密特(Fidelus Schmidt)、克里斯托夫·舒尔特(Christoph Schult)、沃尔夫·维德曼-施密特(Wolf Wiedmann-Schmidt)、斯特芬·温特(Steffe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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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党(SPD) 黑红联盟计划取消 63 岁退休制度。对于许多党内同志来说,这实在太令人难以接受。
十米路可能很远,尤其是当联邦政府的养老金政策挡在面前时。更准确地说,是由于对此产生的不满。上周五,在萨尔州的洪堡(Homburg),这种不满化身为一名拄着拐杖、光头、戴着自动调光眼镜的男子,挡在了州长安克·雷林格(Anke Rehlinger)面前。“柏林那边必须意识到我们基层关心的是什么,”他说,并提到自己几十年来一直是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成员,“这是我们艰苦奋斗得来的。”
雷林格其实想继续往前走,距离周集市只有几步之遥,她的团队已经在那里为公民对话准备好了一切:信息展台、遮阳伞、广告柱——甚至还有一个移动咖啡吧。卡布奇诺味道极佳,但那个对养老金不满的男人现在就站在州长和咖啡补给之间。“我们不能放弃提前退休和部分退休制度,”他说,“尤其是现在,我们这里有这么多工作岗位在消失。”
雷林格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Eijo,”她用家乡萨尔州北部农基兴(Nunkirchen)的方言说道,“这些我都知道。”
她表示自己正致力于在这一点上修改养老金方案。“我们需要为那些工作时间很长的人提供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在流水线和轮班岗位上工作 45 年之后,总得有个休息的时候。”
那名男子点点头,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我听说您已经向联邦总理提出了良心质询,”他说,“做得好!”
安克·雷林格现在每天都要进行这样的对话。自从联邦政府每周提出改革建议以来,这位社民党人通过所有渠道接收到了愤怒。有时是担心成本增加的护理家属,有时是想要捍卫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会成员。但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养老金。
联邦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Friedrich Merz,CDU)和劳工部长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SPD)宣布,打算原封不动地实施养老金委员会的改革建议,这引发了一波愤怒浪潮。企业职工委员会担心其社会计划受影响,雇员担心其养老保障,甚至一些资深的社民党成员威胁要退党。
他们追求的是公正与尊重,但当然也涉及自身利益。这是一个正在老去、奋起反抗并捍卫自身特权的世代,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反击。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社民党网络根深蒂固的世代,他们拥有工会证明和党证,以及数十年的成员资历。没有这些人,地方分会就无法运作。这使得社民党高层的处境变得棘手。
问题在于,这一代人是否还有力量去争取并强行拆解这个养老金方案。以及,如果他们失败了会发生什么。
养老金委员会提出了 33 项建议,其中两项引发了最大的愤怒:一是取消针对长期参保者的无扣减提前退休制度,二是取消块状模型(Blockmodell)下的部分退休制度。这两项修改旨在让人们在职场停留更长时间,这也是养老金改革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宣称,德国已经无法负担大规模的老年雇员提前退休。预期寿命的增加、严重的专业人才短缺、扭曲的人口金字塔——所有这些都支持延长工作时间。
此外,无扣减提前退休不仅使工业或建筑业的重体力劳动者受益。根据
这也关乎党内权力

Christian Mung / 路透社
养老金委员会认为,受益者主要是高收入者、健康状况较好者和男性——而低收入者以及经历过一段时间失业的人则经常被排除在外。许多女性也是如此。但当涉及到个人生活规划时,经济论据又算什么呢?
所谓的“63岁退休”对许多雇员来说是一个承诺。凡是累计缴费满45年,且无法再工作、不想再工作或不再被公司需要的人,都可以离开——无需担心经济损失。这是一项通过数十年的努力而获得的提前退休权利。
由于在2014年引入该制度时,最低年龄要求为63岁,因此“63岁退休”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尽管该门槛随法定退休年龄同步提高,但这一称呼依然沿用至今。目前,该门槛已达到64岁零8个月。
“63岁退休”是社民党(SPD)及其当时的劳工部长安德烈亚·纳尔斯(Andrea Nahles)的一次尝试,旨在抚平弗朗茨·明特费林(Franz Müntefering)在七年前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至67岁时所造成的创伤。这是向工会提供的一项和解方案,因为当时双方的关系几乎破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党内同志和工会成员反应如此敏感的原因。
“当我与社民党成员交谈时,传达的信息很明确:那些从15岁就开始工作并缴费数十载的人,最终不能因为早早进入职场而受到惩罚,”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社民党明年春季州议会选举的首席候选人约亨·奥特(Jochen Ott)说道。他认为,缴费数十年的人在未来也必须能够无扣减地退休。奥特表示,基层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能够延长工作时间——可以;必须延长工作时间——不行。”
杜塞尔多夫州议会的反对党领袖还希望再次讨论“块状模型”下的部分退休制(Altersteilzeit im Blockmodell),即雇员在一段时间内以较低薪资工作,随后在继续领取减额薪资的情况下被免除工作。奥特表示:“尤其是在近几个月裁员的企业中,雇员需要安全感和可靠的前景。”
萨尔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工业区面临着类似的挑战。结构性转型再次带来了沉重打击。首先是矿井关闭,接着是钢厂陷入持久危机,现在轮到了萨尔州的汽车供应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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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和鲁尔河沿岸的机械制造和化学工业。
员工情绪低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社民党在其昔日大本营也面临压力。在鲁尔区的部分地区,德国选择党(AfD)已经取代了其作为工人党的地位,在萨尔州,该党也在追赶。在失去长期霸主地位之后,现在连原本被认为稳固的劳动者权利和个人退休计划也陷入危机,在一些党内同志看来,这实在太令人难以忍受了。
并非巧合的是,率先发起养老金抗议的恰恰是各州总理。他们接收到的挫败感几乎未经过滤。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曼努埃拉·施韦西格(Manuela Schwesig)率先发声,她称结束“63岁退休”的计划是“错误的”。现在,她指责本党的劳工部长兼党主席贝尔贝尔·巴斯(Bärbel Bas)计划实施一次“事实上的养老金削减”。施韦西格正处于竞选期间,她必须在9月20日面对德国选择党的挑战以保住其职位。因此,党高层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她的抗议视为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而将其打发掉。
这不仅关乎选票,还关乎党内的权力。巴斯及其共同主席拉尔斯·克林拜尔(Lars Klingbeil)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9月的州议会选举后,他们可能会下台——除非他们自愿让路,例如给施韦西格。前提是施韦西格在9月20日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几位高级党友表示,如果她能做到这一点,施韦西格在党内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角色。
目前,社民党(SPD)内部几乎没有哪位政府首脑或州长没有对养老金计划发表批评意见。来自东部的三位基民盟(CDU)州长也发表了看法。相比之下,社民党联邦议院党团的表现显得出奇地自律。
因此,社民党党团第一议会管理主任迪克·维泽(Dirk Wiese)预计,养老金方案在原则上将保持不变。这位来自绍尔兰(Sauerland)的议员表示:“当然,必须为那些依赖63岁退休的人提供信赖保护,当然,我们也需要为因健康原因无法继续工作的雇员制定困难案例规定。”他认为,养老金委员会的报告明确规定了这两点。维泽说:“我认为,联邦政府的法律草案中已经考虑到了宽限期和明确的困难案例规定。”奥地利针对极高强度工作的重体力劳动养老金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维泽承诺,会找到解决方案。
而在这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女性目前异常安静。社会部长兼党主席巴斯仍在度假。在东部基民盟州长们提出主张后,她表现出了困惑。巴斯在ZDF的夏季访谈中表示:“基民盟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这位社民党主席进一步表示,如果这是联盟党(Union)的意见,那么人们可以与社民党讨论保留63岁退休制度。当然,她知道基民盟和基社盟(CSU)的共同联邦议院党团内部并非如此。新当选的联盟党党团主席托斯滕·弗赖(Thorsten Frei,基民盟)要求:“缴纳养老金45年后无需折价即可退休的制度必须结束——正如养老金委员会所建议的那样。”他认为巴斯现在必须加快改革速度。
其部门对此表示,“在秋季”,这位劳动部长将提交法律草案。无法提供更具体的时间。
日历上的秋季始于9月23日,也就是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的选举之后。
联邦政府最好不要指望届时辩论会变得不那么情绪化。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及其成员工会已宣布,将于9月26日举行全国抗议日,主题为“辛苦所得!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养老金”。他们计划在15个大城市走上街头。在养老金之争中,一个炽热的秋天正威胁着到来。
在洪堡,社民党副主席雷林格(Rehlinger)此时已经拿到了她的咖啡,并在步行街与路人闲聊。与此同时,有人悄悄走到一个可以给州长钉留言的广告柱旁。那个人在一张卡片上写了些东西,不久后,这张卡片被挂在了要求增加残疾人停车位和在市中心设立20公里限速区的诉求之间。只有一句话:“请停止关于工作45年后退休的民粹主义胡言乱语!”
安德烈亚斯·尼斯曼(Andreas Nie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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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页 · 精装 · 22,00 €
我们如何与衰老达成和解?亚历山大·库恩(Alexander Kühn)在书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并采访了包括知名人士和普通人在内的多位对象——其中有娜娜·穆斯库里(Nana Mouskouri)、托马斯·戈特沙尔克(Thomas Gottschalk)、YouTuber Rezo,以及一名跨性别女性和一名面包房大师。他讲述了自己想从这些人身上学习什么,以及不想学习什么,旨在分享给所有像他一样已经开始步入衰老的人。
“这本书让我有了变老的欲望……啊不对,我已经老了。”
奥托·瓦尔克斯(Otto Waal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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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 上周有传闻称,鲍里斯·赖因(Boris Rhein)是联邦总统职位的“热门人选”。是谁散布了这个谣言?
蜉蝣(Ephemera vulgata)作为成年昆虫,寿命最多只有几天。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不进食,全身心地投入到交配飞行和产卵中。一旦完成使命,它们便会死去。
相比之下,“政治蜉蝣”(Ephemera politica)的寿命则各不相同。有时它只能生存几个小时,经常能活几天,极少数情况下能活整整一周。但随后它便会死亡,可以被安静地解剖。
最近一次在柏林发现“政治蜉蝣”的事件发生在上周。在这种情况下——较为罕见地——其寿命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它恰好生存了四天四小时五分钟。然后,它完成了使命。
8月2日周日,16.31时,《图片报》(Bild)报道了一个“热门传闻”:“联邦总统!梅尔茨(Merz)将这位基民盟(CDU)人士列入了名单”。在政府和党内圈子中,每当谈到谁将接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时,鲍里斯·赖因的名字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这位黑森州基民盟州长被认为“温和、保守、幽默”,且是法律专家,在担任州议会议长期间避免了政治上的激化:“这正是人们对联邦总统的期待。”
正值夏日空窗期,因此为“政治蜉蝣”提供了最佳生存条件,于是《图片报》的消息被贪婪地转载。其他报纸、社交网络、播客、电视、广播,当然还有《镜报》(SPIEGEL)都纷纷跟进。在《图片报》中最初被定义为“热门传闻”的消息,三天后在姐妹刊《世界报》(Welt)中已被提升为定论:“鲍里斯·赖因是联邦总统职位的热门人选”。但关注度的顶峰似乎就此过去。8月6日周四,20.36时,《焦点》(Focus)最后一次提到,某位鲍里斯·赖因也被视为施泰因迈尔的接任者。距离第一条报道过去了四天四小时五分钟。随后,一切归于沉寂。
现在是时候安静地解剖这只“政治蜉蝣”了。在柏林,人们在猜测是谁散布了这个谣言。Cui bono?(谁获益?),这是犯罪学家在试图揭开案件时首先提出的问题:这对谁有利?那么,谁有兴趣将这位黑森州州长推向联邦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局势中?又是为了什么?不过,“猜测”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词。事实上,柏林的许多人早已确信自己知道答案。但我们先按顺序来说。
明年1月30日,联邦大会将选举一名新联邦总统。总理早已明确表达了他的优先考虑。“我可以非常想象,”弗里德里希·梅尔茨在去年8月表示,“在2027年,我们将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上首次选举一名女性担任联邦总统。”这并非绝对的定论,但确实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那么,一名女性。但会是谁?朱莉娅·克勒克纳(Julia Klöckner)?据其随行人员透露,总理认为联邦议院议长在目前的职位上已经“晋升到顶”。教育部长卡琳·普里恩(Karin Prien)?她可能很想,
梅尔茨与赖因的党内同僚:
含蓄的暗示

Andreas Arnold / dpa / picture alliance
DVA www.dva.de
SPIEGEL 图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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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似乎在党内和党团中缺乏必要的支持。前党主席安内格雷特·克拉姆-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她最近才违背梅尔茨的意愿被选为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的主席。
还有巴伐利亚州议会议长伊尔泽·艾格纳(Ilse Aigner)。基社盟(CSU)主席马库斯·索德(Markus Söder)曾在四月的一次采访中提议由这位党内同僚出任。是因为他想除掉这位强大的竞争对手吗?无论如何,他确实让总理措手不及。而总理的反应则十分冷淡。梅尔茨(Merz)冷冷地表示,他“关注”这些建议。自那时起,联盟党(CDU)内部便在一种专业上的敬意与无声的惊愕交织的情绪中,观察着索德似乎在每一次采访中进一步压缩总理的活动空间。最近在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夏季采访中可以观察到这一点,当时这位基社盟(CSU)主席宣称:“人们已经确定,这次应该由一名女性担任联邦总统。” 那么,究竟是谁“确定”的?至少总理没有。
在联盟党(CDU)内部,人们并不反对艾格纳,但并不愿意被这个“小妹党”牵着鼻子走。因此,关于莱因(Rhein)的传闻才被散布出去的吗?为了最终能让自己的候选人进入竞争范围?
现在正是给黑森州打几个电话的时候了。在那里,官方方面什么都不想说。非官方方面同样如此。然后他们委婉地指出,通过帮索德除掉一个竞争对手来解决他的用人问题,这本来不应该是联盟党(CDU)的任务。哦对了,还有一点:人们不应该把威斯本(Wiesbaden)的情况想象成那里现在需要一辆逃跑车。
所以,散布传闻的不是黑森州的人。或者其实是?首先,总理的人员表示,总理依然希望提议一名女性而非莱因;其次,这当然是黑森州的人干的。还能是谁?在七月初于柏林举行的黑森节上,人们明明可以亲眼看到东道主是如何将他们的州长推向话题中心的。而且据他们说,该州长在内部已经多次表达过自己的兴趣。
那么,莱因是一个“自我推荐者”吗?一个渴望职业晋升的人?在总理身边以及联盟党(CDU)领导层中,许多人这么认为,尽管他们无法证明。周三,这位州长首次亲自发声。《法兰克福汇报》(FAZ)引用他的话称:“能被列入该职位的候选人之列是一种荣誉。” 这就是当你不想否认时会说的话。
康斯坦丁·冯·哈默斯坦(Konstantin von Hamm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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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4 / 2026
大麻 两年前,持有大麻被部分去罪化。缉毒警察英戈·赫尔曼(Ingo Hörmann)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以及为什么即使是大规模毒贩也很少被羁押。
赫尔曼,54岁,是汉诺威警察局缉毒中央调查组的负责人。他在警队工作了30年,从事缉毒工作近20年。由于他参与监视和行动任务,照片中无法辨认其面貌。
《镜报》: 赫尔曼先生,在汉诺威行走时,在很多地方都能闻到燃烧大麻花朵的甜味。这困扰您吗?
赫尔曼: 这仍然让人不习惯。作为警察,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打击公共场合消费大麻的行为。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对此予以容忍。
《镜报》: 《大麻法》在两年前将持有大麻部分去罪化。这是否减轻了您作为缉毒警察的工作压力?
赫尔曼: 我们记录到犯罪行为减少了高达40%。由于持有不超过25克大麻不再构成犯罪,刑事调查程序减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量减少了,恰恰相反:交易仍然是非法的。虽然我们现在在汉诺威查获的大麻数量明显增加,但由于法律的原因,证明毒贩从事交易变得困难得多。过去,我们可以通过检查消费者来追踪到大型毒贩,而现在在这方面的操作变得复杂得多。
《镜报》: 这带来了什么后果?
赫尔曼: 我们必须对街头的大麻交易进行观察和记录,这在人力成本上更为昂贵。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就在不久前,同事们搜查了一家报刊亭,那里销售各种含有大麻活性成分THC的电子烟产品,口味包括草莓或香草,并采用色彩鲜艳的漫画风格包装。这些产品旨在有针对性地吸引新的消费群体,例如过去较为保守的年轻女性。
《镜报》: 汉诺威现在的大麻问题是否比部分合法化之前更严重?
赫尔曼: 这种药物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消费已变得被社会接纳,交易也因此变得更加可见。例如,我们现在在汉诺威的人流密集区域可以看到公开的毒贩聚集区——而以前毒贩更加谨慎,更多地在侧街中秘密活动。
《镜报》: 为什么不逮捕这些人?
赫尔曼: 当然,我们每天都在打击大麻贩子。但随着法律状况的改变,毒贩面临的刑事后果减少了。即使我们能证明他们重复交易,他们也很少被羁押,因为即使被定罪,他们也不太可能被判处较高的有期徒刑。仅在今年,我们就曾十次抓获并逮捕某些从事交易的人。而第二天他们就又回到了街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镜报》: 成年人可以在口袋里携带25克大麻,在家里甚至可以持有两倍的量。此外,还有种植协会合法地为成员提供大麻。人们可能会认为,因此非法获取药物的人数会明显减少。
赫尔曼: 不,遗憾的是我不能证实这种印象。尽管法律状况发生了变化,市场上依然定期出现大量非法大麻,而目前下萨克森州约85家种植协会的产量在其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汉诺威在德国境内形成了——
大麻,大麻饮料:
“在年轻人中很流行”
Renna Lakanitz / 《镜报》
仅凭其地理位置,这里就成为了非法毒品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大麻的转运枢纽。涉及的数量每年高达数十吨。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尽管涉案数量较大,检察机关在申请羁押令方面仍感到困难。
《镜报》: 您能举个例子吗? 赫尔曼: 有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路边放置了一托盘大麻。不久后,一辆小汽车驶来,司机将 25 公斤大麻(路边销售价值 250,000 欧元)从托盘中搬进后备箱。随后该司机被逮捕——但负责的检察机关并未申请羁押令。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能够有更持久的惩戒。
《镜报》: 如果是大麻社交俱乐部(Cannabis Social Club)的成员,或者在家里私自种植最多三株植物,就无需去找毒贩。
赫尔曼: 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根据我们的评估,只有少数消费者利用这些俱乐部——绝大多数人仍然通过黑市获取。这些俱乐部在整体市场中根本没有影响力。此外,我认为那里允许的剂量太高了。21 岁以上的成员每月可以在其种植协会合法购买 50 克,这足够卷 150 根大麻烟。相当于每天五根。消费这么多大麻的人会一直处于迷幻状态,而且很可能严重药物依赖。我无法想象,在如此高浓度的 THC 摄入下,一个人怎么还能去上班,甚至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还能开车。
《镜报》: 如果成员根本不领取大麻,也就是说大麻留在俱乐部里呢?
赫尔曼: 那么协会必须销毁这些大麻。但谁来监督?最近我和负责的农业协会的监管人员一起去了一家大麻社交俱乐部。该协会官方只有 42 名成员,但培育了大约 500 株植物。如果按比例计算,这比法律允许每名成员拥有的数量多出一倍。请相信我,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有些专业人士能从每株植物中榨取出最大产量。
《镜报》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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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那么剩下的部分去哪了?
赫尔曼: 经营者有很多借口:虫害、根腐病和其他编造的问题——据称有时必须处理掉全部收获。问题在于:记录工作由协会自行负责。他们在账本上写下销毁了多少株植物以及多少公斤。负责人很有经验,我推测他并不是在合法化之后才开始种植大麻的。
《镜报》: 该俱乐部会失去特许经营权吗?
赫尔曼: 其中存在很多不一致之处,但可能的后果必须由下萨克森州农业协会决定。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法律基础没有提供足够的监管手段。
《镜报》: 对大麻法的一项预期是改善健康保护,因为合法种植的毒品质量可以得到确保和控制。您是否察觉到了变化?
赫尔曼: 我不知道有任何研究——当时的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邦政府也没有引用任何研究——能证明我们对此存在问题。确实一直存在个别案例,大麻被掺入鸟砂或发胶以增加重量。但消费者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质量。我们经常观察到,如果质量不合格,货物会被退回。即使是黑市也是这样自我调节的。
《镜报》: 那么现在的货物是否比 20 年前更好?
赫尔曼: “更好”这个词不准确,应该是“更强”。通过育种,THC(四氢大麻酚)的含量显著增加,这使得这种药物对年轻人来说更加危险。无论是黑市还是合法销售渠道都是如此。在种植协会中,提供的大麻 THC 含量在 20 到 25% 之间。而对于哈希什(大麻植物的浓缩产品), 含量甚至高达 50%。
《镜报》: 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赫尔曼: 这些差异在《大麻法》中根本没有被提及。仅针对 18 到 21 岁的年轻成员规定,他们只能获得 含量最高为 10% 的大麻。在我看来,根据当时联邦政府的论点,应该为所有消费者设定一个活性成分上限。因为强效品种的作用就像那些被正确禁止的强力毒品一样。
警员赫尔曼:“通过育种, 的含量显著增加”
《镜报》: 另一点:青少年保护应通过学校的预防措施来改善。这有效吗?
赫尔曼: 没有,因为在我看来,现有的宣传活动几乎在悄无声息中化为乌有。原则上,下萨克森州的学校多年来一直开展成瘾预防工作。但在我看来,这是否真正改善了青少年保护尚无法评判。毒品预防首先是健康预防,而这不属于警察的核心任务。不过,对我个人而言,目前的措施还不够。在没有同步启动大规模预防攻势的情况下就放开了这种药物,这与该法律宣称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
《镜报》: 学校、幼儿园和操场同样适用特殊保护。你们对此进行监管吗?
赫尔曼: 首先我想简要澄清,除了警察,城市的治安管理部门(Ordnungsdienst)也负责这些检查。如果我们收到相关线索,巡逻车当然会前往现场并对该地点进行检查。在出现重复投诉的地方,我们会与市政治安部门或下萨克森州农业协会开展联合专项行动。但即便在这些地方,也无法真正杜绝消费。因为《大麻法》的措辞实在太模糊了。
《镜报》: 在您看来,大麻合法化是否有积极影响?
赫尔曼: 以《大麻法》实施的方式来看,没有。承诺的任何效果都没有实现。最初计划建立由国家控制的种植和销售点,以枯竭黑市。但这在法律上显然不可行。该领域的毒品犯罪率依然维持在高位。我原则上并不反对大麻合法化。但就目前的执行方式来看,我认为它无法奏效。一位检察官曾告诉我,这是他见过最糟糕的法律。
采访:胡伯特·古德(Hubert G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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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在柏林,土耳其帮派敲诈咖啡馆或超市的经营者。一个名为“道尔顿”(Daltons)的名字经常被提及。但警方目前认为背后还有其他操纵者——其中包括一些老熟人。
子弹本可以击穿他的胸膛,甚至可能击中他的心脏。那时没有人能帮到他。因为在那个周日,当两枚弹头穿透入口门的钢板时,阿德姆·伊斯皮尔利(Adem Ispirli)独自在办公室里。但据他讲述,就在子弹击中电脑显示器之前,他刚好走到隔壁房间的打印机旁。这个巧合或许救了他的命。
阿德姆·伊斯皮尔利在柏林南部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他穿着黑色西装裤和黑色衬衫,胡须修剪整齐,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理。
伊斯皮尔利触摸着办公室门上的弹孔。他用从建材市场买来的腻子将其填平。随后,他在手机上展示了一段视频,那是他在枪击发生几分钟后收到的一封来自匿名发送者的邮件。视频中,一只手扣动了手枪的扳机,背景中可以看到一扇涂成白色的门。那是他办公室的入口。
伊斯皮尔利讲述了一次电话通话。他说,对方要求支付 250,000 欧元。如果他支付,对方就会让他安静地生活。否则,他们会再次回来——并向他的腿开枪。“他们想毁了我,”伊斯皮尔利说。
在距离伊斯皮尔利修理厂约 8 公里处,在曾经的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的西北端,芭芭拉·斯洛维克·迈塞尔(Barbara Slowik Meisel)在 7 月中旬坐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这位柏林警察局局长在八年的任期内经历了很多:家族帮派、毒品、恐怖主义。对一家汽车修理厂开枪?在正常情况下,柏林警察局局长不会对此太感兴趣。
但情况并不正常。一系列保护费敲诈事件震惊了首都。犯罪分子通过电话或 WhatsApp 消息联系,要求支付所谓的“惩罚性关税”,有时是 50,000 欧元,有时是 500,000 欧元。不支付的人,其橱窗会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敲诈者甚至用一枚手榴弹袭击了位于威丁(Wedding)区的一个报刊亭和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一家俱乐部。
受影响的包括咖啡馆、餐厅、驾校、深夜便利店以及超市经营者——据目前所知,受害者均为具有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商人。
与此同时,柏林被枪支淹没。这些枪支大多来自土耳其的非法工厂,其中还包括走私的 3D 打印复制品,质量低劣,但仍具有潜在的致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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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令人震惊。根据犯罪统计数据,柏林警方去年记录了 1119 起涉及用枪威胁或开枪的案件。这比前一年增加了近 70%。在今年,大约一半的枪击事件可追溯到这系列保护费敲诈案。
对于警察局局长斯洛维克·迈塞尔来说,在 CSD(克里斯托弗大街游行)袭击事件之前,这“目前是第一号议题”。11 月,她部署了一支特种部队。为这个名为“Ferrum”(拉丁语意为“铁”)的小组配备了约 100 名警员,在执行任务时人数可达 600 人。
国家能否赢得这场对抗犯罪团伙的战斗?这是一个可能影响 9 月底州议会选举结果的问题。在民意调查中,安全问题被列为柏林市民最关注的五个政治问题之一。每一次额外的枪响都会损害基民盟(CDU)和社民党(SPD)组成的政府。
《镜报》分析了档案记录、起诉书和判决书,跟踪了法庭审理过程,并与调查人员、专家及受害者进行了交流。
线索从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科特布斯门(Kottbuser Tor)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从柏林的法庭一直延伸到莫斯科以及迪拜的豪华度假村;还延伸到克罗伊茨贝格那些即将拆除的、住着吸毒者的出租公寓。
调查显示,已有多个团伙涉足保护费勒索业务:其中一些来自土耳其的歹徒自称“道尔顿”(Daltons),就像西部漫画《幸运卢克》(Lucky Luke)中的强盗一样。此外,还有在有组织犯罪领域深耕多年的柏林罪犯。他们有时雇佣青少年担任枪手,只要给几克可卡因,就让他们向咖啡馆或办公室开枪。
这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可追溯到大约一年半前。2024年底,土耳其商人开始向警方举报,称收到匿名电话要求缴纳“惩罚性关税”。勒索者通过开枪来强化其威胁。
几个月后,在2025, 3月的一个周一晚上,一起事件为调查人员提供了关于攻击方式以及幕后主使的初步线索。
那天,阿里詹·C(Alican C.)向土耳其超市连锁店 Eurogida 的一家分店窗户开火。他于2022年以17岁的年龄作为寻求庇护者从土耳其来到德国,最初住在一家未成年难民收容所。在拿起武器之前,阿里詹·C 消费了可卡因和三杯威士忌。他的雇主承诺为这次开枪支付 1000 欧元。
当他扣动扳机时,这家位于柏林外区施潘道(Spandau)老城区的超市已经关闭了几分钟,几名员工仍在清理现场。阿里詹·C 向入口处开了六枪。随后,他的雇主开车将他送到另一家分店。他也向这家超市开枪,员工和清洁工幸免于难,仅受惊吓。
与此同时,他的幕后主使拿起电话,要求 250.000 欧元。当 Eurogida 连锁店的经营者拒绝支付时,他们提高了要求。现在他们想要 500.000 美元——并威胁要谋杀老板的家人。
警方通过手机数据追踪到了勒索者。柏林地方法院判处阿里詹·C 及其雇主数年监禁。
法院将可能的幕后操纵者指向了一个被认为是欧洲最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犯罪团体之一的帮派:“道尔顿”。
他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土耳其,追溯到伊斯坦布尔贫民区的狭窄巷弄。在那里,一名年轻人在 2010 年代决定不再通过一份低薪工作赚钱,而是通过盗窃、入室抢劫和勒索来获利。
巴里什·博云(Barış Boyun)出生于 1984, 很快聚集了一批追随者。青少年和年轻男子崇拜他帮派成员的豪车、名牌衣服以及黑帮派头。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库尔德人,许多人将自己视为反抗者:反抗社会不平等以及土耳其政府的压迫。
巴里什·博云的街头帮派出现了模仿者。帮派成员中有些年仅 15 岁,他们不再仅仅偷车,而是培养了一种商业模式。专家将其称为“犯罪即服务”(crime as a service)。
这些帮派的业务范围很快扩展到了毒品和武器贸易,以及雇佣杀人。社交媒体上的视频片段显示,一些男子从打开的车顶向外开枪。观察者将这一现象称为“Z世代黑手党”。
土耳其调查记者奥斯曼·恰克勒(Osman Çaklı)观察了他们在土耳其的崛起。他表示,国家最初低估了这个问题,政治和司法部门反应迟缓。“现在,打击黑手党已成为最高优先级,”恰克勒说道。
土耳其当局目前打击帮派的严厉程度,可见于伊斯坦布尔检察机关的一份起诉书。《镜报》已获得这份长达1676页的文件。其中指出,非法活动威胁到了“公共秩序”。去年年底,有300多名被告出庭受审,约40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这种镇压产生了后果。专家恰克利表示,虽然帮派在土耳其依然活跃,但许多头目因担心被捕而逃往国外——并以此开拓新的收入来源。
巴里什·博云(Barış Boyun)于2024年5月在意大利被捕,检察机关指控其组建犯罪组织、从事跨境毒品交易和非法武器贸易,以及指使多起谋杀案——其中包括2024年3月在柏林前边境检查站“查理检查站”对一名比利时-土耳其籍商人的谋杀。这起事件的背景显然是竞争帮派之间的冲突。博云通过其律师否认了这些指控。
博云的业务由一名曾是其亲信、但后来成立自己帮派的男子接手。此人名叫贝拉特詹·格克德米尔(Beratcan Gökdemir),其帮派名为“道尔顿帮”(Daltons)。
他们最近也转移到了国外——并且显然在柏林开展活动。
在敲诈Eurogida超市时,一名电话拨打者自称是“道尔顿帮的艾哈迈德”。根据法院判决,另一通威胁电话来自被认为是“道尔顿帮”头目格克德米尔最亲密战友之一的人。该男子从阿塞拜疆拨打电话。
与其精神导师博云一样,“道尔顿帮”头目格克德米尔也离开了土耳其。2024年他在俄罗斯被捕。土耳其要求将其引渡,但俄罗斯忽略了这一请求。更有甚者:德国ARD电视台的《对比》(Kontraste)杂志报道,莫斯科的情报部门
受俄罗斯情报部门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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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据报道,情报部门可能庇护了这位黑帮头目。一名专家推测,克里姆林宫可能将“道尔顿”(Daltons)利用为“破坏稳定”的工具。格克德米尔未能就此发表评论。
现在,《镜报》的调查显示:在柏林发生的许多枪击事件中,究竟是否真的是“道尔顿”在背后操纵仍存疑问。研究犯罪环境的政治学家马哈茂德·贾拉巴(Mahmoud Jaraba)表示,该组织在首都无疑扮演了某种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敲诈勒索和枪击事件背后都只有一个定义明确且由中央控制的组织。”
在某些情况下,当地的歹徒会自称是“道尔顿”成员,以此恐吓对手,即便他们与该组织毫无关系。贾拉巴表示,在柏林,“道尔顿”可能更像是一个品牌。
汽车修理厂经营者阿德姆·伊斯皮尔利(Adem Ispirli)起初也认为,自己受到了“道尔顿”的创始人巴里什·博云(Barış Boyun)及其手下的敲诈。在子弹击穿其办公室门之前的几周,他就已经受到了威胁,伊斯皮尔利在修理厂上方的会议室里讲述道。在威胁电话中,一名敲诈者告诉他,如果不付钱,博云将会惩罚他。
伊斯皮尔利说,他通知了警方。与此同时,他也四处打听是否有人知道敲诈勒索的幕后黑手。伊斯皮尔利在诺伊克尔恩区(Neukölln)出生并长大,那里超过一半的人口具有移民背景。他说,他认识很多人,“也包括来自地下世界的人”。“人们会互相打听。”
他讲述道,几周后,一名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个在土耳其且属于“道尔顿”成员的人的电话号码。“两天后,那个人给我打电话,向我1000%地保证,这件事既不是‘道尔顿’也不是巴里什·博云团伙干的。”不久之后,伊斯皮尔利据称得知了真正的敲诈者是谁。他没有透露姓名,他说这不合适。
他的描述无法被完全证实。但关于敲诈勒索往往并非由“道尔顿”负责,而是由柏林当地歹徒所为的说法,与安全部门的内部记录以及调查人员的陈述相吻合。
据此,在针对伊斯皮尔利及其商业伙伴的敲诈企图——以及可能包括的其他案件——背后,是一个早在多年前就在首都引起关注的严重犯罪分子:科雷·T.(Koray T.),绰号“牛仔”。他曾与地狱天使(Hells Angels)往来,并于2019年3月因谋杀罪被判刑。
科雷·T. 1994年出生于柏林,是土耳其移民之子。根据判决书,他在童年时期“患有尿床、恐黑、咬指甲和愤怒发作”。小学毕业后,他开始抽大麻,后来又接触了可卡因。2011年,他因严重抢劫和危险身体伤害等罪名被判处三年零八个月的青少年刑期。在羁押期间,他殴打了一名狱友。
2016年9月,科雷·T. 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的科特布斯门(Kottbusser Tor)附近杀害了一名与他姐夫发生冲突的男子。科雷·T. 认为这足以让他用一把半自动武器开三枪将其击毙。
由于 T. 在作案时处于药物影响下,柏林地方法院认定其行为能力受限,判处其有期徒刑八年。大约三年后,即2022年8月,科雷·T. 希望参加女儿的入学典礼。他获得了临时出狱许可——而这名被定罪的杀人犯利用该机会潜逃。直到不久前,他可能一直逗留在迪拜。期间,他可能也在泰国的阳光下享受生活。
柏林检察机关指控 Koray T. 作为一个犯罪组织的头目,策划了一系列敲诈勒索活动。《镜报》获得的一份搜查令中如此记载。Koray T. 未能就这些指控作出回应。
他的父亲 Ahmet T.(现年 60 岁以上)在其中也被提及。据称,他曾向儿子推荐潜在的勒索对象。根据搜查令,他还为该组织提供了汽车和手榴弹。向其律师发出的请求评论的询问未获回复。
在司法界,Ahmet T. 并非无名之辈。柏林地方法院曾在 2000 年因其从事毒品交易而判处其十年零六个月监禁。
被告 T. 在柏林法庭受审,以及射向 Ispirli 的弹壳:“尿床、怕黑、咬指甲”
Olaf Wagner / 新闻照片 Wagner
Adam Ispi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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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搜查令,领导该组织的并非 Koray T. 的父亲,而是一名同样从事毒品交易的男子。柏林地方法院因此在 2023 年判处 Seyit D. 数年监禁。D. 提出了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于去年 2 月撤销了该判决。几个月后,下一份判决书出炉。Seyit D. 再次提出上诉——并再次获得自由。
他周游世界:照片显示他在香港、阿曼和马尔代夫的豪华酒店中。在社交媒体上,他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喷气机生活方式的黑帮分子。在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他在碧蓝海水的沙滩上、在马力强劲的汽车里以及在射击场上摆姿势。
直到 4 月, D. 还出现在柏林一家健身中心进行空击练习。不久后,在 5 月 13 日,这种奢靡生活结束了。柏林警方的一支特种行动部队将其逮捕。此后,他一直被羁押候审。目前尚未提起公诉。 D. 同样未对其律师收到的询问做出回应。
在针对 Koray T. 和 D. 涉嫌领导的帮派的一次突击搜查中,警员于 6 月搜查了位于克罗伊茨贝格区一座破旧的 60 年代建筑中的一套公寓。根据调查,这里居住着所谓的“枪手”:来自土耳其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些人不久前才作为难民来到柏林。他们显然负责为该团伙处理脏活——例如通过开枪来恐吓勒索对象。
这就是一个被观察者最初认为受土耳其“道尔顿”家族控制的组织之真面目:一名在柏林开启犯罪生涯的被定罪杀人犯;一名倾向于奢侈生活、同样并非在土耳其而是在科特布斯门(Kottbusser Tor)周边街区潜入地下世界的毒贩;以及一些由走私者带到柏林、显然充当打手的部分药物依赖青年。
对于调查人员来说,逮捕该涉嫌帮派成员是一个突破。警务局局长 Slowik Meisel 在她位于滕佩尔霍夫(Tempelhof)的办公室里表示,在 Ferrum 特种部队成立后,有近 300 名警员在首都街头执行任务。刑事侦查人员识别了犯罪者及其结构,并将证据像拼图一样组合在一起。“这是一次艰巨的任务,”Slowik Meisel 说,“但它是值得的。”
自 11 月以来,警员已缴获 60 多把实弹枪支,以及近 3300 枚弹药。他们启动了 600 多项调查程序。检察机关的一个特种部队申请并获得了 68 份逮捕令。该部队名为“Telum”,在拉丁语中意为“武器”。
柏林恐怕还是无法那么快地恢复平静。内部人士称,虽然那个被称为“牛仔”的科雷·T.(Koray T.)的团伙已被瓦解,但 T. 本人依然在逃,可能在迪拜或泰国,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他或许正在其故乡柏林秘密建立新的犯罪结构。此外,当地还存在其他帮派组织。敲诈保护费的生意显然利润丰厚。
因此,柏林警方继续保持存在感。就像在七月的一个周五晚上那样。
在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一条车流繁忙的主干道上有一家咖啡馆。霓虹灯字母将人行道染成粉红色。在遮阳篷下的桌旁,坐着一群蓄着浓密胡须、肌肉发达的男人,他们正抽着水烟。店门口笼罩在浓雾之中。
五辆警车突然驶至。警察进入咖啡馆,告知顾客暂时不得离开。无法出示身份证件的人,其身份将通过指纹比对。
其中一名男子嘲笑这些警员,询问一名年轻警察是否是实习生。其他人则紧张地摆弄着手机,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警员。警察前来巡查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有时执法人员会带走一名顾客,例如因为对方有未执行的逮捕令或居留许可已过期。有时他们会发现武器。
随同制服警察一起行动的还有四名便衣人员。他们隶属于 Ferrum 特种部队。
在距离咖啡馆几百米的地方,警察拦截了一辆兰博基尼,标价约为 300,000 欧元。该车来自一家非法租车公司,车内的四名年轻男子均有多次犯罪前科。但这与武器泛滥和系列敲诈案之间没有关联。
警方发言人弗洛里安·纳特(Florian Nath)表示,这次行动并非徒劳。“同事们能认清谁在哪里活动,他们能发现有助于我们调查的联系。而那些犯罪圈子的人会再次意识到,柏林最强大的帮派依然是警察。”
纳特说,一些罪犯已经离开了首都。“这里对他们来说太烫手了。”
Almut Cieschinger, Astrid Geisler, Florian Kistler, Ulrich Kraetzer, Noel Ur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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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富翁意识形态 埃隆·马斯克及其同伙正威胁着民主。
我们能用什么来对抗他们?
作者:齐藤幸欧 (Kohei Saito)
有一天,信用卡突然失效了。你无法再叫 Uber,无法再阅读电子书。亚马逊的 Alexa 也不再响应。这不是科幻小说。这就是 2025 年国际刑事法院(ISTGH)的法官和检察官们所遭遇的,他们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制裁。瞬间,他们的部分数字化基础设施消失了。
今年 7 月 13 日,美国国务卿马可·鲁比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要摧毁国际刑事法院》的客文。他在文中宣布了一项旨在拆除该法院的外交倡议。华盛顿正在向那些驻有美国军队且与美国安全机构合作的盟国施压。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控制正成为一种地缘政治压力手段,且在未来可能会更频繁地被使用。
然而,真正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因为科技巨头们不会长期满足于仅作为国家的工具。现在存在这样一种危险:甚至美国政府本身也会变成一种工具,用来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科技巨头的利益。由此产生了一种私人权力,它虽然并非完全脱离法律和政治,但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直接的民主监督,却依然能够重塑社会生活。这种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的融合能达到何种程度,在由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中可见一斑。讽刺的是,本应受国家监管的企业家,竟然能以此参与削弱国家的监督机制。
正如历史学家昆汀·斯洛博迪安 (Quinn Slobodian) 和技术批评家本·塔诺夫 (Ben Tarnoff) 所指出的,“马斯克主义”正在全球蔓延。马斯克主义描述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一种新关系。当然,新自由主义尽管标榜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始终与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马斯克本人也只有在公共资金和政府订单的帮助下,才能扩张特斯拉和 SpaceX。与此同时,他受益于由国家权力推动的去监管化和私有化。因此,资本曾依赖于国家。
但如今,主动权不再在国家手中,而是在资本手中。在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斗争中,马斯克的星链 (Starlink) 卫星网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加沙和伊朗的袭击中,由 Palantir 和亚马逊提供的数据分析、监控和通信基础设施也变得不可或缺。这使得国家一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另一方面却变成了一个依赖于科技巨头的实体。在这种发展的终点,人类将面对一个怎样的世界?
在这里,人们必须关注一个在硅谷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流派:“黑暗启蒙”。该流派主要研究软件开发人员兼博主柯蒂斯·亚文 (Curtis Yarvin) 的著作。他将民主、平等、人权和法治视为导致国家衰落和政治决策过程瘫痪的制度。
为了寻找一条脱离现有统治关系的“退出”路径,亚文建议,国家必须像由一名首席执行官(CEO)领导的公司那样进行重组。臃肿的官僚机构应当被摧毁,并由一个能够快速做出决策的强大行政权力所取代。在这里,社会变革的驱动力不再是公民,而是一个参照科技公司 CEO 模式设计的“君主”。
曾经,对资本主义创新停滞的批评来自左翼。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早在2012年就挑衅地问道,那些飞车、火星殖民地和其他技术承诺究竟去哪了。
马斯克与特朗普于2025年5月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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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它们仅导致了更多旨在优化消费的“狗屁工作”(Bullshit-Jobs)。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这种批评也被技术右翼所采纳。Palantir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在他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Nicholas Zamiska)合著的《技术共和国》(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一书中,批评了谷歌和Meta等公司。他认为,这些公司不再面对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而仅仅专注于广告和社交网络。虽然它们通过Gmail等免费程序收集了海量数据,但并未将其有效地利用。
在这里,右翼和左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趋同。然而,基于同样的诊断,得出的解决方案绝非相同。技术右翼声称,为了产生真正的技术创新,技术巨头必须与国家更紧密地合作,并获得接触绝密文件的权限。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和民主被认为是相辅相成的。但早在几年前,技术亿万富翁彼得·蒂尔(Peter Thiel)就公开宣称,自由与民主是不相容的。如果将改革的缰绳交给这些被视为“技术国王”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无疑将创造一个主要服务于自身利益的监控社会。
嘲笑“黑暗启蒙”(Dunkle Aufklärung)很容易。但正是由于这种态度,民主党输给了唐纳德·特朗普。因此人们应该问:黑暗启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正确?如果自由主义关于进步可以继续延续的设想已经失效了怎么办?是否存在一个“进步的终结”?
现代自由主义秩序一直由一种进步叙事主导: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将增加物质财富,进而推动多样性、人权和民主的传播。但这种叙事已经失去了可信度。气候变化加剧了灾难,而住房、食品、医疗护理和教育的成本使许多人的生活压力日益沉重。人工智能也可能加速就业的不稳定化和财富的集中。
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黑暗启蒙,那是因为它——正如“黑暗”这个形容词所暗示的——公开承认未来不会自动变得更好。它击中了自由主义的痛点,因为后者欺骗性地坚持重复旧的进步叙事。
但黑暗启蒙的答案并非一个解放计划。它是一个“适应”计划,只有富人和技术精英才能生存。马斯克对殖民火星的痴迷也必须在这种背景下理解。
马斯克并不认为人类飞向火星就能解决地球的问题。相反,他预设地球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住。并非所有人都能被拯救。这加速了世界的法西斯化。因为它旨在的不是防止生态崩溃,而是在利益
为了管理一个特权少数群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筛选政策:监控、军事化边境和算法控制决定了谁的生命受到保护,而谁将被抛弃在社会和生态的混乱之中。
但人们如何才能抵抗这种“黑暗启蒙”?在这一点上,必须观察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而蒂尔(Thiel)将中国视为敌人。今年6月底,蒂尔甚至指责主张谨慎进行人工智能国际监管的教皇,称其立场是在帮助中国共产党。因此,对于科技右翼而言,与中国的竞争成为了一个理想的借口,用以证明去监管化、投资军事技术以及国家与硅谷融合的合理性。
通过对阿里巴巴和滴滴出行等大型平台企业的整顿,中国加强了管控,不允许科技巨头统治国家。此外,在扩建高铁网络、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城市基础设施的过程中,长期的国家规划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当美国科技资本主义在人工智能泡沫的漩涡中任由日常基础设施——公共交通、住房和医疗保健——衰败时,中国证明了投资和规划可以使人们不必将一切都交给市场和亿万富翁。仅凭这一点,就构成了一个对抗“黑暗启蒙”的反面模型。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可以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人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一个限制言论和结社自由,并压制少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的政权身上。目前需要的既不是中国式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蒂尔和马斯克所追求的科技君主制。
另一种选择将是一个民主的替代方案,其中能源、住房、交通、饮食、医疗保健和数字基础设施被作为公共或社区财产进行管理,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既不承诺回归旧有的进步乐观主义,也不承诺无限的物质富足。这种“黑暗社会主义”始于已经造成的生态破坏,并探讨必须终止哪些生产方式、保留哪些技术以及如何改造基础设施,以便在行星边界之内,让所有人都能拥有良好的生活。
马斯克主义还是习主义?这种阴暗的选择必须被拒绝。但只有在承认黑暗现实的基础上,才能产生设计新社会的思想和实践。这正是地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中生存的含义。 5
齐藤幸贵(Kohei Saito),1987年出生,东京大学哲学副教授。
他在柏林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近期出版了其第二本书《进步的终结》。
内田柚香(Yuzuka Uc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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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 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计划在海岸线建造一座豪华度假村。然而,该项目周边正因洗钱和可卡因贸易受到检察机关的调查。国内的抗议情绪正日益高涨。
纳尔塔潟湖(Narta-Lag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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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依然记得那个时刻,从她那梦幻般的眼神中可见一斑。五年前,她和丈夫贾里德·库什纳在一位朋友的游艇上漂浮在阿尔巴尼亚海岸线附近,突然出现了一座“私人岛屿”。他们如何游过去,据称还“赤脚”攀登了萨赞岛(Sazan)的山丘。以及他们在大陆上看到的一片被“美丽的白色沙滩”环绕的潟湖。
在那一刻她意识到: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项目”。
这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儿在 31. 的一档视频播客中讲述的。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如果就在前一天,即 30. ,网上没有出现另一段恰好在那片“童话潟湖”拍摄的视频片段,这个故事听起来会更美好。
视频中可以看到,在铁丝网前人们情绪激动,戴着太阳镜的安保人员抓着一名毫无还手之力、瘫在地上的人的两个手臂,将其在并非那么洁白的沙滩上拖行。
自此,伊万卡·特朗普的项目变得更加“难以置信”——而阿尔巴尼亚民众的愤怒则彻底爆发。这个国家在今年夏天经历了一场久违的动荡。自6月初以来,公民几乎每天都聚集在首都地拉那的斯坎德培广场(Skanderbeg-Platz)。起初是数百人,接着是数千人,最后变成了数万人。对于一个人口已不足300万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与此同时,在柏林、伦敦、斯德哥尔摩、布鲁塞尔、米兰以及过去几十年阿尔巴尼亚侨民迁入的其他世界各地,也举行了抗议活动。
起初,人们关注的是由特朗普家族推动的、位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的一座耗资10亿欧元的豪华度假村——该项目大部分位于一个栖息着濒危鸟类和其他动物的保护区内。
但随着围绕该项目的古怪之处被揭露得越多,示威者的愤怒就越深,他们每晚在政府区高举着纸糊的火烈鸟。这种愤怒早已指向了一种过于熟悉的政治形式,几十年来一直剥夺阿尔巴尼亚人所热爱的一切。以及面对一个法律对某些人而言比对其他人更具“弹性”的体制时的无力感。
这场“火烈鸟革命”已演变为一场体制危机。同时也成为了埃迪·拉马(Edi Rama)的威胁。这位身着政治家外衣的高挑艺术家自2013年起严厉统治该国,并被视为欧盟在巴尔干地区的宠儿。这一方面源于他随和且诙谐的举止,另一方面则源于他慷慨地愿意帮欧盟挡掉令人厌烦的移民。他希望在2030年前让自己的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
拉马竭尽全力推动伊万卡·特朗普的阿尔巴尼亚岛屿之梦。但在这个耗资10亿欧元的项目中,一切是否合法合规,不仅斯坎德培广场的示威者在质疑,国家调查人员也在质疑。一些令人不安的指控摆在面前:伪造文件、洗钱,甚至涉及有组织犯罪。
在那个可能建成地中海最顶级度假村的地方,目前还只有石头和沙子。但此案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现状的缩影:这个国家在90年代初告别了共产主义,但尚未最终进入一个运作良好的法治国家。
美国总统的名字笼罩在这一切之上,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整体基调:在欧洲最小、最贫穷且最腐败的国家之一,难道不应该发生那些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被重新定义为“治理艺术”的事情吗?
尤其是当这仅仅涉及几片空无一人的海滩和一个偏远小岛时。在阿尔巴尼亚,有些人已经将其称为“Ishulli i Trumpëve”——特朗普岛。
萨赞(Sazan),这个令人垂涎的房地产项目,静谧且醒目地坐落在阿尔巴尼亚南部海岸线前,处于从亚得里亚海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战略要冲。从弗洛拉(Vlora)的海滩望去,它像一只展开双翼的巨型海鸥从海中耸立。萨赞面积约5.5平方公里,是该国最大的岛屿,但在冷战结束之前,这里曾被用作严密隔离的军事基地,几乎没有平民涉足。
如今,游客可以从弗洛拉出发,支付25欧元乘船前往。在6月一个万里无云的周二早晨,约100名游客在市港口挤进快艇,随后快艇将开启一段狂野的航程,每隔几米就猛烈地撞击在波浪上。30分钟后,人们抵达一个码头,码头后面是一片鹅卵石海滩和一座曾被严密把守的军事堡垒遗迹:被铁锈侵蚀的港口起重机、凹陷的集装箱,以及布满涂鸦的厂房骨架。
船上的扬声器在欢迎词中提到,苏联曾在这里隐藏潜艇,而如今这座岛屿已成为拥有多种稀有植物物种的自然天堂,“终于可以让每个人去探索”。即便这些探索者是美国亿万富翁。
一条宽约三米的混凝土小径从码头蜿蜒而上,两旁点缀着松树、杜松、黑莓灌木和夹竹桃。小径部分地段出现裂缝且杂草丛生。赤脚走在上面一定很痛苦。指示牌警告人们不要离开道路,据称萨赞的大部分地区仍散布着未爆弹。
山顶上,曾经容纳约3000名军队工作人员的住宅外壳像腐烂的牙齿一样矗立。此外还有一家电影院、一所学校和一家餐厅,自然植被早已侵蚀了它们的墙体。俯瞰卡拉布伦-萨赞(Karaburun-Sazan)海洋国家公园的视野极其壮丽,寂静偶尔被轰鸣的舷外发动机声撕裂。
“萨赞是我见过的最纯净、最独特的海岸线之一,”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在2024年的一次采访中赞叹道。同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在他的X账号上展示了未来这座豪华岛屿的初步构想:沙色的平房配有全玻璃幕墙,像人工钙华阶地一样嵌入山坡。在其他图片中,可以看到一个豪华游艇港口和仿佛漂浮在海面上的无边泳池。
随后,关于岛对面兹韦尔内克(Zvernec)小村庄周边海岸线的初步计划也逐渐公开。这些计划包括为超大型游艇提供更多停泊位、一个水疗中心、一个水上乐园、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及为数千名财力雄厚的买家提供的优雅住宅。
预计投资额:约40亿欧元。
资金具体将从何而来,各项规划进展到何种程度,就像在富豪世界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无法轻易得到答案。《镜报》向库什纳的基金公司Affinity Partners发出询问,一家公关公司回应称,首先要强调这并非Affinity的项目,库什纳仅是以“私人身份”参与。

用于 Teuake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ox /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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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可以引用阿舍尔·阿贝塞拉(Asher Abehsera)的话——他是库什纳的长期商业伙伴,目前担任总部位于卡塔尔的“Saza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LLC”的负责人。与此同时,阿贝塞拉仅以委婉的方式传达,他们计划打造一个“世界级旅游目的地”,以赞美该国的“自然之美”并“创造就业机会”。但关于最终计划,将由“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定。
这时,埃迪·拉马(Edi Rama)登场了。他不仅是阿尔巴尼亚的政府首脑,还担任国家领土委员会主席,该部长级委员会对国内的大规模投资和战略基础设施项目拥有最终决定权。换句话说:没有拉马,海岸线上就不会有豪华度假村。在萨赞岛上就更不可能,因为那里绝非什么“私人岛屿”——它属于国家。而且应当保持现状。
精通多种语言、身高两米的拉马从一开始就了解库什纳的豪华项目。早在2021年夏天——据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称,当时他们正乘船经过萨赞岛——拉马显然登上了他们的游艇。库什纳本人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了此事。而拉马则向美联社透露,他在202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库什纳聊过对方在阿尔巴尼亚的投资计划。2023年夏天,两人共同出现在地拉那。
2024年,在库什纳公开宣布其计划时,阿尔巴尼亚迅速修改了一项法律,以极大地简化在敏感保护区和沿海地区的建设项目。同年12月,在特朗普再次当选几周后,一个同样由拉马主持的政府委员会根据另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赋予该项目“战略性”投资地位,从而使其具有优先权。不久之后,政府和投资者便启动了该豪华度假村的具体计划。
在回应《镜报》的询问时,阿尔巴尼亚政府否认是因为库什纳的数十亿投资计划而修改法律。此外,该新规也并非“以任何方式改变了受这些项目影响区域的法律地位”。
谁知道,如果库什纳及其出资人没有觊觎对面大陆上“美丽的白色沙滩”,这个富豪避难所或许能在岛上相对悄无声息地建成。因为与萨赞岛不同,那里的抢手建筑用地并不属于国家。
在一个炎热的周二傍晚,就在日落前不久,佩特拉克·巴柳(Petraq Balliu)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时期,那时我们的土地也被就这样被夺走了。”他站在希德罗沃(Hidrovor)的海滩上,此时这里浸在一种不真实的橙粉色光芒中。除了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棚旁有几个游泳者外,四周空无一人。在海的最远处,萨赞岛隐藏在云雾之中。巴柳短暂地望向那边,撇了撇嘴说:“伊万卡·特朗普讲了一个美丽的哥伦布式童话。”
巴柳是一名61岁、留着极短头发且烟不离手的男子,他是港口城市杜拉斯(Durrës)一个碳氢化合物港口的副总裁。他不辞辛劳地从那里赶来,行程120公里,只为讲述他的故事。巴柳相信自己能证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属于他和他的兄弟姐妹。
问题在于:其他人也这么认为。因为涉事的这片土地极其珍贵,在各方面都是如此。
位于兹韦尔内克(Zvërnec)和皮舍波罗(Pishë Poro)村庄之间、面积约40平方公里的纳尔塔潟湖(Narta-Lagune)是地中海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之一。数以千计的火烈鸟与多种濒危鸟类(如卷冠鹈鹕和红隼)共同生活在这里。该地区是日益稀少的地中海僧海豹的避难所,周围的沙丘则是海龟产卵之地。欧洲最后的野生河流之一——维约萨河(Vjosa)就在旁边流入亚得里亚海。
在阿尔巴尼亚于2024年修改自然保护法之前,在纳尔塔潟湖等敏感地区进行开发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自那时起,周围的土地对投资者而言变得极其有价值。唯一的问题是:这片土地究竟属于谁?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为此争论。从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项目«

Jutta Naccari / STAR MAX / Pte / picture albania
20世纪4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执政当局逐步没收了无数地主的土地,包括兹韦尔内茨(Zvërnec)地区,且未给予任何补偿。其后代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一直为追回土地而争执。
法律状况混乱,地籍记录不完整且相互矛盾,部分证明文件甚至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而且司法系统并非总是可靠。自2016年以来,已有数百名检察官和法官因涉嫌腐败而被撤职。
巴柳(Balliu)表示,尽管如此,他此前仍有信心能拿回祖辈的土地。早在2003年,主管法院就向他证明其文件真实,因此他对纳尔塔(Narta)潟湖周边超过200公顷的土地拥有合法权利。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又赢得了更多诉讼。然而,在更高一级的法院中,这些判决再次被撤销。原因何在?»腐败!腐败!«巴柳大喊道。这句话无需翻译员也能听懂。
这位阿尔巴尼亚人继续打官司。 在这些年里,他时不时被一些奇怪的人物联系,对方建议他放弃诉讼,转而接受一笔低得可笑的补偿金。他声称认出了其中一些人,据说他们属于政府高层代表的圈子。但这无法得到证实。
在这个案例中,至少有三个家庭在争夺基本上同一块土地。其中一个家庭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商人”阿尔图尔·谢胡(Artur Shehu)一家,他是一名持有美国护照的阿尔巴尼亚裔,目前居住在迈阿密的一栋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别墅中。
谢胡一家多年来也试图通过法律手段确保在纳尔塔潟湖拥有财产。尽管他们在诉讼过程中提交了经证实为伪造的文件,但这并未对他们造成损害:在目前最后一次诉讼中,一名法官再次做出了有利于谢胡一家的裁决。这意味着最终判决还远未下达。尽管如此,阿尔图尔·谢胡随后在公开场合吹嘘,他已经将潟湖的土地出售。
他的律师向《镜报》证实,谢胡在去年5月以每平方米68欧元的价格,将他“毫无疑问”合法获得的土地出售给了来自卡塔尔的投资者。由于涉及面积至少200公顷,因此购买价格在数亿欧元量级。
纳尔塔潟湖的情况因此变得更加紧张——而政府首脑埃迪·拉马(Edi Rama)再次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在法院诉讼进行期间,由他领导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委员会于2026年3月,针对这块争议土地上的库什纳 / 特朗普项目颁发了开发许可。政府对此简短地表示,他们不评估“土地纠纷”,那是“司法机关的事”。
DER SPIEGEL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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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主义者想起了2022年,当时拉马政府缩小了保护区范围,以便在潟湖与维约萨河(Vjosa)之间建设一座新机场。尽管诉讼仍在进行,但其中大部分工程目前已竣工。如果计划中的海滨别墅区成为现实,那可能是一个自带跑道的社区。
哪些投资者盯上了这座潟湖,目前只能看到轮廓。许多出资者显然更倾向于保持匿名,例如通过离岸信托。一些身份模糊的阿尔巴尼亚商人也参与其中。根据独立机构“巴尔干调查报道网络”(BIRN)的研究,其中一家投资公司部分由一名法官所有,而该法官在早年曾做出有利于谢胡的判决。
在每日的示威活动中以及政府批评者的口中,亿万富翁谢夫凯特·卡斯特拉蒂(Shefqet Kastrati)的名字时常被提及,他在阿尔巴尼亚无处不在。卡斯特拉蒂集团(Kastrati Group)不仅在境内拥有一个分布广泛的加油站网络,还拥有地拉那机场和一家矿泉水公司。
一张2026年1月的照片显示,谢夫凯特·卡斯特拉蒂的儿子穆萨(Musa)与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以及埃迪·拉马(Edi Rama)出现在纳尔塔潟湖(Narta-Lagune)以南。2024年,《纽约时报》曾引用穆萨·卡斯特拉蒂的话称,家族公司将在库什纳 / 特朗普(Kushner / Trump)的项目中发挥作用。几个月前,卡斯特拉蒂集团以近54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一家位于美国的豪华酒店。其地址为:迈阿密南大街1300号(1300 South Miami Avenue)。又是迈阿密。该公司未回应《镜报》的查询请求。
当佩特拉克·巴柳(Petraq Balliu)在5月前往他认为属于自己的纳尔塔潟湖土地视察时,突然发现面前出现了一道金属围栏。围栏后面显然已经进行了数周的施工,而此前无人察觉。“绝对不是巧合,”巴柳说,“这里真的没有人居住。”
随后他引导人们来到一片茂密的松树林,这里最近被一条长达数公里的碎石路切断。而森林后面则是海龟产卵的沙丘部分。巴柳说,推土机已经将它们夷为平地。
5月底,施工现场的视频片段迅速传播。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安保人员在海滩上粗暴地将一名示威者拖走,而国家安全部队则冷漠地在一旁观看。当局反应匆忙。他们停止了施工,迅速拆除了环绕潟湖的围栏,并对一名采取暴力行为的安保人员启动了调查。
然而,火种此时已在全国蔓延。
当独立反腐败与有组织犯罪司法局(SPAK)在6月宣布一项惊人的搜捕成果时,阿尔巴尼亚人的愤怒并未减轻:在针对一个“涉嫌可卡因贸易和洗钱”的国际网络进行了五年的调查工作后,目前已有约20人被下令逮捕或居家监禁。其中就包括阿尔图尔·谢胡(Artur Shehu)。
根据这些在过去几年中将埃迪·拉马政府多名高层同僚和部长送入监狱的调查人员的说法,部分被告将可卡因从拉丁美洲走私到欧洲。另一些人则通过在整个阿尔巴尼亚投资房地产和建筑项目来洗钱。例如在地拉那,那里多年来大量空置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或者在沿海地区——比如纳尔塔潟湖。
该机构在媒体报道中写道,那里的土地是通过“伪造证书”获取的。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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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电子烟油的调查员
周一,17. 8.,23.25 – 0.00 点,RTL
它们尝起来有草莓和苹果味,乍一看完全无害。但在所谓的“Baller-Liquids”背后,隐藏着危及生命的物质,目前在青少年中迅速传播。部分年仅 12 岁的人就开始使用这些通过电子烟吸食的彩色药滴。并且对这些合成液体上瘾,其药效可能比传统毒品强出许多倍。仅吸几口就可能导致恐慌发作、幻觉和心脏骤停。《镜报》电视(SPIEGEL TV)采访了消费者、调查人员和毒贩。许多犯罪者本身还是青少年,他们派遣所谓的“跑腿”去执行任务。其中一人说:“有一次我卖给了一个女孩。她随后在学校晕倒了。”另一人补充道:“我并不太在意。因为我一直提醒过那些人。”在巴伐利亚的一处庭院中,调查人员成功捣毁了一个毒品团伙。关于这些犯罪者,这位“EG-Liquid”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为完全肆无忌惮,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
周日,16. 8.,23.55 – 0.40 点,ZDF
1974年4月中旬,汉堡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银行抢劫案。案发地是位于火车站附近 Steindamm 的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一家分行。局势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歹徒向首批抵达的警员开火。这起犯罪演变成了一场人质危机,在经历了一场心理战后,最终以血腥收场。Terra X History 讲述了这起案件以及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的其他重大银行抢劫案。歹徒们通常都被对巨额财富的贪婪所驱动。然而,这种犯罪很少能获得回报——根据犯罪统计数据,只有三分之一的银行抢劫犯能带着赃物全身而退。留下的往往是遭受创伤的人质,有时甚至是伤亡者。这部纪录片既展示了计划完美的犯罪,也揭示了戏剧性的失败,并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BRIH BÖH / FRED & THOMAS, ZDF
含有蒸发液的小瓶
1974年汉堡的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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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卷中还提到,部分土地交易得到了“政治当局的支持”。SPAK 目前已没收了大量地块、别墅和巨额资金。Shehu 的律师认为针对其当事人的指控具有政治动机:“Shehu 先生一生从未参与过非法活动,更不用说贩毒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或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参与了此类勾当。
政府首脑拉马(Rama)现在的情绪显然已接近崩溃。他将一名记者关于这项 10 亿级项目的提问称为“胡说八道”(Bullshit)。对于那些要求他辞职并将其视为某种黑手党“教父”的抗议者,他在采访中对他们喊道:“去你的!”(Fuck you!)。拉马认为,这场骚乱仅仅是因为库什纳和特朗普这两个名字。如果没有他们,就“没人会管”火烈鸟项目的屁事。
他的发言人告诉《镜报》,SPAK 的调查并不是政府重新评估这项 10 亿级项目的理由:目前,仅仅因为一名之前的土地所有者受到调查,并“没有法律依据撤销开发许可”。投资者是“合法”购买了潟湖地块的。为了稳妥起见,在法律问题明确之前,购买价格已被冻结。简而言之:该项目绝“不会因为错误信息、政治噪音或违背事实的指控而停止”。
这项 10 亿级项目的投资者是否也这样认为?至少贾里德·库什纳现在似乎陷入了沉思。针对 SPAK 的调查,他的公关公司表示,在另行通知前,他们假设“土地收购是合法进行的”。但当然,他们将尊重“任何合法的程序”。
在早前的一份声明中,库什纳的商业伙伴 Abehsara 宣布:如果土地周围存在非法勾当被证实,“我们将退出购买合同”。
这不会是特朗普家族第一次放弃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商业构想。例如在塞尔维亚的贝尔格雷德,贾里德·库什纳曾想将南斯拉夫军队被炸毁的前总参谋部大楼改造成一家“特朗普大厦”(Trump Tower)品牌的豪华酒店。结果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以及针对政府代表涉嫌腐败和伪造文件的调查。最终,特朗普家族失去了兴趣。2025年12月,他们选择了撤离,转而投向其他梦想项目。
Jörg Schindler,协作:Nikolai Antonia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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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Nahr / NZZ / 《镜报》 (4)
苏丹 战争已持续三年多,该国南部的一个反政府武装据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后的避难所之一。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吗?
那个女孩呼吸沉重。在床单下,她瘦小的身体起伏着,仿佛想要一次性吸尽一生所有的气息。所有人都确信,她将在今晚死去。医生们偶尔停下脚步,调整她鼻孔里的氧气管。护士面前,本周已经有一个婴儿被饿死了。母亲的其他孩子在难民营由亲戚照顾。她的目光在地面上游移,氧气机有节奏地发出咕噜声。“我们现在将她交给上帝,”护士说。她的名字叫赛达(Saida)。六天后,她就满一岁了。
赛达出生在卡杜格利(Kadugli),这座城市位于她现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医院以西约 90 公里处。在卡杜格利,无人机在市场摊位上空爆炸,子弹击中房屋,人们吃叶子维生。在卡杜格利,战争在肆虐。而在努巴山脉(Nuba-Bergen)的首府考达(Kauda),赛达成了战争的信使。
三年多以来,苏丹一直处于内战之中。两名将军之间的权力斗争导致了当代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数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陷入饥荒。这场始于首都哈图姆(Khartum)之战的冲突正在全国蔓延。这场冲突起初是前盟友——领导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SAF)的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与领导“快速支援部队”(RSF)的前副手穆罕默德·哈姆丹·达格洛(Mohamed Hamdan Daglo)之间的争端,如今已演变成一场吞噬一切的冲突。
其本质并非完全单一。虽然存在阿拉伯裔苏丹人对其他族裔的屠杀,但这并非纯粹的种族战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塞俄比亚支持 RSF,埃及和土耳其则支持政府军 SAF。尽管越来越多的外国势力为了确保矿产资源和影响力而介入,但这也不是纯粹的代理人战争。在仇恨、黄金和外国武器的驱动下,冲突正向该国深处不断渗透。
努巴山脉位于这个争端不断的国家边缘,与南苏丹接壤。前往首都哈图姆需要数日的旅程。此前,这个由反政府武装政府统治的偏远山区被认为是该国最后的安全地带之一。但在这次冲突中,“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1 / 努巴山脉的农民 2 / 祈祷时的哀悼者 3 / 医院里带着婴儿赛达和另一个孩子的母亲 4 / 皮卡车上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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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前往努巴山脉的中心地带,会感觉自己像是在同一幅画中行驶了数小时。这里的风景具有一种单调之美:土壤呈淡红色,近乎粉色,草长而黄。旱季即将结束。当雨季到来,山丘将变得鲜绿,树木繁茂,道路则化为河流。目前,尘埃像一层薄毯般覆盖在土地上,山峰耸入永恒的蓝天。如果风向正确,可以听到火炮的轰鸣声。
考达是努巴反政府武装的首府,但它几乎只是分布在山丘上的零散村庄的集合。在石头和稻草搭建的圆形小屋里,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电话或互联网。消息大多通过口头传达。
由德国援助组织 Cap Anamur 运营的医院是该地区两家诊所之一。它位于 Liwere,一个距离卡乌达(Kauda)不远的地方。这里有十二栋平房,红砖墙上覆盖着波纹铁皮,墙壁刷成了五颜六色的颜色,地面则是裸露的混凝土。这里设有产科病房、营养不良中心、手术室和急诊室。在这个早晨,一名护理人员正在检查赛达(Saida)的氧气管是否安装正确。
一周多前,她的母亲将她送到了医院。那个女人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头发编得乱七八糟,衣服上布满污渍。医生诊断出这个婴儿患有营养不良和肺炎。六个月前,这位母亲带着孩子们为了躲避战争从卡杜格利(Kadugli)逃离。她说,因为那里已经没有食物了,取而代之的是炸弹,而且炸弹在她们家附近爆炸的频率越来越高。在某个时刻,她没有奶水了。现在她有奶了,但婴儿不再喝奶。
难民营分布在山间。流离失所者住在草屋里,在少数几个水泵前排队等候数小时。有些人来自远方,来自哈图姆(Khartum)和达尔富尔(Darfur),另一些人则来自仅几公里之遥的城镇。他们用高粱煮成一种小米粥,看起来像潮湿的泥土。他们说,自己没什么事可做:能吃就吃,然后等待再次有食物供应。战争将它的流离失所者们提前送到了这里。
在过去几年中,努巴山脉(Nuba-Bergen)成为了许多人的避难所。战争前,在这一片面积约与奥地利相当的地区生活着约 2,7 百万人,由于大量难民涌入,现在人口已激增至近 400 万。
因为这个偏远的山区在他们看来是安全的。而且因为统治这里的反叛分子最初没有与任何一方参战方达成协议。
现在还是清晨,天气渐渐变热。雅库布·伊特曼·卡洛霍(Yacoub Itman Kalloho)在阴凉处等待。他戴着一顶软边帽,将散步用的手杖放在身边。卡洛霍 68 岁,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区”(Sudan People Liberation Movement North)军事分支的前线指挥官,该反叛军在努巴山脉掌权。“我们之前的几代人都试图用和平手段改变苏丹的体制。但这没有奏效,”他说。他向后靠在椅子上,看起来更像一位祖父,而非一名军阀。
生活在山中的 50 个族群被统称为努巴人,多年来他们一直梦想着一个全新的苏丹。对自治的渴望源于一段充满暴力和压迫的过去。在 19. 世纪,苏丹的奴隶贸易十分繁荣。如今苏丹以阿拉伯裔为主、信仰伊斯兰教的北部地区将黑色的努巴人视为商品而非人类。农民被没收财产,男人被谋杀,妇女和儿童被掳走充当奴隶。为了寻求保护,努巴人逃往山脉深处。在多次战争中,以基督徒为主的南苏丹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北部地区分离出去。而从族群上看本应被归入南苏丹的努巴人,却依然留在苏丹境内。
苏丹冲突各方*控制区域
■ 苏丹正规军 (SAF)
■ 快速支援部队 (RSF)
S-来源:Lighthouse Reports, Thomas van Linge;截至:2026年6月;地图:OpenStreetMap
反叛军在为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而战。这个国家将被命名为“新苏丹”,旨在成为一个民主且世俗的国家。在努巴山脉,这种乌托邦已经在部分地区得以实现。男女平等,基督徒与穆斯林和平共处。为了不偏袒任何人,周末被定在周三。
然而,哈图姆的政府从未接受努巴人的要求,而努巴人也无法接受哈图姆政府的不情愿。反叛军没有资金来资助他们的雄心。政府部长们没有薪水,他们的办公室是没有窗户的破烂小屋。
这个上午,卡洛霍(Kalloho)就坐在一栋这样的房子前。他说,哈图姆政府在苏丹各地压迫黑人和基督徒。努巴反叛军的任务不仅是让山里的人能够平等生活,而且要让全国的人都如此。他说,只有那样才能实现和平。“战争没有任何好处。没有人是自愿战斗的。我们是被迫的。”在卡洛霍看来,在争取自由的压力下,领导层有时必须做出不同寻常的决定。
一年前,他的反叛政府宣布与快速支援部队(RSF)结盟,后者在三年多前发起了针对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SAF)的战争。这是一个并非所有努巴山脉居民都赞同的联盟。在邻近的达尔富尔地区,主要由阿拉伯裔苏丹人组成的 屠杀了非阿拉伯裔族群,努巴人也属于其中之一。国际观察员指控双方都犯有战争罪。但据称, 在其征战过程中对非阿拉伯裔苏丹人实施了“种族清洗”。
这是一个奇怪的结合,由对政府的仇恨凝聚在一起,信奉着这样一个格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卡洛霍对此并不在意。“是的, 名声不好,”他说,“但我们也不是天使。如果他们站在我们一边为我们的事业而战,我们为什么要拒绝?”
自从宣布结盟以来, 的战士不仅出现在前线。他们在市场用餐,穿梭于难民营,开车经过村庄。他们的出现使任何地方都变成了潜在的军事目标。
在距离考达(Kauda)向北四小时车程的通古利(Tonguli)市场,街道灰暗且多沙。清晨的阳光就如此刺眼,让人几乎无法睁眼。在撕裂的篷布下,妇女们售卖面包、坚果和干番茄。楝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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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沙沙作响,听起来像海浪声。 的战士在街道上闲逛。
他们很容易通过头发被认出来,黑色的卷发被编成辫子,细得像甘草糖绳。在市场中心的一家餐厅里,两个男人瘫坐在塑料椅子上。一个穿着灰色格子衬衫,另一个穿着迷彩服。他的手腕上闪烁着一只厚重的金表,一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放在腿上。只要承诺不透露姓名,就可以与他们交谈。越来越多编着辫子的男人加入了进来。一个穿着紫色衬衫的人解释说,他们是一个单位,之前在达尔富尔战斗。现在他们正在休为期一个月的前线假期。
在达尔富尔战斗过——那么也在法希尔市战斗过吗?去年秋天,快速支援部队(RSF)在经历了数月的围困后袭击法希尔并制造了屠杀,数千人被杀,街道上的血迹甚至在卫星图像上清晰可见。是的,也在法希尔,其中一名男子说道,其他人纷纷点头。有些人看起来像孩子。他们嬉闹着,大声笑着。其中一个人看起来特别年轻。问他多大?“14”,他回答道,但随即立刻纠正:“不!17, 17是我!”当被问到为什么战斗时,他们说:“反对边缘化”。这听起来就像是有人把这个词强塞到他们嘴里一样。
他们的意思是:长期以来,哈图姆的政府将达尔富尔地区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在哈图姆,道路、医院和学校在不断建设,而在达尔富尔,这些设施却在破败。 “我们想要和哈图姆的人一样,”那个穿着紫色衬衫、充当发言人的男子说道。“我们是一个苏丹。我们都是苏丹人,”另一人说。当然,这让杀人变得困难。但战争就是这样。
如果问通古里的摊贩,战士们的出现是否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只说:没有。如果市场上没有RSF的士兵巡逻,也许他们会说得更多。政府军队虽然声称他们不像RSF那样攻击平民,但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只要几个战士就足以让一个市场变成战场。
努巴山脉的人们对战争早有记忆。奥马尔·巴希尔政权(苏丹长期统治者,直至2019, 年革命)曾试图通过空袭来摧毁努巴人追求自治的愿望。在卡普阿纳穆尔(Cap Anamur)的老医院前,仍有三枚未爆炸的火箭弹嵌在土里。在许多民房旁边,地面上挖有坑洞,

鳏夫苏莱曼(右)与吊唁者:他的妻子在距离前线数十公里的地方去世
人们在坑洞中可以躲避碎片。白色吉普车传统上会被涂上泥巴,将其变成一个移动的掩体。
但战争已经改变了。过去起保护作用的东西,如今可能变成危险。空军飞行员很难看清一辆涂满泥巴的汽车,但无人机能将其识别为军用车辆。自从努巴人与RSF合作以来,山脉上空就充满了无人机。
朱马·苏莱曼坐在一个草屋里接待吊唁者。他四十出头,三个孩子的父亲。第四个孩子被无人机夺走了生命,就像他的妻子一样。他说话缓慢,声音沙哑。有时他会停下来,因为泪水涌上眼眶。屋外飘来哀悼的歌声。
他讲述道,他的妻子曾是西杰贝尔(Western Jebel)的村长,那是努巴山脉的一个区域,无论是国际救援人员还是记者都无法抵达。那里位于RSF控制区之后,政府军队正在攻击通道。过去几周他的妻子一直待在那里,现在她想回到考达。苏莱曼说,当时是半夜,他的邻居站在门前,告诉他车辆遭到了袭击。除了他的家人,车里还坐着更多的妇女和儿童。苏莱曼的妻子在距离前线数十公里的地方去世。现在,前线无处不在。
在努巴山脉的途中,可以看到牧羊人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而非棍棒驱赶山羊。吉普车在道路上疾驰,有人在车上安装了一挺马希。
安装了机枪。一名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表示,快速支援部队(RSF)向年轻男子分发武器,旨在将农民变成对抗苏丹武装部队(SAF)的士兵。在荒无人烟的路边,停着一辆被遗弃的坦克。在一栋行政办公楼的墙上,青少年画着拿着突击步枪的士兵。上面用英语写着“没有流血就没有和平”,其中夹杂着拼写错误。
一天早晨,一辆卡车停在卡普阿纳穆尔(Cap Anamur)的医院前。四个男人从车斗上抬下一具用塑料包裹的尸体。医生们后来报告称,那是一个被子弹击中的老人。卡车随即驶离,为运送伤员的车辆腾出空间。两个部落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争端围绕着土地以及土地归属问题。在这个早晨,冲突升级为战斗,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导致数十人丧生。而这些战斗正是使用如今人人都有的武器进行的。
在急诊室里,血液滴在水泥地上。医生和护士在病床之间奔忙。一名肺部贯穿伤的男子已经在接受手术。腿部中弹,腹部中弹,头部中弹。
在隔壁房间的赛达(Saida)熬过了这一夜。她的小嘴在每次呼吸时都缩成一个惊讶的“O”形。医生说,这是库斯莫尔呼吸(Kussmaulatmung)。她的母亲盯着地板,抚摸着女儿,沉默不语。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呼吸对赛达来说将变得过于沉重。她将进行最后一次呼吸。
穆里尔·卡利施(Muriel Kal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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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自2021年获胜以来,塔利班建立了一个运行状况好于预期的国家,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未来。
在塔利班接管政权五年后的阿富汗,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景象:根据观察视角的不同,与之前那个仅靠西方数十亿资金援助和军事援助才能生存的腐败共和国相比,这个“酋长国”在国家建设、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成功。或者,它是一个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统治的、自我毁灭式的恐怖政权,剥夺了女性几乎所有的权利,并让民众陷入贫困。
这两种说法都正确。塔利班创造了一个悖论,他们既务实又狂热,在关注阿富汗未来的同时也在摧毁它。他们并没有符合许多关于其获胜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预测——无论好坏。
当时,在2021年8月15日,他们或多或少是步行占领了首都喀布尔,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则带着资金和亲信乘坐直升机逃离。共和国在几小时内崩溃。随之结束的还有来自西方的财政供养,而此前这部分资金占到了国家预算的四分之三以上。随着外国人及其项目的消失,那些高薪工作也随之消失,一个围绕其存在而建立的完整经济体系也随之瓦解。
然而,人们普遍预期的经济完全崩溃和民众供应中断并未发生。相反,和平——至少是战争的缺失——得以维持。传奇的萨朗隧道(Salang-Tunnel),喀布尔与阿富汗北部之间唯一的交通大动脉,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坍塌,而是得到了修缮。在喀布尔,建设规模比2021年之前更大,私人住宅楼和高架桥在增加,新工厂在兴起。
在国家北部,一个巨大的灌溉渠工程正在进行。建筑项目是通过与乌兹别克斯坦交换采矿权而达成的协议。几十年来,一个全国性的海关和税收系统首次开始运作。根据国际专业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鸦片种植量缩减了95%。这一切在没有此前政府获得的数十亿援助、没有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在塔利班政权获得国际承认前仍保持关闭状态)资助的情况下实现。
但同样没有发生的是,尽管在卡塔尔的塔利班流亡领导人穆拉·巴拉达尔(Mullah Baradar)曾承诺过: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塔利班一旦重新掌权,便颁布法令禁止七年级以上的女孩上学,关闭了女性大学,起初据称只是暂时关闭,以便组织性别隔离。但官方情况一年比一年糟糕:女性在没有亲属或丈夫陪同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家门,不得单独去医院或乘坐巴士,甚至不得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直到今天,官方依然禁止培训助产士,这显得完全疯狂。因为在同时要求性别隔离的情况下,除了女性,谁能帮助接生孩子?医疗部门的女性被允许留任,但不再培训新成员。
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是,位于喀布尔的原妇女事务部被此前就已臭名昭著的“促进美德与预防罪恶部”接管。该部门的爪牙穿着白色大褂巡逻,一名在境内少数的外国代表观察到,他们“像一群理发师一样在周围走动”。
以一种较为原始的方式运作的,是通过庞大的安全机构和无数线人对全国进行的监控。早在2022年春季,《镜报》在西南部的尼姆鲁兹省(Nimruz)与等待走私通道前往伊朗的难民交谈,且对方在抱怨新独裁政权时,一名身着便装的旁观者便介入其中:“你在想什么?你应该为酋长国服务并心存感激!”得到的回答是局促的沉默。
新统治者的残暴程度在德国经常被低估,这是由于一个产生严重后果的误解。与最初担心的不同,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前地勤人员在德军撤离后在很大程度上被留在了原处,未受干扰。那些在德国营地负责打扫、刷漆或端盘子的人,塔利班并不在意。
但他们会毫不留情且永不遗忘地报复那些过去和现在的敌人:在监狱中实施酷刑的阿富汗情报人员、警察官员,以及多次被指控袭击村庄和谋杀平民的军队特种部队。同样遭受打击的还有人权律师、记者、女权活动人士以及少数民族的发言人。
报道政治谋杀的记者本身会成为目标。获取关于强行失踪的可靠信息变得越来越困难。而那些被披露的情况听起来令人心惊:例如
北部的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矿工:经济崩溃并未发生

Wakki Kishmar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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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命运,她曾进入外交部的“人权名单”,本应前往德国,却在巴基斯坦被困多年。
她的接收承诺在2025年夏天被撤销,随后她被巴基斯坦当局驱逐回喀布尔。在那里,她先是在监狱中失踪,据称后来成为了某名狱警的妻子住在其家中,最终德国援助者与她的联系完全中断。
一直以来都有记录在案的被驱逐阿富汗人的案例,他们在返回后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枪杀。早在几年前,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Unama)就记录了超过200起报复性谋杀,对象主要是前安全人员。据称,参加2021年9月喀布尔最大规模女性游行的参与者在数年后仍被逮捕。
然而,尽管存在所有这些监控和残暴行为,外国访客、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以及阿富汗内部的男女国民却报告了矛盾的情况:在喀布尔以及许多省份,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女孩教育——而且得到了当地塔利班的许可,其中许多人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学习。有时女孩学校被伪装成职业进修,有时则在古兰经学校的掩护下,通过收费方式按照旧的国家学校课程教授女孩。有时是以在线课程的形式,有时则是带有配套材料的广播节目。“私立教育部门正在繁荣,” “阿富汗分析网络”(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的联合创始人托马斯·鲁蒂格(Thomas Ruttig)表示,“只要维持性别隔离,没人关心禁令。”
塔利班在通过监控和适度恐怖来巩固权力这一点上如此一致,但在女孩教育问题上却如此分歧。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是幕后持续权力斗争最明显的标志。最高领导人是海巴图拉·阿孔扎达(Haibatullah Akhundzada)酋长,他的法令具有绝对效力,他继续居住在南方的中心城市坎大哈,且似乎执迷于压制女性。他的权力基础是神职人员,这些人此前在各自社区就拥有很大影响力,而现在则是国家领取薪水的官员。
由于对伊斯兰传统忠诚的痴迷,该运动从未考虑过权力顶层的权力分立,这导致了如今的僵局。阿孔扎达的话就是法律——但随后又会被规避。他的对手们权力巨大且依然在职:巴拉达尔作为副总理负责经济。塔利班创始人穆拉·奥马尔之子穆拉·雅库布担任国防部长。西拉朱丁·哈卡尼担任内政部长。

塔利班警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温和
这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哈卡尼曾作为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顶级恐怖分子,多年来一直位列美国的悬赏名单高位——而如今他却被要求与中央情报局(CIA)合作打击“伊斯兰国”。2025年底,哈卡尼在故乡科斯特省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警告称,一个“仅靠恐惧和暴力统治”的政府是不合法的。此外,他也被认为是支持重新允许女孩接受教育的人。
双方都避免彻底决裂。在经历了近五十年的政变和战争(这些战争不断引发新的战争)之后,实现国家的和平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尽管基础设施在扩建,但大部分阿富汗民众依然贫困且生活凄惨,这不仅是塔利班的错——但他们对此也几乎没有采取措施。
讽刺的是,塔利班自2025年起与他们的旧赞助者巴基斯坦陷入战争,这封锁了最重要的贸易路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激进地削减开发援助,导致数百家诊所关闭;伊朗战争则进一步削减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本就稀少的供应。
此外,还有500多万从伊朗和巴基斯坦被强制返回的人员,他们竞争住房和工作——而且他们寄回家的汇款也消失了。
尽管如此,人道主义危机仍应由外国人来处理。多年担任 Caritas 在阿富汗负责人的斯特凡·雷克尔(Stefan Recker),目前在喀布尔领导一项防治结核病和麻风病的计划:“结核病病例在轻微增加,人们对这种疾病感到极度恐惧。公立医院通常没有用于治疗的抗生素,所以人们来找我们。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声称自己患有结核病,尽管他们根本没有生病——仅仅是为了获得我们为病人提供的食物。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塔利班在2021年的胜利如此绝对,以至于他们当时的流亡领导人穆拉·巴拉达尔后来据称对此感到后悔,因为这使得内部的强硬派变得不可触碰。这种独裁政权可能只能从内部通过和平方式发生改变。面对再次爆发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邻国以及欧洲各国政府的恐惧程度,可能远高于对塔利班统治下这种死寂般的平静的恐惧。
克里斯托夫·罗伊特 (Christoph Re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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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游客、数字游民和富有的美国人涌入这座首都,排挤掉了让这个地方如此迷人的东西:葡萄牙人。我出发去寻找童年时的街道。作者:卡塔琳娜·格拉萨·彼得斯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卢尔德斯·费雷拉·达斯·内维斯 (Lurdes Ferreira das Neves) 拄着拐杖坐在房子前的台阶上,她如此瘦小,以至于我差点从她身边走过。这位老妇人让我想起自童年起就在村庄广场上看到的葡萄牙人:戴着鸭舌帽的老男人,以及穿着深色衣服在悬铃木阴影下聊天的人们。在这里,在里斯本的老城区,内维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在此:她想在人群之中。
“一个人在家,那不适合我,”在六月的一天,我坐在内维斯身边时,她说道。每天午饭后,内维斯都会来到这个带着一棵小椴树的铺石广场,希望有人经过且是她认识的人。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于是,内维斯成了自己城市里的一个旁观者。在周围,古老的里斯本正在消失。
一群英国人拎着六瓶装啤酒走上街道,讨论是直接回度假公寓,还是在广场上再喝一杯。餐厅的欢乐时光是 15 点到 19 点,一杯两欧元,他们认为这没什么好犹豫的,于是拉过椅子坐下。
其他游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在阿尔法玛区 (Alfama) 的小巷中迷失。也许他们像我一样,在寻找这个地方最原始的样子。我出生并成长在里斯本。现在我回来了,为了理解如今这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在这座变化之快在欧洲几乎无出其右的城市里。我一直很喜欢蜿蜒的阿尔法玛。这里的房子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有些公寓从未有过一缕阳光照进来。内维斯说,她 19 岁时搬到这里。现在她 82 岁了。
以前,内维斯会在这里和邻居们聊天,孩子们在街道上玩耍。现在,拉杆箱在铺石路上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嘟嘟车司机鸣笛让行人让路,这些行人说着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内维斯遗憾自己无法与游客交流:“遗憾的是,我不会说外语。”这个下午只有一家葡萄牙家庭走过来,与她简单交谈了几句。
我们坐着的石阶曾经通向一家鱼贩店。透过窗户还能看到内部的瓷砖。旁边的咖啡馆现在成了纪念品店,面包店刚刚关门。该地区的餐厅名为 Alfama Cellar、The Corkscrew Wine Bar、The Hideout。它们都在 TripAdvisor 上获得过某种奖项。
我们上方的一扇窗户打开了,一名英国女性对着她的朋友大喊,让他们把六瓶装啤酒搬上来。街道上几乎所有入口旁边都挂着度假公寓的钥匙盒,经常好几个叠在一起。居民们抱怨家门口有尿液和呕吐物。里斯本老城区三分之二的公寓现在是 Airbnb——几乎没有哪个城市有如此高的密度。按人均计算,这里的度假公寓数量是巴塞罗那的六倍,去年巴塞罗那的当地人愤怒地用水枪喷洒游客。里斯本也出现了一些抗议。但在这里,人们表现得很安静。
自 2012 年法律变更以来,葡萄牙的部分租金大幅上涨,人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公寓。公寓被转化为度假住宿或被富有的外国人购买。内维斯的许多朋友和熟人都离开了阿尔法玛区。内维斯能够留下。房东对她那间狭小的底层公寓仅收取 200 欧元。
其他人则没那么幸运:里斯本两居室公寓的平均租金约为 1800 欧元,高于马德里、布鲁塞尔和柏林,而在这个国家,近一半的雇员月收入不足 1000 欧元。
里斯本人已经负担不起自己的城市。协会、酒吧、被称为 Mercerías 的小型杂货店正在消失。为了买食物,内维斯(das Neves)现在必须乘公交车前往相邻的街区。
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曾写道,没有什么比缺席更令人悲伤的了,因为随之而来的只有深沉的忧郁——
里斯本的访客:一座当地人已无法负担的城市
Teresa Freitas / 《镜报》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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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忧郁难道只有我能感受到吗?葡萄牙人将这种对过去的渴望称为“Saudade”,在记忆中,这种渴望有时会变得比现实更加宏大。但我在里斯本走得越久,就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地持有这种情绪。许多葡萄牙人告诉我,他们怀念旧时的亲密感,怀念共同喝的一杯茶,以及每日的交谈。“我们曾经是一个共同体,”格拉萨(Graça)街区的一位女性说道,“如果有人生病了,我们会给他送汤。我们互相照看。”现在,隔壁住着一个英国人,楼上住着一个爱尔兰人。每个人都独来独往。
甚至连迁入者也抱怨在街上只能听到英语。富有的移民更青睐那些外墙经过翻新、公寓经过豪华改造的街区。初夏时节,紫色的蓝花楹盛开,大西洋吹来微风,最近的瑜伽馆也总是近在咫尺。“我的客户有一种浪漫的幻想,认为自己住在漂亮的贴瓷砖房子里,并步行送孩子上学,”一名为想要移居葡萄牙的同胞提供咨询的美国女性说道。
她刚刚为一家美国大公司的一位经理在西海岸找到了一栋别墅。这位房产经纪人表示,她每年帮助 30 到 40 个家庭搬迁到所谓的“欧洲加利福尼亚”。他们是因为宜人的气候以及渴望一种没有政治争端的生活而来的。但最终,他们依然在阅读关于唐纳德·特朗普的所有新闻。
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阴凉的内院里,咖啡盛在造型精美的陶瓷杯中,玻璃柜里摆放着法式糕点。服务员很惊讶我们会用葡萄牙语点餐,因为大多数客人都只能说“你好”和“谢谢”,即使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很多年。七张桌子中只有一张坐着当地人。“这里不是葡萄牙,”经纪人说,“这是富裕外国人的梦幻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喝天然葡萄酒,在有机市场或泡菜工作坊相聚,这一切都由外国收入资助——而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则在交通拥堵中挣扎,因为他们被驱逐到了郊区。
专家批评称,里斯本现在的建筑只为富人而建。新的住宅项目被宣传为封闭式社区(Gated Communities),仿佛必须在门禁前防范民众一样。在 2015 年至 2025 年之间,葡萄牙的房地产价格几乎翻了三倍,涨幅之剧在欧盟境内几乎无出其右。
当地居民内维斯:“独自在家,对我来说不可接受”
与此同时,这里的社会住房供应量处于最低水平之一。为了吸引资金进入该国,政府多年来不仅依赖旅游业,还依赖房地产投资。凡是支付50万欧元购买房屋或公寓的人,都能获得一份拥有无限居住权的“黄金签证”。此外,政府还吸引所谓的“数字游民”,即那些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的人:网页设计师、IT工程师和非政府组织员工。
这些人正是此时此刻与我一同站在屋顶露台人造草坪上的群体。“里斯本数字游民”(Lisbon Digital Nomads)举办了一场“日落社交”活动。一条 Instagram 帖子宣传道:“欣赏日落,拿上一杯饮料”,并邀请人们“让对话带给你惊喜”。
我问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里斯本打开笔记本电脑工作。一名美国女性说,她欣赏葡萄牙人的亲切。一名尼日利亚女性说,她在这里感到充满活力。一名俄罗斯女性说,她热爱这里的蓝天。
在我们面前,特茹河波光粼粼,4月25日大桥上的灯火渐次亮起。我不能责怪这里的人像我一样热爱里斯本。但他们中没有人提到:他们来到这里也是因为税收。
长期以来,数字游民在十年期间只需支付 20% 的固定税率。相比之下,葡萄牙人则按常规纳税,年收入仅约 1.3万欧元时,其分摊的税款就已高于这些外来者。里斯本变得更加国际化,但也变得更昂贵、更不公平。
“很多外国人赞叹这里的生活成本多么低。他们不明白,这反而让我们觉得自己更穷了,”20 岁的马蒂尔德·迪亚斯(Matilde Dias)说道。她在市场上销售草莓和桃子。她在里斯本学习传播学,像许多同学一样,仍然住在父母家。很快搬出去?“我想,这大概是不可能的。”
不仅是房租,食品价格也在上涨。盐、橄榄油和大米的价格比四年前上涨了约 50%。市场上的屠夫说,现在的肉类价格往往翻了一番。
夏天,里斯本人喜欢在户外聚在一起喝啤酒或葡萄酒。“但现在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去哪里,”一位熟人讲述道,“突然之间,所有东西都贴上了价格标签。”学生迪亚斯说,她的许多朋友已经移民到了瑞士、英国或德国。“我不想离开。但我也有种感觉,这个国家不再属于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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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区的纪念品店:500 米内有 25 家店铺
里斯本那种颓废的魅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贫困的体现。墙皮脱落,公寓潮湿。在 70 年代,婴儿死亡率很高,文盲率同样很高。葡萄牙曾被称为“西欧的穷人院”。数十万人选择移民。
但 1986 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改变了一切。在我还是个女孩的时候,农村有时还用牛拉车。但很快,高速公路和购物中心拔地而起,许多人实现了他们的资本主义梦想。与此同时,人们能感受到一种出发的信心:经济在增长,青年在希望。而现在?他们再次离开家乡。据估计,在 15 至 39 岁的年轻葡萄牙人中,有三分之一生活在国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 2008 年开始的债务危机。欧盟要求进行激进的改革、紧缩措施和私有化。其后果至今仍能感受到。
早晨,我想去那家我父亲以前买螺丝的五金店。那时,地面上摆着油漆桶,天花板上挂着扫帚,对于孩童时期的我来说,走进那昏暗店内的每一步都是一次发现。当我寻找那家店时,我发现它被一家纪念品店取代了——其商品种类与对面那家纪念品店完全一样。15,99欧元的保温瓶,2,99欧元的烈酒杯,2欧元的磁铁。上面印着旧电车、蓝色瓷砖和彩色房屋。这些店铺在贩卖一种由它们自己亲手摧毁的田园诗意。
在以18世纪在此定居的银匠命名的银匠街(Rua da Prata)上,我在500米范围内数出了25家纪念品店——这些店面每月的租金高达数千欧元。葡萄牙媒体的调查显示,一些团伙将来自南亚的工人偷运到葡萄牙并在此剥削他们。周报《快报》(Expresso)援引一名司法部官员的话称,向游客出售廉价小商品仅仅是副业,真正的生意是让移民合法化。
历史悠久的里斯本成了一个由贫穷外国人服务于富有外国人的地方。这里几乎不再有人说葡萄牙语。装饰着阿兹勒赫(Azulejo)瓷砖的建筑立面闪闪发光,铺设石块的人行道干净整洁。这座城市比我童年时更加光鲜。它在发光,但它在死去。
活动人士丽塔·席尔瓦(Rita Silva)表示,葡萄牙实际上必须在经济上进行自我重塑。
卡塔琳娜·格拉萨·彼得斯(Katharina Graça Peters),44岁,在葡萄牙长大。直到她前往特茹河对岸的一个村庄,才重新找回当年的感觉。在那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
(席尔瓦)致力于争取可负担的住房,目前在“公正生活”(Vida Justa)运动中活跃。房地产市场和租金保护必须得到监管,Airbnb住宿的数量必须减少,并且需要建设更多的社会住房。但问题更为深层:为了留住年轻人,国家必须变得更具创新力,扩大医疗和技术领域。“葡萄牙必须满足葡萄牙人的需求,而不是外国人的需求,”席尔瓦说道。
如果这种转变未能成功会发生什么?一位朋友警告说,届时葡萄牙社会将会崩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足够了”(Chega)目前已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团。
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自身认同的丧失。在他人放弃的地方,有些人选择守护并反抗。其中就包括56岁的丽塔·穆里亚斯(Rita Múrias)和她58岁的丈夫保罗·巴拉塔(Paulo Barata)。他们原本是平面设计师。但自2014年起,他们经常在凌晨出发,去拆除那些原本会被送往垃圾填埋场或废品回收站的招牌。
在一家前铸造厂的仓库里,他们收集了数百块招牌,这些招牌曾装饰在珠宝店、文具店或眼镜店的入口,定义了这座城市的景观——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想要它们了。巴拉塔拨动了一个开关。当我走过大厅时,一些霓虹灯字样开始发光,变压器发出嗡嗡声。我读到了用优雅、弯曲的字体写的“Eleonora”——这是一家以前理发店老板的名字。玻璃上画着“Ramiro Leão”,那是这座城市曾经的高档区域的一家知名百货公司,我小时候在和父母去看芭蕾舞之前,常在那里吃烤栗子。最让我高兴的是Jumbo超市那个巨大的橙色大象,我们以前常在那家超市购物。
每一块招牌都在讲述一个关于这座城市及其居民的故事。
几年前,当他们拆除 Sul América 糕点店的灯具时,穆里亚斯(Múrias)和巴拉塔(Barata)不得不中断工作。一名路人开始哭泣,因为她的祖母刚刚去世。她以前总是和祖母在这里一起喝下午茶。
穆里亚斯指向一个浅蓝色的“Costa”霓虹灯招牌,那是他的一位理发师朋友留给他的。在那个朋友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他的妻子、儿子和孙子没有去墓地——他们是来参观这个招牌的。
这座大厅里存放着记忆。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我以为已经丢失的东西:旧时的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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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莫娜·阿尔-加莱伊尼(Mona Al-Ghalayini)曾是加沙地带的一名女企业家。现在,她希望在开罗通过她的烹饪,夺回战争夺走的一切。
莫娜·阿尔-加莱伊尼讲述道,在加沙,她走在街上没有一刻不被问候——面包师、踢球的孩子们、蔬菜摊贩,所有人都会打招呼。她曾是这个沿海地带最著名的女企业家,经营着一家拥有约 300 名员工的公司,投资于酒店、餐厅以及进出口公司。
如今,这位 56 岁的女性坐在她位于新开罗(New Cairo)的餐厅 Jouzoor(意为“根”)里。这是一个精致的郊区,埃及在这里营造出一种仿佛身在迪拜的氛围。没有人回头看向加莱伊尼。
但人们在她的店里用餐。在她身后桌的一对埃及夫妇正在品尝巴勒斯坦美食:辣味番茄莳萝酱虾。那个男人说:“我们会再来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埃及首都出现了一个“小加沙”。自 7. 10 月 2023,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发战争以来,约 100.000 名巴勒斯坦人来到了埃及。其中许多人是被迫离开的。在这里,他们烹饪出家乡的味道。
加莱伊尼解释了加沙料理的特点。“莳萝、大蒜和辣椒是其基石,”她说,“它们让口腔灼热,让心跳加速。”
作为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中唯一的沿海地区,加沙曾以渔业为生。但由于捕鱼区域受限以及以色列海军的袭击,鱼类已成为罕见的盛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封锁料理”:用扁豆代替肉类,配以大米、面包和豆类,再加上救援组织提供的物资。
加沙的烹饪不再取决于那些在战争中被系统性摧毁的农田,而取决于检查站、进口清单和空袭后所剩下的东西。“我们的料理是不屈的,且通常很辣,这样人们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加莱伊尼说。
现在,她希望在烹饪领域征服这个拥有 1.2 亿人口的国家——而且她并非唯一一人。
在开罗东部的纳斯尔城(Nasr City),Kazem Ice Cream 的店面在摩天大楼之间闪烁着粉红色的光芒。这里曾是加沙最著名的冰淇淋店。店里,穿着围裙的年轻男子在不锈钢桶中搅拌着浓稠的原料,空气中弥漫着玫瑰水的香气。这种 Mistika 冰淇淋像马苏里拉奶酪一样有弹性,加入了乳香黄白桦树的树脂调味,尝起来像是在森林中散步,并配以烤开心果。
“我们以前就住在 Kazem 冰淇淋店所在的同一条街上,”一位站在柜台前的母亲说,“这就像是一次向过去的小小逃离。”
走过几条街,门口飘散着 Zaatar 的香气:那是百里香与烤芝麻的混合物。将 Zaatar 与橄榄油一起抹在热面包上,这种酱料尝起来就像阳光照耀下的香草山坡。在市里第一家巴勒斯坦超市里,堆满了用于泡茶的鼠尾草叶罐头,以及装有橄榄、醋渍蔬菜和腌柠檬的桶。
店主表示,目前几乎没有与加沙的官方贸易;因此,他们依赖于私人,这些人经由约旦河西岸前往约旦,再从那里进入埃及。“为了买这种奶酪,我开了 50 公里车,”一名顾客讲述道。
这里的许多巴勒斯坦人在没有保障的居留状态下生活:他们经常
“没有什么能轻易让我畏缩”
© HENRY BERNHARD / DEUTSCHES
既不能开设银行账户,也不能让孩子就读公立学校。埃及方面强调,希望防止任何驱逐行为,并确保他们返回加沙。考虑到经济危机,政府希望防止出现永久定居的情况。
莫娜·加莱尼(Mona Al-Ghalayini)于2024年6月开设了她的餐厅。店内闪烁着明亮的大理石桌面,面前摆放着带有厚垫子的藤椅,编织灯将温暖的光芒洒在地面上,桌上飘起阵阵烟雾。
加莱尼在手机上翻看着她在加沙城那家传奇根源酒店(Roots-Hotel)的照片:从露台上可以俯瞰地中海,服务员端着盛有新鲜鱼类和梅泽(Mezze)的小盘子,穿梭在商务人士和婚礼宾客之间。
她讲述了自己作为中产家庭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成长经历。“我父亲总是带我到处走。”她很早就意识到:“没有什么能轻易让我畏缩。”在一个女性企业家寥寥无几的环境中,她迫使男性们认真对待她。她在约旦学习工商管理,随后开设了一家汽车旅馆、一家快餐店、一家餐厅,最后是一家酒店。“我早睡早起,未婚——我是自己时间的主人,”她说。
她经历过“七次战争”,但没有一次像最后一次那样。2023年11月中旬,她离开了加沙——据她解释,这得益于电话沟通和人脉关系。
在埃及最初的几个月里,她通过品尝开罗的各类餐厅来适应,寻找优质的屠夫和蔬菜商,直到她意识到:“我要开一家自己的店。我不能就这样坐在家里。”
随后,她用手掌轻轻抚摸着自己设计的菜单:上面画着一名穿着刺绣连衣裙的女性,黑色的卷发从库菲耶(Kufija)头巾下涌出,耳朵上戴着一把钥匙——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这是返回失去故土的象征。她手中拿着一块颜色与巴勒斯坦国旗一致的西瓜。“这张图片包含了定义我们巴勒斯坦人的所有特质,”加莱尼说。
她说,家乡的烹饪不仅仅是食物。“它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如果我们停止烹饪,我们就停止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这时,两名新客人进来了,莫娜·加莱尼站起身,用亲吻迎接一名埃及女性。“你让整个埃及都焕发光彩,”那名女性说。“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加莱尼回答并笑了。显然,对于对方来说,她已不再是陌生人。
杜尼亚·拉马丹(Dunja Ram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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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tor Retamal / AFP
周日晚上,台风“海豚”(Dolphin)在中国东南部登陆。在上海,这名男子试图用一把雨伞遮挡雨势。这座千万人口城市的街道被淹没,部分地区停电,航班被取消。“海豚”这个纯真的名字旨在让人想起香港湾内的白海豚,它是今年袭击中国的最强台风。气象学家警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端天气正在增加。MST
伦敦 在伦敦的金融区(the City),资本几乎没有边界,但衣橱却有严格的界限。西装必须是深色的,衬衫必须是白色的,鞋子必须是黑色的。“城中禁棕”(No brown in town),银行家们这样说道,并嘲笑所有敢于穿棕色鞋的人。至于其他颜色,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
大多数伦敦的金融经理可能从未参加过自民党(FDP)的活动。但我参加过。放眼望去,全是白色运动鞋。仿佛德国的自由主义在鞋架上找到了最后的堡垒。而伦敦的银行家则更含蓄地表达个性:就在裤腿与鞋子之间那几厘米的空间里。袜子可以是彩色的,偶尔甚至是条纹的。
我那些古怪袜子的库存相当有限。有一双印着荷马·辛普森(Homer Simpson)在吃甜甜圈,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还有一套压力袜,我在长途飞行前不得不强行穿上。最后是一双印有英国国旗(Union Jack)的袜子,是我妻子在搬到伦敦前送给我的。
我最后一次穿它们是在6月初。南安普敦的一家法院判处一名男子至少21年监禁,因为他刺死了一名学生。凶手是一名锡克教徒,信奉一种印度宗教,其男性传统上蓄胡须并佩戴头巾。
此案在全国引起轰动,因为警方最初给垂死者戴上了手铐,而不是为其提供救治。判决后,英国民族主义者在一家警察局前聚集。他们挥舞着英国国旗,要求驱逐所有锡克教徒。当时我匆忙跳进车里,开车前往南安普敦。那些戴着头巾、一眼就能被认出来的锡克教徒现在情况如何?
在距离警察局不到两公里的地方,我被邀请进入一座寺庙。祈祷室前,鞋子排成长长的一列。当我准备把鞋放进去时,才突然意识到我早上穿了什么样的袜子。我感到一阵燥热。我竟然穿着两面英国国旗,去采访那些被要求驱逐的人?一名戴着头巾的男人顺着我的目光看去,微笑着只说了一句:“漂亮的袜子,进来吧!” —— 克里斯托夫·吉森(Christoph Giesen)
此处由马里安·布拉斯伯格(Marian Blasberg)、克里斯托夫·吉森(Christoph Giesen)、朱莉娅·阿玛莉亚·海耶(Julia Amalia Heyer)、利奥·克利姆(Leo Klimm)、杜尼亚·拉马丹(Dunja Ramadan)和玛丽亚·斯特尔(Maria Stöhr)轮流撰稿。
插图:阿尔内·贝尔斯托夫(Arne Bellstorf)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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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议会的辩论持续了约十二个小时。随后,大多数议员投票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为与被禁的库尔德工人党(PKK)的和平进程建立框架。此举被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40多年来,被欧洲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一直与土耳其国家作战。这场冲突已造成数万人死亡。双方伤痕深重。2024年,安卡拉开始与被监禁的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就结束战斗进行谈判。随着该法律的出台,这一进程进入了新阶段。它规定了一种类似于“缓刑赦免”的机制:针对特定罪行的刑事起诉和监禁刑期将被暂停五到十年。如果在此期间没有犯下新罪,则相关刑罚将被视为已执行完毕。在该规定生效前,库尔德组织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批评者担心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会再次被刑事化:政府决定谁被释放,并可以在任何时候再次逮捕被释放者。自1999年起被监禁的奥贾兰并未被释放,尽管这是库尔德工人党的一项基本要求。此外,该法律几乎没有反映库尔德方面的诉求:例如,缺乏民主化措施以及对反恐法的弱化。部分反对派坚信,只有在伴随民主化和赋予库尔德人广泛权利的情况下,和平才能成功。然而,埃尔多安早已采取了另一条路线。通过这项法律,他可能试图将库尔德人拉拢到自己一边。他需要他们,以便能够再次竞选其职务。ASC
2025年,沿海及内陆水域中水质等级最高的可游泳地点占比,%


来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师约瑟夫·S·伯穆德兹(Joseph S. Bermudez Jr.),72岁,解释了为何朝鲜独裁者金正恩可能会再次派遣数万名士兵参加对乌克兰的战争。
《镜报》:伯穆德兹先生,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消息,一支朝鲜部队已被部署到俄罗斯西部,据称配备了120枚弹道导弹。在过去几天里,朝鲜导弹可能已被用于袭击基辅。
伯穆德兹:俄罗斯人几乎不需要依赖朝鲜导弹部队的支持。但金正恩希望这支部队出现在那里,因为在他看来,这将使俄罗斯在债务上更深地依赖朝鲜。金正恩将参与战争视为其转型为全球政治领导人的关键。他在俄罗斯参与得越多,就越接近这个情感目标。
《镜报》:朝鲜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补偿?
伯穆德兹:这尚未公开。但补偿一定非常可观。
《镜报》:士兵的薪水、技术转移、石油。
伯穆德兹:是的,涉及经济支持。此外,平壤收到的关于其武器系统有效性的信息也极其重要。起初,交付给俄罗斯的部分弹药质量较差且失效。但在军方将反馈传回朝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此外,朝鲜人此前对现代战争的经验非常有限。而现在,他们正在实时获得这些经验。
《镜报》:在2024 / 25年的首次派遣中,朝鲜人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即俄罗斯境内。当时库尔斯克处于乌克兰占领之下。这次朝鲜人可能会出现在哪里?
伯穆德兹:我可以想象,最初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再次被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在与乌克兰的前线,也就是乌克兰边境。但也许也会在更南边的顿巴斯地区。
《镜报》:返回的军官可能已经培训了现在被派遣的新朝鲜部队。这将产生什么影响?
“朝鲜武器的有效性将会提高。”
伯穆德兹:我们必须假设他们这次将战斗得更有效。
《镜报》:他们在乌克兰积累的经验将由幸存者带回国。这将如何改变朝鲜半岛的政治和军事局势?
伯穆德兹:局势已经在改变。朝鲜军队的质量正在提高,这使其变得更危险。这种质量提升在整个朝鲜人民军中普及的速度如何,仍有待观察。朝鲜武器的有效性,特别是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还有电子战能力——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将得到提高。GFA
命运 四名来自难民收容所的朋友去露天泳池玩游戏。其中一人再也没有浮出水面。他的父母捐献了他的器官。现在,这个家庭必须离开德国。作者:Sylvie Gühmann 和 Arne Piepke(摄影)
《镜报》 34 / 2026
记者 59
所有人都在屏息。所有人全部潜入水下。谁能坚持最久,谁就获胜。暑假,赫克斯特(Höxter)露天泳池,四个男孩,一场游戏。许多 11 岁的孩子能在水下坚持大约 40 秒,大约相当于诵读一遍《主祷文》的时间。三个男孩潜入水下,但诵读一遍《主祷文》的时间早已过去,却只有两个男孩重新浮出水面。少了一个。
那个失踪的男孩名叫 Tegshe。 赫克斯特露天泳池发生溺水事故——11 岁男孩情况危急
8 月 11. 周一下午,赫克斯特露天泳池发生一起严重的溺水事故。一名来自赫克斯特-吕特马森(Höxter-Lüttmarsen)的 11 岁男孩在水下发生意外后必须接受心肺复苏。
随着这则警方通报的发布,吕特马森收容所里的孩子们在看到 的母亲时便停止了玩耍。他们先是笑,然后看着她的脸,接着陷入沉默。然后是那个小孩子,从那时起就在问 在哪里。
于 8 月 15. 17 时去世。父母捐献了器官。他的继父说,他的心脏留在德国。父母将他的骨灰送回故乡蒙古。对于 在哪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答案很复杂。因此,他的母亲 Tsevegdorj Ariunbileg 从 9 月起不再住在吕特马森。她讲述道,她住在 15 公里外的布鲁赫豪森(Bruchhausen),与 Tegshes 的继父、他的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去年 8 月,正是她给《镜报》写了这封信,信中写道,她希望儿子的故事能留下感激之情。
她写道:“我们的儿子不仅仅是因为一场意外而去世——他赠予了生命。我们想证明,我们蒙古人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热心的民族。
深情地, Ariunbileg Tegshbayar 的家人”
现在是二月, 的母亲说话时,双手在腹前交叠。露天泳池的那一天已经过去半年,她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她是一位在寻找的母亲,因为她无法接受她的儿子再也不会浮出水面。
当 的家人接待客人时,铺着蓝色塑料桌布的桌子上总会摆放一些东西。二月,在他们来到德国一年多之后,桌上是鸡翅、一壶红茶和一盒 Merci 巧克力。
的继父从一个鼓囊囊的背包里拿出一枚 2 欧元的硬币。“这个还在,”他说,并像给出答案一样将其放在桌上。他说,他曾在蒙古配送面食特产,有时往返 200 公里,从纳莱赫(Nalaich)到祖恩莫德(Dsuunmod)。他说他喜欢这份工作。他确保货物准时送达。他感到自己被需要。“感觉很好,”他说。
在布鲁赫豪森的起点,韦泽河支流内特河(Nethe)边立着一棵垂柳。村里有一个池塘,这里的人称之为“银泉”,据说具有疗愈能力。在互联网上,布鲁赫豪森用一种当地小镇在没什么可看之物时才会写的文字进行宣传:布鲁赫豪森曾是一个
从右上方向下看,Lasare 是 的朋友。
他们几乎每天都踢足球。但那天除外。那天,他们卷起裤腿站在溪流中。
照片拍摄几周后,其中一个人将失踪,一个人将拥有男孩的面孔但带着成年人的眼睛,而另一个人将拥有棱角分明的脸。右上角那栋灰色房子的第二个房间将变为空房,当里面亮灯时,一个兄弟会尖叫。
继父清空了特格舍(Tegshe)的背包。里面装的是一个11岁孩子在露天泳池度过的一天:揉成团的 Center-Shock 糖纸、沾有巧克力污渍的手帕、一件 Timberland T恤、一条耐克 Jordan 运动短裤、一瓶 Ahoj-Brause 汽水,以及一个带魔术贴的黑色钱包。一双脏兮兮的 Crocs 鞋,33码。
还有一枚两欧元的硬币。
“我给了他四欧元,”继父说道,硬币放在他面前,他伸出四个手指。说话时他几乎没有抬头。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在开口前经常请求允许的人。“两欧用于入场,两欧用于买饮料,”他说。
入场费的那部分没了。还剩的那枚硬币,大概是这个男孩最后握在手中的东西。
2025年8月11日,大约600人打算在露天泳池度过一天。14:30,滑道附近的游客看到一个身体在漂浮。几分钟时间里,工作人员和游客试图对一名男孩进行心肺复苏。随后,一架直升机将其接走。
当难民溺水时,总有人在私下议论:“又是那种不会游泳的人。”仿佛这样就能让死亡变得可以接受。
但特格舍不需要会游泳。这个男孩当时站在非游泳者池中。那个池子的深度大约是1.20米。
特格舍身高1.50米,体重30公斤。这是他在四天后,哥廷根的医生交给其父母的诊断书上记载的数据。就在那天,德新社(DPA)发布了如下消息:
一名11岁男孩在赫克斯特发生严重游泳事故后死亡。警方表示,该男孩在医院接受了密集治疗,但伤势过重。他已于周五去世。父母在面对

特格舍的家人: “但现在有五个母亲感到幸福”
国家认可的疗养胜地。但甚至连这个称号也被撤销了。
2025年夏天,一张照片显示特格舍和其他几个孩子在流入威悉河的博勒溪(Bollerbach)中。他们大多时候在踢足球,有时玩捉迷藏,有时玩躲猫猫。但当他们踢足球时,拉萨雷(Lasare)守门。
特格舍在进攻。
拉萨雷和他的两个兄弟来自格鲁吉亚,和特格舍住在同一栋灰色房子里。那栋房子曾经是一所学校,现在是难民居住地。特格舍的房间是第二个
60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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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重的打击下决定捐献男孩的器官。
有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的姐姐牵着他的手,他们站在蒙古的一条河里。看起来男孩正想走进去。特格舍的家人来自乌兰巴托,他们的宗教和许多其他来自乌兰巴托的人一样,是佛教,他们相信轮回。他们相信人的灵魂在死后会寻找一个新的身体。
当医生关闭机器后,特格舍的家人点燃了49天的蜡烛,因为他们说,这样特格舍的灵魂才不会留在黑暗中。捐献器官违背了他们的信仰。按照传统,人们应该守护身体,直到灵魂找到光芒——并作为动物或人类回归。
因为特格舍不再生存,两个成年人、两个孩子和一个婴儿得以生存。德国器官移植基金会(Deutsche Stiftung Organtransplantation)如此写道。
特格舍的母亲说,亲戚们因此感到愤怒。“但现在有五个母亲感到幸福,”她说。她希望更多的人捐献器官。因此,她想讲述儿子的故事。“为了能帮助更多否则会失去孩子的父母。”
策维格多尔日·阿里恩比列格(Tsevegdorj Ariunbileg)相信,特格舍在五个承载他器官的身体中继续生活。她说,特格舍现在有六对爱他的父母。她说,当她在街上看到身上有疤痕的人时,她会想,那就是她的儿子。
七月,铺着塑料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碗冰块,一碗彩虹糖,一盘鸡翅,以及一份避难决定书。
“不承认其难民身份。避难申请被驳回。申请人被要求在决定通知后 30 天内离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提起诉讼,离境期限将在避难程序不可上诉地结束后的 30 天届满。”
特格舍 (Tegshe) 的母亲坐在厨房里,双手抚在日益隆起的腹部。她说,特格舍从来不在意糟糕的天气,随后她透过旧木窗看向窗外。
她正期待着一个孩子的出生。特格舍的母亲是一个有主见的人。她在丈夫开口之前就会说话,曾在蒙古经营过一家超市,负责检查货物和订单。
“他热爱雨天,”她说,仿佛特格舍马上就会走上楼梯一样。他的姐姐是一个年轻女性,18 岁,肩长的头发像一件黑色兜帽一样落在白色 T 恤上,现在戴着一条带有翅膀吊坠的银项链。她说,这条项链从未摘下。
“我有时会叫他,”她说。当她洗碗时,有时会叫他帮她把餐具拿过来。她摸了摸脖子,找到了那条项链。然后她又想了起来。
她说,在去年八月的那个夏天日子里,特格舍非常兴奋。那是他第一次和朋友们单独去游泳。

赫克斯特 (Höxter) 露天泳池:
真正糟糕的事情发生时,并不总是会有预兆
8 月 11 日,暑假期间的一个周一,空气干燥得像骨头一样,特格舍告诉他的母亲他要出门了。
特格舍总是会打招呼。“妈妈,我要出去了,”他曾这样说。或者:“妈妈,我去玩了。”甚至:“妈妈,我要去厕所。”她笑了。然后她哭了。然后她看向别处,当她哭泣时,她擦掉眼泪,仿佛为此感到羞愧。
在八月的那个周一,特格舍也打过招呼。“妈妈,我去游泳,”他喊道。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也就是来自格鲁吉亚的三兄弟:桑德罗 (Sandro)、拉萨雷 (Lasare) 和伊利亚 (Ilia)。特格舍的母亲点了点头。“比玩手机好,”她说。
但她的眼神看起来像是在寻找某个能点头认同的人。至于特格舍不会再回来,他并没有说。
特格舍收拾了他的包。一个捐赠的背包,对于一个瘦削的 11 岁孩子来说太大了,他和朋友们出发了,经过威悉河 (Weser)。
从那天起,是别人在传递消息。首先是桑德罗打来的电话。特格舍必须进医院。然后是医生们。
四天后,特格舍脑死亡。他的母亲说,他的缺失不是任何人的错,八月的那天:是一场意外。她称他为“小英雄”。“特格舍总是最勇敢的,”他的继父说。
但当他们这么说时,目光看向一枚放在塑料布上的两欧元硬币。
他们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别人给的。母亲那件印有“Jeep”字样的 T 恤,继父的短裤,姐姐的眼镜,弟弟的玩具。特格舍最喜欢的夹克,那件带有拉链的绿色 Adidas 夹克。这些都是为了在德国生活而得到的捐赠。
2026年7月,一座灰色房子前的草地上躺着一个破裂的足球。公交车站唯一站着的只有两个垃圾桶。一名来自格鲁吉亚的男子往里面扔进一个袋子。苍蝇四散飞走。这里很久没有人接送了。公交车站已停止运行。难民们住在学校里。在上面,从右数第二间房,曾是特格舍 (Tegshe) 居住的地方。这间房已经空了近一年。
特格舍的家人在停车场从一辆银色汽车中走下来。父亲、女儿、儿子。没有特格舍的母亲。她没能过来,因为她无法忍受其他孩子陷入沉默时的样子。
相反,这里的居民们涌向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抱住特格舍的小弟弟奥尔吉尔 (Orgil)。奥尔吉尔扎着一个小辫子,身体像坐过山车一样地跳动。他在一个接一个的手臂间穿梭,从一个孩子传到另一个孩子,从一个成年人传到另一个成年人。特格舍的姐姐说,她想念在这里生活。她看向上面右侧的第二间房。
几乎所有人都到了,他们坐在绿树下的塑料椅子圈里,与特格舍的家人交谈。除了伊利亚 (Ilia) 以外的所有人都到了。伊利亚十岁,每当特格舍房间的灯亮起时,他就会开始尖叫。这个男孩总是问特格舍在哪里。自八月的那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安静下来,而自八月的那天起,特格舍成了所有话题,但对他而言却消失了。他不谈论特格舍。除非他在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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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兄弟俩拉萨雷 (Lasare) 和桑德罗 (Sandro) 讲述的。他们坐在圈子里。他们曾是经常和特格舍一起“踢球”的人,用他们的话说,拉萨雷守门,桑德罗在中场,特格舍在前锋。他们曾和他一起去露天泳池。
“直到今天,我依然后悔允许了这件事,”桑德罗说。他是兄弟中最大的,17岁。他的弟弟曾来找他,问是否可以尝试憋气。他说过“可以”,但“不要过头”。桑德罗坐在白色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拿着电子烟。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二十五岁左右,但他握着电子烟的样子,就像个孩子抱着毛绒玩具一样。
对于特格舍所遭遇的情况,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泳池黑视 (Schwimmbad-Blackout)
这个词表明特格舍并非第一个遭遇此事的人。在泳池黑视中,当事人会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失去意识。大脑氧气不足。随后会出现反射性吸气,并可能导致溺水死亡。德国救生协会 (DLRG) 严厉警告不要进行旨在尝试在水下尽可能长时间憋气的勇气测试。
根据德国救生协会 (DLRG) 的统计,2025年德国有393人溺水。82%为男性。仅在2026年6月,就有99人溺水。这是20多年来6月份溺水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超过90%再次为男性,年轻人全部如此。德国救生协会表示,这些事故通常与过度自信有关。特格舍的母亲认为,特格舍是想给露天泳池里的男孩们留下深刻印象。
桑德罗的弟弟拉萨雷有一张孩子的脸,但眼神像个成年人。他坐在桑德罗身边,今年十四岁。他是那种在群体中不会先开口说话的人。他是那种先倾听的人。他说,他不愿谈论那天,也不愿谈论特格舍。
他说,他也不再踢足球了。
但当他看到特格舍的小弟弟奥尔吉尔时,他的脸像蜡烛一样亮了起来。他以前总是叫他“小特格舍”。每当他这么叫时,特格舍的母亲就会哭。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这么叫了。
桑德罗接话道。“首先是(他)浮上来,因为他撑不住了,”他说。然后是拉萨雷。他拉了拉桑德罗并问:“你觉得特格舍在开玩笑吗?他不动了。”拉萨雷说:“他在耍花招。”就像孩子们在露天泳池里常做的那样。装死。
但拉萨雷并不确定。于是桑德罗拉起特格舍的头,将他移至
把他的肩膀托起,从水池中抱出,放在地上。人们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救生员来了,还有个自称是医生的男人,在那之后,就再也没见到特格舍了。
“特格舍是个可以对他倾诉秘密的人,”拉萨雷说。是一个能守口如瓶的人。他总是最安静的那个。一个同样坐在塑料圆圈里的格鲁吉亚小女孩开口说话,说她从未和特格舍吵过架。拉萨雷纠正了这个女孩。他纠正她的方式就像纠正一个犯错的孩子,因为大多数孩子犯的错都是可以纠正的。
他低声说道,目光看向地面:“不对。”那个女孩曾把特格舍带到球门
桑德罗讲述道,每当收容所里特格舍旧房间的灯亮起时,伊利亚就会说,来看看,因为他以为特格舍回来了。
最近他们去了露天泳池。但伊利亚想立刻离开,再也不想潜水了。伊利亚也不愿与任何心理治疗师交谈。“伊利亚有心理创伤,”那个眼神像成年人一样的男孩拉萨雷说道。
夏天时,布鲁赫豪森周围的田野变得枯黄。天竺葵努力地掩饰着建筑外墙上的裂缝。这里矗立着的这类半木结构房屋也被称为骨架建筑。其中一栋房子里放着一个深蓝色的行李箱,一个人的生活就装在其中。走上十几个台阶,在四个组成一个单词的木质字母后面,写着:“家 (Home)”。
2024年,就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德国。初次接收中心闷热且拥挤,他们这样说,然后是吕特马森 (Lütmarsen) 和布鲁赫豪森。
特格希 (Tegshe) 的母亲在故乡目击了一起犯罪行为并作证。这使得该家庭在蒙古处于危险之中。他们说,无法回去。曾经有人纵火烧了他们居住的房子。他们是这样讲述的。特格希的继父手机里存有房屋被烧毁的照片。
特格希的母亲怀孕已久。她站在狭小的厨房里。她正期待着再次生下一个儿子,并打开了她已故儿子的行李箱。她指向行李箱,说里面像礼物一样包装着特格希的生活。
行李箱里有一个宇航员图案的笔袋、衣服,尤其是特格希最喜欢的那件阿迪达斯 (Adidas) 夹克,那件带拉链的绿色外套,还有学校用品,以及又一包 Ahoj-Brause 发泡糖。 “特格希很喜欢发泡糖,”他的母亲说。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包。
在一张特格希学习德语的纸条上写着:
“我叫特格希巴亚尔 (Tegshbayar)。我十一岁。我身高 1.35 米。我喜欢紫色。我喜欢喝茶。”
在特格希的笔袋里,有一把给那个留着锅盖头男孩用的梳子。它自去年夏天起就放在里面,那是特格希遇到他女朋友的时候。那是特格希第一次陷入爱河的夏天。
“她比他高一个头,”他的继父说。他笑了。“为了她,他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他的姐姐说。
兄弟桑德罗 (Sandro) 和拉萨雷 (Lasare):
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和特格希一起踢足球。
想要摆姿势,结果吵了起来。特格希总是想踢前锋。拉萨雷给了奥尔吉尔 (Orgil) 一根香蕉。奥尔吉尔接过它,站在小桌子上,结果踉跄了一下,四双手臂随即向他伸出。
他们曾去医院看望他。桑德罗说,他是一个不怎么哭的人,但那时他也流泪了。那些管子。“当然,忘记一个孩子是很困难的,”他说。他说,特格希原本有这么多计划,而桑德罗看起来比二十五岁中期要老得多。他将电子烟凑到嘴边。
当医生关闭机器时,一只白鸽落在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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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朋友曾对他说过“我爱你”。她和他在一个班级,曾为他画了一幅画:他的眼睛。下面用蒙古语写着:“美丽的眼睛”。特格希曾给她买过花和一个排球,因为她喜欢打排球。
直到今天,那位女朋友仍在给特格希的姐姐发信息。
行李箱里有一张来自 6℃ 班的卡片,上面画着彩虹,写着一个词:“乐于助人”。全班同学写道,他们想这样记住他。
“大多数兄弟姐妹都会争吵,”特格希的母亲说。为了遥控器,为了瓶子里最后一口水,为了衣服。“特格希总是分享,”她说。只要姐姐请求什么,他就会给。
大多数兄弟姐妹也不愿意分享房间。但特格希的姐姐很愿意与特格希共用房间。特格希害怕很多东西,但为了他人,他会忘记自己的恐惧。他讨厌茶壶,讨厌水沸腾时的声音。她说:“当我生病时,他仍然给我端茶。” 一个英雄的故事,其影响力远至蒙古,但只有至亲才能洞察。
母亲还记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的一个夜晚。当时他们住在郊外的祖父母家,她在酒吧工作,很晚才回家。气温零下 30 度,没有灯光,野狗在吠叫。她给 Tegshe 打了电话,Tegshe 来了,把她送回家。“尽管 害怕黑暗,”她说。
Bruchhausen 是一个不需要恐惧的地方。一个事物逐渐老去的地方。夏天,旧木窗前的草丛聚集成干草,台阶上的灰泥剥落,设备生锈。Bruchhausen 是一个人们为了确保什么都不会发生而来到的地方。
但 Bruchhausen 是一个 的家人不能停留的地方。铺着塑料桌布的桌子上放着一封律师函。
的母亲有时梦想能去海边。孩子们从未去过海边,一直只在河边。但 Tsevegdorj Ariunbileg 没有钱。家里有债务。她说, 火化的费用很高。春天她发起了一次募捐活动。直到今天共筹集了 70 欧元。
八月时,那枚两欧元的硬币已不在那个带魔术贴的黑色钱包里。
“我觉得自己被抢劫了,” 的母亲说。就好像在器官捐献时,人们拿走了需要的部分,而将剩下的全部扔掉一样。
但 Tsevegdorj Ariunbileg 不想再哭了。因为那样会把 的灵魂困在黑暗中。
她曾有的梦想,以及她儿子曾有的梦想,现在看来如此遥远。当她谈到梦想时,她望着旧木窗向外看,看到的是骨架般的建筑。
的母亲说, 曾梦想成为一名医生。他的这个梦想源于他看过的一部关于外科医生的动漫系列剧。
她说,医生们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其实正是 想去做的事情。
“我叫 Tegshbayar,我十一岁”
拯救生命。
一名男子现在靠着 的肾脏和胰腺生活。在移植之前,他每两天就要进行一次透析。现在他能重新积极地参与生活。
一个小女孩得到了他的第二个肾脏。她在手术后不久就出院了。她现在有了正常发育的机会。
在极少数情况下,同一个肝脏甚至可以移植给两名患者。一名女性得到了 肝脏较大的那一半,一名婴儿得到了较小的一半。
的心脏在跳动。一个小男孩正靠着它生活。
七月,在暑假前一周,想要去赫克斯特露天泳池的人必须经过一面面德国国旗。一条林荫道沿着小花园延伸。一块告示牌写着:“未经许可禁止进入!”
露天泳池通常被灰色地带包围。城市、铺路石、混凝土。而赫克斯特的露天泳池则被田野、丘陵以及流淌的威悉河环绕。泳池周围开满了野花,白色油漆的长椅之间点缀着红色和蓝色的遮阳伞,就像那些有景观可赏的地方一样。
七月的一天,在暑假前一周,在单人跳台前挤满了几乎全是男孩的身影,一个在翻跟头,一个在转体,一个在翻跟头的同时转体,结果摔了个大肚皮。
“小心,我来了!”他大喊一声,几乎跳到了其他男孩身上。什么也没发生。真正糟糕的事情并不总是会有预兆。
一个夏日,特格舍带着一个对他来说太大的包和他的朋友们走进了一家露天泳池,他正陷入爱河,他用沾满巧克力的手指在手帕上涂抹,然后他玩了一个游戏,死去了。
在一切本该变得美好之处,一切变得可怕。生命并不在乎圆满的结局。否则,它就成了一出喜剧,一出希望观众在满意中离场的喜剧。
特格舍不在了。
在吕特马森附近的某个地方流淌着一条小溪。桑德罗相信特格舍在天堂。伊利亚相信特格舍还住在那栋灰色房子的一楼。伊利亚的父亲相信,特格舍就是那只在事故后停在特格舍房间屋顶上、不愿飞走的白鸽。
拉萨雷相信特格舍在天堂踢足球。
在据说银泉具有疗效的布鲁赫豪森,特格舍的继父说,如果他们必须离开,他将自杀。他相信特格舍就在他的心跳之处,因此想要留下。他说,他后悔来到德国。他们本想寻求安全,却失去了儿子。
特格舍的妹妹相信特格舍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因此,她戴着那条带有吊坠的银项链。
掌握话语权的特格舍的母亲,在七月底谈论特格舍的次数越来越少。
策维格多尔日·阿里温比列格在等待她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将在八月出生,也就是特格舍去世的那个月份。他将被命名为库斯伦。库斯伦是蒙古语,意思是“渴望”。她相信,特格舍将以此方式找到回家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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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63
主导文化 我是如何尝试从美国发送一条积极消息的
作者:亚历山大·奥桑 (Alexander Osang)
本周初,我躺在纽约的一家酒店床上,读到一篇《镜报》的评论文章,称我们需要好消息。我前一天刚抵达美国,正处于时差反应中,几乎没怎么睡觉。尽管房间非常小,且只有一个窗户对着阴暗的后院,但房价仍超过 200 美元。
文中写道,我们记者应对国内糟糕的情绪负有共同责任。我们也应该报道积极的事物。我理解这一点,但当时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能起床。
前一天晚上,为了对抗时差,我在时代广场的 AMC 电影院看了《奥德赛》。电影票价 28 美元,当地的广告片段完全是在讲述如何保护房屋免受风暴和盗贼的侵害。保险、围栏、安保系统、摄像头、格栅。之后,《奥德赛》看起来就像一段长达三小时的防盗警告短片。奥德修斯在长达半小时的痛苦中后悔袭击了特洛伊。当我走到时代广场上时,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脑海。
《镜报》未来希望提供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我在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读书时就尝试过这样做。当时的任务是描述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它实际的样子。记者应该是集体组织者、宣传员和鼓动者。列宁将此理解为以解决方案为导向。
要用积极的消息来驱散德国人的忧郁有多么吃力,可以从苏珊娜·道布纳 (Susanne Daubner) 的脸上观察到:在《每日新闻》(Tagesschau) 播报完所有灾难、在天气预报开始前,她试图塞进一点令人高兴的消息。那时她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是被枪指着强迫微笑。
作家戴夫·埃格斯 (Dave Eggers) 曾告诉我有一本杂志,他想在上面主要刊登积极的文章。我不知道那本杂志后来怎么样了,但埃格斯是个好人。他曾在布鲁克林我们居住的那个区域住过一段时间。他开了一家理发店,也给我的儿子理过发。此外,他还在那里出售装在玻璃瓶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土壤。我们曾从一次度假旅行中给他带回了维也纳、威尼斯和柏林的街道尘土。那家店现在不在了,列宁死了,社会统一党也消失了。在最后阶段,党领导层还想出了一个“理性对话”的方案,但那时已经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交谈了。
我也不相信可以通过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来感化纳粹。
在曼哈顿住了两个晚上后,我搬到了布鲁克林的朋友阿薇娃 (Aviva) 和理查德 (Richard) 家。我们聊到深夜,话题涵盖了我们的孩子、纽约新任市长马姆达尼 (Mamdani) 以及加沙。我抵达了纽约。我的睡眠质量好转了。
今天早上六点半,理查德约我一起骑行。理查德是一名律师。多年来,他像 Talking Heads 乐队的大卫·拜恩 (David Byrne) 一样,为纽约的自行车道而奋斗。我们骑向红钩区 (Red Hook),理查德的朋友们在那里设计了一个水边的小公园。轮渡和帆船在自由女神像前穿梭,女神像在晨曦中闪烁。我们坐在一张带有风化铭牌的长椅上,上面写着“琼和吉姆,永恒之爱”。
我现在再次明白了,为什么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我问理查德,他如何看待“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报道”。他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一只名叫托普西(Topsy)的大象的长故事,它曾是月球公园(Luna-Park)的一处景点。1903年,在杀死了一名虐待它的男子后,它被处决了。由于执行死刑的电流是由爱迪生照明公司(Edison Illuminating Company)提供的,于是流传出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杀死了托普西的传闻。这个消息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流传。在某个时间点,《Wired》的在线版写道,电灯泡的发明者将托普西“烤熟”了。
“爱迪生与那头死象毫无关系,但坏消息更好卖,”理查德说。他经常与朋友争论《纽约时报》关于唐纳德·特朗普正在摧毁美国民主的论点。他不认为特朗普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会比他活得久,”理查德说,这句话击中了我。以解决方案为导向。
在回程途中,理查德带我穿过了东河边的登博(Dumbo)区,我曾在那里住过一年。我们在水街(Water Street)停了下来,理查德解释说,这里已成为纽约市被拍摄次数最多的地点。人们可以通过曼哈顿大桥的钢柱看到帝国大厦,就像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一样。早上八点,那里站着几十名Instagram摄影师。光线非常棒。
就在他们的取景框之外,一只被碾死的老鼠躺在古老的铺路石上。5

Alexander Osang / 《镜报》
仿佛进入了特朗普的头脑
VeB 创始人团队, 维特纳、瓦格纳
取代硅谷
企业家们曾收到来自苹果和谷歌的梦幻工作邀请,但她们更想去慕尼黑:三位年轻人逆德国之势创办了自己的初创公司——部分原因在于她们预期在这里能获得更好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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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天气非常炎热时,团队成员们中午直接跳进了慕尼黑的艾斯巴赫河(Eisbach)。短暂休息,消暑,让大脑重新清醒。在硅谷这是行不通的——那里的水要么被污染,要么干涸,要么距离太远。
莱奥妮·瓦格纳(Leonie Wagner)曾在加利福尼亚州获得过一份梦幻邀约。在 IT 巨头谷歌完成实习后,她本可以留在那里。正式入职,薪资优渥,并与该领域最聪明的人才共事:在谷歌的“月球射击工厂”(Moonshot Factory)从事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工作,那是母公司 Alphabet 旗下专门负责最疯狂发明的项目团队。这原本是她的梦想工作。她讲述道,在慕尼黑读大学时,她曾听过一场探讨硅谷缺点的讲座。“当时我完全不理解那个标题。我以为那里的一切都是完美的。”直到她亲自在那里生活。
瓦格纳每天早晨在谷歌的办公室吃早餐。每天 18 点,她会和其他实习生一起去公司自带的健身房,然后去谷歌吃晚餐。每个人对她都一直很友善且热情。但渐渐地,她开始缺失批判性的反馈,“一切总是 great and awesome”,她说道,意为极好且太棒了。然而,在美国大企业的生活让她感到越来越不对劲。她拒绝了那份梦幻邀约。如今,瓦格纳与她的联合创始人莱娜·福斯(Lena Voß)以及联合创始人西蒙·维特纳(Simon Wittner)在慕尼黑一个商店街的小办公室里工作,旁边就是一家冰淇淋店。几张办公桌,一张用于会议的大圆桌,许多盆栽——是从一场展会上免费带回来的。这几位初创公司创始人均年满 28 岁,穿着短裤和 T 恤,中午有人为所有人买沙拉。
这里不是谷歌或苹果,也不是硅谷。但这里有它独特的东西。尽管三人都在美国生活过、留学过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他们决定在德国创办自己的年轻公司。这违背了趋势。每年都有许多最有前景的初创公司跨越大西洋迁走——因为德国和欧洲资本不足、官僚主义太重且风险承担意愿过低。他们带走了自己的创意,尽管这里的经济迫切需要这些创意。这对所在地而言成了一个问题:在寻求增长和创新的德国,无法承受人才流失(Braindrain)。
“对我来说,最大的因素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欧洲人,我想在这里大展身手,”瓦格纳说道,“我在这里得到了很多,仅凭学校教育和大学学业就是如此。我也想回馈一些东西。”
这听起来带着浓浓的美国式激情。事实上,从瓦格纳及其联合创始人的谈吐中可以听出他们曾在美国生活过,他们会使用英语外来词,并在对话中穿插英文句子。他们的心态也显示出其受到的影响。如果他们的初创公司失败了怎么办?“It's gonna be fine(会没事的),”沃斯回答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尝试新事物必然伴随着风险。但最重要的是,沃斯、瓦格纳和维特纳仔细权衡了美国初创场景的利弊。
维特纳曾在西雅图的苹果公司工作。太平洋沿岸的“大科技公司”向员工承诺一个广阔的世界,但维特纳讲述道,在那个摆满盆栽的办公室里,他回忆起那个世界让他感觉日益狭隘。在苹果公司,一切都如此保密,以至于他经常甚至不知道正一起喝咖啡的同事在从事什么工作。此外,与城市外部生活的隔绝也让他日益感到不安。在苹果公司,一切都是完美且纯净的。“但总有一天你会走到街上——你会跨过许多无家可归者,比在慕尼黑多得多,而且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于是,人们像其他人一样继续前行,回到那个无瑕的苹果世界。“我觉得这很荒谬。”
沃斯曾在旧金山的一家初创公司工作。她热爱这座城市以及当地创业圈巨大的活力,但她也看到了科技行业中的许多其他人。许多人像她一样来自国外,从事着令人兴奋的工作,但多年来每天在办公室坐16小时。他们的私人生活就是在一个“社交俱乐部”——一个有组织的社交活动,可能一个月一次——中结识其他科技员工。 “我问自己:在 10, 15 年后,我想处于这个状态吗?”她讲述道,“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不想。”
这三位创始人早在慕尼黑就相识,他们曾在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数字技术与管理中心(CDTM)完成硕士项目。那时他们就讨论过有一天要共同创业。在美国,他们意识到:时机就是现在。而创业地点应该是慕尼黑。沃斯采取了行动。她从旧金山打电话给在西雅图的维特纳:“我现在要辞职,我想创业。你觉得怎么样?”他立即加入了,瓦格纳随后也加入其中。他们的初创公司名为 Furo,开发的一款软件旨在帮助商业和工业企业了解安装电池储能系统是否具有经济意义、安装在何处以及应如何运行。在此过程中使用了人工智能。沃斯、瓦格纳和维特纳都是人工智能专家。
“人们经常听到,在德国创业根本没有意义,”沃斯说,“但我们的体验却不同。”
2025年,18%具有创业经验的欧洲创业者选择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而在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10%。根据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一项研究,虽然只有约6%的创业者将总部迁往海外,但这部分群体代表了所有初创企业价值的约17%。也就是说,通常是那些规模更大、更成功的公司选择前往美国。
比利时根特 Vlerick 商学院教授、欧洲规模化研究所(European Scaleup Institute,一个旨在更好地研究和支持大型初创企业的联盟)创始人 Veroniek Collewaert 表示,这通常是因为资金原因。“对于想要将初步想法转化为公司的人来说,现在的资助已经非常多了。”但在5000万欧元以上的较大规模融资轮中,欧洲与美国的差距依然显著。德国行业协会的初创企业监测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仅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就获得了约1440亿欧元的资金。这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并且是欧洲同类投资额的11倍多。
Google-Hauptsitz in Mountain View, Entwicklerin Wagner: »Ich dachte, da ist alles perfekt«

Sekretärin Art / DER SPIEGEL (2); David Paul Morris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66 WIRTSCHAFT
DER SPIEGEL 34 / 2026
1 / 西雅图天际线 2 / AI专家 Wittner 3 / 初创企业企业家 Voß 4 / 旧金山金门大桥
资金短缺也困扰着这三位慕尼黑创业者。回到德国后的最初几个月,他们依靠积蓄维持,起初甚至重新搬回了学生宿舍。随后,他们获得了一项名为 Exist 的创业奖学金,这是联邦政府的一项资助计划。然而,真正的财务突破得益于来自美国的支持:2025年,他们的公司成为唯一一家入选 Neo 初创企业孵化器的欧洲初创公司——这是一个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资助计划,还包括与风险投资者的联系。秋天时,他们收到了确认函:Furo 将获得来自美国投资者 TQ Ventures、CDTM Venture Capital 以及 Sandberg Bernthal Venture Partners 的400万欧元投资,后者是前 Facebook 及后来的 Meta 董事 Sheryl Sandberg 的公司。
Collewaert 表示,风险投资者的承诺通常不仅仅是一笔匿名的转账:“人们在字面意义上地互相‘嗅探’。”投资者通常希望亲自帮助其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提供建议并开放其网络资源。每隔几个月的 Teams 视频会议无法替代这一点。为了保持个人接触,获得硅谷资金的公司往往会选择搬到那里。
但 Furo 的创业团队情况不同。“我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我们要回到德国,”Lena Voß 说,“投资者接受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德国的电能存储人工智能市场更大。美国的电价明显较低,而在德国,“不需要向任何一家公司解释他们必须降低能源成本,以及电池存储系统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在慕尼黑创业,今天就不会取得这样的进展。”
Lena Voß
Collewaert 教授已经注意到,在从欧洲流向硅谷的移民潮中出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反向运动。原因是:美国现在被认为对清洁技术行业(风能、太阳能或电能存储)的公司持有“敌意”。Collewaert 遇到考虑因此回国的欧洲创业者正变得越来越多。“如果你在这个行业,美国目前简直是在把你往外推。”
但欧洲政界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不仅要接纳那些被排挤的人,自身也要变得更有吸引力。除了缺乏资本,一个主要问题是欧洲大陆在法律上的碎片化,例如在会计、员工持股以及税法和劳动法方面。她说:“你试着给分布在不同欧洲国家的员工提供股票期权吧,每个地方的征税方式都不同。”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Furo 团队有时也会对德国的官僚主义感到厌烦。沃斯表示,例如在美国,税务咨询只需通过聊天软件即可完成,“只有在真正紧急时,才会打个简短的电话”。而在德国,旧系统和手动流程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美国投资者的操作也更简单。
当 Furo 完成融资轮时,沃斯与其中一名美国出资人进行了简短的通话。“好的,莉娜,现在一切都妥当了吗?”——“是的,妥当了。”一份文件,一个签名。“一天后,资金就到账了。”她说,在德国,必须先让所有投资者分别同意。随后还需要预约公证员,所有人都必须亲自到场或提交授权书。“然后你就坐在那里两三个小时,直到公证员真的把每一个字都读完。”
但科学家科勒瓦特表示,欧洲也能为创业者提供很多东西:一流的大学,以及在生物技术、IT 和人工智能领域成熟的生态系统。此外,全球范围内较为适中的劳动力成本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也是优势。“作为欧洲人,我们有时倾向于关注负面因素。但并非一切都那么糟糕。”
沃斯、瓦格纳和维特纳很高兴能回到家乡,在这里他们认识许多能够帮助他们工作的人。沃斯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在慕尼黑创业,今天可能无法取得这样的进展。”
在这里,他们还拥有工作之外的生活。从办公室出发,步行不到半小时即可到达艾斯巴赫河。
卡特琳·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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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 IMAGO, Sebastian A / S / 《镜报》 22, Justin Sufian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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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67
贸易 德国的城市正深受汽车交通和停车难之苦。超市希望提供解决方案,并从中嗅到了赚钱的机会。
约汉娜·门多萨(Johanna Mendoza)曾对违章停车感到厌烦。在她位于卡塞尔(Kassel)的 Edeka 超市前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原本足以满足顾客的需求。但门多萨讲述道,那里经常被当地居民占用,从下午开始还被配送服务车辆堵塞。想要购物却找不到车位的人们抱怨越来越多。
当这位 38 岁的女性在 5 月接管她母亲的分店时,她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改变:顾客可以免费停车最多三小时,超过的时间则需要付费。由一家服务供应商负责处理相关流程。现在由一台摄像头读取车牌。车辆离开停车场后,相关信息应立即被删除。门多萨说:“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赚钱,而仅仅是为了让那些想在我们这里购物的人感到满意。”
停车在卡塞尔是一个令人激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这座位于北黑森州的城市已经取消了扩大的市中心区域内几乎所有的免费停车位。在原有的约 300 台停车自动缴费机基础上,自 5 月起又增加了 368 台新机器。市政府希望让持有停车许可证的居民更容易在住所附近找到车位——同时填补匮乏的财政金库。居民停车的费用也将上涨。
在整个德国,城市都在日益增长的汽车交通压力下呻吟。今年年初,联邦德国平均每 1000 人拥有 593 辆私家车,数量创历史之最。平均而言,这些车每天有 23 小时处于停泊状态——前提是它们能找到车位。仅寻找车位的交通量就占到了市中心总交通量的 30 到 40 百分之。驾驶员平均每年花费约 41 小时寻找停车位。
超市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吗?
一些超市嗅到了利润丰厚的额外业务机会。特别是在拥堵的大城市,超市门前的沥青地面正从死资本变为盈利点。例如,杜塞尔多夫市与 Aldi 和 Lidl 达成了“下班后停车”的合作。在这些超市的地块上,驾驶员可以在营业时间之外停车,每晚费用为 3 到 4 欧元,或每月 30 欧元。
这类停车场的管理通常由 Mobility Hub、Park & Control 或 Wemolo 等私营公司承担。他们的业务预示着增长。其他公司则专注于所谓的“扫描车”(Scancars),即自动搜索城市违章停车车辆的汽车。
这有时会导致冲突:消费者保护组织报告称,投诉在增加,尤其是在设有车牌识别系统的车位。顾客抱怨规则不明确且罚款高昂,一些人觉得自己被敲诈了。在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居民在几年前就感到愤怒,因为一家服务供应商利用监控技术,在人们停在超市前却不在那里购物时自动收费。
零售商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希望通过停车场吸引更多顾客。来自梅克伦堡州施塔文哈根(Stavenhagen)的折扣店 Netto 的负责人迈克尔·利南德(Michael Linander)取消了超市前的道闸,以便引导更多车辆进入场地。
这一策略也与电动汽车有关:在约 220 家分店已经安装了
从死资本到盈利点
背景 / ISMAO
停车场上的充电桩,到今年年底计划增加到 250 个。这涵盖了这家以狗为标志、主要在德国东部开展业务的零售连锁店大部分的自有土地。
Netto 采用的是能源供应商 Vattenfall 的付费快速充电点——也就是说,它不依赖于数小时的充电过程,而是依赖于购物期间的电力销售。为了使充电桩的投资获得回报,这些充电桩在营业时间之外也将可供使用。
“在人们本来就要去购物的地方为电动汽车充电是很方便的,”林南德(Linander)说道。“对于电动汽车车主来说,这可能会成为选择在可以充电的地方购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至于某些驾驶者可能仅仅为了充电而光顾而根本不进入门店,Netto 的负责人对此心态淡定:“我们不对此进行统计。”
除了超市,这类电力加油站也能给地方市镇带来好处。
例如在柏林,如果超市安装更多充电桩且这些充电桩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公共空间的充电桩扩建规模最高可减少 17%。这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DLR)和公益性的莱莫因研究所(Reiner-Lemoine-Institut)的一项研究项目得出的结论。
一些 Edeka 超市已经在其停车场上方安装了光伏系统,以便用太阳能为充电桩供电。像 Aldi、Lidl 或 Rewe 这样的连锁店也在扩建其基础设施。仅 Lidl 就在全欧洲范围内创建了 8000 多个充电点。
与此同时,零售商们也在扩展其停车服务。
Edeka 旗下的折扣店子公司将停车位的夜间利用推向了极致。这家公司同样名为 Netto,与来自梅克伦堡的零售连锁店同名。自今年春天以来,在约 200 家 Netto 分店,可以通过应用程序租赁营业时间之外的停车位,例如每晚 3 欧元或每周 16 欧元。
该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解释说,该模式在住宅区附近提供了额外的停车机会,而那里正是最需要停车位的地方。“与其封锁新的土地,不如更高效地利用现有基础设施,这有助于减少寻找车位的交通流量。”
这家超市连锁店无法说明新的停车服务被利用得如何充分,因为该服务还太新。但目前看来是有回报的: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更多地点。
贝内迪克特·穆勒-阿诺德(Benedikt Müller-Arnold),卡特琳·维尔纳(Kathrin W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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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经济
《镜报》 34 / 2026
《镜报》对话 汉堡养老院负责人
汉斯-于尔根·威廉(Hans-Jürgen Wilhelm)认为德国的护理体系设计错误,且不符合人类尊严。
威廉,59岁,是 Altenhof 基金会的总经理。该基金会包括一家可容纳 118 名居民的护理院、一项护理服务以及辅助居住公寓。基金会位于汉堡巴姆贝克-南区(Barmbek-Süd)的 5 号联邦公路旁。汽车和行人匆匆而过。走进前楼几步后,噪音便消失了。在内院里,老人们坐在高大树木的阴影下,等待着冰淇淋车。威廉最初是以替代服役人员的身份进入护理行业,后来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关于“从治疗中心向交流中心的转变”。一名居民推着助行车经过威廉身边,向他打招呼道:“早,老板”。
《镜报》: 威廉先生,为什么像您这样的养老院费用如此昂贵?
威廉: 这纯粹是一个人力密集型领域。在我们院里,员工的工资和薪金占所有成本的 75%。在其他养老院,如果由外部服务供应商负责餐饮和清洁,这个比例会降低。在账面上,这些就不再是人力成本了,但成本依然很高。
《镜报》: 自 2018 年以来,养老院床位的个人自付费用几乎翻了一番,从全国平均每月 1800 欧元增加到现在的近 3400 欧元。以前不也一样需要做饭和打扫卫生吗?
威廉: 新的情况是过去几年护理人员的薪资增长,大家都对此拍手称快。在 2010 年,这里的一名专业护理人员税前月薪约为 2500 欧元。现在我们达到了每月 4500 欧元。提高护理人员的薪资早已是迟早的事,但这也必须通过资金回笼来支撑。除了通货膨胀,这就是养老院成本如此剧增的原因。
《镜报》: 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
威廉: 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 20 年后有多少人需要护理。我们也知道届时还有多少人能担任护理人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目前我们寻找员工还没有问题,但可以预见,该系统将面临两种关键资源的枯竭:资金和人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整个护理体系。
《镜报》: 您觉得哪里有问题?
威廉: 有一个古老而美好的想法:医学不应仅仅是为生命增加年岁,而应为年岁增加生命。无论我与谁讨论,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很棒。但在护理的许多环节中,我看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家属和护理保险基金投入了巨额资金,但往往创造出的环境与“生活价值”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讨论的困境。
《镜报》: 您具体是指什么?
威廉: 我们的体系被困在“安全思维”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失控,所有风险都必须被规避。我们必须遵守如此之多的准则,这推高了成本。但最重要的是,这给住院护理中的生活质量留下的空间太小了。比如,一名居民极其渴望吃一份煎蛋,但我不能让他准备,因为他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
养老院负责人威廉:
“恐惧是一个巨大的因素”
《镜报》: 以前不一样吗?
威廉: 规则变得更严格了。在 90 年代,我们还会带着患有认知障碍的养老院居民去荷兰度假。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
《镜报》: 谁禁止你们做这些事情?
威廉: 比如现在,和住户一起做饭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单单是因为卫生准则。不过:做饭本身还是可能的。但如果是由穆勒奶奶切了番茄和黄瓜,这些菜就不能被食用。但我们当年在荷兰度假时正是这么做的。我们一起购物,一起打扫。现在这一切都会变得很困难。靠八小时轮班制是搞不定的。我们当时在那儿十天,全天候在岗。回来后整个团队都精疲力竭。但我们也很开心,因为那里有如此多的常态感。
《镜报》: 养老院的住户特别需要保护。这些规则应该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威廉: 对此我不那么确定。我曾经陪一位年长的女住户散步。我们经过一个操场,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 86 岁的高龄依然想再玩一次滑梯。于是我陪她爬上支架,并留意她不会摔下来。
《镜报》: 那位女士感觉如何?
威廉: 她张开双臂滑了下来。她笑了。当时整个机构都觉得这太棒了。当然,如果她落地时不小心摔了,导致骨折,情况就完全反转了。那时我就不再是英雄了。那时人们会说:怎么能这么愚蠢,让一个 80 多岁的人去玩滑梯?
《镜报》: 这难道不真的很愚蠢吗?许多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股骨颈骨折就再也无法康复。他们会变得卧床不起。
威廉: 那位女士身体完全健康。她想滑下来。我有什么权利拒绝她?年轻人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以 200 公里的时速飞驰,从事极限运动,许多人抽烟。自我决定权也意味着拥有承担某些风险的权利。通常情况下,我们能很好地应对这些。但相对于老年人,这一点却出现了偏差。我们将老年人变成了他们自己生活中的配角。
《镜报》: 您认为这是怎么造成的?
威廉: 恐惧是一个重要因素。从系统的最底层到最高层,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不要承担责任。这有时会引发一场毫无节制的安全连锁反应。员工和养老院院长宁愿什么都不敢做。媒体和公众——比如《镜报》这类——会扑在每一个沙门氏菌病例上,而最后
(访谈由编辑 Benjamin Bidder 主持。)
《镜报》 34 / 2026
经济 69
女住户在房间内与护理人员在一起:“承担某些风险的权利”
立法者则不断制定更严格的框架条件。结果就是,养老院的日常生活没有风险,但也失去了构成生活高光的那些时刻。
《镜报》: 这该如何解决?
威廉: 这与我们社会对生活的根本看法有关。我们的系统被设定为追求增长。但在老年时期,不再是“越多越好”,而是恰恰相反。关键在于学会放手。
《镜报》: 但正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繁荣,才使得养老院能够提供良好的护理。以前的老人们在贫民院中苟延残喘。
威廉: 没错,我们生活在令人羡慕的富足之中。但它有一个副作用:对“更多”和“继续”的执念在思想上导致了死胡同。作为社会,我们忘记了放手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于绩效社会来说,护理和死亡是盲点。我们将所有关于终结的想法推向远方,推入机构和组织之中。我们将死亡从日常生活中组织剔除。我们期望由“社会”来处理这件事。
《镜报》: 您能举个例子吗?
威廉: 有一次在周日,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她的母亲在我们养老院临终。她自己因为工作太忙无法过来,于是要求我安排一名员工陪在她母亲床边。当然,我们会关注谁处于临终状态,并负责陪护。但当我们认为社会和国家必须为我们组织这一切时,我们的视角已经变得多么病态。
《镜报》: 也许那位女士没有力量去陪伴她的母亲?
威廉: “放手”让我们完全不知所措。放手被视为一种失败,一个禁忌。这导致人们往往甚至不愿去思考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我们最终都会死去。我们不讨论自己想象中的死亡之路。但遗憾的是,死亡和护理需求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镜报》: 然后呢?
威廉: 它们终究会闯入每个人的生活。那时我们会感到惊讶和震惊。然后我们就像赤裸地站在风中,因为我们一直假装这只发生在别人身上。一种典型的反应就是抵触:现在必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一个人的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恶化。
《镜报》: 对谁来说,“放手”尤其困难?
威廉: 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通常家属比需要护理的人和临终者本人更难接受。并不是说后者厌倦了生活,但很多人会说:我过过了不错的一生,现在这样也可以了。而家人往往会反对:爷爷,你其实状态挺好的,只要接受正确的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镜报》: 医学进步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威廉: 它是伟大的。但即便所有的进步,最终也无法战胜死亡。也许我们与死亡的斗争过于偏执。我们最大化了还能生存的天数,但往往是以牺牲填充这些天数的意义为代价。请不要误解:这里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方式。每个人必须自行决定什么对自己个人是最好的。有些人认为:宁愿接受每一次化疗,希望能再撑四五年。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没有前景,他们宁愿在高质量的生活中度过五个月。
《镜报》: 对于老年人,难道不应该采取所有医学上必要的措施吗?
威廉: 错误!那将是我们社会的破产宣言。但我们必须首先就生命终结展开这场讨论。这无论是对公众还是对私人环境都适用。我知道我父亲想要什么吗?我对有一天自己想要什么有设想吗?如果我们作为个体不去寻找答案,我们作为社会将无法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镜报》: 联邦政府计划进行一项护理改革。您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思考吗?
威廉: 该法案草案甚至不配被称为“改革”。这纯粹是一项削减开支的法律,将给系统带来更多的匆忙和恐慌。而即便在今天,护理领域也绝非一个充满正念和放松的避风港。联邦政府得向我解释,究竟打算如何提高系统的质量。
《镜报》: 如果由您来改革,您会怎么做?
Maximilian Mann / 《镜报》 (2)
70 经济
《镜报》 34 / 2026


一名居民与护理员,位于汉堡的 Altenhof 基金会内庭院:»无法逾越的鸿沟«
威廉: 如果想要省钱,应该考虑调整养老院中僵化的专业人员比例。
《镜报》: 您是指关于护理院员工中原则上至少 50% 必须是受过培训的专业护理人员的规定?
Wilhelm: 确实,只有经过培训的护理人员才能执行某些特定操作:比如分发药物、穿压力袜。但事实上,僵化的专业人员比例规定导致我们不得不让持有执业资格的护理人员去处理那些助手也能完成的任务。
《镜报》: 50 比例规定是为了确保护理质量。
Wilhelm: 在其他领域我们并不这么做。没有一家汽车修理厂会以此为卖点,声称其一半的工作必须由师傅死板地亲力亲为。如果那样,价格会贵得离谱。
《镜报》: 人不是汽车。
: 我们当然必须确保某些特定活动仅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员执行。对我来说,这一点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
《镜报》: 考虑到您的养老院:在日常工作中,专业人员的需求缺口有多大?
: 在 30 和 40 之间。
《镜报》: 结构上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 在德国,我们仍然将居家护理和住院护理机构分得非常僵化。这阻碍了中间形式的出现,而这种形式本可以为人们保障更多自由,同时为护理保险基金节省资金。
《镜报》: 怎么说?
: 我们的住院护理院核心上是“全包式”机构。无论护理对象在不久前在家中还能独立完成什么,无论是准备食物还是洗衣服:一旦进入养老院,他们就接受全套服务。通常情况下,家属也没有参与协作的机会。这太疯狂了。严格来说,如果奶奶在养老院过生日,家属甚至不允许烤个蛋糕分给大家。
《镜报》: 怎么做会更好?
: 养老院的生活可以被划分为单个模块。相关人员可以决定:除了住宿外,我额外购买这项或那项服务,而其他部分由我自己完成。这样的系统也将为护理领域替代性的居住形式开辟更多空间。有很多人住在护理和失智症村,或者在小规模组。
德国社会护理保险支出
B-来源:工作与资质研究所 (Institut Arbeit und Qualifikation)
在农场里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这样的模式了。在村子里会有一栋房子,老年人们共同居住,有人照顾他们。这种方式在人性化考量上要充分得多。
《镜报》: 像痴呆症村这样的项目在德国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德国很难将其标准化?
威廉: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某件事是否以及如何纳入我们系统的逻辑,即分为居家护理或机构护理。然后我们将人们归类到其中一种。但情况应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观察人们需要什么——然后构建与之匹配的系统。
《镜报》: 刚才有一辆冰淇淋车开进了内院。排队的人们看起来很愉快:您能想象自己也将在这里度过晚年吗?
威廉: 我和每个人一样,希望自己在 98 岁时能静静地在花园椅子上睡去。在那之前,在最好的情况下,我还在修剪树篱。养老院永远不会是人们会说“我真的很期待躺在那儿,而且我已经预订好了”的地方。
《镜报》: 您作为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这么说?
威廉: 您也不会期望一名牙医梦想着终于能给自己拔一颗臼齿。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庆幸有牙医的存在。而且当情况发展到他们需要牙医时,他们会去就诊。
《镜报》: 威廉先生,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
Maximilian Mann / 《镜报》(2)
72 经济
《镜报》 34 / 2026
身份认同 铁路工人曾是受人尊敬的群体,而如今许多人却为自己的雇主感到羞愧。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首席执行官伊芙琳·帕拉(Evelyn Palla)希望重新激发这种自信。这能成功吗?
激发强烈的情绪——这一点德国铁路公司无疑能做到。比如当乘客再次被困数小时,且通常在没有电力和空调的情况下;比如在柏林中央车站修理几部损坏的自动扶梯需要数周时间;或者对某些线路进行翻修需要数月,但完工后运行速度依然没有提升。当技术出现故障时也是如此,例如今年6月,一次铁路无线电更新导致德国全境的火车交通陷入瘫痪。甚至在出现更为琐碎的故障时也是如此,比如7月中旬,在从叙尔特(Sylt)开往柏林的ICE列车上,卫生纸用完了。
在过去几年中,可能没有哪家德国企业像铁路公司这样被如此广泛地嘲讽。数百万客户每天都在经历愿景与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面对铁路公司无数次故障时的典型情绪是:恼怒、愤怒、无奈。而公司首席执行官伊芙琳·帕拉却将一种截然不同且极其积极的情绪定为公司目标:“一家令人自豪的铁路公司。”这是帕拉计划在2035年前实施的一项战略中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标题。帕拉在6月向监事会提交方案时声称,对铁路公司感到自豪“并非乌托邦,而是每一天的要求和动力”。
这类公关辞令与员工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一名铁路员工在内部调查“文化晴雨表”(Kulturbarometer)中评论道:“旅客们几乎不再抱怨了,因为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了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能正常运转。”另一人讲述道:“很多年前,我还能在朋友圈里自豪地讲述我们在铁路公司所做的一切。”而现在,表现糟糕到甚至无法解释。
归根结底,该晴雨表显示,去年只有57%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而在采用相同调研方法的其他大型企业中,这一数值平均为78%。“铁路工人的自豪感在进一步下降——目前处于历史低点,”作者们警告道。在这种背景下,帕拉的计划确实像是一个乌托邦。一位公司首席执行官能否成功将员工的挫败感转化为新的自信?
“每个人在一天结束时都希望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马蒂亚斯·古蒂埃(Matthias Gouthier)说道。他领导科布伦茨-兰道大学的服务卓越中心。他的专业领域是所谓的“组织自豪感”。对于员工来说,这种动力来源在豪华酒店等场所尤为重要。在那里,员工被要求提供超出平均水平的服务。著名酒店连锁店的标准中写道:“I Am Proud To Be Ritz-Carlton”(我为成为丽思卡尔顿的一员而自豪)。微软、3M或沃尔玛等美国公司也将组织自豪感视为重要的竞争因素。为什么不能是“Proud to be Deutsche Bahn”(为成为德国铁路的一员而自豪)?
对此,古蒂埃认为存在一个决定性的障碍。“要产生自豪感,需要一个成功案例。而铁路公司恰恰缺乏这一点,员工从旅客那里得到的只有责骂。”不过,根据古蒂埃的说法,组织本身只是员工自豪感的四个可能来源之一。他们也可以因为自己的团队、个人表现或其职业活动本身——即所谓的职业操守——而感到高兴。在铁路公司的案例中,这种操守不仅仅是一个流行词。当帕拉一次次在公开场合谈到铁路工人的自豪感时,她引用的是一种在过去确实广泛存在的情绪。
“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并且对铁路及其活动了解非常多—。
“在那里,为了确保火车运行,必须投入足够的人力。”维尔纳·魏冈(Werner Weigand)在最近出版的一部家族史中这样描述他的曾祖父。在19. 世纪,该男子在美因茨-达姆施塔特-阿沙芬堡线担任铁路看守员。一张历史照片显示,他穿着带有外套和帽子的制服,正用一把碎石叉在看守员小屋前的轨道上工作。
正如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一样,维尔纳·魏冈后来也进入了铁路部门。他在那里担任经理,负责长途运输和网络部门等业务。魏冈将他的书命名为《铁路工人家庭》。这不仅是对自身历史的暗示,也是对一种已经消失的集体认同感的追忆。
铁路员工住在专门的定居点,或者像魏冈小时候那样,甚至直接住在车站大楼里。他们在沿线廉价租来的小花园里放松身心。即使不是在该公司工作的人,也能感受到属于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比如魏冈的一位患有智力障碍的叔叔舒尔希(Schorsch),他每天都去车站观察火车的运行。作为一名铁路工人的儿子,他直到生命结束都享有乘车优惠和免费票。
魏冈见证了这个旧世界最迟在1994年铁路私有化时分崩离析。突然之间,他面对的是来自其他行业的上司,其中甚至有一位来自奶酪工业的经理。“我努力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有时令人沮丧,”魏冈说。尤其是新老板们明确表示,他们的优先级与员工心中的情感圣地截然不同。例如,当时的铁路负责人哈特穆特·梅多恩(Hartmut Mehdorn)在就职之前,就下令拆除显示准点率数值的告示牌——据称是因为缺乏实用价值。
铁路工人的自豪感还包括高度的敬业精神。魏冈描述了他的父亲在担任铁路维修站负责人时,必须日夜保持联系,因为维修工作必须尽可能在不干扰运行的情况下完成。像现在这样为了翻修而进行数周的全面封锁?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自动化也改变了铁路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关系。“以前,火车司机必须接受过钳工培训,在发生故障时必要时能独立地让火车重新运行,”魏冈说,“而现在,他们通常只需要按下几个按钮。”
当然,无法回到蒸汽机车和手动信号灯的世界。铁路公司真的能挽救铁路工人的自豪感吗?经济学家古蒂埃(Gouthier)认为这是可能的。尽管铁路公司目前缺乏一个能让员工感到兴奋的成熟产品—。
“经济中的情感力量”
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嫉妒。贪婪如何驱动人们,又如何导致分裂。顾客在结账时还会为何而感到羞愧。在这一系列报道中,《镜报》将解释情感如何塑造经济生活,以及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些情感。
照片:Bannister / 《镜报》
《镜报》 34 / 2026
经济 73
[接前文]……能提供。但在大众汽车(Volkswagen)、美诺(Miele)或福沃克(Vorwerk,Thermomix生产商)这样的雇主那里,情况则不同。不过,像铁路公司(Bahn)这样的服务提供商也可以确保员工再次加强对工作的认同感。
古蒂埃(Gouthier)通过一家企业对此进行了研究,该行业在许多人看来是异化劳动的典型:一家呼叫中心。古蒂埃及其同事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这里,通过客户和上级的正面反馈,也能显著提高对雇主的认同感。此外,老板偶尔亲自接听电话与客户沟通也起到了作用。铁路公司首席执行官帕拉(Palla)发出了类似的信号。几年前,她就学习了亲自驾驶火车。古蒂埃对此表示赞赏:“管理层必须贴近客户——就像拥有火车司机执照的埃弗林·帕拉(Evelyn Palla)那样。”
高员工投入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可以在铁路示范国家日本看到,那里的火车准点率精确到几秒钟。前铁路经理魏甘德(Weigand)曾随同一名日本火车司机出车,后者用自己的怀表来计时准点情况。“他们工作的精确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他赞叹道。然而,魏甘德认为德国更现实的榜样应该是邻国:“在瑞士,不仅员工为铁路感到自豪,民众也是如此。但前提是质量必须过关。”
新任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现在也希望在质量上下功夫。例如,铁路管理层的奖金应与公司是否达成准点目标挂钩。“我认为,铁路客户和纳税人有权要求真正衡量成功,”比尔格在接受《周日图片报》采访时这样说道。但他明确表示,铁路公司的许多员工在做着非常出色的工作。
由于德国铁路经常无法提供客户所期待的服务,在帕拉的前任理查德·卢茨(Richard Lutz)任职期间,公司代表们陷入了一种自嘲的幽默中。在名为“Boah Bahn”的网站上,他们让安克·恩格尔克(Anke Engelke)扮演一名不堪重负的火车主管,拿公司持续的困境开玩笑。科学家古蒂埃认为:“这完全是适得其反的。观众在观看时会为铁路公司感到羞愧。而羞愧是自豪的反面。”对于帕拉宣布未来公司的一切都将改变,他也持批评态度:“那么员工会问:难道我之前做的一切都错了?”
但是,如果自己的公司显然处于危机之中,自豪感又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可能会更强烈地认同自己的个人表现以及直接环境中的同事。其格言是:我为我的团队而做。而且他们恰恰可以从逆境中汲取新的自信。
这种情况如何运作,在新冠危机期间得到了证明。直到那时还极其不光彩的超市收银员和理货员工作,突然被视为具有系统重要性。“这表明:他们不仅仅是在理货架,而是在维持整个店铺的运转,”古蒂埃说道。
在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一些员工也愿意将持续的混乱视为一种个人挑战。最近在从叙尔特(Sylt)开往柏林的一列ICE列车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车上的卫生纸用完了。列车长决定在汉堡-贝尔格多夫(Hamburg-Bergedorf)临时停车,迅速冲向附近的一家超市,并带着好几包卫生纸返回。
一段记录这次勇敢行动的视频目前已获得超过17.000次点赞和数百条正面评论。许多评论读起来就像是作者真的为这位德国铁路公司的代表感到自豪。一位评论者称赞道,至少这个男人能够独立负责且务实地快速解决问题。“请把这位员工任命为德国铁路公司的监事会成员。”
大卫·伯金(David Böcking)
集团首席执行官帕拉(Palla)在ICE列车上:“每天的追求与激励”

© Karolina Blackthausen / 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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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经济
《镜报》 34 / 2026
重新计算
截至2025年底,德国人口中年龄在14至25岁之间的人口比例为10%。这意味着年轻人的比例继续处于历史低点。
来源:联邦统计局
本周机器
人们躲在冰箱里以逃避酷暑。这在漫画中早已出现,而现在成为了现实。在日本,近期推出了一款名为 Do Hiemon Box 的产品,这是一个高1.75米、带轮子的单人座舱。5摄氏度的冷空气吹向头部、颈部和肩膀。价格折合8200欧元。目前据称已售出约200台“人体冰箱”:它们被安置在钢厂、建筑工地等体力劳动场所以及大学中。令人惊讶的是,之前竟然没有人想到这个主意,因为其原理就像那个老笑话一样简单:“怎么把一头大象放进冰箱?”——“开门,把大象放进去,关门。” AKÜ
低水位
近期,多个联邦州放宽了货车的周日禁行令。他们希望以此应对莱茵河低水位带来的后果。但这一措施可能收效甚微。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托马斯·普尔斯(Thomas Puls)告诉《镜报》:“我不认为货运会从水路转移到公路并产生可衡量的影响。”他表示这有几个原因。
要替代一艘内河船舶,根据规模不同,最多需要150辆货车。此外,水路运输的主要货物,如矿物油产品、沙子、砾石、矿石或化学品,并非每辆货车都能运输。“为此你需要特种货车,如油罐车或自卸车,”普尔斯说。但这类车辆“本来就很少”。此外还有货车司机的短缺。行业协会估计,德国目前已短缺超过10万名司机。
缺失的货车也无法通过欧洲市场的供应商来弥补。“在我国行驶的外国货车主要是用于集装箱和托盘的标准挂车,这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提供帮助,”普尔斯说道。联邦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Steffen Bilger,CDU)曾鼓励各联邦州在应对低水位后果时,暂时暂停周日禁行令。这一建议在环境和雇员组织中存在争议,绿党和左翼党政治家也提出了批评。
德国工业的部分领域已经受到莱茵河低水位的影响。科隆特种化学巨头朗盛(Lanxess)表示,船舶交付受到严重限制,个别装卸点甚至已无法到达。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相关的生产中断,但在位于克雷费尔德-于尔丁根(Krefeld-Uerdingen)的一家生产合成树脂或油漆原料的小型朗盛工厂,近期已陷入停滞。该公司现在打算转向使用火车。朗盛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扎赫特(Matthias Zachert)表示,幸运的是他们“尽早”开始确保铁路运输能力。目前已经产生了数百万欧元的额外成本(在个位数百万级别)。
路德维希港的化学巨头巴斯夫(BASF)也报告了个别情况下的供应瓶颈。但通过使用更多数量的低水位船舶,这里的运输到目前为止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 APR
Trusco / Youtube: Oliver Berg / dpa
《镜报》 34 / 2026
经济 75
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也被称为 Ye,在发表反犹太言论后被阿迪达斯(Adidas)解雇。现在,运动时尚连锁店 JD Sports 在美国销售这位说唱歌手的 Yeezy 鞋系列。公关专家埃里克·亚弗鲍姆(Eric Yaverbaum)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
《镜报》: 亚弗鲍姆先生,英国运动时尚连锁店 JD Sports 从本周起在美国销售 Yeezy 的鞋类产品,这是说唱歌手 Ye 的品牌。您会建议该公司这样做吗?
亚弗鲍姆: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能就这笔交易提供咨询,我会拒绝这个委托。
《镜报》: 在过去多次发表反犹太言论,并表达了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好感。阿迪达斯在 2022 年终止了合作,之后 独立销售他的鞋类产品。难道他不配拥有第二次机会吗?
亚弗鲍姆: 可能为他的言论道歉了,但我并不相信。
《镜报》: 无论如何,他在今年年初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在广告中他将自己的失言归结为双相情感障碍,并表现出悔意。
亚弗鲍姆: 也许是我太愤世嫉俗了,但当我看到那则广告时,我很清楚 在尝试回归。毕竟,他当时的经济成功程度已不如丑闻爆发前。那么广告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在座无虚席的体育场举行了演唱会,现在则是与 JD Sports 达成交易。
《镜报》: 那么反对这次合作的理由是什么?
亚弗鲍姆: 作为一个品牌,你必须问自己:我是否愿意与 未来可能发表的一切言论联系在一起?以及:我相信他改变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是一个好的商业伙伴。如果不是,那么与他合作将是企业——
企业层面的自杀行为。
《镜报》: 如果 再次发表攻击性言论怎么办?
亚弗鲍姆: 那我希望 JD Sports 已经做好了准备,否则将是非常愚蠢的。不过我认为 JD Sports 做出了一个冷静且经过计算的企业决策。至于基于什么理由,我并不清楚。但坦白说:即便 JD Sports 不这么做, 也会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这只是时间问题。
《镜报》: 因为那些展现立场(拒绝合作)的公司无法从中获益?
公众的看法。”**
亚弗鲍姆: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会是这样,但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一部分消费者已经厌倦了“取消文化”,他们希望由自己决定可以购买什么。
《镜报》: 尽管如此,Yeezy 鞋在丑闻之后依然受到追捧,这令人惊讶。难道 这个品牌已经大到不能失败了吗?
亚弗鲍姆: 存在一些红线,比如恋童癖。我原以为 也跨过了这样一条线,但我错了。艺术家就像运动员一样:成功改变了公众的看法。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在 2003 年被指控强奸,但只要他的球队在争夺冠军,就再也没有人谈论他的审判过程。TNE

伊朗战争、美国关税、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以及顽固的通货膨胀:德国经济在持续的压力下呻吟。联邦政府估计,2026 年其增长率仅为微不足道的 0.5%。经济奇迹?完全没有。因此,Dax 指数几乎无法被遏制的势头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上周,它首次突破了 26,000 点大关。自年初以来,涨幅超过 7.5%。这两者如何协调?很简单:德国的经济状况与该国领先的股票指数关系不大。40 家 集团有超过 80% 的营业额来自海外。表现最佳的公司包括英飞凌(Infineon)、Hochtief 和西门子能源(Siemens Energy)。陷入危机的汽车制造商们的市值已大幅缩水,以至于他们几乎不再影响该指数。国际因素对 的影响明显更强,例如油价下跌或稳定的美国经济。此外,与许多国际指数不同, 除了计入股价上涨外,还计入股息。这进一步推动了其上涨。如果说 的高飞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德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具有竞争力。UT
欧盟希望让在线运输变得更可持续。然而,自周三起生效的这项针对包装垃圾的新规定也打击了小型店铺。一些店铺已经停止向欧盟其他国家发货,另一些则面临倒闭。居住在法国的艺术家 Tatiana 宣布:“我将在本周末关闭我的店铺,直到 10 月。”她在 Instagram 上以“RedPersik”之名销售手工制作的龙模型。如果规定在秋季前不做出修改,她可能“得找一份新工作”。她的收入约有一半来自欧盟国家。为了能继续向欧盟其他国家发送商品,她必须在每个国家分别注册,指定一名授权代表并支付费用。对于在网上销售手工制品的自雇人士来说,每个国家每年将产生数百欧元的成本。超过 44,000 人签署了一项请愿书,要求为微型企业提供豁免。KKD
Erichte Communications, Frank Rumpenthorst / picture alliance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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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顾问 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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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 人口中酒精依赖女性的比例自2018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这里有三位受影响者的讲述。
多年来,这成了她的夜晚仪式。在事务所工作十小时后,身为税务顾问的海克·穆勒(Heike Möller)回到家中。在陪孩子直到说晚安之前还有一小时,然后,她终于可以用红葡萄酒来释放一天的压力。这位41岁的女性讲述道,只需几口酒,她就能将会议和客户谈话抛在脑后,所有的压力都随之消散。“但直到某个时刻,我意识到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饮酒量了。”
然而,海克·穆勒(化名)看起来像是一个生活中不会轻易失控的女人。在这个六月的早晨,她坐在办公桌前,妆容精致而低调。穆勒显得格外纤弱。她在视频通话中解释说,她采取纯素饮食,非常注重健康。尽管如此,酒精在她的生活中占据了固定的一席之地。“这一直让我觉得不对劲,”她说。就像那时很多事情一样。
海克·穆勒是本文中讲述自己酒精依赖的三位女性之一,旨在提高该话题的可见度。她们都曾长期考虑是否使用真名,但最终还是有所顾虑。她们太担心之后会被人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直到今天,成瘾依然是一种污名。
但这并不影响她们故事的真实性。她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这些女性之间又有一种共同点:她们不仅处于人生的中年,而且正处于生活的中心。她们受过良好教育,读过大学,组建了家庭,同时在工作——并且长期处于成瘾状态。
今年春天,德国成瘾问题中心(DHS)发布了关于德国人酒精消费的最新报告,数据基于2024年的统计。结果显示:虽然人口的人均消费量略有下降,但酒精依赖女性的比例自2018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新冠疫情的后遗症、日常生活中的心理负担(Mental Load)、这个世界的各种危机——专家认为,其原因并不单一。
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问题在社会的阴影中悄然生长,静悄悄地。这也因为女性消费酒精的方式与男性不同;较少在社交场合,更多是在家中,秘密地饮酒。如果她们是母亲,这种羞耻感会格外沉重。
海克·穆勒来自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她的父亲是铺砖工,母亲是教育工作者。在她的教育中,生活意味着必须有所成就。她将童年的自己描述为勤奋且顺从。年仅29岁时,她成为了税务顾问,在故乡创业,并与男友一起翻修了一栋房子。结婚后,她在2019年成为了一个儿子的母亲。她在事务所的工作方式与之前一样:她回忆道,直到分娩前一天她还在那里工作,五天后在产褥期就已经在签署邮件文件夹了。“如果我做某件事,我会投入200%的精力,”穆勒说。2021年,她的事务所规模扩大了一倍,拥有8名员工和300多名客户。
员工、客户、丈夫、孩子。“我试图满足所有人、所有方面的要求,”她说。“我内心像被驱使一样,仅仅是在机械地运转。”随后新冠疫情袭来,伴随着大流行而来的还有无数的税务变更。
夜晚的葡萄酒——变成了与自己的约会。海克·穆勒说,起初她只在周末喝酒,然后变成了周四,最后变成了每天。她与丈夫渐行渐远,即使是心理治疗也无法挽救这段关系。三年前,她搬了出去。
在分居阶段,晚上的那杯葡萄酒变成了两杯;对于她 46 公斤的体重来说,这太多了。“我从未醉到失去意识,”默勒说,“但我需要越来越多的酒才能摆脱那种不安,才能入睡。”早晨醒来时,她从未感到恢复精神。“大多数时候我精疲力竭,经常感到更加沮丧。”
她给自己规定了禁酒期。但几天后,她总是再次崩溃。直到有一天她病倒了。
德国心理学家卡罗琳·基利安(Carolin Kilian)在欧登塞的南丹麦大学任教,也是 DHS 年鉴的作者之一。据她介绍,有三个特别容易受到影响的女性年龄组:大学生,因为大学里饮酒现象普遍;65 岁以上且孤独的女性;以及 40 岁以后、已经度过怀孕和哺乳期的女性。这位研究员认为,其中的共同点是:“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女性越成功,其风险性饮酒行为就越高。”
长期以来,女性每天摄入最多 12 克纯酒精被认为是低风险的;这大约相当于 125 毫升葡萄酒或起泡酒。男性的界限则是 24 克。女性通常体型更小、体重更轻。此外,酒精在她们体内的分布方式也不同。由于她们的肝脏代谢酒精的速度较慢,酒精在脑中的浓度会更快升高。这可能导致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说法,原则上不存在对健康无害的饮酒量。
调查显示,2024 年德国 18 至 64 岁之间共有 390 万人患有酒精相关障碍;其中约 120 万为女性。基利安预计实际人数远高于此,因为:“诊断仍然侧重于身体症状模式,这导致女性被低估诊断,”她说,“‘只要我不发抖,我就没有依赖症’,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依然广泛存在。但那些说‘我需要酒精来放松’的人同样具有依赖性。”
男性饮酒更多是为了社交,而女性则是为了调节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压力。专家表示,随着生活环境的趋同,女性在职场中现在面临着与男性相似的问题:压力、竞争、期限。与此同时,家庭中所谓的护理工作直到今天仍更多地落在她们身上。因此,许多女性感到长期超负荷,尤其是当她们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时。
安娜·里希特(Anna Richter)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 52 岁的女性是伍珀塔尔的一名小学教师,饮酒大约十年之久。“最后阶段,晚上会喝一瓶葡萄酒,有时甚至两瓶。”
里希特留着灰色卷发,目光温暖而友好,是一个 17 岁少年的母亲。在父母的帮助下,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十一年前,她的父亲(一名牧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在他去世后,她的母亲患上了抑郁症和痴呆症。虽然
“那些说‘我需要酒精来放松’的人同样具有依赖性。”
卡罗琳·基利安,成瘾专家
Dah-Pottermann / 《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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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护理服务人员上门,但里希特说,“情感上的工作是我承担的”。她的三个兄弟姐妹住在很远的地方。
里希特承认,她晚上在沙发上用葡萄酒来麻痹自己的疲惫和悲伤。独自面对电视,或者读一本书。“我让自己处于关闭状态。”
在 2021 年收到家庭医生的警告后,她停止了饮酒——直到她的肝功能指标恢复正常。“我每年也坚持执行‘干燥一月’(Dry January),”里希特说。对她来说,这就是证明:我能掌控局面。“现在我知道,我是在自欺欺人。”
三年后,她崩溃了,诊断结果是:倦怠综合征(Burn-out)。她在施普雷森林(Spreewald)的一家诊所度过了六周;期间由她的其中一位姐妹照顾儿子。在疗养期间,里希特练习瑜伽,享受餐饮,绘画。该机构禁止饮酒,但这对她来说并不在乎。很久以来,她终于再次只关注自己。然而,回到日常生活中,旧习惯又找上了她。
里希特认为,外界从未察觉她的成瘾。在学校里,只有在她患重感冒时才会缺勤。就像去年秋天,她原本打算去阿尔高(Allgäu)旅行,但不得不取消行程。“因为太沮丧,我中午就开了瓶葡萄酒,连续喝了两天。直到有一天醒来,我想:不,该死,这样下去不行了。”
她第一次公开与儿子谈论自己的成瘾。儿子回答说,每当她的舌头变得僵硬时,他总能察觉到。她向他承诺: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酿酒艺术、葡萄种植。酒精作为一种文化产物深深根植于社会之中,且随时可得。人们意识到酒精是一种药物、一种细胞毒素的意识增长得十分缓慢。酒精在大脑中的作用非常复杂:饮用后会释放神经递质多巴胺,而控制中心——前额叶皮层则受到抑制。结果就是:人会感到放松,不再过多思考。与此同时,酒精具有一种兴奋效果。
20多年来,安妮·库普曼(Anne Koopmann)一直致力于为成瘾者指明走出困境的道路。她在位于维斯洛赫(Wiesloch)的北巴登精神医学中心(Psychiatrisches Zentrum Nordbaden)领导成瘾治疗与戒断诊所。她抱怨说,德国只有极少数机构接收带着孩子的成瘾母亲。对于这位首席医师而言,这是女性——尤其是单亲母亲——直到很晚才获得所需帮助的一个重要原因。
物理学家伯姆(Böhm): 一个词决定了差异
“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仍将酒精依赖主要与男性联系在一起,”库普曼说,“而且人们对于必须帮助男性的理解已经增加了。”相比之下,人们较少将女性的酗酒视为一种慢性疾病,“而更倾向于认为,只要她们真的愿意,本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尤其是母亲,比男性更对自己的成瘾感到羞耻。
库普曼同样证实,她病人的“主要饮酒动机”是情绪调节。特别是对于处于更年期的女性,当激素紊乱时,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年饮酒女性是一个我们作为社会未能很好关注的现象。”
据她所述,人们在因为成瘾而明显忽略了生活的其他领域,或者在库普曼所说的“三个F”方面出现问题时才会寻求治疗:公司(Firma)、家庭(Familie)、
一位朋友说服她 前往诊所。 但她一次又一次地 复饮。
驾照(Führerschein)。相比之下,健康对于极少数人来说是停止饮酒的动力。
然而,酒精对身体的影响现已得到了充分的记录:世界卫生组织(WHO)将200种不同的疾病归因于酒精消费。一项最新研究显示,饮酒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高出17%。
“我为什么喝酒?”库普曼解释说,这个问题是每次治疗的起点。了解答案,以此为切入点并持久地制定个体替代策略是关键,但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脱毒和康复五年后,仅有35%的患者能够保持禁酒。
摆脱酒精依赖有多困难,塔蒂亚娜·伯姆(Tatjana Böhm)可以讲述其中的艰辛。这位 50 岁的物理学硕士与丈夫住在汉堡。她说,早在大学时代她就喝很多酒,而且“遗憾的是,耐受力也很强”。如今她意识到,后者更容易导致成瘾。
大学时期是她陷入依赖的起点。之后她一直喝酒,除非在怀孕或哺乳期间。25 岁时她第一次成为母亲,孩子从此决定了她的日常生活,此外还有毕业考试,以及后来的全职工作。“酒精再次给了我那种自由感,至少能维持一个晚上,或一个深夜。”
后来,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在我公司里,几乎所有其他物理学家都是男性。我觉得他们从未认真对待我,我的工作没有得到认可,”她说。在那段时间里,她也开始独自饮酒。选择白葡萄酒,因为白葡萄酒不会让她的嘴唇变蓝。她用水杯喝。“最后,我把它装进普通的饮水瓶里。”
2013 年,伯姆与新伴侣有了第二个孩子。不久后,她再次开始饮酒。她回忆起那些宿醉在床上的日子,以及随之而来的争吵。她的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劝她:你得考虑考虑你的孩子!“但当然,我也一直在对自己这么说。”不过她说,也许所有这些压力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
2018 年,一位朋友说服她进入诊所治疗。之后她保持了半年清醒。但日常生活中对快速放松的渴望过于强烈。塔蒂亚娜·伯姆一次又一次地复饮,并一次又一次地在家里独自进行脱毒。她说:“至少 25 次。”清醒两个月,饮酒三到四天——这成了她生活的节奏。直到 2024 年 1 月的一个早晨,在图书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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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她发现了记者娜塔莉·斯图本(Nathalie Stüben)的书。书名是《没有酒精——我人生中最好的决定》。她一口气读完了一本。其中一个简单的词为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可以(darf)”。娜塔莉·斯图本激励她的读者不要对自己说“我必须停止”,而要这样表述:“我可以停止”。
“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角,它拨动了我的开关,”塔蒂亚娜·伯姆说。她现在将放弃视为真正的自由。并且意识到,她必须开始照顾自己以及自己的需求。
伯姆报名参加了娜塔莉·斯图本的在线计划。与此同时,她开始了门诊治疗。她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常规,每三天记录一次自己感激的事情。练习不再为那些无法影响的事情而烦恼。并且停止总是试图维持和谐。
她最大的成就便是:“我不再因为曾经饮酒而谴责自己。而且:我现在可以原谅自己曾经那样做。”
尽管如此,在一年半之后,即 2025 年夏天,伯姆再次复饮。此前几周她工作强度很大,忽略了自己的常规。在饮酒时,她感受到的不再是亢奋和轻盈,而只有厌恶。“这是一个空洞的承诺,”伯姆说。
小学教师安娜·里希特(Anna Richter)说,她从去年秋天起就没再喝酒了。她加入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互助小组。她们共同应对那些渴望立刻打开一瓶酒的强烈时刻。她意识到,这些年来酒精让她变得多么孤独,而现在她变得多么健康和从容。她的儿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就在最近,他站在她面前说:妈妈,我为你感到骄傲。
税务顾问海克·默勒(Heike Möller)表示,她现在已经戒酒五个月了。最终促使她做出决定的因素是健康问题;由于酗酒,她的胃肠患有慢性炎症。
默勒不仅戒了酒:她在三月份关闭了自己的事务所,创办了一家小型在线企业,并重新审视自己从小就热爱的事物:音乐。她加入了一个乐队,正在学习钢琴和吉他。
她说:“有时在生活中,我们必须先经历巨大的痛苦,才能获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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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约塞米蒂(Yosemite)、黄石(Yellowstone)、大峡谷(Grand Canyon)。美国的国家公园是全球人们向往之地。而现在,它们成为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目标。
夏季的一个早晨,八点刚过,海拔 2200 米。在加州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最著名的观景点冰川点(Glacier Point),当天第一批游客正俯瞰着下方宽广的山谷。
他们惊叹于约塞米蒂瀑布,水流在晨光中闪烁,倾泻入郁郁葱葱的约塞米蒂山谷。远方矗立着半圆顶(Half Dome),一座形状像被切半的苹果的山峰。杰弗里松(Jeffrey-Kiefern)的树皮散发出一种甜美的香气,让人想起香草冰淇淋。
这是一个天堂——但 50, 岁的杰西·查克林(Jesse Chakrin)眼中只有塑料垃圾。
这个男人肤色古铜,蓄着全胡,拥有攀登者的手臂,曾在约塞米蒂公园担任了近 20 年的护林员。他记录野生动物种群,维护徒步路径,并带领弱势青少年走进自然。
在这个周日,他弯腰捡起长椅下、停车场地面上和灌木丛中的水瓶。“看起来还没人清理过,”他说,“人手不足。”他倒掉剩余的水,将瓶子压扁,塞进包里。
自 2023 年起,查克林领导一个为规模较小、资金匮乏的国家公园募集捐款的组织。但他仍然被他曾经工作的地方——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所吸引。这也源于担忧。
当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5 年初再次入主白宫时,他将国家推入了一场文化战争——这场战争现在也波及到了自然保护区。
黄石公园的间歇泉、大沼泽地的短吻鳄、夏威夷翻滚的岩浆、大峡谷的岩壁深谷:美国的国家公园是数百万当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向往之地。长期以来,它们免受政治干扰;华盛顿几乎不干涉其运行。
在特朗普治下,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国家公园也可以看出,现任总统是如何重塑美国的。他的政府解雇了致力于保护公园的护林员和科学家。他们向采矿业开放自然保护区,从国家公园中抹除原住民的历史——并且
向外国游客收取高额费用,以便将资金用于形象工程。
“这个政府把国家公园看作迪士尼乐园,”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前负责人乔纳森·贾维斯(Jonathan Jarvis)说道。该机构负责国家公园的运行。“现在它们被要求服务于娱乐,员工则要负责招待游客。自然保护已不再重要。”
事实确实如此: 在这个六月的日子里,接近中午时分,约塞米蒂山谷里像游乐园一样喧闹。在约塞米蒂下瀑布的一个观景台上,人们拥挤在一起。在通往近 100 米高瀑布的小径上,人们只能像鹅一样排成单列缓慢前行。胆大的人翻越数米高的巨石,以避开排队的人群。放眼望去,看不到一名公园工作人员。
“过去几个周末的情况更加混乱,”杰西·查克林说。在 5 月底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期间,至少有 30.000 人想要进入公园。数英里长的车队
前护林员查克林:
“看起来还没人清理过”

Claus Henning / 《镜报》
在入口处排起长队。据目击者称,停车场在清晨就被占满了;新到的人将车停在受保护的草地和路边。在一条潮湿且陡峭的小路上,行人数之多,以至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公园之所以会被如此冲破——这条路是由美国总统及其任命的新任约塞米蒂(Yosemite)负责人铺就的。在就职后不久,特朗普就通过法令指示,审查国家公园中所有“不必要地限制休闲”的准入规定。随后,雷·麦克帕登(Ray McPadden)取消了今年用于调节游客流量的系统;在此之前,进入公园必须预约时间段。麦克帕登在宣布该决定时表示,那“不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的许多员工却持有不同看法。根据公园工会的一项调查,85%的参与者认为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一名受访者表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停车位,也没有足够的人员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游客量。”约塞米蒂公园的新闻办公室对《镜报》(SPIEGEL)多次请求与麦克帕登进行对话的申请作出了拒绝回应。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管理着全部63个美国国家公园以及370个纪念地、自然保护区和休闲区。非营利组织国家公园保护协会(NPCA)引用内政部的内部数据报告称,自特朗普第二次就职以来,该机构失去了近四分之一的员工。这大约是4000个固定岗位。
很大一部分人被排挤或解雇,尽管他们是公务员;其中包括许多专家和科学家,如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或植物学家。这些人主要在幕后工作,例如记录和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政府将此解释为精简官僚机构和降低成本。
一些人则因为对受限制和政治指令感到沮丧而辞职,在他们看来,这些指令剥夺了公园作为所有生物保护空间的身份。犹他大学教授、多本国家公园相关书籍及研究报告的作者罗伯特·凯特(Robert Keiter)表示:“随着高度专业化的员工和科学家的离开,许多知识已经流失。”他的鉴定结论是:“在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届政府像这一届那样严重威胁国家公园系统。”
1916, 年的《有机法案》(Organic Act)作为NPS的创建法,规定了其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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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 Gormes / Getty Images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游客:汽车被停放在受保护的草地上
使命:景观和动物应当受到保护——且当代及未来的世代都能享受这些公园。
前护林员查克林(Chakrin)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让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在未来依然能激励我们的曾孙辈。”
但对于特朗普及其随从而言,可持续性被排在后面:在好几个公园中,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后果(如干旱期、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的指示牌已经消失。官方措辞称,这些内容与“国家景观之美、丰富与崇高没有关联”。
特朗普将气候变化称为“骗局”。
那些“不恰当地贬低美国人”的游客信息也被移除。正如特朗普的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在2025年5月所命令的那样。他的指令标题与特朗普的一项法令相同:“恢复美国历史中的真相与理性”。随后,在怀俄明州的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一块关于美国原住民大屠杀的标牌被移除。在约塞米蒂,讲述原住民阿瓦尼奇(Ahwahnechee)族人被驱逐的牌匾被标记以待审查。
查尔斯·萨姆斯(Charles Sams)说:“我们经历的不是第一次了:白人男性在重写历史。”从2021年到2025年,他是NPS首位原住民负责人。“大心脏的拟歌鸟”——这是他的部落名字——在乔·拜登任内被任命,并随着特朗普就职而离职。
萨姆斯在视频通话中表示,他及其在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的前任们一直非常重视历史和科学事实的准确性。“我们的任务是为游客精准地呈现现实。即便这种现实并不总是让所有人满意。”
因此,NPS 过去在设计指示牌和游客信息时,会与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或气候研究人员合作;共同挑选图片并撰写文字。萨姆斯说:“这就像是一套科学的同行评审程序。但新政府希望我们不要那么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和生态足迹。不仅如此:他们还在鼓励公园游客进行举报。”
萨姆斯是指内政部在国家公园内张贴的公告,要求人们通过二维码举报“所有报道对已故或在世美国人持负面态度,或未能突出景观及其他自然特征之美、壮丽与富饶的标牌或其他信息”。
公园工作人员将这些称为“告密标牌”(Snitch Signs)。数万人响应了这一号召——但其中许多人是在谴责该部门,并要求提供更多的历史信息。
杰西·查克林(Jesse Chakrin)表示:“在国家公园中指出我们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同样重要,这样我们未来才能做得更好。”
但特朗普做得更绝。7 月中旬,他为了资源开采,开放了犹他州内两处拥有考古遗址和原住民岩画的保护区:在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时期建立的阶梯-埃斯卡兰特(Grand Staircase Escalante)地区,特朗普计划开采煤炭。而在巴拉克·奥巴马时期设立的熊耳(Bears Ears)地区,则计划开采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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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的福雷斯特·史密斯(Forrest Smith)直到今年秋天还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首席石油工程师。他说:“如果他们想在这些偏远地区开发资源,就必须修建进场道路、铁路线路和电线。这耗资巨大且破坏环境。”史密斯认为:“政府此举也是为了表明:现在由我们说了算。”
他在 NPS 的职责还包括搜寻被遗弃的钻孔。在许多后来被宣布为国家公园的地区,冒险家们曾在此钻探石油。如果发现不划算,这些所谓的“野猫钻井者”(Wildcatters)就会直接将开采过的矿床弃之不顾。
史密斯和他的团队携带甲烷检测仪在国家公园中穿行。他讲述道,有一次他们发现了一处旧钻井点,那里仍在渗油并污染周围环境。另一次,他们在一条徒步路径上发现了一个 1920 年的钻孔,气体从中嘶嘶地喷出。史密斯说:“它本可能会爆炸。我们发现了大约 2600 个钻井点。其中我们检查了约一半,并对 70 个进行了密封处理,以确保毒素不再外泄。”
2025 年 10 月 1 日,史密斯被解雇——他是团队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他表示,目前仍有泄漏的钻孔需要加固。“公园需要有人来处理这些问题。”据他所知,这些职位至今尚未填补。
在回复《镜报》的询问时,NPS 表示,被遗弃的钻孔仍由经验丰富的人员监控,并且在关闭这些钻孔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部分工作由专业公司完成。
在独立民调机构皮尤(Pew) 2024 年夏天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近 80% 的美国人对 NPS 的工作给予正面评价。没有其他机构获得如此高的认可度。尽管如此受欢迎,但由于特朗普,像局长萨姆斯这样的领导人物仍不得不离职。
作为其继任者,特朗普最初选定了一家在部分国家公园经营餐厅和商店的集团经理。此人没有任何自然保护或土地管理的经验;此外,他此后将与前雇主及未来的商业伙伴产生利益冲突。
在遭到自然保护主义者、公园护林员以及国家公园保护协会(NPCA)的一波批评后,

Brenke, Jo Mount / The Washington Post / Getty Images
大阶梯-埃斯卡兰特(Grand Staircase Escalante)的岩层:资源开采取代自然保护
白宫在4月撤回了该候选人;至今尚未介绍新的人选。目前由一名代理主任负责管理。国家公园管理局(NPS)拒绝了就此与她进行对话的请求。
与此同时,特朗普本人开始干预国家公园的运作。他在“美国国家优先”的口号下启动了一套新的收费系统:自2026年初起,在全美访问量最高的11个国家公园中,国际游客在支付每辆车20至35美元的日入场费之外,现在每人还需额外支付100美元。年票对外国人收费250美元,对美国居民收费80美元。近期,他们的通行证采用了新设计:正面印有唐纳德·特朗普的头像。
内政部长伯格姆(Burgum)辩称,这样可以确保公园对当地人保持可负担性;而其他人则应为公园的“维护和改善贡献其公平份额”。
与此相对的是,特朗普已经两次尝试将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的预算削减约三分之一——从3,3到略高于20亿美元。在今年的年初,他第一次尝试在议会中失败了。目前,他的
国家公园内员工的抵制情绪在增长。
政府再次要求进行同样幅度的大幅削减;国会将于秋季对此做出决定。
与此同时,这位80岁的老人已经在洗劫国家公园的金库。据媒体报道,至少9000万美元的入场费被用于特朗普所谓的华盛顿特区首都美化工程:例如,反思池(Reflecting Pool)需要铺设新底面。此外,4. Juli独立日庆祝活动的烟花表演也需要资金支持。
尽管如此,现在公园里有些东西在生长:留任员工的抵制情绪。
克里斯汀·琼斯(Christine Jones)便是其中之一。多年来,她在犹他州的一个国家公园工作,那里以峡谷和橙红色的岩针而闻名。由于担心公开发言会导致失业,《镜报》更改了她的姓名;但已核实了她的身份及其在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的雇佣关系。
琼斯说:“我一直热爱我的工作。如果我不需要这笔钱维持生活,我愿意免费工作。”现在一切都变了。“这里几乎所有人都感到受伤或愤怒。但我们不能放弃。”
几个月前,琼斯成为了“抵抗护林员”(Resistance Rangers)的成员——据琼斯称,已有超过1000名美国国家公园的员工加入了该组织。“我们彼此分享忧虑,互相鼓励,”她讲述道,“并且我们试图向公众揭露公园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其中也包括与媒体代表的背景访谈。
琼斯表示,在公园现场,员工现在被禁止与游客公开讨论敏感的政治话题。“相反,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内政部的视频,内容是在歌颂特朗普。”
尽管如此,辞职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留任的公园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需要。“我们每天都在即兴应对,在游客中心、纪念品商店、厕所帮忙,”她说。毕竟,她的公园不能被荒废。“它值得被保护。”
当杰西·查克林(Jesse Chakrin)在傍晚时分踏上回家路时,他的包里装满了塑料瓶。他将它们扔进了一个停车场的回收箱中。
就在不久前,查克林还在一片空地前驻足,那里可以俯瞰约塞米蒂瀑布(Yosemite Falls)。瀑布的水流被上升气流剧烈地雾化,使其看起来仿佛在漂浮。
克劳斯·赫金(Claus 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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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 天体物理学家迈克尔·加雷特(Michael Garrett)就研究人员在面对可能的外星信号时应如何反应提供建议。
加雷特,62岁,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这位苏格兰人同时担任国际宇航学会(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致力于搜寻地外文明。
《镜报》: 加雷特教授,人类多久能发现外星生命?
加雷特: 我们无法预知。但我可以说: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技术能力在短时间内呈指数级增长。我们今天所能实现的,比十年前要好得多。如果外界确实存在外星信号,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接近它。
《镜报》: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加雷特: 电波天文学和 SETI(搜寻地外文明)极大地受益于数字化革命。现代望远镜产生海量的数字数据集,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AI)对其进行分析。我们现在搜寻的天空区域比以往更多,使用的仪器也更先进。
《镜报》: 那么我们很有机会知道自己在宇宙中是否孤独?
加雷特: 我认为:今天出生的人完全可以期待在有生之年得知我们在银河系中是否孤独。直到本世纪末,我们才会拥有能够可靠地探测到像我们这样年轻的技术文明的望远镜和测量设备。
《镜报》: 如果根本不知道该寻找什么,又怎么能找到东西呢?
加雷特: 我们人类有一种奇怪的倾向:我们在宇宙中实际上是在寻找我们自己——寻找我们现在的样子。因此,我们可能会错过重要的信号。在这方面,AI 将非常有帮助:它可以向我们展示天文数据中的异常现象,这些现象可能非常微妙,且因为我们人类固守某些特定模式而被忽略。
《镜报》: 您与同事一起更新了《探测后协议》(Post-Detection Protocols),该协议于 6 月由权威的国际宇航学会通过。其核心内容是什么?
加雷特: 我们为那些并非真正参与 SETI 研究,但可能意外成为发现者的人编写了协议。如果有人根据其研究结果有理由怀疑银河系其他地方存在智能生命形式,这个人可能需要一份指南:如何处理这一信息?如何传达?这将产生什么影响?
《镜报》: 该文件中的核心观点之一似乎是:»一旦看到奇怪的信号点,我们不会立刻大喊『外星人!』«
加雷特: 我们希望天文学家知道在发现情况发生时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请求他们保持谨慎,并让另一个科学家团队使用另一台望远镜和另一套分析软件进行验证。在过去的
智利的薇拉·鲁宾大望远镜:
»固守某些特定模式«

Observations Vera E. Rubin / Model / picture alliance
几年里出现了一些研究,暗示存在某种形式的外星活动,但一旦获得更多数据,整个论点就崩溃了。我们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这会损害该专业领域。
《镜报》: 如果有人发现了地外智能的证据——他或她是否应该将其视为绝密信息?
加雷特: 审查当然需要一段时间;应该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经过常规的同行评审程序。此外,还应制定一套稳健的公众沟通策略。但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会出现信息泄露的过程。在参与人数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没有什么能被保密,但人们肯定可以尝试在公布任何消息之前确保绝对万无一失。
《镜报》: 如果信号来自我们的近邻环境,情况会怎样?
加雷特: 来自远方的抽象信号是一回事。但在我们自己的太阳系中发现先进技术的证据,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发现者的第一条准则应该是:被动观察,进行分析,但不要尝试建立联系。这可能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绝不能交给一小群科学家来决定。
《镜报》: 您打算如何确保您的协议也能被政治家们重视?
加雷特: 只有当我们真正发现外星人时,政治家们才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现在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如何为这种互动做好准备。我们希望至少能将这些协议提交给联合国及其太空委员会,以便将该议题提升到更高的层面。
《镜报》: 许多人认为外星人早已来到这里。对于他们来说,未解的 UFO 目击事件——或者现在被称为 UAP(“不明异常现象”)——就是他们唯一需要的证据。您对此怎么看?
加雷特: 我不认为 UAP 是外星人。UAP 仅仅是指尚未被识别的事物。美国政府目前公布的一些图像和文件,在某些人看来证明了外星活动。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极其匮乏的数据基础,几乎无法得出任何结论。
采访:马尔科·埃弗斯 (Marco 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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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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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科勒 (Werner Köhler)
这只鹳在塞尔维亚城市诺维萨德(Novi Sad)的边缘筑巢。而且它并不孤单:今年夏天,欧洲第二大白鹳群拥有 75 个有人居住的巢穴。可能只有在西班牙北部的阿尔法罗(Alfaro)才有规模更大的鹳群。巴尔干地区的鹳在混凝土柱和屋顶上筑巢。自从它们在 2014 年首次在诺维萨德北部定居以来,每年到来的动物数量都在增加。不久后,它们将从那里出发,开启一段漫长的旅程:它们在远至 10,000 公里的非洲南部越冬。JKO
在生育治疗过程中,将胚胎植入子宫的女性中,实际怀孕的比例最高仅为 45%。为了提高这一比率,生育中心采用了各种旨在支持所谓“胚胎移植”的方法。其中包括对子宫颈黏液进行预处理、确保受体膀胱充盈,以及使用特殊的导管。
然而,在“考科蓝图书馆”(Cochrane Library)平台上发表的一项大型综述研究表明:此类技术对成功率的影响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支持。为了这项研究,来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将那些在胚胎移植前采用了特定准备技术的女性研究数据,与未采用这些方法的女性数据进行了对比。
共有 11 项研究被纳入调查,涉及约 2500 名患者的数据。这些信息分别来自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等国——许多希望拥有孩子的德国夫妇也会前往这些国家,因为在当地,卵子捐赠是合法的,而德国则不然。
胚胎移植是每次人工受精的关键时刻。科学家们表示,尽管过去几年体外受精(IVF)的许多流程得到了改进,但移植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研究领域设定了其他优先级:“在体外受精中仍有如此多的未知因素,以至于研究集中在卵子成熟度、质量以及胚胎处理等领域,”
澳大利亚女性健康与研究学院(Women's Health and Research Institute)的妇产科医生、共同作者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解释道。
专家认为,缺乏准备方法有效性的证据对于患者来说并不一定是坏消息。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学医院吕贝克和曼哈根大学生育中心的格奥尔格·格里辛格(Georg Griesinger)表示,没有明确的获益证据并不等同于有证据证明没有获益,他并未参与该项研究。
这位生殖医学专家认为,例如在膀胱充盈的情况下进行移植,在技术上对操作者有帮助,且风险较低:“如果 200 名患者中只要有一人因此能多生一个孩子,我就会推荐这样做。” 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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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85
如果人们在成年中期不吸烟,且既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可以增加 13 年无痴呆的生活年限。这是对美国近 12,500 名男女健康数据进行长期评估的结果。
来源:《神经病学》(Neurology)
酸面包是最具传统的面包种类之一。它被认为特别美味、健康且易于消化。为什么会这样?迈克尔·克莱纳特(Michael Kleinert)是苏黎世应用科学大学的食品技术专家,他研究烘焙过程、面粉和酶。
烘焙工艺在他家族中具有传统,克莱纳特也学习了这项手艺。他说,酸面包受到推崇是完全正确的。
为了让面团蓬松地膨胀,需要一种发酵剂。这可以是烘焙酵母、泡打粉或现有的酸面团。
酸面包的特别之处在于发酵:在此过程中,存在于面粉和周围空气中的天然酵母和乳酸菌被激活。酵母分解面粉中的糖分,将其转化为酒精
和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在面团中形成气泡,使其膨胀。细菌则影响口感和香气。
克莱纳特认为,面包最终的酸味程度主要取决于成熟时间与温度,以及酸面团与哪种面粉混合烘焙。
事实上,酸面包可能比其他种类更健康。它有助于使钾、钙、铁或镁等矿物质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此外,酸面包通常能保持更长时间的新鲜度。克莱纳特说:“在烘焙酸面包时,蛋白质会凝固,从而将水分留在面包中。”酸面团较低的 pH 值能延缓霉菌的生长。
不过,克莱纳特表示,这取决于操作的清洁程度。ANI
维也纳神经科学家劳尔·埃尔南德斯(Raul Hernandez),39岁,研究了狗识别人类情感的能力。
《镜报》: 埃尔南德斯先生,您向狗展示了快乐、悲伤、愤怒和恐惧的人类面部照片,并利用成像技术研究了这些动物的大脑。为什么要这样做?
埃尔南德斯: 我们想知道狗是否能区分人类的不同负面情绪。此前仅证明了它们能区分正面和负面情绪。那是通过行为实验研究的,而行为实验很难察觉到更细微的差异。但如果实时观察大脑,就会发现狗能够区分愤怒与恐惧,以及恐惧与悲伤。
《镜报》: 但这并不意味着狗的思考方式与人类相同,对吧?
埃尔南德斯: 狗是否像人类那样自觉地“理解”,那是另一个问题。狗和人类在进化上是古老的亲属,但人类进化出了完全不同的脑结构:用于面部识别以及更高阶的情感处理。狗不具备这些现代脑结构,它们拥有的是古老且简单的视觉处理系统。
《镜报》: 但它们依然能识别人类的情绪。
埃尔南德斯: 通常甚至比黑猩猩或狼更强。在进化过程中,能够很好地理解人类对狗来说是一种优势。
《镜报》: 也就是说,狗学会了读取人类的情绪?
埃尔南德斯: 是的。我的同事兼合作伙伴劳拉·库亚亚(Laura Cuaya)和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即狗在某些大脑区域进化出了专门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最初在它们原始的大脑中是不存在的。这些专门功能与人类的类似。因此,狗的大脑对科学研究来说非常有意思。
《镜报》: 您具体是如何进行这项研究的?
埃尔南德斯: 我们在核磁共振成像仪(MRI)中向狗展示陌生面孔的照片:每种情绪状态展示四张图片,然后短暂休息,接着再展示四张。动物的口鼻部支撑在一小块木头上并保持静止。在约十分钟的时间里,它们的移动幅度不能超过3毫米。
《镜报》: 如何让一只狗在管状设备中长时间保持静止?
埃尔南德斯: 主人与我们一起对这些动物进行了数月的训练,因为使用镇静剂不是一个选项;我们需要狗对图片做出反应。它们知道:如果不想再配合,随时可以离开扫描仪。
《镜报》: 结果成功了吗?
埃尔南德斯: 是的。狗没有感到害怕,它们安静地躺在那里。而在看到快乐面孔的照片时,扫描结果清晰地显示了动物的反应:微笑对狗来说就像一种奖励。KK
插图: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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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玩,
所以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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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许多人并不认真对待电子游戏,但这种小众媒介早已成为最重要的文化产业之一。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 50 部最佳作品的经典名录了。作者:米哈伊尔·亨格斯滕贝格 (Michail Hengstenberg)
前几天晚上,我 19 岁的儿子向我展示了他最近是如何赚钱的:靠一个移动毒品实验室。
它像旅游巴士一样大,车头安装了一个撞击杆,让人想起警察的水炮车。“这每天能赚 500.000 美元,”他自豪地说。我在想,他是否正在培养经济雄心,以及作为父亲我是否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毕竟他主要是在电子游戏《GTA Online》的虚拟世界中活动。几乎每个晚上,他都和那些同样投入的朋友们在里面混在一起。
今年年初,在柏林博物馆岛的詹姆斯-西蒙画廊(James-Simon-Galerie)举行了一场小组讨论。当时《游戏文化手册 2.0》的第二版刚刚出版,应当给予适当的认可。舞台上坐着编辑,以及两名热爱电子游戏的政治家和一家行业相关基金会的总经理。讨论的问题是:电子游戏究竟算不算文化?
在那个晚上,这是一个修辞性问题,参与者们达成了一致:游戏当然是文化资产。尽管如此,这场辩论仍带有一种团体治疗的色彩: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不像我们这样思考?为什么电子游戏——在副刊、学校、文化机构中——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什么游戏玩家仍然被社会的一部分人嘲笑,尽管其产业去年的营业额达到 2000 亿美元,大约是电影和音乐产业总和的两倍?
到目前为止,《镜报》对待电子游戏的方式也与对待书籍、电影或戏剧不同。几十年来,本媒体一直深入关注后者。我们采访并报道作家、导演和演员,撰写关于他们作品的论文。相比之下,电子游戏获得的篇幅较小,虽然它们作为产品被测试或评论,但很少被置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在几乎所有其他类型中,那堵将“严肃”文化与“娱乐”文化隔开的过时之墙早已倒塌:但在游戏方面,这堵墙似乎依然屹立。
当我们第一次讨论建立游戏经典名录的想法时,我很惊讶地发现,公司里竟然有这么多同事在私下玩游戏,在他们的电视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玩。就好像我在《镜报》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知识与激情宝库,而它在日常编辑工作中一直被锁闭。最终组成这个游戏名录评审团的八人评审团,就像他们所热爱的游戏类型一样多样化。其中有来自健康部门的同事,在下班后揭开半身人血统的秘密。有体育记者,在游戏机前探索后末日时代的西雅图,并从中探索健康的父女关系本质。或者是一位对日本流行文化充满热爱的跨媒体记者。
游戏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的年龄层和社会阶层——这一点在我们的编辑部中也得到了体现——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日常语言:谁要是能巧妙地收拾后备箱,就是在玩“俄罗斯方块”(Tetris)。谁在足球场上失败了,就经历了“游戏结束”(Game over)。如果说电子游戏在早年被禁锢在街机和游戏厅中,是通过个人电脑和游戏机才缓慢进入我们的客厅,那么现在它们已成为恒久的伴侣。《糖果传奇》(Candy Crush Saga)不仅被退休老人玩,也被州长们玩。
这种进步不仅是文化上的,也是技术上的:长期以来,游戏的表现形式一直受到限制。开拓时期的缓慢处理器只能呈现出像素块。其他文化形式也经历过类似的发展,电影最初必须在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运行,摄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极其繁琐。电子游戏在早期尤其受限。它们讲述故事的方式十分笨拙,屏幕上出现冗长的文本段落和粗糙的动画。而今天,玩家们面对的是视听世界,这些世界无需畏惧与现实进行对比。那么,为什么人们仍在进行同样的争论?
2005年,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电影评论家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激怒了全球游戏圈。他声称,电子游戏永远不可能成为艺术。他的核心论点是:
游戏有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语法和词汇。
一部可以被“赢”或“输”的作品,与阅读小说或观看舞蹈编排时的体验截然相反。它简单来说缺乏艺术表达。
游戏圈对这种态度反应愤怒且带有挑战性:游戏粉丝向伊伯特推荐了一款又一款旨在说服他的游戏。尤其是为了照顾这位评论家的口味,他们推荐了那些可玩电影——在这些游戏中,交互式干预不断被讲述剧情的过场动画所中断。但伊伯特态度坚决,而且他确实说对了一点:虽然现在的游戏比80年代讲述故事更加精湛,但它们往往仍然比许多电影和书籍更简单、更充满陈词滥调。
例如,《合金装备》(Metal Gear)系列的创作者小岛秀夫(Hideo Kojima)被玩家视为电子游戏叙事的大师。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员曾评价他:“即使作为电视剧的编剧,他也一天都撑不下去。”
当然,也有例外:西部史诗《荒野大镖客 2》(Red Dead Redemption 2)陪伴着一群法外之徒走向20. 世纪并走向自身的毁灭,其中贯穿着尖刻的讽刺和对美国梦的批判——甚至超越了该类型的经典之作。一些小型游戏也提供了探讨严肃议题的巧妙切入点,在德国解谜游戏《最黑暗的文件》(The Darkest Files)中,玩家扮演一名年轻的检察官去追捕纳粹罪犯。
然而,试图向行业外的评论家证明游戏在叙事上能与电影、剧集、书籍相媲美的尝试,最终会导致死胡同。这种尝试忽略了游戏说着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语法和词汇。它们不仅通过文字讲述,还通过控制器和键盘上的操作——玩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游戏手感”(Game Feel)——或者通过其交互性,让玩家本身成为自己故事的导演或编剧。
交互性并非艺术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艺术。
游戏是多维的,这很奇妙。但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评审团筛选出50部杰出作品的难度,因为我们不想将范围局限在特别“有影响力”或特别“注重叙事”的电子游戏中。“50款最佳游戏”,这不像评选50本最佳书籍,而更像是:50件最佳印刷品,从Pixi小书
主页517。来源:Creative Assembly, Capcom, Larkin Studios, P. Stuck, Karam, Nintendo, Sandfall Interactive
88 文化
《镜报》 34 / 2026
Martin Meissner / AP
从非虚构类书籍到小说(包括奇幻和科幻小说)。
面对如此海量的内容,一个游戏经典名录(Games-Kanon)能起到什么作用?在评审团内部,我们很快就达成了一致,即它不能实现什么:它并不追求完整性。要涵盖每一个类型、每一种媒介形式,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名单的篇幅有限,以及创建名单的人员有限:即便专家也无法概览所有曾经发行过的电子游戏。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展示一定的多样性:每个游戏系列在名录中只能出现一部作品,且必须是其中最好的一部——而非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在商业模式方面,我们希望展示该媒介最美好的一面,也就是说:我们基本排除了那些依赖激进的微交易来掏空玩家口袋的电子游戏。此外,“客观性”也不是我们感到必须遵守的标准。这份名单是由人创建的,因此是由具有个人偏好和厌恶的玩家们制定的。人们应当通过它产生碰撞,拒绝它,或者——通过 SPIEGEL.de 上的一个工具——自行重新排序(您可以在接下来的页面中找到前 50 名以及评审团最爱作品的精选,所有相关文本均在 SPIEGEL.de 上)。
我们不想要什么,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而更困难的是,就我们实际上想要展示什么达成一致。我们是否应该表彰那些在当时成就卓越,但如今可能已无法运行的游戏?我们是否应该为那些此前从未接触过除《扫雷》和虚拟数独以外游戏的初学者提供一个入口?还是为了让那些已经在《艾尔登法环》中投入数百小时的玩家感到兴奋?
最终,我们决定表彰那些在我们看来,能为亲爱的读者在 2026 年提供最佳游戏体验的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不在于尽可能地接近电影和书籍,而在于展示了为什么游戏作为一种媒介是特别的:因为它们允许我们塑造自己的体验,采取行动,进行交互。
在评审会议期间,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个技术术语背后隐藏着什么。当同事们讨论单个游戏、赞美其优点并诟病其缺点时,情况变得很清晰:他们不仅仅是在玩游戏。他们是在经历。
自由是游戏的超能力,在游戏中,我们能够且必须不断做出决定。是的,也有书籍尝试这样做,即带有内置情节树的冒险故事,读者必须根据自己选择的路径,费力地反复向前或向后翻页。最近一次尝试为电影加入交互元素的著名尝试是 Netflix 制作的《黑镜:潘德斯内奇》,用户可以通过遥控器指挥剧情。这类尝试很少能令人信服。在那种环境下做出决定,感觉不像是在享受自由,而像是在工作。
即使在游戏中,自由也不是无限的。
游戏则不同。即使在游戏中,自由也不是无限的,而是运行在一个框架之内,有时较窄,有时较宽。一些电子游戏探讨了这一点,部分是以隐晦的方式:《旺达与巨像》虽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自由探索的世界,但同时强迫我们成为一个坏人。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玩家必须做一些具有道德指南针的共情生物不愿做的事情。其他游戏,例如讽刺类冒险游戏《史丹利的寓言》,则讽刺地向玩家揭示了他们所谓的决策空间是多么受限。它们的共同点在于:你总能感受到自己撞上的那些边界。
在柏林的专题讨论会上,人们就游戏应当在政治层面归属于哪个部门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是归联邦政府文化和媒体专员(BKM),即沃尔夫拉姆·魏默(Wolfram Weimer)?还是维持现状,留在研究、技术与航天部,即多萝西·贝尔(Dorothee Bär)麾下?一方认为,将其安置在 BKM 将会提升游戏的地位,使其最终能与其他文化资产处于同一水平;另一方则认为,在贝尔那里更为合适,因为她至少在坚定地资助德国的开发工作室。游戏究竟是技术?还是艺术?
两者皆是——同时又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些希望电子游戏在文化领域占据更重要位置的人,不能通过防御性的辩论来贬低它们。它们无需回避对比。而且在几年后,我儿子对待这种媒介的自然方式大概率会成为主流。游戏理应获得这样的认可。
前不久,我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我是应该帮助一个男人逃亡,好让他拯救家人并开始新生活?还是与他一起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抢劫,以便之后能无忧无虑地生活?我让自己的价值观引导我。不久之后,他死了。结束,完结,没了。我用我的角色在《荒野大镖客 2》(Red Dead Redemption 2)中体验了超过 60 小时的美国西部。现在,我必须将他埋葬。
如果我当时做了不同的决定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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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文化 89
名次
01
《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 (The Legend of Zelda: Breath of the Wild) 开发商:Nintendo EPD, Monolith Soft 发行商:任天堂 (Nintendo) 年份:2017
在成为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前,在将水管工或猴子推向世界并使其成为偶像之前,宫本茂(Shigeru Miyamoto)曾是一个有着强烈冒险精神的小男孩。这位开发者在采访中回忆道,小时候他经常独自在京都附近家乡佐野部(Sonobe)周围的森林和丘陵地带穿行。有一次,他因为害怕黑暗而在一个洞穴入口前畏缩不前,直到最后他找到了一盏灯笼,才颤抖着冒险走了进去。
正是这些记忆,成为了他后来作为任天堂的一名年轻员工创作《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时的灵感源泉。传说本身无需赘述——一名英雄被选中,击败预言中的邪恶,拯救一名公主——但这部作品为玩家营造的氛围却至关重要。他们应当感受到像小时候在村庄里的宫本茂那样:既勇敢又恐惧,面对一个在每个方向都隐藏着发现的世界而惊叹。
早在1986年,《塞尔达传说》就展现了其艺术的独特之处。这里没有连续的章节,没有经过戏剧化编排的场景——只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渴望知道下一个转角后隐藏着什么。它看起来像是未来。只不过,未来却有了其他的计划。
在试图效仿电影的过程中,电子游戏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越来越受限,它们牵着观众的手,以免他们错过那些制作昂贵的爆炸场面。即使是任天堂自己也屈服于这种诱惑:在后期的《塞尔达》作品中,玩家几乎无法向侧面迈出一步,就会有一个热心的助手将你引导回标记好的路径上。探索的乐趣被待办事项清单所取代,变成了只需逐一完成的预设景点。大部分游戏开始害怕自己的玩家。
因此,当2017年由宫本茂担任“总制作人”的《旷野之息》(Breath of the Wild)问世时,它不仅仅是对《塞尔达》旧有优势的回溯。荒野之息席卷了整个已经变得胆怯的行业。从这部第18部《塞尔达》续作的第一分钟起,人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一名叫林克(Link)的英雄在一次将他的国土化为废墟的巨大“浩劫”100年后,在发光的祭坛上醒来,他半裸且失去了记忆。在他面前,世界同样赤裸。只有一个目标:击败邪恶,拯救公主——至于具体怎么做,由你决定。
幸运的是,这段旅程并不简单。《旷野之息》意识到游戏需要摩擦力,而舒适可能是枯燥的。例如,这里的冬季山峰并非简单的用雪花生成的视觉效果,而是意味着生命危险。想要在登山之旅中生存下来,必须做好准备——通过篝火、厚衣服或能从内部温暖身体的辣椒类食物。此外,这个世界的反应能力也异常强大:大雨会让岩石和草地变得湿滑,金属盾牌会吸引闪电,风会将火焰吹过干燥的草原。所有这些系统相互作用,就像人们对真实荒野的预期一样,从而为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数十种解决方案。当然,林克可以用剑砍倒敌人。但如果用一支巧妙放置的箭惊扰一群蜜蜂,让它们替他干脏活,难道不是更聪明吗?
人们不禁感叹,一款游戏竟然能包含如此之多的可能性。而这种感叹是静谧的:因为《荒野之息》(Breath of the Wild)或许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克制。它的景观辽阔,却不喧嚣,音效更是极其简约。当你骑马穿过草原时,只能听到零星的钢琴音、风声和鸟鸣,仅此而已。有些人认为 2023 年推出的续作《王国之泪》(Tears of the Kingdom)是更好的游戏。无论如何,后者是一次更大胆的实验,其世界规模扩大了三倍,更加繁忙,且充满了建筑工具和机器。它对玩家的信任程度更高,但同时也失去了宁静与优雅——这座静谧的日式花园突然显得杂草丛生。
相比之下,《荒野之息》与在此之前或之后出现的所有冒险游戏都截然不同。它留有呼吸的空间,以免惊吓到玩家重新唤醒的好奇心。因为它知道玩家们是忐忑的:他们手持灯笼,站在洞穴前。终于可以再次像孩子一样。
安东·莱纳(Anton Rainer)

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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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文化
DER SPIEGEL 34 / 2026

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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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 开发商:Mojang Studios 发行商:Mojang Studios 等 年份:2011
首先必须谈谈视觉效果,因为它如此具有标志性,且本身就承载了《我的世界》(Minecraft)最重要的核心理念:自由。起初,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我的世界》是世界上最好的游戏之一,尽管感觉它的画面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当时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一次游戏展的开幕式上观看了几分钟《我的世界》后,曾询问过视觉效果现在是否能做得更好。
当然可以做得更好。只是人们不想这么做。这是一种美学选择。
这种像乐高一样的外观,让人怀旧地想起早期的电子游戏,它通过留下内容上的空白来营造自由感。从而为想象力留出了空间。一切都由可见的网格点组成,可以将其想象成一个由立方体组成的世界。草叶是绿色调的三维像素。许多草叶排列在一起就成了一片草地。黄色的棱角结构,在眼中则被解读为花朵。
这并不一定美。而更像是一种视觉哲学。在建筑上清晰,在比例上正确,但只有在脑海中才能完整。这正是后印象主义的点彩画派所追求的。站在这些画作面前的人只能看到点,只有在远处,它们才会组合成物体。
同样,由方块状的蜜蜂、不圆的苹果、棱角分明的生物组成的世界,在保持一定距离后,在想象力的作用下也会呈现出和谐的景象。可以说,《我的世界》这种自由主义的视觉语言已经上升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资产。例如,如果您在 T 恤上发现一个带有三个黑点组成的面孔的荧光绿正方形:这就是所谓的“苦力怕”(Creeper)。或者那些手臂和腿极长的黑色身影,类似于贾科梅蒂的雕塑:那是“末影人”(Endermen)。这些角色在未来变得像米老鼠一样出名并非不可能,毕竟他们影响着数百万年轻人的成长。
作为玩家,在游戏开始时,你看到的是自己赤裸的手,被抽象成了一块棕色的方木。这只手在随机生成、看似无限的方块世界中穿行,进行“挖掘”(mining)和“合成”(crafting)——采集材料(方块),并用其制造新物品。方木之手四处游荡,敲击方块,当方块破碎时,你可以收集材料用于其他用途。
例如,木头可以变成木板,木板可以制成镐子。用镐子可以挖掘石头来制作石剑,从而击败在夜晚出现的僵尸和骷髅(每 20 分钟出现一次,因为游戏中的一天就是这么长)。但你也可以盖一座房子来躲避。逐渐装备自己,或许勇敢地通过传送门进入充满敌意的下界(Nether),在那里的地面大部分由岩浆海组成。但你不必这样做。你也可以建一个农场,玩跳马,或者向村民出售猪肉。
像《我的世界》这样的“沙盒游戏”(Sandbox Games)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们可以像在沙坑里度过的下午一样没有方向。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必须做什么。这里有沙子,几把铲子和模具。但没有目标,没有故事,没有线性流程,自由是基本前提。在《我的世界》中,人类一步步创造出自己的方块世界。
全球有 1.5 亿人这样做,其中一些人通过拍摄自己的游戏过程成为了明星。德国 YouTuber Gronkh(本名 Erik Range,49 岁)的第一段 Let's Play 视频出现在 2010 年。不久,Range 成为了德国最受欢迎的 YouTuber 之一,一度拥有比德国任何人都多的粉丝。如今,主播们想出了越来越特殊的限制条件,人为地缩减他们在游戏中的可能性。他们禁止自己使用 99% 的所有物品,连续玩 60 小时,或者尝试钓起海里的每一种鱼。对于外行来说,很难理解这些极客视频。尽管如此,《我的世界》(Minecraft)在 YouTube 上的相关内容累计点击量已超过 1 万亿次。由此可见,极客群体规模之大。
这也因为《我的世界》是一个人们虚拟会面之所。自 2017 年起,玩家们可以跨平台共同游戏。在新冠疫情期间,孩子 1 坐在电脑前,孩子 2 使用 PlayStation,孩子 3 使用手机,所有人同时身处他们的数字儿童房中。当马克·扎克伯格还在摆弄他的元宇宙(Metaversum)且最终以失败告终时,人们早已在其他地方会面:以他们的虚拟分身在方块天堂中相聚。并在那里迈出了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Carola Padtberg
5
《镜报》 34 / 2026
文化 91
位置
03
《荒野大镖客:救赎 2》(Red Dead Redemption 2) 开发商:Rockstar Studios 发行商:Rockstar Games 年份:2018
在游戏的开拓时代,当画面还充满像素点、故事通过文本面板讲述时,人们只能梦想能有像《荒野大镖客:救赎 2》(Red Dead Redemption 2)这样的游戏——一场电影般的冒险,让人能够全身心地沉浸在另一个时代。在自己的想象力之外,在另一个适用不同法律但同样有人类生活、且其人生轨迹能让我们产生共鸣的遥远世界中体验这样一个故事,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
故事背景设定在 19. 世纪末的美国西部。在美洲的城市中,文明与文化的进步飞速推进,但广袤农村地区的生活依然原始且暴力:当城市居民穿着考究,乘坐有轨电车前往早期的电影院时,农民、牛仔、原住民和匪徒们在荒野中挣扎,并互相残杀。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中生活着亚瑟·摩根(Arthur Morgan),他是一个法外之徒帮派的成员。玩家在约 60 小时的游戏时间里,引导他穿过这个变革时代。玩家化身为他,抢劫火车,从监狱救出同伴,或与其他歹徒进行激烈的枪战。愿意的人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中停留更长时间。《荒野大镖客:救赎 2》这类游戏被称为“沙盒游戏”(Sandbox Games),因为玩家可以在其中像在巨大的沙坑里一样自由活动。
Rockstar Games 的开发人员(他们还负责全球最成功的视频游戏系列之一《侠盗猎车手》 / Grand Theft Auto)精心布置了这个“沙盒”。这里有让人想起落基山脉的雪山,我们的英雄在其中明显地感到寒冷;有闷热的沼泽,当然还有无边无际的大草原。玩家骑在马背上穿行其中,欣赏设计精细的动植物群。
但关键的不是你看到了什么——赏心悦目的景象很多——而是在其中经历了什么。在名为“血仇,新与旧”的任务中,上演了一场敌对家族之间残酷的争端。以最典型的西部对决方式,摩根的帮派向那个愚蠢到绑架一名法外之徒的家族庄园进发。当这些法外之徒在经历一场史诗般的枪战后撤离时,那座庄严的房子已在熊熊燃烧。场面极其震撼。
在其他时刻,《荒野大镖客:救赎 2》则更为安静,也更有幽默感:在“平静的消遣”中,玩家走进一家沙龙,喝得酩酊大醉,目光模糊地在店里踉跄行走,期间对着沙龙的墙壁撒尿,最终在仁慈的昏迷中获得解脱。这是一场第一人称视角的闹剧。
但最令人着迷的是这款游戏的细微之处,它几乎在不经意间探讨了宏大的问题。如果说第一部讲述的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复仇故事,那么时间线早于第一部的《荒野大镖客:救赎 2》则探讨了法外之徒形象是如何转变的。帮派成员依然崇拜自由狂野的生活理想,不愿被工作的义务或房屋的围墙所束缚。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亚瑟,开始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了过时的产品,“世界不再需要我们了”,他曾这样说道。在随他奔波于各项任务的过程中,他与同伴分享自己的忧虑和想法,从而构建出帮派的心理社会画像:有些人让你心生怜爱,而有些人则让你深恶痛绝。如果在战斗中失去一个朋友,那种痛苦就像是你自己也是一名法外之徒一样。毕竟,你确实如此。
亚瑟·摩根(Arthur Morgan)这个虚拟人格,是一个被怀疑和悔恨折磨、在那个新世界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男人。一个巨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通过他的青梅竹马玛丽·林顿(Mary Linton)之口:为什么他选择了无法无天,而不是与她结婚并过上规律的生活?如果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怎么办?《荒野大镖客:救赎 2》(Red Dead Redemption 2)反复探讨这些内心冲突,而这些冲突最终指向一个核心:我想成为,或者说亚瑟·摩根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游戏在许多地方强迫玩家做出选择。亚瑟应该冷酷无情地行动,追随旧时的自我?还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根据玩家选择的路径,故事的走向也会随之改变。
随着《荒野大镖客:救赎 2》的推进,越接近结局,亚瑟对救赎(英文:redemption)的渴望就越强烈地与他的领导者——一个名叫达奇·范德林德(Dutch van der Linde)的粗鲁男人产生冲突。这两个男人之间有着数十年的友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对他人忠诚的人才能生存。但达奇也在改变:亚瑟越是被良心折磨,这个帮派首领的行为就越是肆无忌惮且毫无节制。
游戏将这种忠诚冲突及其人物的转变演绎得极其丰富且具有层次感,从表象上最初的细微裂痕一直到致命的最终决战。很早就有人预感到亚瑟·摩根不会有一个好结局,希望被一次次点燃又一次次破灭。于是,玩家在他的情感之间徘徊,就像那个在责任感与觉醒的道德感之间挣扎的法外之徒。
片尾字幕结束后,关于单次骑行、枪战、光顾沙龙的记忆会逐渐淡去。但那些人物,他们的思想、苦难以及私密对话,却会在心中萦绕良久。从这个意义上说,《荒野大镖客:救赎 2》确实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米夏伊尔·亨格斯滕贝格(Michail Hengstenberg)

Rockstar Games
5
92 文化
DER SPIEGEL 34 / 2026
第 07 名 星际拓荒 (Outer Wilds) 开发商:Mobius Digital 发行商:Annapurna Interactive 年份:2019
在这个太空史诗中,想要前进的人不需要等待等级提升或更好的工具,在这里只有知识能带来进步。玩家扮演一名渺小的宇航员,在物理计算精确的太阳系中飞行,遗憾的是,这里每 22 分钟就会被一颗垂死的恒星吞噬。因此,玩家必须不断重新开始,但每次出发都带着关于行星及其居住生物的更深刻认知。这是一部充满温情与魅力的天文杰作。Alyass Alaoui
第 12 名 Hades (哈迪斯) 开发商:Supergiant Games 发行商:Supergiant Games 年份:2020
希腊神话与电子游戏的机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中都有坚定的英雄和难以逾越的迷宫,死亡与救赎也紧密相连。《Hades》将这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陪伴冥王之子在塔耳塔罗斯(Tartaros)和极乐世界(Elysion)中进行一场绝望且永无止境的战斗。它实现了不可能的事情:凭借介于新艺术风格与动漫之间、充满爱心的画面,加上非凡的原声带以及众神世界般的肥皂剧戏剧张力,《Hades》为古老的神话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解读路径。Rainer Sigl
第 14 名 Mario Kart 8 Deluxe (马里奥赛车 8 豪华版) 开发商:Nintendo EPD 发行商:Nintendo 年份:2017
《Mario Kart 8 Deluxe》是这个成功系列的游戏巅峰,它之所以如此,并非尽管有时会耗尽玩家的耐心并破坏友谊,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画面细节丰富、色彩斑斓,部分场景让人联想到一次 LSD 之旅,而激昂的爵士融合乐曲最终将磨掉所有剩余的心理承受力。这是一部真正的派对经典之作,拥有壮丽的赛道和可爱的角色,它证明了:赛车游戏不需要写实也能令人着迷。Kim Ly Lam

Thatgamecompany
第 10 名 Journey (风之旅人) 开发商:thatgamecompany 发行商: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年份:2012
一个角色在沙漠中苏醒。远方有一座山耸入云霄,山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角色孤独地开始了旅程,在沙海中漫步,身上披着一件红色斗篷,颈间围着一条飘逸的围巾。随后,第二个生命体进入了他的生活。现在,他不再孤单。然而,旅途艰辛。当体力渐渐耗尽,山顶已在视线之中,但每一米都像一英里那样漫长,脚步变得沉重。起初是另一个生命体崩溃了,生命从中流逝。他们曾在一起,而现在不再如此,角色再次陷入孤独。随后,他也倒下了。
这款推出 14 年的《Journey》(风旅)至今仍是一部杰作。它讲述的是生命本身,关于孤独、伙伴关系与失去。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以一种极其含蓄的方式讲述了通往山顶那简单而艰辛的旅程。《Journey》完全不需要文字,它不发一言,而是让人去感受。这场以标题命名的旅程大约持续两小时,对于一款游戏来说,这不过是一篇短篇小说。因此,有时人们指责《Journey》的游戏性不足,但恰恰在这种精简之中蕴含着它的力量。只有这样,它才能释放出情感的冲击力。
因为那个看起来与自己如此相似的生命体并非由计算机控制,而是由另一个真实的人控制。当你在这个世界迈出第一步时,《Journey》会在后台通过互联网将两名互不相识的玩家连接在一起。你不知道对方的年龄、性别或来源,也没有任何发送消息或彼此交谈的可能性。剩下的只有按下按钮时角色发出的尖叫声,以及非语言沟通。尽管如此,沟通依然能够达成,因为人们渴望相互理解。人们彼此等待,提供帮助。人们建立起纽带。
起初,人们像婴儿一样在闪闪发光的沙丘上攀爬。很快,角色学会了新的技能,现在可以滑行了。随着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增加——了解一个耗尽资源的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前进变得更加熟练。这一切在形式上被精妙地捕捉到了。在开始阶段,《Journey》用远景镜头展示孤独的角色,在他周围,目光所及之处尽是:沙漠。偶尔出现一些废墟或墓碑。衰败与死亡。
当你找到伙伴时,镜头会拉近,在共同攀登的过程中最为接近,你通过特写而非广角来体验他。在这次攀登中,尖叫声变成了低语。声音在离开口部的瞬间便消散了。你也不再滑行,青春的活力已然逝去,你几乎是在爬行。直到你不再动弹。
山顶的光芒让人想起弗兰茨·卡夫卡的《在法律门前》。那个仅为你而设的入口,以及永远无法触及的法律——在那个来自乡村的人临死前,门卫对他说道:“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在《Journey》中,与卡夫卡不同,人们最终到达了山顶:在彼岸。但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某种真正的认知是人类无法企及的。他只能用一生去追求它。
Danial Montazeri
5
《镜报》 34 / 2026
文化 93
第 16 名 NieR: Automata(尼尔:机械纪元) 开发者:Platinum Games 发行商:Square Enix 年份:2017
在遥远的未来,机器统治了地球。人类似乎已逃往月球,并派遣安卓机器人前往行星进行一场代理战争,其荒诞程度犹如乔·哈尔德曼(Joe Haldeman)的小说一般。作为这些类人机器人之一,玩家为那些隐形的战争主宰而战,死亡,然后重新开始——在此过程中探索关于存在与意识的哲学问题。即使是所谓的终结,也仅仅是开启了一次视角的转换。直到最终打破这个循环。Danial Montazeri
第 18 名 侠盗猎车手 V (Grand Theft Auto V) 开发商:Rockstar North 发行商:Rockstar Games 年份:2013
这款游戏在 13 年前发布,至今每月仍名列最畅销游戏之列。这大概并非是因为其剧情——在游戏中,玩家操控三名小混混在一座模仿洛杉矶的城市的地下世界中穿梭。与后来的游戏相比,其故事显得模式化,角色似乎较为单一。但几乎没有哪款游戏能像这个帮派天堂一样,让开放世界的可能性显得如此无限。至少在续作出现之前是这样。Michail Hengstenberg
第 20 名 女神异闻录 5 皇家版 (Persona 5 Royal) 开发商:P-Studio, Atlus 发行商:Atlus, Sega, Deep Silver 年份:2020
严厉的教师、右倾的政治家以及一个为退休老人打造的世界:在日本做一个青少年,意味着必须接受自己的无力感。但如果能够与之抗争会怎样?在受卡尔·荣格分析心理学启发的《Persona》系列第五部作品中,一群青少年尝试反抗,他们潜入犯罪成年人的潜意识,强迫对方公开忏悔。亮点:长达数小时的酸爵士(Acid-Jazz)原声带,为每一次潜入注入了纯粹的酷感。Anton Rainer
第 17 名 俄罗斯方块效应 (Tetris Effect) 开发商:Resonair 发行商:Enhance, Inc 年份:2018
一个完美的句子,其标志在于没有包含任何多余的词汇。你可以调换单个词的位置,对其进行补充,用形容词来装饰,但这并不会让它变得更好。只会让它变得更长、更华丽——且明显地失去了优雅。《俄罗斯方块》(Tetris)如果用同样的标准衡量数字文化,就是一款完美的电子游戏。它的语法可以被总结得极其精炼:“俄罗斯方块”就是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对下落的方块进行排序。一旦它们形成一条没有间隙的直线,就会消失并为新方块腾出空间——仅此而已,只有秩序与不堪重负在不断交替。这些棱角分明的图形在我们的模拟世界中如此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时很难想象,《俄罗斯方块》竟然需要被发明出来,而不是一直存在。如果在意大利度假时,突然在古罗马马赛克拼贴画中看到一排小方块,真的会感到惊讶吗?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不就像是一位希腊的解谜女神吗?
不,《俄罗斯方块》并非古物,但若要理解它的起源,必须研究一个已经消亡的世界。苏联数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Alexej Paschitnow)在1984年工作期间编写了这款游戏的雏形。他凭直觉意识到,那种臭名昭著的成瘾潜力只有在面对特定类型的方块时才会产生,
多米诺(Dominos)和三格骨牌(Trominos),即由两到三个正方形组成的图形,太简单了;五格骨牌(Pentominos)又太复杂——因此他采用了四格链(希腊语:tetra),这些链条在他的显示器上扭曲成 T 形、Z 形和 S 形。很快他发现,他必须强迫自己停止玩这个游戏。
几年后,全世界都陷入了帕基特诺夫之前的状态。恰恰在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年,游戏机制造商任天堂(Nintendo)发布了 Game Boy,并通过附带的《俄罗斯方块》教会了数百万人这种苏联式的方块搭建。有些包装盒上写着“来自俄罗斯的乐趣”(From Russia with Fun),这是来自莫斯科的幽默问候——而在游戏时,背景音乐播放的是俄罗斯民歌《 Korobejniki》。帕基特诺夫起初没有从其游戏的资本主义开发中获得任何收益,而政权则实现了其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文化出口,一款真正跨越文化和年龄界限的“全民游戏”。因为在 Game Boy 上,它触达了那些绝不会自称是电脑游戏玩家的人群。现在,他们晚上躺在床上,梦见下落的四格骨牌(Tetrominos)。
这些梦境被称为“俄罗斯方块效应”(Tetris-Effekt),一款2018年推出的游戏版本也以此命名。与其他失败的续作不同,《Tetris Effect》几乎没有改变基本原理。方块依然在下落,依然必须在时间压力下进行排序。但在游戏区域的边缘,日本艺术家石原崇(Takashi Ishihara)在催眠般的电子音乐中点燃了光粒烟花。这是一个绝美的点缀,它支撑而非取代了像素化的核心。这样也好,因为这些墙拥有完美的基础。
安东·雷纳(Anton Rain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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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文化
《镜报》 34 / 2026
F
排名
21
黑暗之魂 (Dark Souls) 开发者:FromSoftware 发行商:万代南梦宫 (Bandai Namco) 年份:2011
一个压抑且难以逾越的世界,每走一步都可能意味着死亡:这款游戏的残酷程度几乎无可匹敌。然而,如果将《黑暗之魂》(Dark Souls)仅仅简化为其极高的难度,那将是一个误解。因为其创作者宫崎英高并不想折磨他的观众,恰恰相反:“我希望尽可能多的玩家能够体验到克服这种艰辛后的喜悦,”这位腼腆的日本人告诉美国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
因此,这并非虐待狂行为,而是一种关于快感的承诺。这款于2011年推出的游戏及其多部续作深受东方哲学影响。这里传授的美德与格斗运动相同:正念、耐心以及克服重复失败的韧性,比快速的反应更为重要。对于粉丝而言,宫崎英高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个道场,他们可以在其中练习如何克服自己的不耐烦、愤怒和沮丧。
所有愿意接受这种严苛训练的人都将获得丰厚的回报:《黑暗之魂》的暗黑幻想世界以一种往往借鉴自真实文化历史的壮丽景象令人震撼。在那些被怪物占据的、令人窒息的建筑中,人们可以认出其中包含对米兰大教堂、卢瓦尔河谷城堡、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或吴哥窟寺庙群的致敬。人们在迷宫般的结构中迷失——但最终总能找到出口。这个可自由探索的场景以不断出现的新快捷路径和环环相扣的建筑结构令人惊喜。而其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在电子游戏中具有前所未有的神话密度,使用剑、弓或魔法进行的残酷战斗既复杂又多样。
此外,还有一种某种程度上混合的多人模式,既新颖又令人恐惧:毕竟,玩家始终面临被其他(通常是敌对的)玩家袭击的风险。
自问世以来,《黑暗之魂》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电子游戏文化:作为主流游戏不断简化趋势的反面模型,它将一种古朴的严肃性带回了这个长期以来旨在面向最大众群体的媒介。遗憾的是,这种导向在部分粉丝文化中带来了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的社区精英主义:“Git gud”(德语大意为:“那就变强吧”)长期以来一直是面对那些因游戏难度而受挫的绝望初学者的标准回答。
那些不被这种障碍所吓跑的人,将在宫崎英高的游戏中体验到“克服艰辛的喜悦”——以及由此产生的、极少有游戏能提供的内啡肽激增。从处女作兼前作《恶魔之魂》(Demon’s Souls),到三部《黑暗之魂》游戏,再到在《艾尔登法环》(Elden Ring)中的玩法演进:通过创新和品质,这款游戏在这一媒介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生态位。尽管模仿者众多,但此后它依然是该类型中无可争议的巅峰之作。
莱纳·西格尔(Rainer Sigl)
5
名次
27
《蔚蓝》(Celeste)
开发商:Maddy Makes Games 发行商:Extremely OK Games 年份:2018
说到有影响力的2D冒险游戏,人们很快会想到《超级马里奥》或《咚基刚》等系列的早期作品。自2018年起,《蔚蓝》已然可以毫无违和地跻身于这些重量级作品之列。在不起眼的像素风格背后,隐藏的不止是最高水准的关卡设计:最令人难忘的是主角麦德琳(Madeline)感人的故事,她与自我怀疑、心理健康以及她的身份认同进行着斗争。
阿里亚斯·阿拉维(Alyass Alaoui)
名次
35
《Among Us》
开发商:Innersloth 发行商:Innersloth 年份:2018
聚会游戏《Among Us》用简单的手段实现了许多大制作电影都未能做到的事情:一场真正的社会实验。就像社交游戏《狼人杀》(Die Werwölfe von Düsterwald)一样,其核心在于如何令人信服地撒谎。因为在最多 15 名飞船船员中潜伏着背叛者。当船员们执行任务时,谋杀事件接连发生,所有幸存者进行讨论并投票:谁很可疑?谁看起来可信?谁话太多了?这是一场考验心理技巧和完美虚张声势的游戏。Carola Padtberg
排名
40
史丹利的寓言:豪华版 (The Stanley Parable: Ultra Deluxe)
开发商:Crows Crows 发行商: 年份:2013
史丹利在一家巨大的办公大楼里担任 427 号员工,有一天他发现自己成了这里唯一的人。突然,一个像叔叔一样的叙述者开始评论他的每一个步骤:“当史丹利来到两扇打开的门前时,他走进了左边的门。” 如果他反抗会怎样?《史丹利的寓言:豪华版》是一个极其幽默的元评论,探讨了电子游戏中所谓热爱自由的叙事以及破坏这些叙事的方法。这款游戏将超现实主义幽默与交互性结合在一起。Rainer Sigl
《镜报》 34 / 2026
文化 95
排名
45
Jet Set Radio Future
开发商:Smilebit
发行商:Sega
年份:2002
有些游戏在各个方面都是时代的见证,却永远不会过时。《Jet Set Radio Future》于 2002 年问世,将千禧之交时时尚的 Y2K 风格(Y2K-Drip)与复古未来主义以及政治信息相结合。作为一名滑板帮成员,玩家在反乌托邦式的“新东京”混凝土峡谷中疾驰,用喷漆罐向一名专制的首席执行官发起挑战。敌人是一个阴暗的巨型企业,它控制着国家,并将警察玩弄于股掌之间。
通过用标签(Tags)和涂鸦喷涂城市中那些单调乏味的区域,玩家将其夺回——伴随着至今依然震撼的原声带,以及在视觉上也特立独行的角色:一种被称为“三渲二”(Cel-Shading)的特效赋予了他们卡通风格的轮廓,使他们与当时那些伪写实的外观区分开来。
对于发行商世嘉(Sega)而言,这款游戏的主题就是残酷的现实。《Jet Set Radio Future》作为一款产品同样是个“下位者”(Underdog),它挑战巨头,并以其绚丽的广告牌和霓虹色彩在美学上挑衅。其古怪的风格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个性并非缺陷,而是一种超能力。
这种精神至今仍在一群忠实的粉丝群体中延续。在技术寡头和 AI 生成的同质化内容时代,人们对创造性反抗的渴望日益增长。亚文化反主流运动曾践行过这一点,包括在东京的涩谷和原宿区,那里的日本边缘人群在 21 世纪初反抗主流。互联网为他们开启了新世界,动摇了他们对建制派及其文化规范的信任。这些反叛者以其刺眼且颠覆性的风格,撼动了单一的街道景观。他们的运动后来被命名为“涩谷朋克”(Shibuya Punk),根植于垃圾摇滚(Grunge)、朋克、嘻哈和黑色反文化。而《Jet Set Radio Future》的涂鸦和“研磨小说”(Grind Fiction)美学便与之相接。
这种反叛能量体现在非传统的游戏玩法中:在开放世界中,玩家仅通过滚动移动,在无尽的可行驶轨道、栏杆和屋顶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流畅感(Flow)。在这种体验中,流畅的动作比僵硬的高分更为重要。
反权威的信息同样贯穿于原声带之中:DJ 永沼秀树(Hideki Naganuma)不仅将碎拍(Breakbeats)与警笛声混合,还采样了当时民权活动家、黑豹党成员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的一段演讲。
讽刺的是,《Jet Set Radio Future》如今本身已成为一种受威胁文化的象征。书籍在图书馆中被保存,绘画在博物馆中被留存,而旧的电子游戏往往随着它们最初开发时所依赖的硬件而消失。那些如今仍在网上流通的版本,则作为库存被高价转售。随着物理介质的消失,我们如何存档数字艺术并相互分享的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因为一种绑定在产品密钥和许可证上、且依赖于个别企业善意的文化资产,归根结底就是:一段失落的历史。
Kim Ly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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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cbion / Sega
96 文化
DER SPIEGEL 34 / 2026
《镜报》访谈 40多年前,史塔西(Stasi)曾找过一位女作家。她的书从未出版。现在,人们终于可以读到这部小说了。格蒂·泰茨纳(Gerti Tetzner)谈论停止与开始。
在柏林潘科区的一栋合作社公寓楼里。泰茨纳打开了她那间狭小且整洁的公寓之门。从卧室可以走到阳台上,外面正值夏季。“在床上准备入睡前,我能看到那些树。我就只需要这些,”她在邀请记者进入书房前说道。房间里放着两张旧写字台,上面铺满了纸页。红色、黄色、橙色、蓝色、绿色,全部由手写而成,字迹纤细且易读。肯定有数百页,被细心地分成了不同高度的堆栈。格蒂·泰茨纳又开始写作了。这令人惊讶,不仅是因为她今年将满90岁。
七十年代中期,她的著作《卡伦·W》(Karen W.)在她的家乡东德以及西方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她的第二部小说却从未能出版:史塔西威胁要将其驱逐出境。于是她停止了写作。过着普通的生活。埋葬了她的女儿。艰难地生存下去。直到电话响起。去年,《卡伦·W》推出了新版并获得了广泛关注,格蒂·泰茨纳被誉为被重新发现的作家。现在,在延迟了近50年后,她那部从未被允许印刷的小说首次出版。现在书名改为《逆风》(Gegen Wind),部分原因是原名《绿洲》(Die Oase)在此期间已被占用。书中讲述了一位管理幼儿园的女性,她通过种树来反抗体制僵化的规则。
《镜报》: 泰茨纳女士,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多在文学史上被忽视的女作家被重新发现。在您的案例中,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情况,那就是您还活着。被重新发现的感觉如何?
泰茨纳: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千万别再来了。
《镜报》: 在哪个方面?
(访谈由编辑 Xaver von Cranach 主持。格蒂·泰茨纳:《逆风》。Aufbau出版社;240页;24欧元。)
泰茨纳: 哎,我已经把这一切都结清了。我已经开始清理并扔掉所有东西。旧日记。磁带。笔记。这样就不会给任何人增加负担。结果两年前,Aufbau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给我打了电话。他们想重新出版《卡伦·W》。完全出乎意料!我想,这太滑稽了,她比我年轻两代人,她怎么会对我有兴趣。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正打算安静地把一切收尾。去徒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我内心非常平静,一切都很好。然后突然发生了这种事。就像您现在这样,坐在我的客厅里。这难道不奇怪吗?
《镜报》: 现在《逆风》出版了,这是一本您在近50年前写的小说,当时名为《绿洲》。您当时还保留着手稿吗?
泰茨纳: 没有。在我无法出版它之后,莱比锡的一位文学学者得到了它,手稿在多人之间传递。在他去世后,他的妻子清理写字台时,在抽屉的最深处发现了它。他把它保存了下来。那是唯一的副本。就这样,它通过我传到了Aufbau出版社。
《镜报》: 当您再次拿到文本时,重新阅读的感觉如何?
泰茨纳: 我当时觉得,好吧,这确实也是我。至少我没有想要否定自己的冲动。
《镜报》: 您的书有点像一封漂流瓶,四处漂浮,现在被找到了。一个社会和文学的时间胶囊。
Tetzner: 我必须承认,起初我读得并不太仔细。所有这些,那些文字,当年的生活,对我来说太遥远了。在那之上覆盖了太多的生活层面,以至于很难回溯。
《镜报》: 让我们尝试剥离这些层面。您 1936 年出生在图林根州的一个村庄里。您是怎么长大的?
Tetzner: 在大自然中。我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农场,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的四个兄姐比我大得多,而且很明确他们会留在农场里。而我非常渴望离开。
《镜报》: 为什么?
Tetzner: 那里太沉闷了。那里的整个生活都被所有权思维所主导。在我的父亲被起诉之后,我离开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
《镜报》: 您的父亲曾是纳粹党(NSDAP)所谓的“黄金会员”,这意味着他入党非常早。
Tetzner: 他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参与创建了村里的纳粹运动,后来加入了党卫军(SS),尽管他在战争结束前退出了。随后他被投入监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肺部曾被击穿,每当从事重体力劳动时就会开始出血。他于 1948 年获得赦免。
《镜报》: 您在孩童时期是如何经历这些的?
Tetzner: 我们在很久、很久之后才谈论这些事件。在此之前,也许偶尔能听到一些风声。但如果你运气不好,就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这也与我个人有关,我的态度总是带着指责。审判时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乎生存的。我的父亲入狱已成定局,但也有可能我们会被没收财产。我很清楚我必须离开。我的出路是学校。
《镜报》: 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这一定很不寻常。
Tetzner: 我是村里第一个拿到高中毕业证书(Abitur)的人。我的父亲也不希望我去读高级中学。是一位女教师救了我。她直接来到农场,带着需要签字的申请书。我的父亲在马厩里,无视她,喂着牛,完全没理会她,继续用他的粪叉干活。她一直跟着他,直到马厩走到尽头,我的父亲没法再走出去。然后他签字了。某种程度上他也不在乎。反正对我来说没什么
《镜报》 34 / 2026
文化 97
作者 Tetzner:“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又来了”
可指望的。我总是逃避干活。从技术角度来看,我并不算什么损失。
《镜报》: 所以您这么早就离开了家?
Tetzner: 是的。那真的很奇怪:我独自一人站在哥达那栋巨大的学校建筑前。其他家庭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而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我当时 14 岁,找了一间分租房,在那里独自生活了四年。我拿到了 45 马克的奖学金,其中 20 马克用于支付房租,5 马克用于支付燃气和电费。娱乐、电影之类的东西自然是不可能的。当你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就是这样的。而我当时恰恰是“脑子有问题”,必须想办法生存下去。这有点残酷,但另一方面,它让我变得独立。
《镜报》: 如果回顾您人生中的几个阶段,会给人一种感觉,您并不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您学习了法律,本可以成为一名法官,但后来却放弃了。
Tetzner: 我学习法律仅仅是因为我感到有一种道德义务,而不是因为我绝对想要这么做。
《镜报》: 您是指什么?
Tetzner: 因为我父亲。其实我对医学感兴趣。但考虑到我的出身,我觉得医学太不政治化了。我认为我必须证明自己不属于那个阶层,证明我站在正确的一边。但当我毕业并在公证处开始工作后,很快就意识到当法官会是什么样子:那不适合我。人们并不是根据法律行事,而是在事前就达成了协议。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不自由之中。但当时不能那么简单地辞职。当时的观念是:我们培养了你,为你支付了费用,现在你必须为国家服务。人们被强制绑定,几乎不可能再次脱身。我当时才 24 岁,陷入了死胡同。
《镜报》: 那您后来是怎么做到的?
Tetzner: 在我的大脑真正意识到之前,我的身体总是先开始罢工。当我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以及等待我的未来时,我病得很重,以至于我的丈夫说:
你必须离开那里。其实我一直尝试工作,一次又一次,但每次都会再次生病。我晕倒,失去意识。一直出血。没有医生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有好几个月无法工作。然后他们才让我离开。
《镜报》: 您当时结婚了,有一个小女儿,前途光明。然后您必须重新开始。您是将此视为一种失败,还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Tetzner: 对我来说这不是失败,但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是。当然,很多人把我当作一个生活失败的人,他们说:你耗费了大量资金,现在竟然把一切都扔了!但我很清楚,我原本会成为这个机器中多么微小的一个齿轮。
《镜报》: 那您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Tetzner: 其实是我丈夫在写作。我读他的作品,并发表我的看法。我自己并没有文学抱负,也不认为自己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但后来,我开始写日记。记录这段所有的时光,那些难以忍受的事,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事。仅为了我自己。
98 文化
《镜报》 34 / 2026
《镜报》: 写日记对您来说是一种政治行为吗?
Tetzner: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可以将这些事情与自己剥离。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保持距离。我丈夫当时说:你很有天赋,把这些全部写下来吧。我起初笑了,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之后,我把我的笔记寄给了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并附上了一封信。
《镜报》: 就这么直接寄了?
Tetzner: 我当时刚读完她的《关于克里斯塔·T. 的思考》。关于一个同样走出所有困境的女人。 “克里斯塔·T.” 的这种思维方式与我非常接近。我想,就直接问问她,我是应该继续写下去,还是最好找一份其他工作。她立刻表现得非常开放。她问我是否愿意给她看我的日记。我们见面了,她说:“你有天赋。但你必须完全从零开始。”于是我这么做了。
《镜报》: 《卡伦·W.》(Karen W.)出版于 1974 年。书中讲述了一个与您自身经历非常相似的故事:一个女人抛弃了一切,包括她的丈夫和法律工作,回到了她的家乡村庄。这本书立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在东德还是在西方。
Tetzner: 很惊讶,不是吗?我有点被这股浪潮冲昏了头脑。卖出了这么多版权。卖到了联邦德国、丹麦以及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每隔几天,出版社就会通过信箱投递信息,说又有谁想买我的书。电影公司也联系我了!这让我感到不安。我只是通过写作获得了释放。我还在摸索。
《镜报》: 当时西德的《德国报》(Deutsche Zeitung)曾评价道:“这确实令人深思。如果说过去几年中出现了一些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尤其是女性作者描写女性的作品,且这些作品在文学质量和内容深度上得到了认可,那么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民主德国(东德)。”为什么在东德文学中,女性的生活现实比在西德文学中更早地发挥作用?
泰茨纳: 这并不奇怪。在女性处境方面,联邦德国(西德)和民主德国(东德)之间确实存在巨大差异。我们可以独立工作。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个是不工作的。我也一直在工作,在农业领域,在纺纱厂……我们完全融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也身处其中的矛盾之中。
《镜报》: 当时弗里茨·J·拉达茨(Fritz J. Raddatz)写道,这本书在东德引起了“丑闻”,确实出现过批评的声音。在一次评论中,这部小说被视为“讨好、无问题、回避矛盾”的典型,被认为是“逃避到田园诗中”。
特兹纳: 啊,是的。
《镜报》: 当时辩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私人幸福权”。一位读者在回信中这样回应这项批评:“但这种幸福权得到了塑造,这里展示了一个女性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是如何感到不满的,这一点我很喜欢。”
特兹纳: 这可能是某个女性写的,但我也因为这一点受到了很多女性的批评。在朗诵会上,她们经常来对我说: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好了。噢,那时我已经听腻了。我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这背后的原因。如果一个女性想要拥有自己的生活,很明显她必须付出更多。那些已经成功实现目标的女性,不愿接受有人把一切都抛弃。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她们自身成就的蔑视。她们感到自己的价值受到了质疑。
《镜报》: 男性与女性的批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特兹纳: 男性更多地批评意识形态部分。而女性关注的是根本性问题,即一个女性将私人生活放在首位。所谓的“个人需求”,在当时带有贬义。就好像只要稍微清醒一点的人,就不会允许自己拥有这种奢侈一样。
《镜报》: 您是否清楚,自从《卡伦·W》(Karen W.)出版以来,您就进入了史塔西(Stasi)的监视范围?
特兹纳: 我推测过自己被监视,但直到后来查阅档案时才得知。不过当然是有迹可循的。我曾被要求为一份出版物写一篇关于农民起义的文章。然后对方说,只有在附上一个定调的前言时,他们才会印刷这篇文章。我说,好吧,如果我也能附上一个同样定调的后记的话。结果文章从未被印刷。
《镜报》: 您在1976年还签署了反对驱逐民谣歌手沃尔夫·比尔曼(Wolf Biermann)的请愿书。
特兹纳: 之后,原本已经承诺的《卡伦·W》的印次突然无法印刷。据称是因为没有纸了。事情就是这样。
《镜报》: 您是否清楚,这次签名会让您赌上一切?
特兹纳: 也许是我太固执了。我当时非常愤怒,因为某些家伙竟然想决定什么东西应该如何被说或被写。但这种限制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整个东德都在走向自我否定。但我无法否定自己。我已经放弃了一切,当时在一家纺纱厂工作。然后我还要顺从这个体制?是的,我的第二本书永远没能出版。但难道我应该否认自己的经历吗?也不行。
作家夫妇沃尔夫(左起第3位及最右侧)、作家特兹纳(右起第2位): »对西方幻想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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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文化 99
《镜报》: 《逆风》(Gegen Wind)本应成为您的第二本书。书中再次讲述了一个反抗环境的女性,一名幼儿园教师。
特兹纳: 这个人物是以乌尔塞尔(Ursel)为原型的,她是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当时我在格拉(Gera)为有写作抱负的教育工作者教授写作课。乌尔塞尔有一种立刻吸引我的特质,那是精明与务实的结合。她不是正面撞墙,而是采取之字形前进,从而取得了很大成就。
《镜报》: 在小说中,克里斯蒂娜(Kristina)这个人物的特点也在于,她试图在这种极其狭窄的束缚中寻找自由。
Tetzner: 乌尔塞尔具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她能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被宠爱。那些身居高位的男人们对此毫无抵抗力,事后往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镜报》: 描写一个真实的人,这是否很困难?
Tetzner: 有时我甚至在她家里写作,因为我家里太嘈杂了。我有几十盘记录我们谈话的磁带。
《镜报》: 在书的结尾,她失去了她的幼儿园,死于一种神秘的疾病。
Tetzner: 那是最困难的部分。因为当时她还活着,并没有生病。但我感觉到必须这样写。而糟糕的是,事情竟然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在我写完《逆风》(Gegen Wind)几年后,就在两德统一后不久,她病了,死于一种奇怪的瘫痪,医生们对此毫无头绪。这太可怕了。
《镜报》: 您如何解释这一点?
Tetzner: 这并非因为我的聪明。写作就是这样,你会进入幕后。即便只是听到一个故事或经历一些事情,你也会脱离表象。这是自动的、直觉性的。而在那之后,你能感觉到潜在的危险,那些在当下或许还完全不可见的东西。
《镜报》: 这部小说从未被允许出版。这种情况该如何想象?是史塔西(Stasi)突然出现并没收了文本吗?
Tetzner: 首先,我的东德出版社——中德出版社(Mitteldeutsche Verlag)拒绝了这份手稿。所谓的拒绝是指,我们见面后,对方对我说:“这简直就是垃圾,”然后把它扔在桌子上。这就是他们说的全部。但西方的卢希特汉德出版社(Luchterhand)非常想出版它。1983年初,一名来自西柏林的编辑带着合同草案来找我,她说:“明天早上我来取签好名的合同。”结果那天晚上,那个家伙来到了我的公寓。他向我揭示了如果我出版这本书会发生什么:我必须离开,而我的女儿必须留下。
《镜报》: 您当时做这个决定困难吗?
Tetzner: 很明显,如果没有她,我不会离开,因为那样会被一道无法逾越的边界隔开。而同样很明显,在她终于找到了理想职业和工作后,她不会跟我一起走。
《镜报》: 那么,前往西方的想法是否也曾吸引过您?
Tetzner: 我对西方没什么幻想。我知道那里对金钱的依赖程度有多高,作家也不例外。而且我不想卷入这场德德之间的“拳击赛”。人们从未就事情本身进行讨论,而总是将其置于东西方关系中,永远只是正反两方的对立。但至少在文学领域,我想探究更普遍的事物。否则我就会变成那个“从东方”来到“西方”的人。当时我在联邦德国一次朗诵会都没有参加。
《镜报》: 那段时间您已经与丈夫分居,且没有出版机会。您感到绝望过吗?
Tetzner: 我一直得到支持。有人给了我 4000 马克,因为他说:我当时不敢为比尔曼(Biermann)签名,但你敢。沃尔夫一家给了我钱,或者让我住在他们家。如果有人出差,他们会把公寓暂时借给我。我可以信赖对我最重要的那些友谊。这也是我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之一。
《镜报》: 您是不是把这段经历浪漫化了?您必须生活在一个剥夺了您大部分生存空间的国家中。

文学 Tetzner 1988:
“但这并非我的生活”
Tetzner: 我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们总是说:你想在那个该死的东德呆着干什么?但那是人们之间的一种支持。当你与那些被迫离开家乡的人交谈时,你就能理解这一点。它可能是一种气味,可能是一种颜色,或者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某种特定的氛围。这是不可替代的。这些东西不能被简单地概括或量化。它们是通过感官传递的,决定了你是否有力量支撑下去。我无法描述得更好了。
《镜报》: 那么您是如何经历两德统一(Wende)的?
Tetzner: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的女儿刚刚去世。
《镜报》: 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
Tetzner: 就在之后。她原本生活得很好。有一个想要共度一生的丈夫,还有一份她为此刻苦努力才获得的篮筐编织工的工作。但随后统一到来了,工厂破产了。于是她放弃了。
《镜报》: 在那样之后,人怎么能继续生活下去?
Tetzner: 一位来自西德的朋友把我接到了她的家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笔友,她读了《Karen W.》之后给我写信。她偶尔会来看我,在婴儿车里,在熟睡的宝宝下面偷偷给我塞好酒和书。在女儿去世后,她接走了我。我住在她位于下萨克森州的家里,在那里得以休养。她的丈夫是医生,他为我治疗。那时我经常晕倒。又是身体在做出反应,我无法依赖自己的身体。不过当时我对这一切都无所谓,失去了生存的欲望。直到情况好转。我本可以留在那里,我得到了充满爱心的照顾,也不需要赚钱。但那不是我的生活。在某个时刻,我回到了柏林。
《镜报》: 在这段时间里您没有写作吗?我想很多作家会说,写作不仅仅是
SPIEGEL-BESTSELLER(《镜报》畅销书)

目前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浪漫奇幻”(Romantasy)。作者在她极其成功的系列作品中,讲述了一个魔法世界里两个竞争王室的故事。当然,在第二部分中,主题依然是禁忌之恋。 / 第1名

那些在足球世界杯期间觉得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还不够的人,可以通过这部传记深化自己的了解。为了撰写这本书,这位资深体育记者采访了这位教练的同行伙伴。 | 第11名
1 (-) 《午夜渐入黎明》(And Midnight Fades to Dawn) Nina Schilling Lys; 24 欧元 2 (1) 《海德堡回忆》(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欧元 3 (-) 《杀死怪物……龙血学院》(... to Kill a Monster – Dragonblood Academy) Karolyn Ciseau Edition Grace O'Malley; 25 欧元 4 (3) 《第二大爱》(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dtv; 24 欧元 5 (6) 《五,六,七,八》(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DuMont; 25 欧元 6 (5) 《女巨人》(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Penguin; 24 欧元 7 (7) 《往年》(Y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Heyne; 24 欧元 8 (2) 《伊门霍夫的电影断片》(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Heyne; 24 欧元 9 (9) 《投下阴影》(Wirf einen Schatten) Elena Fischer Diogenes; 25 欧元 10 (10) 《早安,今天天气真好》(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dtv; 23 欧元 11 (12) 《街道》(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25 欧元 12 (20) 《暂停》(Pause) Lena Kupke dtv; 23 欧元 13 (17) 《穿行》(Querfeldein) Alex Capus Hanser; 25 欧元 14 (18) 《皮娜缺席》(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List; 21,99 欧元 15 (-) 《露营杀手的冰冷之手》(Die kalte Hand des Camping-Killers) Bernd Stelter Lübke; 22 欧元 16 (18) 《午夜之旅》(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Droemer; 24 欧元 17 (-) 《终身之友》(Freunde fürs Leben) Fredrik Backman Goldmann; 25 欧元 18 (-) 《拉扎尔》(Lázár) Nelio Biedermann Rowohlt Berlin; 24 欧元 19 (14) 《这里很美好》(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24 欧元 20 (-) 《邻居》(Der Nachbar) Sebastian Fitzek Droemer; 25 欧元
1 (1) 《亲爱的英国》(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24 欧元 2 (2) 《学会说不》(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16 欧元 3 (3) 《火之梦》(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laueninsel; 20 欧元 4 (4) 《三百名男子》(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30 欧元 5 (5) 《足够成熟》(Alt genug) Ildikó von Kürthy Ulstein; 22,99 欧元 6 (9) 《与歌德共度夏天》(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H. Beck; 25 欧元 7 (6) 《我心中的故事》(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26 欧元 8 (11) 《法西斯主义并非一种观点》(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H. Beck; 23 欧元 9 (7) 《在意面与柠檬切罗之间与自我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zer; 20 欧元 10 (19) 《点点逗号线,艺术史就此完成》(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e)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欧元 11 (6) 《信仰,爱,克洛普》(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26 欧元 12 (10) 《我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Liv von Boetticher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欧元 13 (12) 《在披萨与阿佩罗之间与自我重逢》(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zer; 19,99 欧元 14 (14) 《你并不孤单》(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VA; 25 欧元 15 (13) 《细菌——隐秘的英雄》(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23 欧元 16 (-) 《自然并非政党成员》(Die Natur ist kein Parteimitglied) Harald Lesch / Axel Kleidon C. Bertelsmann; 14 欧元 17 (16) 《当太阳落下》(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Florian Illies S. Fischer; 26 欧元 18 (-) 《不能伤害我》(Can't Hurt Me) David Goggins Riva; 22 欧元 19 (-) 《遥远的故乡阿尔特门塔尔》(Ferne Heimat Altmental) Michael Riepl C.H. Beck; 25 欧元 20 (20) 《有机》(Organisch) Giulia Enders Ulstein; 24,99 欧元
100 文化
作为一种职业。他们如果没有写作,就根本无法生存。
Tetzner:我内心非常平静。在两德统一后的那些年里,我也在忙其他事情。我收养了一名寄养女儿,而她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我有一个孙女。两个需要我照顾的人。我完全不再关注写作。日常生活——顺便说一句,我从未轻视过它——将我包围。我也并不想念写作。如果不能写作,我并不会痛苦。所以我可能不是一个典型的作家。
《镜报》:当您想到原本可能发生的一切时,您在想什么?是怨恨?愤怒? Tetzner:我有一种生活在当下的奇怪习惯。像个孩子一样。之前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从未那么重要。
《镜报》:关于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您曾说过:她更多是从头脑出发地写作,而您更多是从生活出发。
特兹纳:这说法太简化了。但没错,克里斯塔更擅长让自己保持克制。在处理主题时,她倾向于停留在表层,而我则钻进了故事深处。在《卡桑德拉》中,克里斯塔构建了一个抽象的乌托邦。而我寻找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乌托邦。
《镜报》:您找到了吗?
特兹纳:乌托邦是找不到的。
《镜报》:这间屋子的书桌上到处放着手写页。您又开始写作了?
特兹纳: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尝试。现在,终于,我开始写关于我女儿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抚养了养女和孙女,我觉得自己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命关联之中,并且比那时更能理解很多事情,而那时我只是在承受痛苦。
《镜报》: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的?
特兹纳:很多片段发生在我的童年墓地。小时候,那里对我来说是最美的地方。那里有花!老人们坐在阴凉处的长椅上聊天。女人们知道所有关于坟墓和地下人们的故事。大概大部分都是编的。当我接受了女儿不再在世这个事实后,她慢慢地迁移到了我的生活中。我一直喜欢穿过墓地,就像穿过公园一样。现在写作时,我想在这个空间里活动。将墓地视为生活空间。不是一个沉重的地方,而是一个轻盈漂浮的地方。嗯,我在尝试这样做。我现在写了大约100页。这同样还处于不确定状态。
《镜报》:特兹纳女士,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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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文化 101
建筑 埃隆·马斯克正在建造一座面积超过900万平方米的新工厂。其中的每一平方米似乎都能激怒他的死对头唐纳德·特朗普。
作者:Ulrike Knöfel
SpaceX
德克萨斯州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设计图: 相比之下,华盛顿的舞厅规模就像一块稍微好点的门垫
一段时间里,埃隆·马斯克一直保持克制。他一度最好的哥们儿唐纳德·特朗普在 2025 年 5 月几乎将这位企业家作为特别顾问给排挤掉了,这大概也是因为马斯克总是抢了他的风头。当然,很明显马斯克会重新回归。今年 5 月,总统邀请他一同前往中国旅行,冰层似乎再次融化。
但现在,马斯克提交了一座名为 Terafab 的芯片工厂设计方案,其面积超过 900 万平方米。他想通过其中的每一平方米来表达某种态度。到目前为止,按使用面积计算最大的建筑分布在中国和俄罗斯等地。现在,一个男人——是马斯克,而非特朗普——将美国置于那些疯狂追求规模的国家版图之上。这座新建筑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成,委托方是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Tesla)和 SpaceX(汽车、航天)。在美学上,它像是闪烁的机器与蝴蝶的结合体——或者说是蝙蝠,在一段生产设施似乎处于永恒黄昏中的视频剪辑中可以这样看待。未来的主人可以在这个严格对称的翼状布局中感觉自己像蝙蝠侠,像一个从自己的哥谭市出发、飞向全世界的蝙蝠人。这纯粹是漫画式的未来主义。
在自己的平台 X 上,马斯克简单地将这种美学称为“美得令人窒息”。他的公司 SpaceX 在一份公告中赞美了这一道路的延续,人类终有一天将为了打造“太阳系乃至银河系”中最大的设施而竞争。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科幻廉价小说。
建筑——也是房地产大亨特朗普众多爱好之一——只要足够宽、足够高或足够壮观,就可以成为一种权力姿态。这一点在古代就已为人所知。令人恼火的是,建筑必须先被建成,而这需要时间。因此,如今这些愿景的插图,即这种视觉上的预演,显得尤为重要。与这座工厂相比,白宫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渺小了。在它的规模——或者说在它完全丧失规模感的情况下——特朗普的舞厅规模就像一块稍微好点的门垫。这位出生于南非的马斯克本人无法成为美国总统,但他可以让现任总统显得渺小,暗示其诸神的黄昏。在如今最好的死对头之间,情况可以如此原始。
在他用建筑方案所暗示的银河系中,是特朗普依赖马斯克,而非相反。这座新建筑不仅是权力的展示,也是一种威胁姿态。蝙蝠侠随时可以变成复仇天使。S
102 评论
《镜报》 34 / 2026
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全球最重要的钢琴赛事。关于 2021 年的比赛,有一部名为《钢琴》(Pianoforte)的纪录片。这部电影展现的与其说是愉悦的音乐演奏,不如说是一场战斗。人们看到钢琴家们在痛苦、在煎熬,有些人甚至陷入绝望。而背景中出现了一位黑发青年,他在电影中仿佛在漂浮,毫无压力,就像是被风吹进比赛现场一样,如同一页在风中飘荡的乐谱。
他就是布鲁斯·刘(Bruce Liu)。在纪录片中,他只是一个边缘人物。然而,他以 24 岁之龄赢得了 2021 年的肖邦比赛。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钢琴演奏显得如此毫不费力。
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年轻的钢琴家们通过以技巧性地猛击最难的钢琴作品来脱颖而出,而刘则是新一代的代表,他们用极强的细腻感来掩饰其技术上的卓越。法国媒体赞扬刘拥有“精灵般的精湛技艺”。
刘的原名是小宇,出生在巴黎郊区,父母是中国人。他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长大。在如今这个行业中,即使赢得肖邦比赛也无法保证长久的职业生涯,相反,就像流行音乐一样,年轻和有趣的形象变得至关重要。而现年 29 岁的他,作为一名拥有神话生物般特质的钢琴家,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现在,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专辑《Lunaris》发行了。Luna 在拉丁语中意为“月亮”,这也是他的主题。
这是一张在当今古典音乐界很常见的专辑:由许多不同风格的短篇作品组成。其中演奏的最早的作曲家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最年轻的作曲家则是丹麦创作歌手 Agnes Obel,她出生于 1980 年,比巴赫晚出生了近 300 年。如今,古典音乐也追求流媒体的成功。器乐,尤其是钢琴曲,很受欢迎,但曲目不宜过长,要具备成为热门金曲的潜力并能传达某种氛围。这一切在《Lunaris》中都得到了体现。它提供了适合黎明、黄昏以及深夜时分的音乐。
仿佛是为了提醒观众他曾赢得肖邦比赛一样,刘以弗雷德里克·肖邦的一首《夜曲》(Nocturne)开篇。这首曲子因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而为人熟知:在《谍影特工》(Der Spion, der mich liebte)中,特工与超级反派斯特龙伯格相遇时播放了此曲。它代表了阴郁与优雅。刘以他标志性的流畅感演奏此曲——随后的贝多芬《月光奏鸣曲》亦然。
考虑到专辑名称《Lunaris》,这首曲子可能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奏鸣曲的名字并非出自贝多芬本人),但至少在第一乐章中,其甜腻程度让刘的手指几乎粘在了琴键上。
随后是克劳德·德彪西的《梦幻曲》(Rêverie),这是一部讨喜的早期作品,但这位法国作曲家本人并不喜欢它。那么刘为什么选择它?这其实只能解释为:至少它不是《月光》(Clair de lune)。考虑到其标题(月光),这部更为知名且同样甜美的德彪西作品,对刘来说可能过于显而易见了。
在专辑的前三首曲子中,刘让观众地太轻松了。能否觉得这些曲子不俗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口味。但刘的追求比开头看起来要更高。《Lunaris》真正的魅力在最初的三首曲子之后才展开:此时,刘为观众提供了比那些被听过无数次的旋律更多的东西。
由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西洛蒂(Alexander Siloti)转调为h小调的一首巴赫前奏曲,在刘(Liu)的演绎下听起来像是一部现代作品。随后是专辑的最高潮之一:艾格尼丝·奥贝尔(Agnes Obel)的《托卡塔》(Tokka)。这首时长近两分钟的作品发表于2013年,它带有一种魔力,听起来像是魔法生物在深夜出没时的舞曲。
刘通过这两首作品所找到的形式,贯穿了专辑接下来的其余七部作品。而整张专辑的巅峰之作位于最后,即约翰·凯奇(John Cage)的《梦》(Dream):八分钟的催眠体验,冥想般的音浪倾泻,宛如来自一座寺庙。这音乐听起来就像是精灵们在做阴瑜伽。
塞巴斯蒂安·哈梅莱勒(Sebastian Hammelehle)
29岁的钢琴家布鲁斯·刘(Bruce Liu)在他的新专辑《Lunaris》中,为黄昏与夜晚提供了充满魔力的音乐。
索尼娅·穆勒(Sonja Mu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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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文化 103
电影评论家们永远不该批评电影观众的口味,但他们确实有权感到困惑。在所谓的“埃伯霍费尔(Eberhofer)系列侦探片”中,这种情况一直顽固地存在着。该系列始于 2013 年的《蒸汽面团布鲁斯》(Dampfnudelblues)。首部作品讲述了警察弗朗茨·埃伯霍费尔(Franz Eberhofer,塞巴斯蒂安·贝策尔 饰)被调往虚构的下巴伐利亚村庄尼德卡尔滕基兴(Niederkaltenkirchen)的故事。迄今为止,根据丽塔·法尔克(Rita Falk)小说改编的九部电影每部都吸引了高达 1,5 百万观众走进电影院。是因为那些被精心导演的南德交通环岛吗?还是因为粗鄙的巴伐利亚方言和有时带有性别歧视的低俗笑话?该系列的第十部电影名为《烤鱼大乱斗》(Steckerlfischfiasko),依然由埃德·赫尔佐格(Ed Herzog)执导。影片描述了一起使用高尔夫球杆实施的谋杀案的侦破过程。故事以相当平庸的方式讲述了相互竞争的游乐场家庭以及尼德卡尔滕基兴的市长竞选;弗朗茨·埃伯霍费尔的伴侣苏西(Susi,丽莎·玛丽亚·波特霍夫 饰)希望当选。其幽默水平依然低俗。例如,贝策尔饰演的主角因为儿子热爱芭蕾舞而不得不听一些嘲讽的话。而主角的朋友(西蒙·施瓦茨 饰)出于高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个人卫生。总而言之:尼德卡尔滕基兴的闹剧有时简直臭不可闻。但粉丝们可能会用村里人最喜欢的一句口头禅来回应: “还行吧!”(Passt scho!) HÖB

《烤鱼大乱斗》。导演:埃德·赫尔佐格。主演:丽莎·玛丽亚·波特霍夫,塞巴斯蒂安·贝策尔,西蒙·施瓦茨。

菲比·布里杰斯(Phoebe Bridgers):《迷失周末》(Lost Weekend)。
弗兰克·杜克林斯(Frank Dukerlins)
当歌手兼词曲作者菲比·布里杰斯在 2020 年发行她的第二张专辑《惩罚者》(Punisher)时,她几乎还只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推荐。但疫情期间恰恰是发现她内省音乐的最佳时机。很快,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等明星开始赞美她,她还与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合作演唱。因此,人们对她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迷失周末》(Lost Weekend)寄予厚望。布里杰斯能否确认她作为民谣、流行和独立摇滚之间领域最大音乐天才的地位?在预发行单曲《迷失男孩》(Lost Boys)中,副歌部分非常简洁有力,泰勒·斯威夫特的合作伙伴杰克·安东诺夫(Jack Antonoff)参与了制作。但这张专辑并非向主流方向的路线转变:在歌曲的民谣吉他基调之上,通过多种乐器铺设了一种诡谲的基本氛围。这不仅仅是装饰性的点缀,它剥离了作品的单一性。在内容上,许多歌曲涉及她父亲的去世以及生命中一段新的爱情。悲伤与幸福是情感的基本色调——但在她的歌曲中,她为那些中间色调找到了词汇和声音。歌词明显取材于具体生活,但同时具有普适性。这是一门伟大的艺术。随着《迷失周末》的推出,菲比·布里杰斯的崛起将继续——但不会是无限的,因为她的歌曲中依然包含太多倔强和苦涩的幽默。这样很好。 FEB
“她的身体也属于我,我的身体则是她的一部分”——第一人称叙述者乔乔(Jojo)用这些话来描述她与童年好友雅拉(Yara)的关系。这浓缩了路易丝·K·伯姆(Louise K. Böhm)处女作小说的核心主题:友谊越深厚,失去时的痛苦就越深。在父亲的葬礼上,乔乔收到了一张 DVD,里面记录了她与雅拉在一起时的影像,而雅拉早在很久以前就断绝了联系。友谊为何终结,对乔乔以及读者来说起初都是一个谜。显然,两人曾长期并肩同行,成长在郊区,穿着廉价的衣服,在 Aldi 超市购物,在那个禁止说土耳其语的校园里生活。伯姆写了一部关于友谊的小说——同时也写了阶级。对自身出身的羞耻感在许多场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人能毫不费力地前行,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这种感觉始终伴随着乔乔。这或许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不同的生活世界仅被浅层地描述,且经常通过消费标志来体现:涉及的是 Edeka 的麦片、阿迪达斯(Adidas)的鞋子和宜家(Ikea)的购物袋。这些真的具有如此明确的污名化作用吗?伯姆在刻画主角时观察得更为细致。她直到最后都令读者着迷。乔乔具有强迫性,爱评判,且经常抱怨。事实证明,在与雅拉的友谊中,她并不总是那么友善。这其中包含着某种真实性。作者带我们进入乔乔未经滤镜处理的内心世界——这赋予了小说极强的生命力。SHS
路易丝·K·伯姆:《级联》(Kaskaden)。企鹅出版社;288 页;24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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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34 / 2026
Joachim Sietzki / IMAGO,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
《镜报》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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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历史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前董事会成员威利·比松(Willi Buisson)于 1940 年因叛国罪被处决。一部新传记描述了他充满冒险色彩的一生。
证人对被告没有一句好话。威利·比松起初给他留下了“非常富有的印象”,但随后他意识到这个男人是个“骗子”、“冒牌货”和“无赖”。对于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前董事会成员、一个反抗组织的关键人物比松来说,在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面前,这关乎生死。
1940 年 4 月,纳粹法庭对德国反抗阿道夫·希特勒运动中最光彩夺目的个性之一作出了判决。多年来,纳粹一直在国外监视比松,直到他们能够将其抓获。现在,他们要杀死他。检察官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并策划谋杀“元首”。
这段轻蔑的证词来自一名曾经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盖世太保的审讯中,他背叛了曾经的党内同僚。比松热爱大场面,喜欢带着一名迷人的金发女伴出现。安娜·朗施纳特(Anna Langschartner)——威利·比松的“所谓妻子”——被描述为“像孔雀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
到目前为止,关于比松的已知信息仅限于其生活的轮廓和个别事件。但现在,档案的发现让人们能够对这位来自慕尼黑的药剂师有更细致的了解。10 月,慕尼黑将为比松揭幕一块纪念牌,德国冠军球队的代表也将受邀出席。
拜仁球迷早在 2015 年就在一次球场看台拼图(choreography)中向比松致敬。波恩历史学家、79, 岁的吕迪格·齐默尔曼(Rüdiger Zimmermann),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图书馆馆长,现在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由柏林的德国反抗纪念馆出版。作者收集了来自德国、捷克、瑞典和英国档案馆的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已提交给《镜报》。
这些文件描绘了一个男人的形象,他毫不妥协地反对纳粹主义,因为他很早就预见到他们将造成什么样的破坏。他出身于市民阶层,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以及魏玛共和国的一个政治中间联盟。比松与志同道合的男女合作,利用情报部门的方法和媒体宣传,使用欺骗和诡计,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
比松是个巨人, zeitweise 100 公里,他生活奢侈,是个汽车迷且极具组织天赋,曾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派对策划者。他生产食品和药品,创办公司,并在流亡期间将这些公司用于其反抗工作。而且他携带武器。
他的生活像一部小说,它代表了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有更多像他这样性格的人,情况会如何。他们是否能阻止权力夺取——
随后,比松在慕尼黑领导了所谓的“黑-红-金帝国旗”保护编队(Schutzformationen des Reichsbaner Schwarz-Rot-Gold),这是一个由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德国民主党(DDP)组成的联盟。这些保护编队(Schufo)的成员穿着绿色衬衫,这同样与纳粹的棕色形成对比。他亲自指挥第 13 保护编队,这是一支他在军事演习中训练的精锐部队。
比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是一名士兵,并在西线遭遇过毒气袭击。战后,他患有慢性三叉神经痛。这种第五对脑神经的刺激会导致面部出现突然发作、难以忍受的剧痛。
虽然没有记录这种疾病如何影响他的心理,但显而易见的是,他非常容易发火。有一次,他用手枪威胁一群青少年,因为他们唱着纳粹的《霍斯特·韦塞尔之歌》,他称这首歌为“皮条夫之歌”。
威利·比松(Willi Buisson)出身于巴登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自由派药剂师家庭。他的父母于1907年迁至慕尼黑并接手了一家药妆店。比松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研发并销售自己的天然食品和医药制剂,其中包括一种名为“Quick”的头痛药。1921年他结婚,几年后成为一个女儿埃弗林(Evelin)的父亲。
比松从小就踢足球。成年后,他将其作为自己的“周末活动”,正如他所写,没有“其他任何运动”能像足球那样“令人兴奋且有趣”。1926年春,他加入了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FC Bayern)。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这家中产阶级俱乐部是一个不寻常的选择,他们通常会加入工人协会。
但比松在“帝国之鹰”队(Reichsadler-Elf)效力,这是老城区一家同名酒店的企业球队。在拜仁俱乐部的伞盖下,存在着好几支这样的私人球队。比松担任队长并担任中后卫。1927年10月,在一次新体育设施的落成典礼上,“帝国之鹰”队与一家男装供应商的球队交手,并以7:5获胜。
一年前,拜仁董事会任命他为娱乐主管,比松负责俱乐部会议并组织协会庆典。他在就职之初写道,他不仅希望提供“愉快的娱乐”,更希望促进“真诚的体育同僚情谊”。拜仁球迷的第一次有组织客场之旅就是他的主意:1929年4月,他们乘坐车队前往纽伦堡参加南德冠军赛的决赛。比松本人驾驶着一辆美国高端车型。

Halter Nagle GmbH & Co. KG / 慕尼黑LMG大学档案馆,基尔市 1
……能阻止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崛起吗?没有人被强迫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或支持其政策。只有少数人有勇气挺身对抗。历史学家齐默尔曼(Zimmermann)表示:“比松的传记表明,当时存在另一种选择。”
阿道夫·希特勒和比松在20世纪20年代初慕尼黑的集会冲突中相识。当时二十多岁的比松指挥着社会民主党(SPD)规模达2000人的S.A.(安全部门),该部门确实如此命名。但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冲锋队(Sturmabteilung)不同,安全部门承担的是防御任务,例如保护党报大楼。为此,比松用旧军队库存的步枪和手枪武装他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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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拜仁官员,比松没有留下政治言论。不过,在对抗纳粹时,党派倾向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有一次,他让人用红漆涂抹了路德维希大街上的一家纳粹场所,然后开车经过那里,“以确认这对路人产生的效果”。
比松在共和国的终结之时也一直在战斗。1933年3月初,他领导了慕尼黑工会大楼的防御工作。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冲击大楼时,比松逃脱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公寓。
他在新伴侣安娜·朗施纳特(Anna Langschartner)父母的住所里生活了八周,随后他的藏身之处被揭穿。在被捕前,他通过窗户逃到了后院。
比松逃往捷克斯洛伐克,与伴侣一起搬到了距离德国边境8公里的诺伊恩(Neuern,现名为Nýrsko)。他创办了一家生产可可和医药产品的公司,“Quick”变成了“Typ”。该公司拥有15名员工;它不仅是为了维持他昂贵的生活方式,也是为了给他的政治活动提供资金保障。
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移居到了邻国,他们在那里秘密地继续他们的努力。安娜·朗施纳特(Anna Langschartner)在 1933 年夏天持伪造护照旅行
布伊松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他伪装成一名悲痛的遗孀前往慕尼黑,布伊松与“红色反叛者”(Rote Rebellen)保持联系,后者在格林瓦尔德大街体育场的一场足球赛期间分发传单。
他的战友和布伊松曾考虑在帝国境内发动袭击,他知道如何制造炸弹。在审判中,这导致他被指控企图刺杀希特勒。1933年11月,一个非法的短波电台开始播音。“D 4 Berta”旨在将反抗信息传向帝国。除了高级社会民主党人,布伊松和朗施卡特纳也参与了播音,她宣读了一份女性主义宣言。
但反抗者的发言几乎是在对着虚无说话。一名特务操纵了技术,使得该电台只能在附近听到。此时,纳粹已经在布伊松的周围安插了多名特务,其中包括安娜·朗施卡特纳的一名兄弟。
位于诺伊恩的公司在1935年陷入破产,布伊松的一名商业伙伴挪用了资金并在贷款中进行欺诈。在失去所有财产后,布伊松与朗施卡特纳一起搬到了布拉格,随后两人在那里分手。
威利·布伊松开始了新的感情生活。根据一份盖世太保的记录,对方也是一名“高挑的女性”,她于1937年春季使用化名来到慕尼黑,旨在争取前“帝国旗帜”(Reichsbanner)成员加入反抗运动。
布伊松开始为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工作,领取报酬并拥有秘密电话号码。一项任务在1938年3月奥地利被德意志帝国“吞并”(Anschluss)当天,将他带到了林茨。
布伊松目睹了希特勒进入这座城市,并撰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调动的报告。两天后,他在米尔克赖斯(Mühlkreis)的艾根(Aigen)被逮捕,警方发现了该报告。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布伊松成功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随后他被笔迹比对揭穿。在慕尼黑,盖世太保对他进行了数周的审讯,期间还对他实施了虐待。官员们记录道,布伊松表现得“极其老练”。他很快承认了一些琐碎的小事,但否认了关键点。
随着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诺伊恩的反抗战友落入纳粹之手;1939年6月,他们在布拉格发现了他的笔记本,这对他的辩护来说是一场灾难。1940年4月24日至26日,人民法院在慕尼黑司法宫开庭,在一名目击者看来,布伊松的变化“几乎到了无法认出的程度”,像个“年老的人”。
在被判死刑后,他的律师和离婚的前妻请求宽恕,部分原因是为了女儿埃弗林。盖世太保回应称,布伊松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罗兰·弗赖斯勒——他后来将判处汉斯和索菲·肖尔以及1944年7月20日的反抗战士死刑——拒绝了宽赦请求。
在被执行死刑前的几个小时里,威利·布伊松写了几封信。在其中一封信中,他向盖世太保提供了一个条件:他拥有关于一名居住在柏林的捷克斯洛伐克情报部门雇员的信息。他准备背叛了吗?历史学家齐默尔曼认为这是绝望者的最后一次博弈。但这没有产生任何效果。1940年9月6日六点刚过,柏林普勒岑塞的断头台落下。
最后一封信是写给他的母亲和妹妹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大概永远无法再次真正地获得快乐和自由,”他写道,“团结一致,偶尔想起我吧!”
这些女性从未收到这封信。官员们将其归入了档案。
安德烈亚斯·梅霍夫(Andreas Meyhoff)
干部布伊松(左起 4.)与保护部队 1932:与“红色反叛者”的联系

瑞士帝国银行家实地收藏:红色黄金,图片编号 1932 / 慕尼黑工人运动档案馆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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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 职业跑者瑞秋·恩特雷金(Rachel Entrekin)讲述她在美国超马比赛中如何忍受痛苦并超越所有男性选手。
“Cocodona 250”赛道全长约 407 公里,累计爬升 12,000 米,穿越亚利桑那州。美国选手恩特雷金在五月夺冠。这位 35 岁的选手以 56:09:48 小时的成绩创下了新的赛道纪录。
《镜报》: 恩特雷金女士,您是对睡眠有什么过敏吗?
恩特雷金: 没有!我喜欢睡觉,而且睡得很香。
《镜报》: 看到您在 Cocodona 250 中的表现,这很难让人相信。您在路上了大约 56 小时,穿越沙漠和山脉——而在这段时间里只睡了 19 分钟。
恩特雷金: 事后谈起来,这确实听起来很疯狂。但在比赛过程中,我感觉很好。我状态极佳,心情很好,而且处于领先地位。那时我不想浪费时间。
《镜报》: 您之前计划过什么时候睡以及睡多久吗?
恩特雷金: 没有。我现在有足够的经验,能够简单地倾听身体的声音。当我感到疲倦时,我就睡觉。如果我不累,甚至无法入睡,那么在 100 英里(161 公里)处强行进行睡眠休息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镜报》: 您在比赛期间什么时候睡觉的?
恩特雷金: 总共睡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大约 200 英里后睡了五分钟。我直接靠在一名团队成员的肩膀上,对他说:“五分钟后叫醒我。” 结果真的——我就恢复了状态。
《镜报》: 德国超马跑者阿尔达·萨特奇莱格(Arda Saatçileg)在穿越死亡谷的超马比赛中经常钻进巴士里睡觉。那样不是更舒服吗?
恩特雷金: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 Cocodona 250,我也参加过其他极端赛事。我尝试过在面包车或巴士里睡觉。但我发现这太浪费时间,而且对我没什么帮助。当我真的疲倦时,无论在哪里都能立刻入睡。
《镜报》: 您最后感到疲倦了吗?
恩特雷金: 肯定比刚开始时更累。在那个五分钟的小睡之后,我恢复了,但随后疲惫感袭来。我又小睡了两次,两次都说:“七分钟后叫醒我。”
《镜报》: 为什么是七分钟?
恩特雷金: 这比较随兴。五分钟对我来说太少了,因为我真的很累。但十分钟对我来说又太多了——十分钟听起来太久了,而且我当时处于领先地位。
《镜报》: 您一直以来都能在这么少的睡眠下维持吗?
恩特雷金: 不,这需要循序渐进。我跑得很多且很远,有参加超马的经验,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体。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尝试简单地模仿这样做。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同。
《镜报》: 如此巨大的距离,如此多的爬升,白天的酷热和夜晚的寒冷——这听起来像是在受难。
恩特雷金: 我不认为这是受难。但它可能很艰苦,真的很艰苦。我跑步不是为了让生活变得轻松,而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在这样的比赛中,当你独自一人带着自己的想法跑这么多公里时,你会学到极其丰富的东西。
《镜报》: 您对自己了解到了什么?
恩特雷金: 两年前我第一次参加。当时我的比赛表现并不差。
《镜报》: 您赢得了女子组冠军……
恩特雷金: ……但我仍然不满意。比赛期间我对赛道感到愤怒,一直在抱怨,把挫败感发泄出来。在最后一座山上,我的体力耗尽了,我感到很愤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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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但我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心态。第二年我再次参赛,并决定要更多地享受其中。毕竟我是自愿参加的——能够这样做是一种特权。
《镜报》: 那么这起作用了吗?
Entrekin: 我对待这件事变得轻松多了。赛前我和朋友们共度时光,鼓励新手,与他们分享我的积极体验。在比赛过程中,在艰难时刻我不再抱怨周围的环境,而是将愤怒留在心中。怎么说呢?我获得了更多乐趣,对自己更满意,而且速度还快了将近十个小时。我想说,我学会了心怀感激。
《镜报》: 今年您的速度明显更快了。尽管如此,在如此漫长的比赛中肯定仍有艰难时刻吧?
Entrekin: 对我来说最难的总是中间三分之一。我觉得开始阶段并不糟糕——虽然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那时精神饱满,睡眠充足。而到了最后,只剩下 50 英里,很快就能到达终点。但在跑了 160 英里之后,可能会非常痛苦。那时我精疲力竭,睡眠不足,出现了初步的伤痛——而且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
《镜报》: 什么样的策略能帮您坚持下去不放弃?
: 我遵循“20分钟法”。如果出现问题,我会给自己 20 分钟时间。通常到那时问题会自行消失,然后我就能忽略它。
《镜报》: 请给我们举个例子。
: 在比赛中,我的大脚趾很疼。我想:我现在必须仔细检查它,甚至可能需要治疗吗?还是说它会再次好转,而如果我现在处理它,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我给了自己 20 分钟时间——时间到的时候,疼痛消失了。
《镜报》: 在这段时间里,您是正常继续跑吗?
: 是的。否则我无法察觉情况是否真的好转。
《镜报》: 如果一个问题在 20 分钟后消失了,那它应该没那么严重?
: 正是如此。那么通常情况下它就不是紧急情况。
《镜报》: 这是一个业余跑者也可以遵循的建议。
: 绝对可以。不过我想强调: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 20 分钟后好转。在上次比赛中,我起了水泡并试图忽略它,但疼痛在 20 分钟后没有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耗时,也必须采取行动。
《镜报》: 您还有什么建议?
: 永远不要回头看!我在比赛中就是这么做的。我知道基利安·科尔特(Kilian Korth)在我的身后——他是一位好朋友,也是一名非常强大的跑者。但我必须屏蔽掉这一点。关注身后发生了什么只会带来压力。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控制基利安跑得有多快。所以我只看向前方,坚持做自己的事,并心想:如果我赢了,那是我的应得。如果基利安追上我,那么他才是实至名归的赢家。
《镜报》: 您穿越了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那里以野生动物著称。
: 那确实不简单。有一次,一条响尾蛇就躺在路边,而且它心情不好,一副要找茬的样子。我很早就看到了它并成功避开,但这确实令人恐惧——尽管我对蛇没有太大的恐惧感。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了很多蝙蝠,在夜晚显得有点阴森。但它们不会伤害人。
《镜报》: 许多超长距离运动员在如此巨大的体力消耗下会出现幻觉。极限自行车运动员克里斯托夫·斯特拉瑟(Christoph Strasser)在一次比赛中认为道路上铺满了卫生纸。
Entrekin: 我也听过很多极其离奇的故事。但我自己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有一次在比赛的夜晚,我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那些岩石看起来像骷髅头。在头灯的光线下,它们确实像那样。但我心里清楚:那只是石头。
《镜报》: 您在比赛中带了几双鞋?
Entrekin: 两双。其中一双已经跑了大约 500 英里(约 805 公里)。
《镜报》: 您说什么?通常情况下,跑鞋到那个程度就会被淘汰了,尤其是用于比赛的鞋。
Entrekin: 我得到了我的装备赞助商 Norda 提供的一款原型鞋——一款尚未上市的鞋。但我爱上了它,已经穿着这双鞋完成了一场比赛,并且一直用它训练。它简直完美契合。所以我穿着它跑了 Cocodona 250,只有在跑开的那双鞋湿了的时候才更换。
《镜报》: 宁愿选择一双合脚的鞋,也不要一双全新的?
Entrekin: 在我的情况下:是的。而且我也建议每个人这样做。在比赛中不要尝试新鞋这种疯狂的事情。如果鞋子状态还不错——我的那双状态极佳——那么就信任你熟悉的装备。
《镜报》: 许多耐力运动员在长距离比赛中会面临摄入足够碳水化合物的困难。您也一样吗?
Entrekin: 我了解这个问题。现在我与一名运动科学家合作,她指导我什么时候需要摄入多少。我盲目地执行,绝不反驳。如果她说我需要一个能量胶,我就把它吞下去。即使味道不好。
《镜报》: 但您摄入的不止是能量胶或饮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吧?
Entrekin: 不,还有很多咸味食物。为此,补给站非常棒。但我的团队和我也会提前规划,我不会随心所欲地吃。这次我吃了大量的土豆泥。它能提供能量,而且完全没有给我带来胃部问题。我对这种热量摄入方式有经验,我建议所有人都在训练中测试自己的补给方式。
《镜报》: 女性在超马比赛中屡次展现出非凡的成绩,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她们通常比男性更能忍受疼痛。然而,最终获胜的通常是男性,且在人数上也占据优势。击败男性竞争对手的胜利对您意味着什么?
Entrekin: 我对所有参赛并迎接挑战的人都充满敬意。我也不是第一个赢得超马比赛的女性。但当然,我觉得这很酷。越野跑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和知名,媒体关注度很高。那么就让大家都知道,在长距离比赛中,获胜者并不自动就是男性。
《镜报》: 您提到了跑步热潮。对于想要尝试长距离挑战的业余跑者,您有什么建议?
Entrekin: 倾听你的身体!我花了 15 年时间才达到现在的状态。不要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也不要试图模仿任何人。做你自己,循序渐进地提升。并且坚持下去。
《镜报》: 比赛结束后,您能补回缺失的睡眠吗?
Entrekin: 几乎不能。在那之后的夜晚,我只睡了四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因为身体里还充满了肾上腺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也只能睡一两个小时。一方面是因为我睡不着,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想睡。当时仍有许多顶尖跑者在冲向终点,我和其中很多人是朋友。我只想在他们最后的几米路程中为他们加油,并与他们一起庆祝。
采访:Jonas Kr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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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镜报》特刊“积极生活,成就更多”——每周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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咦,是不是少了一匹马?在西萨塞克斯郡的考德雷公园马球俱乐部(Cowdray Park Polo Club)——这座“英国马球之家”,这项运动通常是在马背上进行的。但马球同样在经历技术发展,现在电子独轮车在草坪上飞驰。这被称为 Roda Polo。在这种运动中,身体感知对于改变移动方向同样至关重要。虽然马匹爱好者可能无法从中获得满足,但有一个优点:这些机器不会留下粪堆。BKA
本周,马术世界锦标赛在亚琛的 Soers 拉开帷幕,这里被誉为“马术运动的麦加”。100 多年来,这里一直举办各类赛事。身处其中的是伊莎贝尔·韦尔特(Isabell Werth)。这位世界上最成功的盛装舞步骑手在 57 岁时再次出赛。距离她 1989 年在欧锦赛上赢得首枚金牌已过去近四十年。一段非凡的职业生涯。现在,韦尔特利用自己的名望来捍卫顶尖体育运动。
韦尔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她当然会要求她的马匹发挥出性能。这句话在今天几乎需要勇气,因为它正处于一场激烈的争论之中。韦尔特表示,马在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而这是件好事。但不能发展到动物高于人类,以及将骑马讨论为动物保护问题的程度。

在德国马术世锦赛开赛前夕,纪录保持者伊莎贝尔·韦尔特谴责了社交媒体上马术运动反对者的讨论方式。
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讨论方式让韦尔特感到反感。她说,社交媒体“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病态的世界”,人们“始终处于防御状态”。
人们可以批判性地看待韦尔特的言论,因为马术运动确实让自己变得易受攻击。例如,丹麦骑手安德烈亚斯·赫尔格斯特兰德(Andreas Helgstrand)马厩中的虐待案件,以及英国奥运冠军夏洛特·杜雅登(Charlotte Dujardin)激进地使用马鞭的行为,震惊了公众,并被协会以禁赛予以处罚。当然,一个社会有权质疑,为了个人的体育野心而利用动物是否仍然符合时代要求。韦尔特提醒人们,马术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显然处于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人们只能对他们喊道:彼此沟通——并寻找答案。NGO
保罗·格罗夫(Paul Grove) / 毛里求斯 图片:Frits-Gerisch / B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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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记录 负责人:Cordelia Freiwald, Kurt Janssen, Dr. Julia Lange (代理), Dr. Gernot von Nardheim (代理), Zahra Alinger, Nikolai Antoniadis, Dr. Suerella Azu, Denise Burg, Lars Böhm, Eva Bräth, Dr. Heike Buschke, Almut Cieschinger, Johannes Eltzschig, Catrin Fawliss, Dr. Matthias Fett, Jannis Frech, Leonie Charlata Gieger, Janine Große, Imiko Hajar, Chris Hilsner, Alda Höfler, Thorsten Hajek, Dr. Christian Heinicke, Susanne Hefken, Carsten Hellberg, Stephanie Hoffmann, Jonas Huggins, Bertolt Hunger, Dietmar Jockert, Tobias Kicker, Renate Kemper-Guesen, Roman Kierst, Anna Kistler, Ines Kistler, Maria Küpper, Rainer Lübbert, Sonja Maidi, Nadine Markwald, Anna Sophia Martin, Dr. Andreas Mayhoff, Marvin Milatz, Cornelia Mccormann, Claudia Nieves, Sandra Ofner, Ulrike Preuß, Axel Rentsch, Thomas Riedel, Sara Maria Ringe, Friederike Röhrle, Dr. Eva Saif, Andrea Saumiller, Mirjam Schlosser, Dr. Regina Schöller-Ahrens, Marco Schmidt, Ulli Stegenhahn, Heike Stopf, Tarkin Steehoff, Dr. Marc Theodor, Andrea Troll, Nina Ulrich, Louisa Ulaner, Peter Wahla, Dr. Charlotte Wischert, Peter Weller, Karl-Henning Windelbarth, Anika Zeller, Malle Zeller
新闻机构:A/P, AP, dpa, 洛杉矶时报/Maxtington Post, 纽约时报, 路透社, sld
出版商:SPIEGEL-VERLAG RUDOLF AUGSTEIN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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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Torben Sieb 制作:Silke Kzes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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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Thomas Haas

他从不避讳说出令人不快的话。他曾说过:“普通百姓并不怕我,只有那些腐败的官员才怕我。”他相信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朱镕基 1928 年出生于湖南省。1949 年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镕基在建国当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被认为具有政治天赋,但随后因失宠被开除党籍并被派去从事劳动服务。毛泽东逝世后,朱镕基开始崛起。他先是担任上海市市长,随后被邓小平召至北京。1998 年至 2003 年期间,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此外在 1992 年至 2002 年期间担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带领国家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最终在 2001 年促成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获得进入西方市场的机会,使中国成为了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朱镕基直到最后仍被视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2000 年,当被问及希望中国人将来如何记得他的名字时,朱镕基说:“我只希望全国人民说:他是一个廉洁的官员,不是一个腐败的官员,”随后他补充道:“如果他们能再宽容一点,说朱镕基办成了几件实事,我就感激不尽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 97 岁。MST

里约热内卢或新加坡的市民能够喝到小麦啤酒,要感谢他。 60 年代末,埃尔丁格小麦啤酒厂(Erdinger Weißbräu)成为第一家在巴伐利亚州以外销售上层发酵啤酒的企业,并很快将其推向全世界。其背后的推动力是维尔纳·布罗姆巴赫,他是酿酒厂所有者弗朗茨·布罗姆巴赫三个儿子中的最小的一个。维尔纳因其扩张欲望而获得了“小麦啤酒先驱”的绰号,他学习了酿造学和工商管理,并于 1965 年进入酿酒厂。从 1975 年起,他领导该厂近半个世纪,使其成为了小麦啤酒的世界市场领导者。产量从 40.000 升至 1,5 百万百升以上。尽管他将公司国际化,但他始终扎根于埃尔丁,直到今天小麦啤酒仍在那里酿造。布罗姆巴赫不惧改变且对趋势有敏锐的嗅觉,他很早就推出了无酒精版本。弗朗茨·贝肯鲍尔或玛格达莱娜·诺伊纳等知名运动员曾担任其品牌大使。他的个人标志——一副大眼镜,是由一名眼镜师根据他的要求,参照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眼镜设计的。维尔纳·布罗姆巴赫逝世,享年 86 岁。MHS
他在采访中透露,生命中曾有一段时间,他的每日饮食清单由“一块火星巧克力棒(Mars-Riegel)和一次 LSD 幻觉之旅”组成。威廉·奥比特,原名威廉·马克·温赖特(William Mark Wainwright),16 岁时辍学,住在伦敦一个破旧的地区,靠临时工作维持生计。当一名室友购买了录音设备和工作室器材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职。他学习演奏合成器,采用了艺名 Orbit,并在 80 年代初成为了当时蓬勃发展的伦敦电子音乐场景的一部分。他与不同的乐队合作并作为独奏艺术家发布了多张专辑和俱乐部混音作品。他通过与麦当娜的合作而闻名世界。90 年代末,麦当娜正处于星光逐渐黯淡的边缘,于是聘请奥比特担任其专辑《Ray of Light》的制作人。凭借其空灵的声音和电子作曲——将 Electronica、Ambient、Trip-Hop 和流行音乐的影响融合在一起——他让麦当娜作为艺术家实现了重生。《Ray of Light》席卷排行榜,为奥比特赢得了两项格莱美奖,并为他开启了与 Blur、All Saints、U2、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梅兰妮·C(Melanie C)等乐队和音乐家的合作之门。奥比特随后搬到了洛杉矶,但未能站稳脚跟。他陷入了抑郁并产生药物依赖。2017 年,他返回伦敦,在住院治疗后成功戒毒。他重新专注于音乐,并于 2022 年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The Painter》。威廉·奥比特在 69 岁时去世。MHE
Jason Lee / 路透社 / Frank Heermann / Sven Simon / MAGIC / Nicky / Sins / B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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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 34 / 2026
“大家都 非常 友善”
马蒂亚斯·利林塔尔(Matthias Lilienthal),66 岁,是德国最著名的剧院制作人之一。
《镜报》: 利林塔尔先生,您在担任柏林人民剧院(Berliner Volksbühne)艺术总监的任期之初,开设了一个为期八周的弹出式游泳池。这次活动成功吗?
利林塔尔: 在最初的几个游泳日里,所有访客之间都非常友善。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因此我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镜报》: 然而技术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人民浴场”(Volksbad)突然必须关闭好几天。为什么?
利林塔尔: 目前淋浴设施简直无法运行,因此我们必须关闭三天。但我确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镜报》: 您宣布的另一项决定也引起了争议,即“人民浴场”在某些小时内仅限黑人社区的人员使用。
利林塔尔: 人民剧院原则上,尤其是通过这个项目,致力于促进结构性弱势群体的发展。我们试图以此遵循柏林州反歧视法。HÖB
请在 SPIEGEL+ 阅读完整采访
怀孕的奥斯卡奖得主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43岁,在洛杉矶的一场电影首映式上身着露脐上衣和低腰牛仔裤,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在网络上,她圆滚滚的肚子引发了质疑的评论:这肚子真的是真的吗?海瑟薇在 Instagram 上用一段幽默的视频剪辑做出了回应:“假发,真肚子”,她写道。视频中可以看到她为出席活动而进行造型设计的过程,其中包括佩戴一个假发片。此外,她还展示了自己穿着浅蓝色上衣的照片,露出了裸露的孕肚。海瑟薇与丈夫亚当·舒尔曼(Adam Shulman)已有两个儿子。她于 6 月宣布了此次怀孕。据这位女演员称,第三个孩子的到来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惊喜。她在接受《Access Hollywood》采访时表示:“当然,人总是抱有希望。但在某个年龄之后,希望可能只剩下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 [...] 我们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根据个人经验,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JOK
Hans Scherhauser / epd / IMAGO; Image Press Agency / NovPhoto / picture alliance
《镜报》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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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中部的学生时代,贝拉·拉姆齐(Bella Ramsey),22岁,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既太年轻又太成熟,”这位明星演员告诉《卫报》。拉姆齐是非二元性别者,在英语中对自己使用 they 和 them 这两个代词。事后,神经多样性的诊断解释了这种孤独感。在电影和电视剧拍摄现场,拉姆齐反而感到更加自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拉姆齐最初出现在奇幻剧集《权力的游戏》中——由于给制片人以及后来的观众带来了震撼的影响,原本计划的一个小场景变成了三季的戏份。随后,拉姆齐在既暴力又感人的末世巨作《最后生还者》中饰演两位主角之一——与超级巨星佩德罗·帕斯卡(Pedro Pascal)搭档。很快,拉姆齐积累了一小笔财富。最近,拉姆齐买了一套自己的公寓——显然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幸福感:“这感觉非常不对劲!你应该在年纪更大时才这么做!”在拉姆齐的思考中,人们实际上应该从 21 岁才开始工作,然后在 31 岁才买房。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竟然会对自身成功带来的本该美好的结果感到如此愧疚。贝拉·拉姆齐认为这是系统的一个错误,这位年轻电视明星的阴郁认知是:“我恰好进入了一个给像我这样的人支付过多金钱的行业。我觉得这尴尬极了。” CBU
靠这个就能生活?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个位于北冰洋的偏远群岛上,数月之久都被冰冷的极夜笼罩。塞西莉亚·布隆达尔(Cecilia Blomdahl)讲述了少数居民特殊的日常生活。这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最初从事餐厅管理工作,现在她的主业是制作关于北极光、北极熊和雪地摩托之旅的视频并撰写书籍。仅在 Instagram 上,她就有 150 万粉丝。布隆达尔利用了压力巨大的都市人对自然的向往,这些人虽然想要安静,但不想放弃舒适的生活:她显然热爱隐居、惬意的木屋生活,但同样偏爱精致的美甲,而这在首府朗伊尔年(Longyearbyen)也能办到。 ETH
美国民主党人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36岁,在摄像机前给自己注射了一针。随后她微笑着说:“其实没那么糟糕”——就这样公开了她的生育治疗。这位进步派政治家宣布,她希望冷冻卵子,并打算在社交媒体上逐步记录这一过程。激素注射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取卵前的10到14天,患者必须进行注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解释其决定时表示,她希望对“我的生活拥有更多掌控”。为了这次手术,她攒了很久的钱。这位特朗普的批评者呼吁社会更加开放:在美国这样一个生殖健康服务受到限制(从堕胎权到健康怀孕的陪护)的“政治环境”中,科普尤为重要。自我赋权也有其代价。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表示,将治疗与议员的日常生活协调起来是一项挑战。而且:在采访前直接打一针激素,随后又要讨论国际事件和国内政治,这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尽管这当然也是一次成功的个人政治公关。这种坦诚无疑得到了认可:民主党战略家索奇特尔·希诺霍萨(Xochitl Hinojosa)强调,女性在组建家庭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太少被提及,并感谢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勇气。ASC
Dave Breit / Alan Chapman / Getty Images; Cecilia Blomdahl / Dorling Kindersley Verlag; Andrew Thomas / CWP / Polaris / 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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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34 / 2026
来自比勒费尔德的读者奥德·范·霍夫(Ode van Hove)批评了第32期中的社论《致命的领导力缺陷》。
首都办公室主任罗兰·内莱斯(Roland Nelles)给他打了电话。
《镜报》: 范·霍夫先生,我的文章中有什么让您感到不适?
范·霍夫: 您指责总理领导失败,但他在人事选择上纯粹只是运气不好。例如,交通部长候选人京茨勒(Güntzler)先生在短期内再次退出,这不能归咎于弗里德里希·梅尔茨。
《镜报》: 这本不该发生:整个流程缺乏深思熟虑且管理糟糕。梅尔茨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削弱了自己在党内的权威。
范·霍夫: 您太纠结于风格问题了。您应该更多地根据梅尔茨作为总理真正为国家取得了什么成就来衡量他。他推动了一些早已过期的重要改革。我也并非认同他所做的一切。但媒体上普遍的“梅尔茨抹黑”完全不可理喻。否则谁来接手?难道是亨德里克·武斯特(Hendrik Wüst)?千万不要。
第 33 / 2026 期封面文章:马克思早已预见。这是一篇出色的文章,结尾处略带积极的基调也很好。我们需要更多关于这些部分仍被掩盖的主题的背景分析。感谢你们的工作!
Linus Kleschin,里恩(瑞士)
我对这篇卓越的封面故事表示赞赏。气候变化总有一天会让 AI 数据中心无法散热。目前,人类仍能影响气候变化,并给这些科技企业家敲响警钟。
Gernot Hilge,明斯特
马克思或许早已预见,但这篇文章仍然过于浅显:认为 AI 在机器人辅助下能大规模地完成真实的、肮脏的或需要同理心的工作(如外科手术、护理、桥梁 / 管线 / 道路建设、房屋设备等),或能产生独创性的科学、数学或工程技术创造力,亦或能做出权衡周全的决定(如司法审判、政治、法律执行),目前来看纯属荒诞的恐慌煽动。如果那些真正提供服务和从事生产的人终于能被注意到,并获得相应的财务认可,且在技术上获得最佳辅助以减少错误,这难道不是好事吗?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能熟练地利用计算机、智能手机或互联网信息的全部可能性?只有自学成才的极客!政治在教育和监管方面必须从这里入手——当然,可以由 AI 辅助。
Klaus Büschel,波恩
如果一半的工作岗位被削减,将会出现巨大的“需求缺口”(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所称):被解雇的人不再赚钱——那么企业要把那些无需人力生产的产品卖给谁?
Peter Schuh,纽伦堡
人工智能并非一个向我们袭来的、不可阻挡的命运怪兽,而是解决我们最紧迫问题最强大的工具——从能源转型、全球医学到老龄化社会的效率提升。谁将技术进步仅仅交给市场规律和科技亿万富翁的利己主义,谁就在挥霍社会福利国家的未来。我们不需要像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施舍模式,而需要通过民主和税收手段来驯服这种失控的资本。如果 AI 革命要造福我们所有人,那么利润以及
关于 33 / 2026 期第 88 页的《蓝色黄金》:与我们的描述相反,拜耳集团(Bayer)不仅在评估转向合成测试,而且据其自身称,已经采用了不再需要从鲎类中抽血的替代方法。
《镜报》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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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新生产力的支配权也应属于公众。
Patrick Kuntz,黑彭海姆(黑森州)
关于你们那篇令人瞩目的封面故事,这里是卡尔·马克思预言“由此,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崩溃”的出处:它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纲要》(柏林 1974 年版)第 593 页。不过,马克思之所以没有详细描述,原因很简单:他知道,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动崩溃——这必须由人们亲自促成,并且在资本主义生活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之前,人们会这样做。这种行动——他因此一生与好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致力于此——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想了解更多的人请注意: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存在。
Manfred Sohn,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注册协会)主席,伍珀塔尔
第 32 / 2026 期 德国最大的安乐死组织究竟有多可靠?
如果想要防止自杀,就必须为所有人——包括医保患者——提供合格的治疗师和专科医生。并且为老年人提供负担得起且符合人性尊严的护理院。然而,恰恰在这些方面,目前又在削减开支。当一个人决定选择自主死亡时,人们应当尊重这一点,而不应让其终结变得更加艰难。如果联邦政府最终能够通过一项此类法律,我担心结果反而会相反。尤其是由于基民盟 / 基社盟(CDU / CSU)的存在。
姓名和住址编辑部已知
这篇文章表达了对德国人性死亡协会(DGHS)以及自杀援助整体的非常批判的态度。当事人的观点几乎没有出现。为什么亲属和社会部分群体敢于对渴望死亡的人指手画脚,并将他们的决定定性为心理疾病的表现?联邦宪法法院那项值得赞赏且明确的裁决规定,遗属没有参与决定权。我今年 76 岁,成为 DGHS 会员快一年了,因为我绝不会搬进养老院,也不希望被护理。对我而言,我的个人尊严在失去独立身体护理能力或开始患上认知障碍症时便宣告结束;除了我自己,没有人有权做出这样的定义。 的会员身份给了我一种令人安心的确定感,让我能够维护自己的个人尊严。
吉赛拉·克莱因(Gisela Klein),维尔瑟伦(北威州)
令人恼火,这篇关于 的报道听起来如此负面,且仅基于少数几个复杂且难以评判的个案。作为一名会员,我坚决反对通过增加咨询义务,来使我希望在遥远的未来才做出的决定——即在 的帮助下迎接终结——变得更加困难、延迟且昂贵。感谢 的工作——是的,我同意主席罗斯布鲁赫(Roßbruch)的观点:要求设立此类咨询义务是荒谬的。
莫妮卡·莫什科(Monika Moschko),温登(莱茵省)
提供自杀援助的中介服务。被推荐的律师和医生(当然也包括女律师和女医生)的任务是在自杀时提供协助。如果期望这些人 在渴望死亡者离世之时,为其提供自杀以外的替代方案,并在必要时考虑亲属的顾虑,这将基于一个严重的误解
您认为“63岁退休”在社会层面是不公平的吗?
51% 是
否 49%
投票数:11,535
您每天可以在 SPIEGEL.de 的辩论板块讨论当前问题。以下是精选并删减后的回答:
“绝不应该引入针对超长期参保者的退休金制度。这尤其给年轻的缴费者带来了不成比例的负担。”
阿克塞尔·博伊森(Axel Boysen)
“工作 45 年之后,人就精疲力竭了——不仅仅是屋顶工。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在某个时刻也会失去接收能力。”
菲利普·施利希廷(Philipp Schlichting)
您也可以在 SPIEGEL 辩论板块以数字化方式表达您的观点:
《镜报》应该更多地关注哪个话题?哪些内容迫切需要报道?请写信至:draht@spiegel.de 或邮寄至: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插图:Arne Bellstorf / 《镜报》
116 读者来信
《镜报》 34 / 2026
《霍尔茨明登日报》(Tägliche Anzeiger Holzminden)关于一个工业区的报道:
这里是市民办理政务手续以及手工艺者开展业务的地方
摘自德国联邦政府禁毒专员网站 bundesdrogenbeauftragter.de:
第28个已故药物使用者纪念日
斯特雷克(Streeck):“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命运”
摘自 SPIEGEL.de:
“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德国选择党(AfD)内部,两个阵营之间水火不容。据报道,周三的一次调解尝试以惨败告终。”
北德施泰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家购物中心附近的告示牌:

摘自在线食品零售商 Knuspr 网站 knuspr.de:
“Holle 婴儿水是为您宝宝准备的理想无酒精饮料。”
哈瑙(黑森州)一家鞋店橱窗里的海报:

摘自《库克斯哈芬新闻》(Cuxhavener Nachrichten)的一则报道:
“一名 73 岁的盖斯特兰居民驾驶的福特福克斯在进入一个路口区域的停车场时,没注意到一名 65 岁女性的自行车。”
由读者投稿。请将您的建议发送至:hohlspiegel@spiegel.de
来到。我认为在这种语境下使用“机械地办理”这种措辞是不尊重人的。雷娜特·比克勒(Renate Birkle),汉堡
文章中的三个例子中,难道不能至少包含一个例子,展示 DGHS 如何让许多受苦的人能够尊严地、自主地结束他们认为无法忍受的生活,而无需跳到火车前或从窗户跳下。而且,许多深爱其受苦亲属的人对此感到宽慰,因为 DGHS 的存在帮助他们的亲人结束了对他们而言毫无尊严的生活与痛苦。对我来说,宪法法院赋予个人决定更高的权重并因此允许 DGHS 等机构存在,是一件幸事。汉斯·赖德尔(Hans Reidl),登茨林根(巴登-符腾堡州)
你们批评亲属感到被排斥,或在之后遭受轻微抑郁症状的困扰。是的,在自杀之后人们还能期待什么?不能因此批评协助者。如果当事人以传统方式结束生命,情况也不会变得更容易。如果亲属尽管关系亲近且有时间缓冲,仍无法说服某人放弃死亡愿望,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期待 DGHS 能做到这一点?
卡尔·杰特(Karl Jetter),慕尼黑
一个年老病弱的人想要自愿死去,这有什么不可信的?他奋斗了一辈子,完成了学业,从事职业,生育子女,盖了房子。现在他年老病弱,想要离去。我们没有满足这个愿望,而是把他关进精神病院。这恰恰表明,我们关心的根本不是那个个体,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想孤独,无法克服我们的自私。
安格莉卡·格尔伯特(Angelika Görbert),魏布林根(巴登-符腾堡州)
第 32 / 2026 期:柏林-特格尔 DLRG 救生员的工作流程
非常感谢这篇关于 DLRG 志愿者信息量巨大的报道!或许这能让人们意识到在水域活动时应当保持谨慎。
芭芭拉·克诺布洛赫,埃森
我在 DLRG 活跃了 13 年,最近担任救生队长和培训师。我为我的志愿者工作而活,你们的文章说出了我的心声:救生员之间令人难以置信的凝聚力和奉献精神,对后备人才的培养,以及能够给年轻人的生活道路带来启发所产生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有游泳客的轻率,以及父母在监督孩子时日益严重的注意力分散。非常感谢!
亚历山大·佩佩尔,比蒂格海姆-比辛根(巴登-符腾堡州)
多么精彩、沉稳且极具赞赏之情的故事!对于 DLRG 的志愿者们牺牲周末时间所付出的努力,怎么赞美都不为过。在越来越少孩子学习游泳的时代,这些救命恩人们值得最高程度的尊重。海因茨·霍尔特格雷费,利林塔尔(下萨克森州)
弗劳克·胡恩费尔德的文章深深打动了我。我认为将此类奉献精神不断且全面地向公众展示至关重要。而且,我此前并不知道这些男女志愿者竟然纯粹是为了荣誉而工作。
克劳斯·库茨纳,格赖夫斯瓦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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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报》读者、来自奥尔兴(Olching)的 71 岁老人约翰·罗布(Johann Robu)讲述他在罗马尼亚度过的漫长暑假
“照片里的我 17 或 18 岁。我站在拖车下方。我的两个朋友尼基(Nikki)和彼得(Peter)也在场。彼得躺在上面的草垛上,尼基站在他下面。照片中的另外两名成年男子是该农业企业的雇员。我们站在罗马尼亚西部什蒂乌卡(Știuca)社区(德语名为 Ebendorf)附近的一片田野里。我在那里长大。那是 70 年代初的一个夏天,天气很热。经常干旱到土地开裂。
那时我还在接受工业机械师的职业培训。我们的暑假长达三个月。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国家农业企业打几天零工来赚点外快。有时我们采摘李子,有时翻晒干草或秸秆。拍这张照片那天,我们需要将压实后的草垛从田里装上拖车。我们在下方用干草叉将草垛向上举起。在那里必须将它们堆叠好,以确保整车货物能安全抵达。
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农业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集体农庄工作。国家也经营着大片土地。在家里,家庭拥有自己的农场和动物用于自给自足。我们养了鸭子、鹅、猪和一头牛。作为孩子,我们必须帮忙。如果父母白天在田里,我们就喂养动物,或者在晚上把牛牵进屋。早晨,牧牛人将各家的牛牵到牧场;晚上,他将它们带回村口。它们能自己找到正确的牛棚。这些动物很聪明。
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很多时间。生活在街道上展开。我们聚在一起踢足球,或者在附近闲逛。村里有一个文化之家,人们在那里聚会,跳舞或看电视。1979 年我来到了德国。
如今,我们当年的那些男孩散布在整个德国。家乡协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在那里我有时能见到尼基和彼得。然后我们就聊起我们的夏天。”
记录员:卡特琳·施米格尔(Cathrin Schmiegel)
您是否也有一张照片,想向我们讲述您的故事? 请写信至:familienalbum@spiegel.de
活遗产
272 页,平装本 · 20,00 € (D) 亦有电子书版本
罗马人的遗产在 1700 多年间塑造了我们的景观面貌和文化。
在这本书中,《镜报》作者、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追寻帝国在日耳曼地区的足迹。基于最新的研究结果和惊人的考古发现,他们让古代的大都市、浴场、酒馆和战场重新焕发生机,并对我们经济、行政和身份的根源提供了深入的分析。
DVA www.dva.de
SPIEGEL 图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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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会就这样完全离去
《镜报》 34 / 2026
赫伯特·诺尔德(Herbert Nold)担任托尼·马歇尔(Tony Marshall)的经纪人长达 44 年。
这位流行金曲偶像以及他所身处的娱乐世界,如今还剩下了什么?
《镜报》: 诺尔德先生,»美丽的姑娘,你今天有时间陪我吗?吼-呀,吼-呀,吼...«。
诺尔德: »...请说好,那么我就只为你而存在,噢请你,吼-呀,吼-呀,吼!«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热门歌曲依然让我兴奋。托尼在 1971 年 4 月 24 日,在巴登-巴登的疗养院里第一次在观众面前演唱了这首《美丽的姑娘》(Schöne Maid)。
《镜报》: 您能记得这个日期,真是令人惊讶。
诺尔德: 那关乎生死存亡。如果搞砸了,托尼这辈子就只能在他当时经营的酒馆里表演了。当时我们请了六个穿着超短裤的姑娘在舞台上,她们用平底锅、锅子和木勺来敲击打击乐。在观众席里,她们分发了更多的厨房用具,观众们跟着敲击节奏。人们要求返场,托尼不得不把《美丽的姑娘》重复唱了两遍。那时我们知道了:现在可以开始了。那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天。
《镜报》: 您担任托尼·马歇尔的经纪人长达 44 年。
赫伯特: 这是世界纪录。没有其他任何一对艺人与经纪人的关系能维持这么久。托尼总是说:你是个可靠的人。我陪他参加了 8000 场演出,在大多数年份里,我花在陪伴他身上的时间比花在我妻子身上的时间还要多。
《镜报》: 2023 年他去世了。
诺尔德: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庆祝托尼 85 岁生日的情景。他的家人在场,我和我的妻子,以及他的朋友弗兰克·埃尔斯特纳(Frank Elstner)夫妇也在。托尼演唱了弗兰克·辛纳屈的《My Way》。听起来像是一场告别。声音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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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纪人诺尔德与艺人马歇尔 2012 年: »他在舞台上焕发光彩«
但他的体力在下降,肾脏问题和一种神经疾病让他倍感痛苦。13 天后,他就去世了。
《镜报》: 您经常想起他吗?
诺尔德: 每天如此。
《镜报》: 在您的回忆录中,您与一个已不复存在的世界告别。告别 Ariola 唱片公司,告别像《Zum Blauen Bock》和《Musik ist Trumpf》这样的电视节目。
诺尔德: 当时只有几个电视台,节目的收视率极高。1989 年,我成功地将我在德国演出期间负责照顾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海军合唱团,安排进了弗兰克·埃尔斯特纳的《Nase vorn》节目中。当时有近 1700 万观众坐在屏幕前。现在的节目很难做到这一点。乔瓦尼·扎雷拉(Giovanni Zarrella)最近在 ZDF 频道仅触达了 300 万人。
《镜报》: 您也担任过哥斯塔·科达利斯的经纪人。2004 年他成为了 RTL 的“丛林之王”。当时出了什么问题?
诺尔德: 那时我已经不再为哥斯塔工作了。如果你没有一个能为你争取演出机会的好经纪人,通常剩下的就只有真人秀电视节目了。
《镜报》: 海诺在 87 岁时仍在开演唱会,巴塔·伊利奇(Bata Illic)在 86 岁时也是如此。为什么流行金曲明星很难停止表演?
诺尔德: 除了钱之外:他们沉溺于自己的职业。如果你剥夺了他们的歌唱,他们就会崩溃。无论托尼的情况多么糟糕——只要在舞台上,他就会焕发光彩。
《镜报》: 一个歌手如何才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诺尔德: 他不能目中无人,而且必须有一首真正的大热门歌曲。
《镜报》: 是什么让一首歌永恒?
诺尔德: 人们必须能够跟着大声合唱。在理想情况下,其中隐藏着一个小特点,比如哥斯塔·科达利斯在《Anita》中那个长长的“i”音:»Aniiiiita«。这就是全部的秘密。
《镜报》: 1976 年的那首流行曲直到今天依然是 Ballermann 的热门金曲。
诺尔德: Ballermann 不是我的风格,但我和托尼曾经去过汉堡的 Schlagermove。他很享受其中。
《镜报》: 流行金曲行业酗酒严重:是刻板印象还是事实?
Nold: 我必须喝酒,和记者以及电视台的人一起。有一次,托尼和我带着 NDR 节目《Aktuelle Schaubude》的负责人去汉堡的一家葡萄酒餐厅。凌晨两点,托尼说:“现在赫伯特得在桌子上来个倒立。” 这在当时是我出名的绝活。那个喝醉了的编辑主管反驳道:“如果你能做到,那么托尼以后每年都能在节目里出现两次。” 于是,杯子被清走,我来了个倒立。托尼成功入选。
《镜报》: 马歇尔的标志性特征是他那头浓密的卷发。不过,那并不是真的。
Nold: 有一次我陪他去加拿大巡演。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派对。托尼在开玩笑,突然间他穿着全套演出服掉进了泳池,他的假发从头上滑落了。我跳下去,抓住了假发,并在水下帮托尼重新戴好。没有人察觉到。
采访者:亚历山大·屈恩 (Alexander Kühn)
5
人生轨迹 1940 出生于巴登州的尼德比尔 (Niederbühl),现为拉斯塔特 (Rastatt) 1965 在巴登-巴登担任刑事警员 1970 首次与托尼·马歇尔见面,被其聘为经纪人 2014 在两次中风后退出职业生涯 2024 担任厄蒂格海姆 (Ötigheim) 露天剧场的志愿者经纪人
在悬置媒体对“极右翼”或“危机”的预设评判后,本期文本呈现出一组高度碎片化但具有强关联性的现实图景:
本期报道的事实图谱可映射至以下批判理论命题:
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存在着显著的“非同一性”摩擦,挑战了简单的理论解释:
本期《镜报》折射出一个深刻的时代矛盾:在宏观指标(Dax指数、全球资本流动)的繁荣表象下,微观生活世界(护理成本、难民权利、本土工业)正经历着剧烈的崩塌与异化。 这种断裂为右翼民粹主义(如西格蒙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其能够通过美学化的怀旧叙事,将复杂的制度性失败转化为简单的身份认同危机。
认识论边界: 上述分析基于本期文本呈现的特定事实片段。关于AfD的崛起,在本期文本中可被解释为一种“美学替代政治”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右翼运动均遵循此逻辑;关于德国经济的脱钩,文本提供的Dax指数与增长率对比提供了强有力的诊断线索,但其深层因果链条(如能源转型、供应链重构)在本文献中未得到充分展开,故结论仅限于对“现象性脱节”的诊断。
分析对象: 《镜报》(Der Spiegel) 2026-08-19 期 核心冲突: 官僚治理的“冷性算法/法理”与生活世界中“热性创伤/怀旧”的剧烈撕裂
本期报纸呈现了一套典型的、试图通过“量化”与“程序”维持秩序的制度理性架构:
与上述冰冷架构相对,报纸记录了极具痛感的集体情感图谱:
本期报道揭示了极端的“话语温度差”:
结论:这种温度差不仅是语言风格的不同,更是权力不对等的体现——制度端拥有定义“事实”的权力,而生活端仅拥有描述“痛苦”的权利。
本期报纸呈现的社会图景处于一种“系统性异化”状态。
理性治理(Logos)在德国的养老金、移民管理及经济指标中,已演变为一种自我循环的官僚逻辑,它不再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而是服务于系统的稳定性。这种异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 * 情感代偿的危险化:当正规制度无法提供尊严时,民众转向极右翼的符号化认同(如西格蒙德的摩托车车队)寻求心理补偿。 * 生存空间的碎片化:从加沙企业家在开罗的重生([F3_44 🔍])到蒙古家庭的被驱逐,个体在宏观政治理性(战争、国境线)的碾压下,只能在极小的碎片空间中寻找生存缝隙。
最终诊断:当前的治理安排在追求“程序正确”与“数据繁荣”的同时,严重缺失了对“生活世界”的共情能力。这种理性与情感的脱节,正将社会推向一个极易被煽动性政治所捕获的临界点。
Nr. 34 | 14.8.2026 Deutschland € 7,10
ALKOHOL
Drei Frauen über ihre Sucht
SPIEGEL-KANON
Die 50 besten Videospiele
BERLIN
Kampf gegen die Schutzgeld-Mafia

Mann Deutschlands
Ulrich Siegmund
AfD-Spitzenkandidat in Sachsen-Anhalt
4 190700 707104 34
Steinicke € 5,90 Dänemark dkr 102,00 Finnland € 10,40
Vollsektor € 8,90 Griechenland € 9,20 Italien € 9,20
Knallen € 9,50 Norwegen NOK 149,- Österreich € 7,60
Fertigettgürtel € 9,90 Schweiz € 10,00 Slowakei € 8,80
Vollsektor € 5,90 Spanien € 8,60 Spanien/Kanälen € 8,90
Tischender Nr. 580,- Ungarn Fl 4000,- Förred in Germany
DER SPIEGEL 34 | 2026
HAUSMITTEILUNG
3
Seite 26
Ulrich Siegmund könnte nach der Landtagswahl im September zum Ministerpräsidenten von Sachsen-Anhalt gewählt werden. Hinter dem 35-Jährigen steht einer der extremsten Landesverbände der AfD. In seinem Bundesland ist Siegmund ein Popstar, er lächelt für Selfies, verteilt bereitwillig Autogramme. Ein Team um Redakteur Fabian Hillebrand hat den Kandidate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begleitet, unter anderem bei einer Mopedtour durch Sachsen-Anhalt, auf knatternden Zweitaktern der DDR-Marke Simson. Ein Tross von über 400 Fahrzeugen durchquerte Dörfer und Kleinstädte, vorbei an Badeseen und Gewerbegebieten. An vielen Orten warteten jubelnde Anhänger. Die Bilder, die Siegmund erzeugen will, erzählen von Gemeinschaft und Nostalgie. Sein Ziel ist ein tiefgreifender Umbau des Landes, bis hin zur Kultur- und Bildungspolitik. »Siegmund verbindet seine Agenda mit einer erstaunlichen Fähigkeit zur Nähe«, sagt Hillebrand. »Er gibt vielen Menschen das Gefühl, dass ihnen endlich jemand zuhört.«
Seiten 8, 16

Lisa Plank

Anna Piegler / DER SPIEGEL
In dieser Woche jährte sich der Tag, an dem der elfjährige Tegshe im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Höxter ums Leben kam. Er war mit Freunden im Freibad, sie wetteiferten darum, wer länger die Luft anhalten könne. Der Junge ertrank. Seine Eltern spendeten seine Organe, kurz darauf meldeten sie sich beim SPIEGEL und erzählten die Geschichte ihres Sohnes. Redakteurin Sylvie Gühmann hielt Kontakt. Mehrmals fuhr sie zur Familie und traf auch Sandro und Lasare, mit denen er im Freibad war. Gühmann versuchte, einem Jungen näherzukommen, der nicht mehr da ist. Sie fand heraus, dass er die Farbe Violett mochte. Er trank gern Tee. Er war verliebt in dem Sommer, in dem er starb. Tegshes Familie, ursprünglich aus der Mongolei, möchte in Deutschland bleiben, wo dank der Organspende noch immer sein Herz schlägt. Im April kam der Bescheid, dass sie zurückmüssen. Ihr Antrag auf Asyl wurde abgelehnt. »Gesetze nehmen keine Rücksicht darauf, was Menschen durchlitten haben. So sehr man es manchen Betroffenen wünschen würde«, sagt Gühmann.
Seite 58
Mehr als ein Jahr lang wartete SPIEGEL-Korrespondentin Muriel Kalisch auf eine Akkreditierung für eine Reise in den Sudan. Seit mehr als drei Jahren herrscht Bürgerkrieg in dem nordafrikanischen Land, mit Hunderttausenden Toten, Millionen Vertriebenen und Hungernden. Die Regierung in der Hauptstadt Khartum lässt kaum Journalisten ins Land. In den Nuba-Bergen, einer abgelegenen Region an der Grenze zum Südsudan, hält jedoch eine Rebellengruppe die Kontrolle. Sie empfängt Journalisten. Zuletzt galten die Nuba-Berge als eine vergleichsweise sichere Gegend, mehr als eine Million Flüchtlinge suchten Schutz vor den Kämpfen in anderen Landesteilen. Doch auch hier rückt der Krieg immer näher. Eine Woche lang reiste Kalisch durch das Krisengebiet, sie sprach mit Vertriebenen, Kämpfern und Angehörigen von Opfern. Am meisten beschäftigte sie das Schicksal eines akut unterernährten Mädchens. »Dieser Krieg hätte nie so lange dauern dürfen«, sagt Kalisch. »Doch es gibt anscheinend niemanden, der bereit und fähig ist, ihn zu stoppen.«
Seite 47

Dominic Nahr / NZZ / DER SPIEGEL

Schweiz Eichner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Redakteur Michail Hengstenberg beschäftigt sich seit mehr als 25 Jahren mit Videospielen, beruflich, aber auch privat. In dieser Zeit erlebte er, wie Games vom Nischenmedium zu einem Teil der Alltagskultur wurden. Die Spielebranche setzt mehr um als Film- und Musikindustrie zusammen, doch in der Kulturberichterstattung wurden ihre Werke bislang nicht mit derselben Aufmerksamkeit behandelt. Nun legt der SPIEGEL einen Kanon der 50 besten Games vor. Hengstenberg und sieben weiter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haben ih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erarbeitet. Die Juroren diskutierten kontrovers, manche legten Wert auf emotionale Tiefe, andere erfreuten sich an möglichst klaren, eleganten Designs. So entstand eine Liste, die die subjektiven Geschmäcker ihrer Jury widerspiegelt. Zugleich ist sie ein optimaler Einstieg für alle, in deren Leben Games bislang nicht vorkamen. »Millionen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spielen«, sagt Hengstenberg. »Es wird Zeit, dass sie auch darüber sprechen.«
Seite 86
Titelfoto: Thomas Victor / laif
4
DER SPIEGEL 34 | 2026
8 Sachsen-Anhalt AfD-Mann Ulrich Siegmund greift nach der Macht
16 Sozialstaat Die AfD inszeniert sich als Arbeiterpartei
20 Union drängt auf weitere Entlastungen | Was die Dürre für die Konsumenten bedeutet | Wo Deutschland schrumpft | Im Zweifel für den Zweifel
6 Leitartikel Donald Trump muss seine Niederlage gegen Iran eingestehen
26 Schattenkrieg Nach dem versuchten Drohnen-Anschlag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Wie reagiert die Bundesregierung?
30 SPD An der Parteibasis wächst die Renten-Wut

Peter Gericke / dpa / picture alliance
Titel Der Rechtsextremist Ulrich Siegmund könnte bald Sachsen-Anhalt regieren. Wer ist der AfD-Mann – und wie erklärt sich sein Erfolg?
Seiten 8, 16
32 Staatsämter Wer brachte Boris Rhein als Kandidaten für die Wahl zum Bundespräsidenten ins Spiel?
34 Cannabis Ein Drogenfahnder über die Folgen der Legalisierung
36 Kriminalität In Berlin erpressen türkische Gangs Geschäftsleute. Wer dahintersteckt
40 Milliardärsideologie Was kann man Elon Musk und Co. entgegensetzen?
42 Albanien Scheitert das Bauprojekt der Trump-Familie an Massenprotesten und Korruptionsvorwürfen?
47 Sudan Der Krieg weitet sich in die entlegenen Landesteile aus
50 Afghanistan Die paradoxe Taliban-Diktatur

Der zweite Roman der Autorin konnte in der DDR nicht erscheinen. Nun ist er da.
Seite 96

Saarlands Ministerpräsidentin kritisiert die Rentenreform der Bundesregierung.
Seite 30

Die Bahn-Chefin will ihren Mitarbeitern mehr Stolz verordnen.
Seite 72
Gordon Weiters / DER SPIEGEL
Gordon Weiters / DER SPIEGEL
DER SPIEGEL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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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Portugal Lissabon – Niedergang einer Metropole 55 Ägypten Die Geschäftsfrau Mona Al-Ghalayini bietet Gaza-Küche in Kairo an 56 Nordkoreas Rolle in der Ukraine | Amnestie für PKK-Kämpfer
58 Schicksale Im vergangenen Sommer ertrank der kleine Tegshe. Seine Eltern spendeten seine Organe. Jetzt muss die Familie Deutschland verlassen 63 Kolumne Leitkultur
64 Unternehmerinnen Warum drei junge Gründer aus dem Silicon Valley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kehrten 67 Handel Das lukrative Geschäft mit den Supermarkt-Parkplätzen 68 Pflege Seniorenheimchef Hans-Jürgen Wilhelm erklärt im SPIEGEL-Gespräch, was im deutschen System schiefläuft 72 Identität Können Eisenbahner stolz auf ihren Job sein? 74 Ausgesetztes Sonntagsfahrverbot nahezu wirkungslos | Warum kleine Onlinehändler offline sind | Skandal-Rapper Ye wieder im Geschäft
76 Sucht Drei Frauen berichten über ihre Alkoholabhängigkeit 80 Umweltschutz Der Kulturkampf in den amerikanischen Nationalparks 83 Weltraum Was tun, wenn Außerirdische Signale senden?

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Die Drohne auf dem Leipziger Flughafen alarmiert Politik und Behörden. Was, wenn es wirklich Moskau war?
Seite 26

Vladimir Khemis / REUTERS
In Albanien gehen die Proteste gegen die Regierung wegen eines Luxusresorts der Familie Trump weiter.
Seite 42

Eric Thayer / Los Angeles Times / Getty Images
Der US-Präsident hat sein Land in einen Kulturkampf gestürzt, der nun auch die Nationalparks erreicht hat.
Seite 80
84 Studie über Methoden beim Embryonentransfer | Macht Sauerteig das Brot besser? | So gut können Hunde menschliche Gefühle lesen
86 Gaming Der SPIEGEL kürt die 50 besten Videospiele 96 Literatur Gerti Tetzner im SPIEGEL-Gespräch über Lebensbrüche und ihr Buch, das mit Jahrzehnten Verspätung erscheint 101 Architektur Elon Musk will das größte Gebäude der Welt bauen 102 Klassik Nachtmusik von Bruce Liu 103 Toller Pop von Phoebe Bridgers | Die Krimikomödie »Steckerlfischfiasko« | Der Coming-of-Age-Roman »Kaskaden«
104 Fußballgeschichte FC-Bayern-Vorstand und Widerstandskämpfer – das abenteuerliche Leben des Willi Buisson 107 Fitness Wie Ultraläuferin Rachel Entrekin dem Schmerz trotzt 109 Randsportart Roda Polo | Haltungsnote: Isabell Werth
46 SPIEGEL-TV-Programm 100 Bestseller 110 Impressum, Leserservice 111 Nachrufe 112 Personalien 114 Posteingang 116 Hohlspiegel 117 Familienalbum 118 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6
LEITARTIKEL
DER SPIEGEL 34 | 2026
Donald Trump hat keine guten Optionen mehr gegenüber dem iranischen Regime. Es geht nur noch um Schadensbegrenzung – und um ein Signal an Wladimir Putin.
Von Maximilian Popp
Donald Trump hat es diese Woche mal wieder versucht: Die Straße von Hormus, sagte der US-Präsident, sei von Minen geräumt, die USA kontrollierten die Meerenge am Persischen Golf zu »100 Prozent«. Es ist eine Strategie, wie sie Trump in seiner Laufbahn regelmäßig angewendet hat: Er biegt die Realität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Sein Problem ist, dass diese Strategie im Irankonflikt nicht funktioniert.
Seit Kriegsbeginn Ende Februar hat Trump unzählige Dinge behauptet, die entweder nicht zutrafen oder sich direkt widersprachen (»Eine ganze Zivilisation wird heute Nacht sterben«, »Wir stehen unmittelbar vor einem Deal«). Wenig überraschend ist das jetzt auch bei der Straße von Hormus so: Die Iraner lassen nach wie vor kaum Schiffe durch, die USA sind weit davon entfernt, den Wasserweg zu kontrollieren.
Für Trump ist das nicht nur ein politisch-wirtschaftliches Ärgernis, weil die Energiepreise hoch bleiben. Er verliert durch das Nahost-Fiasko an Autorität. Kaum jemand nimmt ihn noch ernst: internationale Verbündete nicht, wie man gerade an der Zurückweisung des Gazaplans durch den israelischen Premier Benjamin Netanyahu gesehen hat; viele seiner Bürger nicht, die den Irankrieg ohnehin mehrheitlich ablehnen; und am allerwenigsten die Iraner selbst.
In Teheran hat man die Erfahrung gemacht, dass Trump seine Drohungen selten wahr macht. Deshalb hat sich das iranische Regime in den Verhandlungen mit den USA bislang so gut wie gar nicht bewegt.
Die Regierung in Washington muss eine unbequeme Wahrheit anerkennen: Iran hat den Krieg gewonnen. Trump hat nahezu keines seiner Kriegsziele erreicht: Die Islamisten sind weiter an der Macht, sie verfügen nach wie vor über die Fähigkeit, Atomwaffen zu bauen, und sie wissen jetzt, wie sehr sie die Weltwirtschaft durch die Schließung der Straße von Hormus schädigen können.
Trump hätte nach wie vor die Möglichkeit, die Angriffe fortzusetzen, selbst wenn seinem Militär nach Medienberichten langsam die Munition ausgeht. Doch solange er keine Bodentruppen entsendet, was hochriskant wäre, wird er an der Dynamik des Konflikts wenig ändern.
Da den Amerikanern ein weiterer, scheinbar endloser Krieg im Nahen Osten kaum zu vermitteln ist, bleibt Trump
letztlich nur der Rückzug. Es gibt nur einen schlechten und einen sehr schlechten Weg, diesen abzuwickeln.
Der sehr schlechte Weg wäre für die US-Regierung, die Soldaten aus Nahost einfach heimzuholen und möglichst alles zu vergessen, was mit Iran zu tun hat. Eine Katastrophe wäre das in erster Linie für die Menschen in Iran, die allein wären mit einem mörderischen, radikalisierten Regime, ohne jede Aussicht auf Besserung. Aber auch für die Region bliebe die Islamische Republik eine permanente Bedrohung.
Besser wäre es, Trump würde sich dem Nahen Osten ein Stück weit verpflichtet fühlen und sich auf Verhandlungen mit Iran einlassen. Doch das wird nicht gehen, ohne den Islamisten Zugeständnisse zu machen.
Kurzfristig bedeutet das, dass die USA den Deal absegnen, auf den sich Iran und Oman offenbar weitgehend verständigt haben. Danach dürften beide Staaten künftig eine Maut für die Fahrt durch die Straße von Hormus erheben. Es ist eine bittere Ironie, dass das iranische Regime künftig jeden Tag Millionen Dollar damit verdient, dass es eine Handelsroute offen hält, die bis Februar ohnehin offen war. Schlimmer wäre nur, die Straße von Hormus bliebe dauerhaft geschlossen.
Mittelfristig sollte sich der Westen bemühen, einen Atomdeal mit Iran zu erreichen. Auch das wird nicht gehen, ohne dass man der Diktatur in Teheran entgegenkommt,
kommt, etwa indem Amerikaner und Europäer Sanktionen lockern. Im Wesentlichen entspräche das einer Neuauflage des Abkommens, das der ehemalige US-Präsident Barack Obama 2015 ausgehandelt und das Trump bereits in seiner ersten Amtszeit aufgekündigt hatte. Nur dass der Westen diesmal weiterreichende wirtschaftliche Zugeständnisse wird machen müssen, weil die Iraner in einer stärkeren Verhandlungsposition sind als vor elf Jahren.
All das kann die Menschen in Iran nicht zuversichtlich stimmen. Es ist sicher auch nicht das Ergebnis, das sich Trump selbst zu Beginn des Angriffs versprochen hat. Doch längst geht es in diesem Konflikt vor allem um Schadensbegrenzung.
Und Trump würde mit einem Rückzug auch ein Signal an Machthaber wie Wladimir Putin senden: Sinnlose Kriege lassen sich beenden.

5
[M] DER SPIEGEL; Foto: Julia Sierkowitz/Mebinson / AP
Wahlkämpfer
Siegmund
DER SPIEGEL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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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gmund-Fans auf Mopeds in Weißenfels im Juli: »Endlich ist er da, der Klimawandel«
Sachsen-Anhalt Ulrich Siegmund will sich an die Macht lächeln.
Hinter ihm: ein rechtsextremes Netzwerk und Personal, das selbst der eigenen Parteispitze Angst macht.
Sebastian Wilner / dpa / picture alliance (2)
10 TITEL
DER SPIEGEL 34 | 2026
Es ist der heißeste Tag des Jahres, aber Ulrich Siegmund will sich von nichts und niemandem aufhalten lassen, schon gar nicht von der Sonne. »Ist das nicht ein tolles Wetter! Endlich ist der Sommer zurück, endlich ist er da, der Klimawandel«, ruft er in die schwitzende Menge, die johlt und pfeift. Sie sind alle mit ihren Fahrzeugen nach Jeßnitz gekommen: junge Männer auf wendigen Mopeds, alte Männer auf großen Maschinen, Paare, junge Frauen, die sich an ihre Männer klammern, Kinder mit großen Augen.
Später wird eine Person am Straßenrand kollabieren, wahrscheinlich wegen der Hitze. Also vielleicht auch wegen des Klimawandels, über den Siegmund spottet. Aber noch ist die Stimmung prächtig.
Siegmund trägt Jeans und weißes Poloshirt. Der 35-Jährige unterschreibt auf T-Shirts, auf denen sein Gesicht prangt: gut gelaunt, mit Seitenscheitel. Etliche hier tragen ihn auf der Brust. Ein Biker mit ärmelloser Lederjacke tritt an Siegmund heran. Seine Frau will ein Bild von den beiden knipsen. »Mach doch mal was, mein Schöner«, sagt Siegmund zu dem Biker. Der verschränkt schüchtern die Arme hinter dem Rücken. Siegmund grinst. Die Frau macht ein Foto.
Später läuft Siegmund zu seinem Moped. Die Luft ist schwer von Hitze und Auspuffqualm, die Festwiese gelb ausgetrocknet. In fünf langen Reihen haben sich die Fahrer
formiert, die meisten auf Schwalben, eleganten Mopeds mit geschwungenem Blech, zwischen 1964 und 1986 im thüringischen Suhl gebaut, Marke Simson. Mehr als 400 Fahrzeuge stehen bereit. Die Simson ist mehr als ein Fahrzeug, für viele Menschen steht die Marke für den Stolz des Ostens.
»Alle aufsteigen.« Lederstiefel krachen auf silberne Anlasser, Hunderte Zweitaktmotoren röhren auf. Der Himmel ist blau, die Schwalbe von Ulrich Siegmund ist es auch. Er führt den Tross an, kilometerweit durch die kurvigen Landstraßen Sachsen-Anhalts. Siegmund schließt die Augen. Und lächelt. Am Straßenrand winken Menschen, schwenken die schwarz-rot-goldene Fahne, rufen: »Unser Ministerpräsident!«
Erstmals seit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 könnte ein Rechtsextremist Regierungschef eines Bundeslandes werden: der Schwalbenführer, Ulrich Siegmund. Die AfD steht in Umfragen bei über 40 Prozent, ein Ergebnis von wenig mehr als 40 Prozent könnte für die absolute Mehrheit reichen. Es wäre ein historischer Wendepunkt.
Wer ist Ulrich Siegmund? Und warum folgen ihm so viele?
Die Schwalbe, mit der Siegmund vornweg fährt, ist eine KR 51/1 von 1975, gekauft einst für den Weg zur Ausbildungsstelle als Kaufmann. Dank einer Sonderregel im Ei-
inigungsvertrag darf sein Moped, wie in der DDR, Tempo 60 fahren. Siegmunds Kolonne kommt trotzdem nur langsam voran, immer wieder muss sie stoppen. Am Ende fährt ein Lastwagen, der Abgehängte auflädt. »Niemand bleibt zurück«, hat Siegmund versprochen. Vor ihm fährt ein Jeep mit seinem Filmteam. Die Gruppe besteht aus rechtsextremen Aktivisten der Identitären Bewegung – von der sich die AfD offiziell distanziert. Lässig steuert Siegmund die Schwalbe einhändig neben sie, macht einen Aufsager für die sozialen Medien: »Jetzt geht es erst richtig los!«, ruft er, reckt den Daumen – und braust davon.
Wer sind die Menschen, die hinter Siegmund herfahren? Wer sind die über 40 Prozent der Wähler, die angeben, ihm ihre Stimme geben zu wollen? In der Kolonne selbst lassen sich zwei Gruppen ausmachen.
Da sind die Alten: Einer überholt auf einer braunen Schwalbe, seit 1975 habe er die Maschine, gute Zeiten seien das gewesen, bevor die »Mercedes-Männer aus dem Westen« mit ihrer »Inkompetenz« alles kaputtgemacht hätten. »Früher wusste man wenigstens, woran man ist«, sagt ein anderer über diese Zeit. Die Welt gehört immer mehr den anderen und immer weniger ihnen. Bis jetzt. Nun fahren sie mit Siegmund noch einmal in die Mitte des politischen Geschehens. Oder hoffen es jedenfalls.
Da sind die Jungen: kaum erwachsene Männer, mit weichen Gesichtern, aus Orten, aus denen viele junge Frauen verschwunden sind. Nirgends sonst ist der Männerüberschuss unter den 18- bis 29-Jährigen so groß wie in Sachsen-Anhalt.
»Warum soll ich wegziehen? Hier ist meine Familie«, sagt einer, 22. »Hier kann man noch normal reden, ohne dass dir gleich einer erzählt, du wärst rechts«, sagt ein anderer. An einer Tankstelle erzählt einer, warum er gekommen ist: »Siegmund war bei uns.« In seiner Kleinstadt. »Der war wirklich da.« Wie viele andere Männer ist er allein gekommen. Das knatternd Moped unter ihm, die Sonne über ihm und Schweigen, mehrere Stunden lang. »Ich habe vorher noch nie gewählt«, sagt der Mann.
Es ist eine der Paradoxien der AfD in Sachsen-Anhalt, dass sie Massen mobilisiert und zur Teilnahme an demokratischen Prozessen bewegt – während sie zugleich für einen autoritären Umbau der Gesellschaft wirbt. Dass sie hier eine Massenbewegung sei, komme nicht von selbst, sagt Siegmund. »Da haben wir Jahre dran gearbeitet.« Die Partei führt seit Monaten einen Vorwahlkampf, Bürgerdialog folgt auf Vortragsabend, Familienfest. Dauerpräsenz.
Bei solchen Terminen sagt Siegmund Dinge wie »Hallo, mein Schöner«, »Mandy, du siehst heute fantastisch aus. Nur meine Frau sieht besser aus als du!«, »Wir kennen uns doch. Udo, richtig?«.
Spitzenkandidat Siegmund in Bitterfeld: Jetzt versucht er, staatsmännisch zu klingen

Hendrik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DER SPIEGEL 34 | 2026
TITEL 11
Siegmund hat ein enormes Namensgedächtnis. Das ist wohl eines seiner größten politischen Talente: Menschen das Gefühl zu geben, dass er sie sieht. Bei der Linken sagt man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So jemanden bräuchten wir auch. Neidisch registriert man dort hochwertige Videos von Simson-Ausfahrten. Oder Clips, in denen er zum Beispiel in der Walzengießerei mit anpackt.
Siegmund tritt volksnah auf, radikal in der Politik, nicht im Auftreten. Wo er hinkommt, bilden sich Trauben von Menschen. Es wirkt, als ziehe er aus diesen Begegnungen Energie. Andere Politiker sehen nach langen Wahlkämpfen ausgezehrt aus, werden dick oder dünn. Siegmund sieht immer gut aus – und weiß das.
»Manchmal lese ich mir die Kommentare bei den anderen Spitzenkandidaten durch. Die fallen deutlich schlechter aus als bei mir. Ich weiß, das ist nicht repräsentativ. Aber interessant ist es schon«, frohlockt er.
So etwas gab es in der AfD vorher nicht. Lange hieß es in der Partei, man könne auch einen blauen Besen aufstellen, den Menschen gehe es um die Partei. Doch der immer lächelnde »Ulli« zieht als Person. Die liberale Demokratie ist bedroht – und er könnte ihr einen entscheidenden Schlag versetzen. Doch Siegmund gibt den immer freundlichen Schwiegersohn.
In der Union und in Teilen der Medien wächst der Fatalismus. Vielleicht, sagen viele, lässt es sich dieses Jahr wirklich nicht mehr verhindern. Immerhin gebe es in Sachsen-Anhalt nur knapp 1,7 Millionen Wahlberechtigte. Das heiße dann hoffentlich noch nichts für das ganze Land. Oder?
Seit 13 Jahren gibt es die AfD, auf Landes- und Bundesebene hat sie noch nie regiert. In der Partei spürt man die Ungeduld. Aus dem ganzen Bundesgebiet strömen Helfer nach Sachsen-Anhalt: Hier soll der Siegeszug starten. »Es beginnt hier, und von hier geht es weiter, und alles ist möglich«, singt eine raue Frauenstimme in Siegmunds Wahlkampfhymne. Mit der Euphorie wächst in der Partei aber auch die Sorge. Scheitert Siegmund, könnte die AfD noch Jahre auf ihre erste Regierungsbeteiligung warten.
Dabei hätte in seiner Heimat kaum jemand geglaubt, dass an Ulrich Siegmund einmal Erfolg und Leid des deutschen Rechtsextremismus hängen würden.
Wer nach Ulrich Siegmunds Vergangenheit sucht, trifft auf einen erstaunlich durchschnittlichen Kleinstadtmenschen. Er wird im Oktober 1990 geboren, drei Wochen nach der deutschen Wiedervereinigung. Er wächst in Tangermünde auf, einer malerischen Altmarkstadt, 10.000 Einwohner, Blick über die Elbe.

AfD-Anhänger: Spürbare Ungeduld
Seine Kindheit war nach eigenen Angaben: »wohlbehütet, sicher.« Seine Eltern hätten ihm früh Tugenden beigebracht: »Dass nichts vom Himmel fällt. Und ein gewisses Unrechtsradar. Dass man nicht alles glauben soll, was sie einem erzählen.«
Sein Vater ist Elektroingenieur, seine Mutter starb vor einigen Jahren bei einem Reitunfall. Sein Bruder ist Coach und Buchautor. Heute sitzen alle drei Männer im Stadtrat: der ältere Bruder Michael für die »Freien Stadträte Tangermünde«, Ulrich und Vater Andreas für die AfD. Eine politische Familie. Dass aus ihr einmal einer der bekanntesten Rechtsextremisten der Republik hervorgehen würde, erstaunt manche in der Stadt bis heute.
Aufgefallen sei er schon früh – allerdings vor allem durch Äußerlichkeiten. Über den frühen Siegmund heißt es: Charmant und einnehmend sei er gewesen, »ein Schulschwarm«, »sehr erfolgreich bei Frauen«. Aber auch: »ein Blender«. Jemand, der früh begriffen habe, wie wichtig Wirkung sei. Damals riefen ihn die Menschen »Markus«. Später benutzte er nur noch seinen zweiten Namen: »Ulrich«.
»Welche Pandemie?«
Ulrich Siegmund
Von politischen Visionen erzählt aus dieser Zeit kaum jemand, von Machtinstinkt dagegen erzählen mehrere.
2008 tritt Siegmund in die CDU ein, mit 18 Jahren. Ihm sei es »vor allem um schnellen Erfolg« gegangen, sagt ein Kommunalpolitiker, der ihn von damals kennt. Siegmund erinnert sich anders: Er habe sich für einen Posten im Vorstand der CDU-Ortsgruppe beworben, habe jüngere Menschen ansprechen wollen. Gewählt wurde er nicht. »Aber was das mit einem großen Karrieresprung zu tun gehabt hätte, müssen die mir mal erklären«, sagt er.
2014 geht Siegmund zur AfD. »In der Partei passte er seine Meinung sofort an«, sagt ein früherer Weggefährte. Siegmund habe die damaligen Anti-Euro-Positionen der Partei übernommen. Die AfD kam damals noch als wirtschaftsliberale Professorenpartei daher – und Siegmund als unauffälliger Bürgerlicher. 2016, als er erstmals in den Landtag einzog, distanzierte er sich von »rechtsradikalen und nationalen Bewegungen der Region«. Auf einer Delegiertenreise des sachsen-anhaltischen Landtags zur Flüchtlingsituation im Mittelmeer soll er sich äußerst zurückhaltend verhalten haben. Seinen Fraktionskollegen fällt er in dieser Zeit nicht besonders auf.
In der Pandemie, erzählt der alte Bekannte, habe sich dann aber etwas verändert. »Plötzlich redete er abstruses Zeug. Er wirkte wie ausgewechselt.« Fragt man Siegmund, ob ihn die Pandemie verändert habe, reagiert er zunächst schnippisch: »Welche Pandemie?« Dann wird er ernst: »Es war schon so, dass vieles deutlicher wurde: Der Vertrauensverlust in Teile der Medienlandschaft und die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 ist gewachsen. Und für mich auch die Erkenntnis, dass sich demokratischer Widerstand lohnt.«
Als gesundheitspolitischer Sprecher der Fraktion war Siegmund am richtigen Ort. Mit Videos über die »Pandemie-Panikmache« wurde er in kürzester Zeit zu einem der reichweitenstärksten Politiker auf TikTok, nach der nächsten Wahl Fraktionsvorsitzender im Landtag, dann Spitzenkandidat.
Aus den großen Streitfragen im Landesverband hielt er sich heraus, bezog selten Position zu kontroversen Inhalten oder Personalien. Ein guter Bekannter aus der AfD sagt, Siegmund sei ein guter Verkäufer. »Er kann dir jedes Auto andrehen. Aber er weiß nicht immer, wie es funktioniert.« Manche halten ihn für einen Opportunisten: »Wenn er morgen die erste Strophe des Deutschlandlieds singen müsste, um Bundeskanzler zu werden, dann würde er es tun.«
Hat Siegmund seine Überzeugungen verändert, weil er aufgestiegen ist? Ist er aufgestiegen, weil er bereit war, seine Überzeugungen zu verändern? Die Antwort führt
12 TITEL
DER SPIEGEL 34 | 2026
zu mehreren Männern, die ihm heute sehr nah sind.
Ihre politische Biografie begann einmal woanders: in einer Organisation, die Kinder zu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Freiheitskämpfern« erziehen wollte. Ihre Mitglieder ließen Kinder in Uniform zu Fahnenappellen antreten. Sie bemalten ihre Gesichter mit Hakenkreuzen. Sie unterrichteten Kinder in »Rassenkunde«.
2009 verbot das Bundesinnenministerium die Heimattreue Deutsche Jugend. Doch das Netzwerk wirkt weiter: Heute arbeiten mehrere frühere HDJ-Aktivisten für Siegmund. Es heißt, sie hätten maßgeblich zu seinem politischen Erfolg beigetragen.
Einer heißt Patrick Harr, er ist Pressesprecher der Fraktion und Siegmunds rechte Hand. Freundlich, bestimmt. Vor mehr als 20 Jahren arbeitete Harr für die Bundesführung der HDJ, leitete nach Unterlagen von damals die Abteilung »Beschaffung«.
Ein anderer heißt Laurens Nothdurft, er ist Justiziar der AfD-Fraktion und vertrat Siegmund vor Gericht. Auch er war in der HDJ aktiv und als »Zweiter Bundesführer« einer der wichtigsten Männer des neonazistischen Vereins. Er heiratete eine Frau aus der Gruppe, die zeitweilig den Titel »Bundesmädelführerin« trug – eine unverhohlene Bezugnahme auf die Jugendorganisation von Adolf Hitlers NSDAP.
Zwei weitere Mitarbeiter von Siegmunds Fraktion waren wie Harr und Nothdurft in der HDJ.
Über Harr wird gemunkelt, er solle die Staatskanzlei leiten, Nothdurft wird als Staatssekretär im Justizministerium gehandelt. Siegmund kennt die Biografien seiner Mitarbeiter, hält aber an ihnen fest. Harr sei ein »sehr enger Vertrauter«, Nothdurft ein »hervorragender Jurist«. Was vor 20, 30 Jahren gewesen sei, interessiere ihn nicht: »Ich blicke nach vorne.« Er kenne keine Verfehlungen der Männer, die Berichterstattung darüber sei ihm »reichlich egal«.
Es gibt Menschen, die Siegmunds politische Entwicklung mit diesem Umfeld erklären. 2016, als er in den Landtag einzog, war er kein auffälliger Redner, seine Auftritte wirkten hölzern. Dann verändert sich etwas: Siegmund wird präziser, schneller, seine Reden bekommen Rhythmus. Vertraute erzählen, dass die professionellere Arbeit im Fraktionsapparat dabei eine wichtige Rolle gespielt habe. Er profitiert von den ehemaligen HDJ-Leuten, und sie profitieren von ihm: Er bringt ihre Politik in Räume, die ihnen verschlossen blieben.
Siegmund umgibt sich mit Männern, deren politische Biografien tief in die neonazistische Szene reichen. Er führt einen Lan-

Hervorrad Schmid / dpa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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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ziar Nothdurft, Pressesprecher Harr: Einst bei der Heimattreuen Deutschen Jugend
desverband, den der Verfassungsschutz als gesichert rechtsextrem einstuft. Warum wollen über 40 Prozent der Wahlberechtigten in Sachsen-Anhalt ihn und seine Partei an der Regierung?
Ein Teil der Antwort liegt darin, wie er sich zeigt – oder zeigen lässt. Im Juni stellt die AfD ihre Wahlkampagne in einem Magdeburger Hotel vor. Als er den Saal betritt, geht er nicht zu seinem Platz, sondern in die erste Reihe, wo ein rechtsextremer YouTuber sitzt. »Unser Ehrengast«, sagt er und begrüßt ihn herzlich. Dann setzt er sich an seinen Platz vor vier Deutschlandflaggen unter einen Kronleuchter.
Die neurechte Medienwelt ist für Siegmund ein Glücksfall. Selbst Infostände, eigentlich eine der langweiligsten Pflichten im Wahlkampf, werden bei ihm zum medialen Ereignis. Mehrere YouTuber übertragen seine Auftritte live. Siegmund flachst mit seinen Fans und streitet mit seinen Gegnern. Zehntausende schauen sich das im Netz an.
»Ich habe das Kabinett zusammen.«
Ulrich Siegmund
Wer sich dort bewegt, trifft einen eloquenten, freundlichen Mann – nicht den Politiker, für dessen Fraktion frühere Aktivisten einer inzwischen verbotenen deutschen Neonaziorganisation arbeiten.
Siegmunds Art, Vertrauen aufzubauen, funktioniert auch in Milieus, die bislang fest in der Hand der CDU waren. Beim »Verbändelialog zur Landtagswahl« in Magdeburg im Juni ist er eine halbe Stunde vor Beginn da, geht von Tisch zu Tisch. Vor einer Unternehmerin mit einem Stück Pflaumenkuchen bleibt er stehen: »Das sieht aber lecker aus.« Die Frau lacht, andere lachen mit. Es wirkt, als gehörte er längst dazu. Später auf dem Podium stellt er die radikalen Pläne seiner Partei vor, die den Wirtschaftsstandort laut einer Studie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art träfen. Trotzdem erntet er Applaus.
Nach seiner Ausbildung gründete Siegmund in Berlin die Firma »Berlin duftet«, verkaufte »gendersensitive Düfte« an Hotels und Fitnessstudios. Siegmund spricht die Sprache der Mittelständler. Und viele von ihnen haben in Sachsen-Anhalt offenkundig alle Berührungsängste im Umgang mit Rechtsextremisten verloren.
Neun Tage nachdem Siegmund die Wirtschaftsvertreter umgarnt hat, wird es in einem 100-Seelen-Dorf in der Altmark dunkel. Menschen in festlicher Kleidung versammeln sich um einen meterhohen Holzpfahl, Männer hantieren mit Tierhörnern. Dann erklingt ein Lied der Hi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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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gend, Fackeln leuchten, die Gruppe zieht zu einem Hof.
Die Polizei ist offenbar vorgewarnt und kontrolliert die Zufahrt zu der als privat deklarierten Feier. Die Beamten stellen mehrere Personen fest, die dem Dunstkreis der sogenannten Artgemeinschaft zugerechnet werden – einer verbotenen Gruppe mit rassistischer, völkischer Ideologie. Der SPIEGEL deckte das Treffen kürzlich auf.
Der Hof liegt rund 50 Kilometer von Ulrich Siegmunds Wohnort entfernt. Die Feier findet am Gelände eines Kandidaten statt, der für Siegmunds AfD bei der Landtagswahl antritt. Siegmund hat sich öffentlich nicht von ihm getrennt – im Gegenteil: Damit konfrontiert, bezeichnet er ihn als »hervorragend qualifizierten Kandidaten« und sagt, die Medien konstruierten und bauschten vieles auf.
Skandale prallen an Siegmund ab. Er ist tief in die Vetternwirtschaftsaffäre seiner Partei verstrickt, sein Vater arbeitet für einen Bundestagsabgeordneten aus Sachsen-Anhalt. Seine Beliebtheit steigt trotzdem.
Vielleicht auch, weil die AfD das Misstrauen gegen staatliche Institutionen längst zu einem Teil ihres politischen Geschäfts gemacht hat. Ihre eigene Medienwelt verstärkt die Botschaft: Wir glauben euch nicht mehr, nur noch uns selbst.
Der Magdeburger Landtag, Ende Juni, letzte Sitzungswoche vor der Wahl. Die AfD hat eine Aktuelle Debatte beantragt, Titel: »24 Jahre CDU-Regierung: 24 Jahre gebrochene Versprechen, 24 Jahre Linkskurs«. Ein Wahlkampfmanöver. Beschlossen wird an diesem Tag nichts. Aber es wird deutlich, wie sehr der Erfolg Ulrich Siegmund verändert hat.
Am Rednerpult wendet er sich an Ministerpräsident Sven Schulze: »Sie sind im Prinzip das personifizierte Brechen von Wahlversprechen.« Siegmund setzt zur Pointe an, da applaudiert bereits die eigene Fraktion, er kann sein Lachen kaum zurückhalten: »Ich hab es doch noch gar nicht gebracht. Geduldet euch noch wenige Sekunden!« Dann zählt er die angeblich gebrochenen Versprechen auf: »Sie belügen die Menschen nach Strich und Faden!« Die AfD größt und klatscht während der Debatte immer wieder.
Der dauercharmante Siegmund macht hier einen aggressiven, überheblichen Eindruck. Verschluckt er sich am Grinsen, das ihn so weit gebracht hat? Siegmund ist im Höhenrausch.
Der 4. Juli, AfD-Bundesparteitag in Erfurt. Obwohl Siegmund keine Rede hält, fällt sein Name immer wieder, Chrupalla grüßt ihn. Björn Höcke ruft in die Halle: »Ulli! Du bist der nächste Ministerpräsident von Sachsen-Anhalt!« Siegmund war gerade in einem Fernsehinterview, nun steht er bei einem
Fotografen. Hastig rennt er nach vorn. Zu spät. Höckes Blick sucht ihn vergebens unter den Delegierten.
Siegmund ist der Shootingstar der AfD und denkt längst über Sachsen-Anhalt hinaus. Mehrere Vertraute erzählen, er habe ihnen gesagt, dass er nach Berlin wolle, nicht nur als einfacher Abgeordnet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danach gefragt, ob er denn in den Bund wechseln würde, wenn die AfD dort je regieren könnte, sagt er nonchalant: »Wer weiß, was in den nächsten Jahren noch kommt.« Sein Fokus liege aber auf der Landtagswahl.
Es ist eine der wichtigsten Wahlen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 so sehen es AfD und Gegner gleichermaßen.
Die AfD in der Regierung: Es ginge dann nicht mehr nur um Oppositionsreden, sondern um Ministerien, Polizei, Verfassungschutz, Milliarden aus dem Landeshaushalt, ein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im Bundesrat mitentscheidet.
Die AfD tritt im bundesweiten Vergleich mit einem ihrer radikalsten Programme an – vor allem mit einer scharfen Migrationspolitik, aber nicht nur: Sie will eine »neue, patriotische Kulturpolitik« und kein Geld mehr für »antideutsche Kunst und Kultur«. Die Staatsleistungen, also Zahlungen des Bundeslandes an die beiden Amtskirchen, möchten die Rechtsextremen auf alle christlichen Kirchen umverteilen, das Kirchenasyl wollen sie komplett abschaffen. An Schulen sollen Gendern
und bestehende politische Bildungsprojekte zurückgedrängt, der öffentlich-rechtliche Rundfunk stark zusammengestutzt werden.
Siegmund ist der Verkäufer des Programms, geschrieben haben es weitgehend andere. Aber auch er denkt radikal, will die allgemeine Schulpflicht abschaffen, unter den Migranten »die Spreu vom Weizen trennen«, den »staatlichen Kontrolldruck auf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massiv erhöhen«. »Remigration«, ein rechtsextremer Kampfbegriff für massenhafte Abschiebungen und Verdrängung von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bezeichnet er als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und das Gebot der Stunde«. Und er glaubt an die »planmäßige Ersetzung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durch Migranten«. Eine rechtsextreme Verschwörungserzählung.
Siegmund macht auch keinen Hehl daraus, dass es ihm bei alldem nicht bloß um Sachsen-Anhalt geht. Er hofft auf einen Dominoeffekt und sagt ganz offen: »Das große Ziel ist es, das ganze Land wieder vom Kopf auf die Füße zu stellen.«
Welche Minister Siegmund für die Umsetzung seiner Pläne benennen will, verrät er nicht – das würde nur »medial ablenken«, sagt er. Dabei ist das Personaltableau längst vorbereitet: »Ich habe das Kabinett zusammen. Zu 95 Prozent, würde ich sagen.« Das meiste Personal würde aus dem Landesverband kommen, Menschen, die er schon lange kenne: »Wir werden Angriffen ausgesetzt
Rechtsextremist Siegmund, Parteifreunde: So etwas gab es in der AfD vorher nicht

Robert Heggel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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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 Da muss man seinen Mitstreitern vertrauen können.«
Siegmunds Personalpolitik gefällt der Parteispitze nicht und löst auch in anderen Landesverbänden Sorgen aus. »Wir sind noch nicht bereit zu regieren«, sagt einer aus Thüringen. In der Parteiführung habe man »großen Schiss«, heißt es. Nicht vor Siegmund, sondern vor seinem Kabinett, vor zu radikalen Ministern, vor einer Politik, in der Ideologie wichtiger ist als pragmatische Lösungen. Andere, straffer geführte Landesverbände wie Brandenburg oder Thüringen wären einer Regierungsübernahme wohl eher gewachsen, glaubt so mancher. Sachsen-Anhalt, mit seinen Skandalen und schrägen Figuren, sei nicht gut genug vorbereitet.
Viele in der AfD trauen Siegmund die Aufgabe nicht zu. Verspürt er Druck? Siegmund sagt: »Eine hohe Erwartungshaltung ist natürlich damit verbunden. Ich begegne ihr mit Wertschätzung und Demut.« Selbstbewusst wie fast immer. Aber es soll auch einen anderen Siegmund geben. Alexander Gauland wollte ihn zuletzt persönlich kennenlernen. Der Ehrenvorsitzende soll ihm eingeschärft haben, wie viel von einer möglichen Regierung abhänge – für die Partei, für ihre Zukunft im Bund. Siegmund soll zurückhaltend gewesen sein. Fast demütig.
In der ersten Legislatur soll Siegmund noch recht heiter aufgetreten sein. Ein Spaßvogel. Unbemerkt klebte er einen Luftbal-
Siegmund-Anhänger beim AfD-Wahlkampfauftakt in Magdeburg
lon an den Rücken eines Kollegen und freute sich diebisch darüber, so erzählen es Leute aus der Fraktion. Als es mit der Ministerpräsidentenkandidatur immer ernster wurde, soll er umgestellt haben. Mitarbeiter der Fraktion soll er ermahnt haben, nun seriöser mit ihm umzugehen. Auch öffentlich sieht man jetzt einen anderen Siegmund.
Samstag, 18. Juli 2026, Wahlkampfauftakt der AfD Sachsen-Anhalt auf dem Magdeburger Messegelände. Das Vorprogramm plätschert vor sich hin. Dann kommt Ulrich Siegmund. »Ulli, Ulli, Ulli!«, ruft die Menge. Wie ein Popstar läuft er durch die Halle, lächelt, schüttelt Hände, über ihm kreist eine Drohne. Verschwitzt klettert er auf die Bühne. Die Partei stehe vor einer »historischen Chance«, sagt er.
Es sind noch wenige Wochen bis zur Wahl. Während seine Parteifreunde sich zuvor in den immer gleichen Parolen ergehen, klingt Siegmund plötzlich staatsmännisch: »Ich möchte eine stabile Regierung führen.« Er spricht seit einiger Zeit häufiger von »rea-
listischen Erwartungen«, von kurz-, mittel- und langfristigen Zielen. Er weiß, dass eine erfolglose Regierung die AfD um Jahre zurückwerfen könnte.
Zugleich scheint er sich der Staatskanzlei sehr nah zu sehen. Man merkt das bei einem Telefonat gegen Ende dieser Recherche. Siegmund sitzt an einem Samstagabend im Auto, fährt nach Hause. Es ist 20 Uhr, er war gerade auf einer Wahlkampfveranstaltung. Nach solchen Auftritten verspüre er oft »eine große Euphorie«, erzählt er. Dann könne er nicht leicht einschlafen.
Nicht, weil ihn eine Sorge umtreibe. Sondern wegen all der Ideen, die ihm dann durch den Kopf gingen. Wie er als Ministerpräsident regieren würde.
Und die Menschen? Jahrelang hat man ihnen gesagt: Wählt nicht die AfD. Die Warnungen sind stumpf geworden.
Siegmunds Mopedgang kommt knatternd nach mehreren Stunden in knallender Sonne wieder in Jeßnitz an. Bei einer Garage liegt eine Frau am Boden, ein Sanitäter beugt sich besorgt über sie. Ein paar Meter weiter wird eine weitere Frau mit Wasser versorgt. Dennoch: Die meisten Besucher sind hochzufrieden und feiern mit Würstchen und Bier, der Kreisverband gibt einen aus.
Auf der Festwiese schwingt sich Siegmund auf die Ladefläche eines blauen Kleinlasters. Hier, das merkt man, ist er ganz er selbst, bei seinen Leuten. »Wir möchten unser altes, sicheres Deutschland zurück«, ruft er. »Das Deutschland, das wir alle vermissen.«
Immer wieder wird Siegmund, der drei Wochen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zur Welt kam, davon erzählen: von einem vergangenen Deutschland, in dem noch alles in Ordnung war. Sicher. Freundlich. Wohlstand für alle. Mit hoher Wahrscheinlichkeit gab es dieses Land nie wirklich. Aber die Menschen hier sehnen sich danach. Hätte ihre Sehnsucht Gewicht, die alten Maschinen würden unter ihnen zusammenbrechen.
Die Ewiggestrigen – so werden die Anhänger der AfD oft genannt. Doch für die Menschen hier ist das Gestern kein Schimpfwort, sondern Verheißung.
Siegmund setzt sich auf seine Schwalbe und fährt davon. Er hat den Menschen ein Versprechen gegeben, das er nicht wird einhalten können. Eine alte Simson kann man restaurieren. Die Welt nicht. Auch den Klimawandel kann man verspotten, am heißesten Tag des Jahres. Aber das hat dann Folgen: Am Tag nach der Simson-Ausfahrt, so ging es anschließend durch den Landesverband, sollen einige ziemlich angeschlagen gewesen sein. Zu viel Sonne abbekommen.
Astrid Geisler, Fabian Hillebrand, Peter Maxwell 5
Teilnehmer der Moped-Kolonne bei Bitterfeld: Hitze und Auspuffg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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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zialstaat Die AfD umwirbt Menschen mit kleinem Einkommen, die früher noch SPD gewählt hätten. Die Partei wird ihre Versprechen aber kaum einlösen können.
Die Abendsonne taucht den Marktplatz von Werneuchen in mildes Sommerlicht. Vor dem Backsteinrathaus sind an diesem Abend im Juni ein paar blaue Zelte aufgebaut, im Schatten darunter haben knapp 100 Leute Platz gefunden. Die örtliche AfD lädt zum Bürgerdialog, Bier und Bratwurst inklusive.
Es spricht René Springer, Bundestagsabgeordneter und Vorsitzender der AfD Brandenburg. Er erinnert an den Arbeiteraufstand, der an diesem Tag vor 73 Jahren in der DDR stattfand. »Die sollten damals immer mehr
arbeiten fürs gleiche Geld«, ruft er über den Platz. »Erinnert euch das an etwas?«
Das Publikum johlt. 1953 verschärfte die DDR-Regierung die Arbeitsvorgaben etwa in der staatlichen Bauwirtschaft. Davon ist die Bundesregierung weit entfernt. Weder ist die Bauwirtschaft staatlich, noch könnte Kanzler Friedrich Merz den Tarifparteien Vorschriften machen. Was Springer wenig stört: »Wir stehen in der Tradition von denen, die 1953 demonstriert haben«, sagt er unter dem Beifall des Publikums.
AfD-Politiker als Nachfahren jener Werktätigen, die 1953 für bessere Bezahlung und Arbeitsbedingungen auf die Straße gingen und von russischen Panzern niederkartätscht wurden? Ausgerechnet jene AfD, die sich einst als Partei von Ökonomieprofessoren erfand, die gegen den Euro wetterte und der Linken-Co-Chef Luigi Pantisano vorwirft, sie sei »eine neoliberale Partei durch und durch«?
Tatsächlich geriert sich die AfD in jüngster Zeit als Anwalt der sogenannten kle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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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Manow, Politologe
Leute, von Menschen, die von sich sagen, dass sie hart und ehrlich arbeiten – und die früher traditionell SPD gewählt hätten. Die AfD, die der Verfassungsschutz als in Teilen rechtsextrem einstuft und deren Wirtschaftsprogramm dazu geeignet ist, den Wohlstand im Land zu schrumpfen und Jobs zu vernichten, inszeniert sich als neue nationale und soziale Arbeiterpartei.
Ob ihr Kurs möglicherweise verfängt, wird sich bei den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zeigen. In Sachsen-Anhalt könnte die AfD laut Umfragen die absolute Mehrheit erreichen. »Bei den zurückliegenden Wahlen hat die AfD bei den Arbeitern stark hinzugewonnen und war in dieser Gruppe jeweils mit Abstand die stärkste Partei«, sagt Roland Abold, Geschäftsführer des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Infratest Dimap. »Mit Blick auf die anstehende Wahl in Sachsen-Anhalt, wo die AfD mit aktuell über 40 Prozent die Umfragen anführt, ist zu erwarten, dass sich dieser Trend fortsetzen wird.«
Demoskopen stehen dabei vor einem Problem, denn eine abschließende Definition dafür, was ein Arbeiter ist, gibt es nicht. Nach landläufiger Auffassung zählen dazu Menschen, die einer weitgehend körperlichen Arbeit in Industrie oder Handwerk nachgehen. In den Umfragen verlassen sich die Meinungsforscher deshalb darauf, wie sich die Befragten selbst einordnen.
Schon bei der Bundestagswahl und den Landtagswahlen in Baden-Württemberg und Rheinland-Pfalz machten fast 40 Prozent der Arbeiter ihr Kreuz bei der AfD. Die SPD, die sich traditionell als Arbeitnehmerpartei versteht, kam bei der Bundestagswahl in dieser Gruppe nur noch auf 12 Prozent.
Die SPD habe »mit den Arbeitern nichts mehr zu tun, die sind jetzt bei uns«, sagte Bernd Baumann, Parlamentarischer Geschäftsführer der AfD-Bundestagsfraktion, unmittelbar nach der Wahl zum Mainzer Landtag im April.
Die AfD eine Arbeiterpartei? Stimmt das wirklich?
Ein paar Wochen später sitzt Baumann in seinem Büro im Jakob-Kaiser-Haus des Bundestags. An der Wand hängt ein Poster, auf dem der Philosoph Karl Popper und der
Ökonom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zu sehen sind. Beide gelten als Ikonen des Neoliberalismus. Sie waren Verfechter einer offenen Gesellschaft, in der die Freiheitsansprüche des Individuums triumphieren über jeden Vorrang von Masse, Klasse oder Rasse.
Baumann kennt sich aus in dieser Gedankenwelt. Vor 40 Jahren hat er an der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damals eine Hochburg neoliberaler Ökonomie, über die offene Gesellschaft und ihr Verhältnis zu Markt und Staat promoviert. Er stieß zur AfD, als die sich noch gegen die Rettungspakete für den Euro stemmte.
Meint er seine Aussage, die AfD sei mittlerweile Arbeiterpartei, tatsächlich ernst? »Aber sicher. Wer das bezweifelt, unterstellt, dass Arbeiter generell links sind«, entgegnet Baumann. Seien sie aber nicht. »Das sind Leute, die täglich was leisten, die Ordnung wollen,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funktionierende Strukturen.«
Kürzlich war er in Japan. »Da klappt alles. Und all das völlig ohne Massenzuwan-
derung«, sagt er. »Die leben weiter ihre Identität als Japaner und zelebrieren ihren Gemeinsinn und großen Zusammenhalt.« Als sicher darf galten, dass Baumanns Vorbilder Popper und Hayek an dieser Stelle widersprochen hätten. Identität, Gemeinsinn und Zusammenhalt sind Kategorien, die ihnen, die stets das Hohelied auf den Individualismus anstimmten, zu kollektivistisch geklungen hätten. Und Ökonom Hayek hätte wohl au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Japans Wirtschaft auf bröckelndem Fundament steht, weil seine Bevölkerung noch schneller altert als die deutsche.
Baumann allerdings sieht die Welt seiner Wähler so: Den meisten Arbeitern sei alles Woke und Diverse fremd, ebenso die Idee offener Grenzen. Deshalb hätten sich Parteien wie die SPD von ihrer einstigen Stammwählerschaft entfremdet, sagt er. »Deren Schwäche ist unsere Stärke.«
Findet er es nicht erstaunlich, dass Arbeiter ihre Sympathien ausgerechnet einer Partei wie der AfD zuwenden, die für Unternehmen die Steuern senken, die Vermögen- und Erbschaftsteuer gleich ganz streichen und den Haushalt ausgleichen möchte, indem sie nicht zuletzt bei Sozialausgaben spart?
Für Baumann ist das kein Widerspruch. »Die Leute wählen AfD aus soziokulturellen Gründen, weniger aus sozioökonomischen.« Übersetzt heißt das: Er geht davon aus, dass es Wählern der AfD zum Beispiel besonders wichtig ist, dass die Partei die Migration begrenzen will. Ob die Menschen am Ende mehr Geld im Portemonnaie haben, spiele eine geringere Rolle. »Die alten Parteien wollen die Arbeiter mit mehr Sozial-
AfD-Politiker Baumann, Springer: »Deren Schwäche ist unsere Stärke«

Foto: Christian Pionkova /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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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tungen oder anderen Wohltaten zurückkaufen, das funktioniert nicht.«
Politikexperten geben Baumann in Teilen recht. Eine Studie des Wirtschaft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Instituts der gewerkschaftsnahen Hans-Böckler-Stiftung fand heraus, dass Arbeiter, die sich für die AfD entscheiden, die Partei nicht trotz, sondern gerade wegen ihres Anti-Migrations-Kurses wählten. Zudem seien diese Menschen geprägt von tiefem Misstrauen gegenüber staa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Institutionen.
Um diese Menschen wirbt die AfD – und setzt dabei zugleich auf sozialpolitische Versprechen, die sich gar nicht so sehr von SPD oder Linke unterscheiden. Nachzulesen ist das im Wahlprogramm der Partei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2025.
So bekennt sich die AfD wortreich zum Mindestlohn. Er stärke die »vergleichsweise schwache Position der Niedriglohnempfänger gegenüber den Interessen der Arbeitgeber«. Bei anderen sozialpolitischen Vorhaben klingt es ähnlich links. Die Leiharbeit müsse »nach einer sechsmonatigen Beschäftigungszeit einer festen Anstellung gleichgestellt werden«, »Zeitarbeitsverträge dürfen nur einmal verlängert werden«.
Blumig wird es bei der gesetzlichen Rente. Sie soll langfristig ein Niveau von 70 Prozent des zuletzt verdienten Nettolohns betragen. Wie das erreicht werden kann? Beamte und Politiker sollen künftig in die Alterskasse einzahlen. Letzteres schlagen auch SPD, Grüne und Linke vor, allerdings mit einem entscheidenden Unterschied: Sie wollen das Rentenniveau auf diese Weise absichern, nicht erhöhen.
Die Rentenideen der AfD dürften kaum zu finanzieren sein. Nach Berechnungen von Experten verschiedener Forschungsinstitute würde die Maßnahme zu Mehrkosten von bis zu 170 Milliarden Euro führen – im Jahr. Dieses Loch könnten noch so viele zusätzliche Beitragszahler nicht stopfen. Zumal Beamte auch eigene Ansprüche erwerben würden, die das System zusätzlich belasten.
Was die sozialpolitischen Vorschläge der AfD von ähnlichen anderer Parteien unterscheidet: Sie möchte die Leistungen am liebsten nur Deutschen gewähren. Dieser Angang der Partei ist konsequent national-sozial. Und er folgt einer Strategie.
Wie ander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en in Europa sei auch die AfD bei verteilungspolitischen Frag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rklich nach links gerückt, hat der Siegen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Philip Manow beobachtet. Die meisten hätten in ihrer Anfangszeit liberale wirtschaftspolitische Positionen gepflegt. »Sie treten nun für ein Mehr an Umverteilung und sozialen Schutz, für die Bewahrung des nationalen Wohlfahrtsstaats ein und orientieren sich wirtschaftspolitisch eher protektionistisch – in Kombination mit den bekannten gesellschaftlich
rechten Positionen«, schreibt Manow in seinem neuen Buch »Spaltungslinien«.
Für ihn stellt es keinen Widerspruch dar, dass viele Wähler mit Blick auf die Globalisierung und ihre Folgen links, in Fragen von Migration und der Einstellung zur eigenen Nation eher rechts ticken. »Eine von den etablierten Parteien vernachlässigte Klientel«, sagt Manow im Gespräch. »Will die AfD diese Wähler an sich binden, muss sie beides anbieten und tut es auch zunehmend.«
Dabei hat der Wohlfahrtschauvinismus à la AfD offene Flanken. Zum einen bezweifeln Verfassungsrechtler wie Sophie Schönberger von der FU Berlin, dass eine Beschränkung von Sozialleistungen auf Einheimische grundgesetzgemäß wäre. »Die Idee hatte die CSU schon einmal vor einigen Jahren für das bayerische Erziehungsgeldgesetz«, sagt die Professoren.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habe sie verworfen. »Für die Anknüpfung an die Staatsangehörigkeit bei der Leistungsvergabe gab es schlicht keinen sachlichen Grund.«
Zum anderen ist die AfD bislang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schuldig geblieben, wer in ihren Augen eigentlich Deutscher ist. Sind es Menschen, die einen deutschen Pass haben? Was ist mit den Eingebürgerten, die der Thüringer Landeschef Björn Höcke am liebsten »remigrieren« würde?
Dass die Sozialstaatsrhetorik der AfD verfängt, ist auf dem Marktplatz von Werneuchen zu beobachten. Dorthin ist auch Ingo Zimmermann, 71, gekommen. Zu DDR-Zeiten arbeitete er als Schafscherer,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auf dem Bau und bei der Berliner Stadtreinigung. Weil die Rente nicht reiche, arbeite er zehn Stunden in der Woche als Hausmeister, sagt er.
Er hat kein Problem damit, sich als AfD-Anhänger zu bekennen, Mitglied ist er nicht. Was die Partei für ihn attraktiv mache? »Ihre Vorstellungen zur Sozialpolitik, Gesundheitspolitik und Migration«, sagt er – in dieser Reihenfolge. Früher habe er nie gewählt. Seiner Arbeiterbiografie zum Trotz hätten ihn Linke oder SPD nie angesprochen, die anderen Parteien erst recht nicht. »Die AfD ist die erste Partei, mit der ich übereinstimme.«
Heinz Lehmann, 65, haben klassische Protestmotive auf den Marktplatz getrieben.
»Die anderen Parteien reden und regieren doch an uns vorbei«, sagt er. Er ist gelernter Baufacharbeiter, hat lange als Straßenbahnfahrer gearbeitet, die letzten 15 Jahre seines Berufslebens war er Kranführer. Vieles, was in Berlin beschlossen wird, empfindet er als Diktat, die hohen Energiepreise zum Beispiel. Ein »Ärgernis«, so sagt er, sei ihm die Zuwanderung, gleichgültig woher. Bei der AfD fühle er sich verstanden. »Das sind die Einzigen, die sich hier noch blicken lassen, und das schon zum zweiten Mal«, sagt er. »Von den anderen war noch keiner hier.«
Der Bundestagsabgeordnete Springer, der den Bürgerdialog der AfD in Werneuchen organisiert hat, war früher selbst Genosse. In die SPD zog es ihn damals wegen Gerhard Schröder. Der studierte Politologe vertritt die AfD im Ausschuss für Arbeit und Soziales. Der 47-Jährige sieht seine Partei heute als Volkspartei.
Die politische Konkurrenz – Springer nennt sie gern »das Kartell« – stelle überrascht fest, dass die bisherige »Stigmatisierung der AfD als rechtsextreme Partei« nicht mehr funktioniere. Zudem gebe sich die SPD alle Mühe, ihre eigene Anhängerschaft zu verprellen.
Wie er das meine? Springer verweist auf die Äußerungen von SPD-Chefin Bärbel. Das anlässlich eines Integrationstags im Mai. Dass sie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Einheitsgrau« und »Einheitsbraun« vorgeworfen habe, richte sich gegen große Teile der eigenen Anhängerschaft. »Wer so etwas sagt, darf sich nicht wundern, wenn der letzte Arbeiter der SPD den Rücken kehrt und zu uns kommt«, sagt Springer. »Wir dagegen adressieren die Abstiegsängste der Arbeiter«, behauptet er. »Wir sprechen deren Sprache.«
Auch Politikwissenschaftler räumen ein, dass viele Menschen ein Unbehagen empfinden angesichts der Globalisierung mit ihrer Entfesselung des Waren- und Kapitalverkehrs und den davon ausgelösten Wanderungsbewegungen. Und dann wären da die Verunsicherten, die hadern mit einer liberalen Gesellschaftspolitik. So ist die AfD zum Sammelbecken für Wähler geworden, die gleichermaßen gegen offene Grenzen und offene Identitäten sind. »Die Charakterisie-
Sind die Arbeiter für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also für immer verloren? Nicht zwangsläu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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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Hirtzner / DER SPIEGEL

Michael Hirtzner / DER SPIEGEL
Wissenschaftler Manow, Schönberger: Zweifel an AfD-Plänen
rung der AfD als strikt neoliberale Partei ist falsch«, sagt Politologe Manow.
Aber was hätten Arbeiter und die viel beschworenen kleinen Leute tatsächlich zu erwarten, wenn die AfD in die Lage käme, ihre Vorstellungen umzusetzen? Für Sachsen-Anhalt, wo als Nächstes gewählt wird, hat das Institut für Wirtschaftsforschung Halle (IWH) schon einmal ausgerechnet, worauf die Versprechen im Landtagswahlkampf hinauslaufen: auf eine zusätzliche Finanzierungslücke im Haushalt des Bundeslandes von 2,2 Milliarden Euro im Jahr.
Denn die AfD behauptet, sie sei wild entschlossen, jede Menge Wohltaten unters Volk zu streuen. Zum Lockstoff gehört etwa eine Geburtsprämie für jedes Neugeborene von 2000 Euro, ab dem dritten Kind 4000 Euro. Die Meisterausbildung soll künftig kostenlos sein, ebenso soll jeder Schüler ein Gratis-Deutschlandticket bekommen. Die Grunderwerbsteuer will die AfD streichen. Insgesamt zählt das IWH 136 kostenwirksame Ankündigungen im Wahlprogramm für Sachsen-Anhalt – und kaum belastbare Finanzierungsvorschläge.
Die Partei drückt sich um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wie sie ihre Versprechen bezahlen will. Das galt bereits für das Bundeswahlprogramm. Bestes Beispiel dafür ist die beabsichtigte Anhebung des Rentenniveaus auf 70 Prozent. Ein utopischer Vorschlag, schließlich hätten das über höhere Steuern und Beiträge auch jene Arbeitnehmer zu bezahlen, die die Partei mit ihren Versprechen besonders umwirbt.
Das Gleiche gilt für die steuerlichen Vorhaben. Die Abschaffung der Erbschaftsteuer
würde ebenso Löcher in die öffentlichen Kassen reißen wie die Einführung eines Familiensplittings, bei dem die Steuerlast mit der Zahl der Kinder sinkt. Würde eine AfD-Regierung zur Gegenfinanzierung sparen, wären wohl auch Sozialausgaben betroffen, die bislang Arbeitnehmer mit geringem Einkommen begünstigen. Gliche die AfD Einnahmeausfälle durch höhere Mehrwert- oder Einkommensteuer aus, träfe es Arbeiterhaushalte.
Vor allem: Sollte die Partei ihre Ankündigung wahr machen, im großen Stil Menschen auszuweisen, liefe das auf ein volkswirtschaftliches Verarmungsprogramm hinaus. Auf allen Ebenen, vor allem im unteren Lohnbereich, würden Arbeitskräfte fehlen. Die Folge wären Wachstumsverluste. Darunter litte das ganze Land, am meisten aber Menschen mit wenig Geld.
Die fatalste Wirkung dürfte der AfD-Plan entwickeln, aus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dem Euro auszutreten. Wie dramatisch die Wohlstandsverluste ausfallen können, hat Großbritannien mit seinem Austritt aus der EU vorgemacht. Das Land steckt in einer wirtschaftlichen Dauerkrise. Ohne Brexit wäre die Wirtschaft deutlich kräftiger gewachsen, so die einhellige Einschätzung von Fachleuten. Großbritannien wäre heute um Hunderte Milliarden Pfund wohlhabender.
Deutschland dürfte ein ähnliches Schicksal drohen. Wohl keine europäische Volkswirtschaft ist enger verflochten mit ihren Nachbarländern als die deutsche. Stünden das Land und seine Unternehmen plötzlich außerhalb der EU, würden Lieferketten und Kundenbeziehungen zerrüttet. Jährliche
Wohlstandsverluste in Milliardenhöhe wären unausweichlich.
Das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hat ausgerechnet, dass die Wirtschaftsleistung nach fünf Jahren um 5,6 Prozent geringer ausfallen würde. In absoluten Zahlen gingen 690 Milliarden Euro verloren, 2,5 Millionen Arbeitsplätze könnten wegfallen. Besonders leiden, das zeigen die Erfahrungen mit dem Brexit, Arbeitnehmer ohne akademischen Abschluss – ausgerechnet diejenigen also, die die AfD umwirbt.
Verschärfen würde sich die Situation, sollte Deutschland eine eigene Währung einführen. Sie stünde, allen Unwägbarkeiten einer solchen Wahnsinnstat zum Trotz, sofort unter Aufwertungsdruck, was die Konkurrenzfähigkeit deutscher Produkte auf den Weltmärkten erschüttern würde. Die ohnehin schon darbende Exportindustrie erlitte einen zusätzlichen Schlag, von dem sie sich nur schwer erholen könnte.
Solche Szenarien wirken erfahrungsgemäß wenig abschreckend auf AfD-Sympathisanten. Sie sind es gewöhnt, dass sie vor den katastrophalen Folgen ihrer Wahl gewarnt werden. Trotzdem steigen Umfragewerte und Ergebnisse der Partei stetig. Sind die Arbeiter für die etablierten Parteien also für immer verloren? Nicht zwangsläufig. Das zeigt der Blick auf die Betriebsratswahlen in diesem Frühjahr. Der Durchmarsch eines AfD-nahen Arbeitnehmervereins blieb aus, anders als von vielen vorausgesagt. Das galt selbst in den Werken der krisengeschüttelten Automobilindustrie.
Dieselben Arbeitnehmer, die bei der Bundestagswahl noch in großer Zahl für die AfD gestimmt hatten, wählten bei den Betriebsratswahlen mit überwältigender Mehrheit traditionelle Gewerkschaften, die eher der SPD nahestehen. So siegten im von der Schließung bedrohten VW-Werk Zwickau die Vertreter der IG Metall mit deutlich über 80 Prozent. Die AfD-nahe Liste namens »Bündnis freie Betriebsräte« gewann nichts dazu und blieb bei 11,5 Prozent.
Wie kann das sein? Was machen die Gewerkschaften besser? Tatsächlich steht die IG Metall in dem Ruf, ein zuverlässiger Anwalt für die Anliegen der Beschäftigten zu sein, gerade in Krisenzeiten. Ihre Funktionäre kennen die Belegschaften, auch jene Mitarbeiter, die ihre politische Heimat bei der AfD sehen. Und sie können es sich nicht erlauben, auf Distanz zu gehen. In einem Unternehmen müssen Mitarbeiter miteinander sprechen, zusammenarbeiten. Die politische Idee einer Brandmauer funktioniert am Fließband im Unternehmen nicht.
Betriebsräte sind gezwungen, sich mit den Anliegen eines jeden Kollegen auseinanderzusetzen, unabhängig von dessen parteipolitischen Präferenzen. Offensichtlich profitiert, wer sich dieser Wirklichkeit stellt.
Christian Reier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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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Moment Die Sonne, die im Meer versinkt, scheint für deutsche Urlauberinnen und Urlauber der Inbegriff von Romantik und Fernweh zu sein. Früher gern bei Capri, heute am liebsten vor Mallorca. Am Mittwoch dieser Woche war der Andrang im Westen der Baleareninsel besonders groß – denn ab 19.38 Uhr schob sich hier der Mond vor die Sonne. Um ein Verkehrschaos zu vermeiden, wurden Straßen Richtung Westen gesperrt, Busse fuhren auf der Sonderlinie »00 Eclipsi«. Vom spanischen Festland waren eigens Soldaten geschickt worden, um die Massen in Schach zu halten. Wie viele der begehrten Schutzbrillen für den Blick in die Sonne Einheimische ergattern konnten, ist nicht überliefert. Seit Jahren protestieren sie gegen Massentourismus und die daraus entstandene Wohnungsnot. AND
Francisco Uliña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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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Die SED-Opferbeauftragte des Bundestags, Evelyn Zupke, fordert, die Geschichte der DDR fest im Schulunterricht zu verankern. Richtig. Die Schüler sollten lernen, was Diktaturen anrichten, weil das den Sinn für die Demokratie stärken kann. Leider ohne Garantie.
Minus Jabloko, die einzige Antikriegspartei in Russland, darf nicht zur nächsten Parlamentswahl antreten, hat das Oberste Gericht entschieden. Damit schrumpft der kümmerliche Rest demokratischer Elemente in Putins System noch weiter. 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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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spolitiker wollen bei der Reform der Einkommensteuer nachbessern. Ihr finanzpolitischer Sprecher Fritz Güntzler fordert, die sogenannte kalte Progression auszugleichen.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Mehrbelastung von Arbeitenden, die bei einer Gehaltserhöhung nach Abzug der Inflation unterm Strich nicht mehr verdienen und zugleich einen höheren Steuersatz zahlen. »Die Finanzpolitiker unserer Fraktion werden noch einmal prüfen, ob die Tarifgrenzen nicht doch noch neu festgelegt werden können, damit die Menschen etwas von ihrem höheren Gehalt haben«, sagt der niedersächsische Bundestagsabgeordnete. Bundesfinanzmi-
nister Lars Klingbeil (SPD) hat in seinem Entwurf einer Einkommensteuerreform keine entsprechende Regelung vorgenommen. »In den Verhandlungen im Juli zum Reformpaket war dies auch nicht beschlossen worden«, räumt Güntzler ein. Dabei war ein Ausgleich der kalten Progression in der Vergangenheit üblich, er kostet aber einen hohen einstelligen Milliardenbetrag. Im angespannten Bundeshaushalt für 2027 sind bislang keine Gelder eingeplant. »Wir werden deshalb auch konkrete Vorschläge machen müssen, wie wir die mögliche Entlastung gegenfinanzieren«, verspricht Güntzler. Andere Unionspolitiker unterstützen seinen Vorstoß. GT
Das Amtsgericht Chemnitz hat einen Haftbefehl gegen den Bundestagsabgeordneten Maximilian Krah erlassen. Grund ist ein Rechtsstreit zwischen ihm und Jan Böhmermann. Der Politiker der rechtsextremen AfD war gegen den Satiriker vorgegangen, weil der in seinem Podcast eine Zuschrift vorgelesen hatte, der zufolge Krah auf dem Oktoberfest im Käfer-Zelt 200 Champagnerflaschen bestellt habe. Laut Gerichtsurteil
argumentierte Krah, dies könnte sich auf sein Persönlichkeitsrecht auswirken. Krah verlor das Verfahren, unter anderem, weil Böhmermann kurz nach Erscheinen direkt ergänzt hatte, dass es sich um »rund 50« Flaschen gehandelt habe. Doch der AfD-Mann zahlt die Prozesskosten nicht. Zunächst musste Böhmermann rund 5000 Euro mittels eines Vollstreckungsverfahrens eintreiben, aktuell sind weitere 296,26 Euro
offen. Eine Gerichtsvollzieherin hatte Mitte Juli einen Termin zur Vermögensauskunft angesetzt, doch Krah erschien nicht. Das Amtsgericht Chemnitz will sich nicht äußern, da es sich um ein nicht öffentliches Verfahren handle. »Deutschland ist ein Rechtsstaat, und es kann nicht sein, dass sich ein Bundestagsabgeordneter und Volljurist seinen gesetzlichen Verpflichtungen entzieht«, sagt Böhmermanns Anwalt Sebastian Gorski. Krah sagte auf Anfrage, er sei überrascht, dass »ständig Forderungen nachgeschoben« würden, sein Anwalt würde sie prüfen. Böhmermann halte er für »einen Widerling«, da zahle er »nur widerwillig«. AKM
Illustratio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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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sche Meinungsbildung ist eine Frage der Algorithmen geworden, der Feeds auf Social-Media-Plattformen. Es geht um den kurzen Clip, die pointierte Kachel, um Kommentare und Shares. Umso rührender, dass die Parteien auch noch 2026 im Wahlkampf auf eine eher antiquierte Form des Microtargetings setzen. Kein Wahlkampfstand in der Fußgängerzone, keine Kundgebung in der Stadthalle ohne kostenlose kleine Geschenke (Neudeutsch: Give-aways) wie Kugelschreiber, Feuerzeuge, Luftballons, Buttons, Fähnchen oder Stofftaschen. Der klassische Streuartikel verbreitet weder Programm noch Ideologie. CDU, SPD, FDP, Grüne oder andere Parteien bringen damit höchstens ihr Logo oder einen kurzen Slogan unters Volk – und damit in Umlauf. Physisch und unverbindlich. Schließlich entfaltet ein handelsüblicher Energydrink auch dann seine Wirkung, wenn er durch das Konterfei von Gregor Gysi zum PR-Instrument für die Linke umgewidmet wurde. Und ein Kugelschreiber der AfD sorgt, wenn er zufällig wieder auftaucht, manchmal noch nach Jahren für wohligen Grusel. Politische Parteien, oft als eher abstrakte Gebilde wahrgenommen, verankern sich so ganz real im Alltag der Menschen – statt nur virtuell auf ihren Bildschirmen. FRA

Da Worte nicht immer helfen, müssen manchmal Tiere herhalten, um Menschen zu sensibilisieren. In den USA weist ein Bär auf die Waldbrandgefahr hin, der »Smokey Bear«, in Deutschland dieses Eichhörnchen. Es blickte 1966 zum ersten Mal Waldbesucher an – zuerst in der DDR, später auch in der Bundesrepublik. In Brandenburg versuchte eine Jury, dem Tier einen Namen zu geben: Rudi Rotschopf. Durchgesetzt hat der sich nie. Das Symbol gibt es bis heute. CHP

Von Susanne Beyer
Es ist mal wieder schade, dass die Gesetze der Natur es verhindern, Gedanken lesen zu können. Ich wüsste sehr gerne, was die Unterstützer von Friedrich Merz gerade denken. Sie haben in den 16 langen Jahren, in denen Angela Merkel Kanzlerin gewesen ist, mit nur mühsam gebremstem Entsetzen auf die Regierungschefin geschaut und waren überzeugt, dass Merz das besser machen würde. Merz schien ja auch, anders als Merkel, perfekt in die CDU und ins Amt zu passen: Mann, Mitterechts, katholisch, westdeutsch.
Und nun ist Merz so kurz erst Kanzler, und schon kursieren in seiner Partei Ideen, ihn abzulösen. Haben sich also die Anhänger von Merz während der Merkel-Jahre verschätzt? Und wie wirken die Merkel-Jahre im Lichte der aktuellen Merz-Unruhen?
Die schiere Länge ihrer Regierungszeit und ihr selbstbestimmter Rückzug wirken heute beeindruckend. Schon ihr Nachfolger Olaf Scholz musste vorzeitig aufgeben.
Auch ein weitverbreitetes Urteil über Merkel kann nun bezweifelt werden. Es hieß, sie habe aus purem Willen zur Macht fähige Männer wie Merz vertrieben. Das galt als Beleg dafür, dass sie eben doch ihre dunklen Seiten habe.
Von heute aus wirkt es eher so, als hätte sie Schwächen ihres Konkurrenten klar erkannt und um eigene Stärken sehr wohl gewusst. Für ihre Kritiker aber war es damals schwierig, Merkels Stärken zu sehen. Als Frau, als Ostdeutsche ohne typische Parteikarriere, als eher Mitte-links orientierte Protestantin in der katholisch geprägten CDU, schien sie nicht prädestiniert für die Rolle, die sie anstrebte.
Nun hatte Merkel auch ihre Krisen. Sie startete angeschlagen in ihre Kanzlerschaft, gegen Ende gab sie den Parteivorsitz auf. Sie hat nötige Reformen in der Energie-, Sicherheits- und Strukturpolitik vermieden und es damit ihren Nachfolgern äußerst schwer gemacht, erfolgreich zu sein.
Der Vergleich zwischen Merkels und Merz' Kanzlerschaft hilft uns vor allem zu erkennen, wie wir uns als Gesellschaft verändert haben. Würden wir es
Wir sind ungeduldiger geworden, so scheint es, aufgeregter.
heute noch 16 Jahre lang mit ein und derselben Person an der Spitze aushalten? Wir sind ungeduldiger geworden, so scheint es, aufgeregter. Selbst wenig bekannte Kritiker von Merz können das Internet als Hallraum nutzen, um ihren Frust zu verbreiten. Natürlich gab es schon zu Merkels Amtszeit soziale Medien, aber wir dürfen nicht vergessen, dass zu Beginn ihrer Ära das iPhone noch nicht auf dem Markt war, es also dauerte, bis es zu einem politischen Brandbeschleuniger werden konnte.
Und noch etwas: Merkel hat die CDU und das Land mit einem moderierenden Stil geführt. Offenbar hat dieser Stil ihre Partei dann doch so geprägt, dass die robustere Art, mit der Merz vorgeht, heute schlechter aufgenommen wird, als es vor 20 Jahren der Fall gewesen wäre.
Vielleicht also hätte sich Merz als Vorgänger Merkels besser geschlagen, als es ihm als ihr Nachfolger nun möglich ist.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Susanne Beyer, Anna Clauß, Markus Feldenkirchen, Alexander Neubacher und Ralf Neukirch.
[M] DER SPIEGEL, Fotos: Stefan Binnes / Ipon: Johannes Simon / SZ Photo / picture alliance
POLITISCHE BÜHNE 23
Der Sommer eilt von einem Temperaturrekord zum nächsten, die Trockenheit lässt Flusspegel auf Niedrigstände sinken. Jeder fühlt die Auswirkungen der Hitze an seinem eigenen Körper. Alte und Kranke leiden. 10.000 Hitzetote soll es laut Robert Koch-Institut in der letzten Juniwoche gegeben haben. Je länger das extreme Wetter anhält, desto mehr Effekte werden sich einstellen.
Die Binnenschiffer könnten schon bald keine Massengüter mehr über den Rhein und die Donau transportieren. Ein Prozent Industrieproduktion kostete das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hat das Kiel Institut für Weltwirtschaft ausgerechnet.
Was Konsumenten unmittelbarer spüren: Auch Benzin und Diesel gelangen nicht mehr gen Süden. Das Bundeskartellamt hat deshalb bestimmte Regionen im Einflussbereich
des Rheins ausgemacht, in denen der Kraftstoff mehr kostet.
Die Dürre dürfte die Ernten beeinträchtigen. Der Preis für Heu wird steigen, und das hat Folgen für die Tierhaltung. »Die diesjährige Erntemenge bei Getreide liegt nach jetziger Schätzung gut sieben Prozent unter dem Vorjahreswert«, sagt Samina Sultan vom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in Köln.
Noch stärker dürften regional die Ernte schäden aufgrund von Dürre bei Mais oder Kartoffeln ausfallen. »Die ohnehin hohen Lebensmittelpreise geraten weiter unter Druck.«
Selbst wenn es in Deutschland wieder mehr regnen sollte und die Ernten wieder besser werden. »Wir importieren eine große Menge an Lebensmitteln«, sagt Sultan. »Deshalb sind wir auch von extremem Wetter anderswo abhängig.« GT
Von Julian Fiebach

»Es wird sich regeln. Es regelt sich immer. Es ist wie eine Schachpartie.«

Unsere Gesellschaft braucht den inneren Zusammenhalt – gerade dort, wo Unterschiede groß sind. Sie braucht ein gutes Miteinander von Jürg und Alt, Arm und Reich oder auch von Radfahrern und Autofahrern. Deshalb suchen wir Projekte, die Brücken bauen und Menschen miteinander verbinden.
Beim Social Design Award kann jeder mitmachen. Bis zum 31. August 2026 können Sie Ihr Projekt einreichen. Unterlagen und Onlineformular finden Sie unter spiegel.de/socialdesignaward
Eine Jury wählt die besten Ideen aus. Die Leserinnen und Leser können aus diesen dann ab Ende September 2026 ihren Favoriten wählen. Wer gewonnen hat, erfahren Sie am 6. November 2026 in SPIEGEL WISSEN 2/2026 und auf SPIEGEL.de.
Vergeben werden beim Social Design Award ein Jurypreis und ein Publikumspreis. Sie sind jeweils mit 2500 Euro dotiert. Der Rechtsweg ist ausgeschlossen.
SPIEGEL Wissen
In Kooperation mit
BAUHAUS
Illustration: Karsten Adama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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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esław Harnbäck / DER SPIEGEL
Die Archäologin Svea Weihmann, 29, gräbt im Sommer auf der Insel Neuwerk.
»Neuwerk liegt draußen im Wattenmeer, mehr als hundert Kilometer von Hamburg entfernt – trotzdem ist die Insel offizieller Stadtteil. Direkt neben unserer Grabungsfläche steht der 39 Meter hohe Leuchtturm, er gilt als das älteste Bauwerk der Hansestadt. Über seine Anfänge im Mittelalter weiß man wenig. Das soll sich nun ändern: Der Turm wird für rund 22 Millionen Euro saniert, das Archäologische Museum Hamburg und ich machen an diesem Ort erstmals archäologische Ausgrabungen.
Wir sind zu siebt. Ein Grabungsarbeiter kommt aus Polen, eine Kollegin aus Iran ist eigentlich Physikerin, ein Kollege hat Maschinenbau studiert. Wir wohnen in einem Ferienapartment mit eigenen Zimmern. Abends sitzen wir manchmal auf dem Deich, trinken ein Bier und schauen aufs Meer.
Anfang Juni fuhr ich mit dem Schiff auf die Insel. Werkzeug, Gerüste, Geräte kamen bei Ebbe mit dem Trecker übers Watt. Unsere Grabungsfläche misst 14 mal 14 Meter, aufgeteilt in mehrere sogenannte Schnitte, kleine Fenster im Boden. Derzeit graben wir etwas mehr als
einen Meter unter der Oberfläche; das Ziel sind drei Meter Tiefe.
Am Anfang ist es vor allem Schaufelarbeit, danach kommt der Feinputz. Dann sitze ich mit der Maurerkelle in einem der Schnitte und schabe so lange sauber, bis keine Krümel mehr stören und die Befunde sichtbar werden, die zeigen, dass hier Menschen gebaut, gearbeitet, gelebt haben. Ich mache Fotos, vermesse, damit später ein Orthofoto erstellt werden kann, ein maßstabsgetreues Bild. Oft folgt nachmittags im Bürocontainer die ruhigere Phase. Dann tüte ich unsere Funde ein, beschrifte sie und pflege die Daten in die Datenbank ein.
Bisher haben wir spätmittelalterliche Keramikscherben gefunden, zudem sehr viele Tierknochen. Eine kleine Geschosspitze könnte zu einer Armbrust gehört haben. Einmal lag plötzlich eine schwedische Münze in der Erde: eine Viertel Öre aus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s. Wir glauben außerdem, dass wir die alte Inselschule angeschnitten haben. Sie soll historischen Karten zufolge genau hier gestanden haben.«
Aufgezeichnet von Markus Sutera
Auf Schrumpfkurs In Deutschland lebten zum Jahresende 2025 rund 83,5 Millionen Menschen – 0,1 Prozent weniger als im Jahr davor. In allen Flächenländern stagnierte die Einwohnerzahl oder sank sogar. Am stärksten geschrumpft sind Thüringen (minus 1 Prozent), Sachsen-Anhalt (minus 0,7 Prozent) und das Saarland (minus 0,5 Prozent). Lediglich in den Stadtstaaten wuchs die Bevölkerung leicht: in Berlin und Hamburg um jeweils 0,4 Prozent, in Bremen um 0,3 Prozent. Forschende erklären das unter anderem damit, dass die Stadtstaaten für Zuzügler attraktiv sind, insbesondere für Menschen aus dem Ausland, aber auch für solche aus anderen Regionen Deutschlands. BBR

bundesweit –0,1
Bevölkerungsentwicklung 2025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 in %
5 •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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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ttenkrieg Der Leipziger Flughafen entging nur knapp einer Katastrophe. Der versuchte Anschlag mit einer Sprengstoffdrohne zeigt, wie verwundbar Deutschland ist. Vieles spricht für Russland als Drahtzieher.
Aus der Luft sind die vier riesigen Antonow-Maschinen sofort zu erkennen. Sie stehen an der »Südpiste« des Leipziger Flughafens, in der Nähe rauscht auf der Bundesstraße 6 der Verkehr vorbei. Im Vergleich zu den Frachtmaschinen aus der Ukraine wirken die Autos wie Spielzeug.
Bis zum Dienstag vergangener Woche konnten Touristen abendliche Touren über den Flughafen buchen und in »ein Meer aus tausend Lichtern« eintauchen, wie es in einem Flyer hieß. Sie kamen auch an den Antonow An-124 vorbei, den »größten in Serie gebauten Frachtflugzeugen der Welt«.
Nachdem eine Besuchertour am 4. August beendet war, entdeckte ein Busfahrer kurz vor Mitternacht einen seltsamen Gegenstand. Neben einem der ukrainischen Flugzeuge sah er eine kleine Drohne mit vier Rotoren, einen Quadrokopter. Mit dem Schuh drückte der Busfahrer sie offenbar auf den Beton und schlug Alarm.
Spezialisten der Bundespolizei stellten fest: Von der Drohne hatte sich eine Konservendose gelöst, in der rund ein halbes Kilo Sprengstoff steckte. Semtex, ein Plastiksprengstoff, mit dem vor 38 Jahren Terroristen über dem schottischen Lockerbie ein Passagierflugzeug vom Himmel holten.
Seitdem ist die Berliner Politik in Alarmstimmung: Ein versuchter Anschlag auf einen deutschen Flughafen mit einer fliegenden Bombe – so etwas hat es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noch nicht gegeben.
Schnell fiel der Verdacht auf Russland, das seit Jahren einen Schattenkrieg in Europa führt, samt Anschlägen auf Lagerhallen, Einkaufszentren und Munitionslager. Die Antonow-Maschinen wären ein lohnendes Ziel für Wladimir Putin. Mit den Frachtflugzeugen werden immer wieder Waffen für den Abwehrkampf der Ukraine transportiert.
Weil aber letzte Gewissheit fehlte, hielt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einer öffentlichen Schuldzuweisung zurück. Der aus dem Italienurlaub herbeigeeilte Innenminister Alexander Dobrindt (CSU) sprach von einem »hybriden Anschlagsszenario« – also einer verdeckten Operation, hinter der eine »fremde Macht« steht. Russland nannte er nicht.
Doch nach SPIEGEL-Informationen haben die Sicherheitsbehörden inzwischen kaum mehr Zweifel: Hinter der Attacke dürfte Moskau stecken. Andere Szenarien gelten zwar als denkbar, aber unwahrscheinlich.
Sollte sich der Verdacht bestätigen, wird die Bundesregierung gezwungen sein zu reagieren. Eine sofortige Befassung der Nato mit dem Fall wäre das Mindeste, vermutlich würden noch drastischere Schritte folgen.
Und die Regierung wird nachrüsten müssen, bei der Drohnenabwehr, den Befugnissen der Geheimdienste, der Sicherheit allgemein.
Viereinhalb Jahre ist es her, dass der damalige Kanzler Olaf Scholz wegen der russischen Bedrohung eine »Zeitenwende« ausrief. Nun zeigt der gescheiterte Anschlag, wie verwundbar Deutschland noch immer ist. Leipzig könnte der Moment für eine zweite Zeitenwende sein.
19.28 Uhr. Das ist die Uhrzeit, zu der die Drohne am 4. August in der Nähe der ukrainischen Antonow-Maschinen auftauchte. So konnten es die Ermittler beim Auswerten der Überwachungskameras rekonstruieren.
Die Fahnder gehen inzwischen davon aus, dass die Sprengstoffdrohne gegen eines der Transportflugzeuge prallte, womöglich kurz auf ihr landete und dann zu Boden fiel. Ein Teil des Quadrokopters fand sich später auf der Tragfläche der Antonow. Dort sind die Treibstofftanks untergebracht. Eine Explosion an dieser Stelle hätte verheerende Folgen haben können. Doch der Zünderscheint versagt zu haben.
Mehr als vier Stunden lang hat niemand die Drohne bemerkt. Das Detektionssystem am Leipziger Flughafen schlug nicht an. Auch das deutet darauf, dass die Angreifer Profis waren. Der Quadrokopter war mit zwei SIM-Karten ausgerüstet und wurde über das Mobilfunknetz gesteuert. Theoretisch könnten die Täter die Drohne mithilfe einer Videobrille von jedem Ort der Welt dirigiert haben.
Handelsübliche Hobbydrohnen können beim Anflug durch sogenannte RF-Sensoren entdeckt werden. Jammer, wie sie sowohl die Bundespolizei als auch die Bundeswehr im Arsenal haben, können ihre Signale stören und die Drohne stoppen.
In Leipzig hätten solche Störsender wohl nichts gebracht. Um eine realistische Chance zu haben, den Quadrokopter im Anflug zu detektieren, hätte der Flughafen spezielle Radargeräte benötigt. Erst nach dem Fund der Sprengstoffdrohne wurde ein solches System eilig auf einer Besucherplattform installiert.
Die Beinahe-Katastrophe von Leipzig wirft ein grelles Licht auf den Stand der Drohnenabwehr im Land. Für die meisten Flughäfen und viele andere verwundbare Orte gilt: Gegen die unbemannte Bedrohung aus der Luft sind sie nur bedingt abwehrbereit.
Seit Jahren fliegen verdächtige Drohnen weitgehend unbehelligt über Deutschland. Das Bundeskriminalamt zählte allein im vorigen Jahr mehr als 1000 Sichtungen über militärischen Einrichtungen, Rüstungsunter-
nehmen und sogenannter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 also etwa Energieversorgern oder Wasserwerken. Immer wieder tauchen unbemannte Fluggeräte auch über Marinestützpunkten, Truppenübungsplätzen und anderen Bundeswehrstandorten auf. Wie im Oktober in Gnoien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wo gleich vier Drohnen gesichtet wurden. Zu dem Zeitpunkt schulten deutsche Raketenspezialisten dort Soldaten aus der Ukraine.
In der vergangenen Woche flogen Drohnen über ein Materiallager in Mechernich bei Bonn, auch das ein heikler Standort. Die Bundeswehr wartet dort das Flugabwehrsystem Patriot. Und am Dienstag kreiste eine Drohne stundenlang am Flughafen Hannover – auch dort schlug das Detektionssystem nicht an. Laut einem internen Bericht hält die Polizei einen »hybriden« Hintergrund für möglich.
Selten gelingt es den Behörden, die Eindringlinge abzufangen oder sicher zuzuordnen, wer sie in den Himmel über Deutschland aufsteigen ließ. Auch andere EU-Staaten kämpfen mit diesem Problem. In den Niederlanden kreisten im Herbst Drohnen über dem Luftwaffenstützpunkt Volkel, wo US-amerikanische Atomwaffen lagern. Soldaten schossen auf sie, doch der Abfangversuch scheiterte.
Trotz fehlendem Beweis gehen Experten davon aus, dass in vielen Fällen Russland hinter den Flügen steckt. Laut einer Studie des in London ansässig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führt Moskau sehr wahrscheinlich seit spätestens 2025 eine groß angelegte Drohnenkampagne über Europa durch, und das »weitgehend ungestraft«.
Doch dass die Drohnen nicht nur dem Ausspähen oder der Verunsicherung dienen, sondern einem Bombenanschlag – das wäre eine neue Qualität, eine weitere Stufe der Eskalation in einem Schattenkrieg, der seit Jahren tobt.
Schon vor der Vollinvasion in die Ukraine hatte Russland verdeckt in Europa zugeschlagen. Im tschechischen Dorf Vrbětice sprengten Agenten des Kreml 2014 ein Munitionslager. Auf den Besitzer, einen Rüstungsunternehmer aus Bulgarien, wurde später ein Giftanschlag verübt.
Seitdem hat Putin seine klandestinen Operationen ausgeweitet: Im März 2024 brach in einem Lagerhaus in London Feuer aus. In dem Gebäude lagerten »Starlink«-Internet-Terminals, offenbar für ukrainische Soldaten an der Front bestimmt. In Warschau brannte wenige Wochen später die Marywilska 44,
Hendrik Schmidt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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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Einkaufszentrum mit 1400 Geschäften. Es sind nur zwei Beispiele von vielen.
Zum Einsatz kommen bei solchen Sabotageaktionen immer häufiger sogenannte Wegwerfagenten, gegen kleines Geld angeheuerte Handlanger der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 Inzwischen sind so viele von ihnen aufgeflogen, dass Wissenschaftler ein Profil erstellen konnten.
Der niederländische Terrorismusforscher Bart Schuurman zählt in einer Studie 145 mutmaßlich aus Russland beauftragte Amateuragenten. Überwiegend handelte es sich um Männer, häufig Mitte dreißig. Viele hatten einen ukrainischen, russischen, moldauischen oder bulgarischen Pass. Rund ein Viertel war schon wegen anderer Straftaten verurteilt worden, gut jeder Dritte an mehr als einer Operation beteiligt.
Auch der Flughafen in Leipzig war schon Schauplatz von Putins unerklärtem Krieg. Zwei Jahre ist das her. Am 19. Juli 2024 gab in der litauischen Hauptstadt Vilnius ein verurteilter Betrüger bei DHL und DPD vier Pakete auf. Er war über Telegram angeheuert worden, 150 Euro in Kryptowährung sollte er für den Job bekommen, es klang nach leicht verdientem Geld.
In einem Park im Stadtzentrum soll ihm ein arbeitsloser Ukrainer namens Wladyslaw D. die Pakete in die Hand gedrückt haben. In ihnen befanden sich allerlei Tuben, Sexspielzeug und Massagekissen. Darin versteckt: Brandsätze mit Zeitzündern.
Eines der Pakete, Sendungsnummer 7516686096, landete am Leipziger Flughafen, wo es am nächsten Morgen in eine DHL-Frachtmaschine nach England umgeladen werden sollte. Um 5.43 Uhr entzündete es
sich in einem Logistikzentrum. Das Paket hätte schon seit einer Viertelstunde in der Luft sein sollen, doch das Flugzeug hatte Verspätung. Bei einem Feuer im Flug hätte es laut Verfassungsschutz abstürzen können.
Zwei weitere Sendungen gingen in einem Lastwagen in Polen und einer Lagerhalle im britischen Birmingham in Flammen auf. Der vierte Brandsatz zündete nicht.
Fahnder aus Litauen, Polen, Deutschland, Großbritannien und den Niederlanden haben 22 Verdächtige ermittelt, die an der Paketbomben-Serie beteiligt gewesen sein sollen. Von einfachen Handlangern bis zu den mutmaßlichen Hinterleuten. Die fünf Staaten sind sich einig: Drahtzieher der Operation war der russische Militärgeheimdienst GRU.
Ein Detail aus diesen Ermittlungen lässt nach dem Drohnenfund von Leipzig aufhorchen. Einer der an der Paketbombenserie beteiligten Männer, der Ukrainer Wladyslaw D., soll den polnischen Fahndern von Kurierjobs berichtet haben. Auf Geheiß eines mutmaßlichen Hintermanns, der sich in Telegram-Chats »Krieger« nannte, habe er Mais-Konservendosen von Litauen nach Polen gebracht. Den Ermittlungen zufolge könnten sie mit Sprengstoff befüllt gewesen sein, wie die polnische Zeitung »Gazeta Wyborcza« enthüllte. Der Kurier will den Inhalt nicht gekannt haben.
Ein anderes Mal soll D. auf einem Friedhof in Litauen Drohnenbauteile ausgebuddelt, in ein Auto gepackt und quer durch Europa bis nach Düsseldorf gekarrt haben. Dort habe er Propeller, SIM-Karten und Technikzubehör in einem Hotelzimmer deponiert, so berichteten es die britische BBC
und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unter Berufung auf Ermittlungsakten. Vor Gericht bestritt D., für den russischen Geheimdienst gearbeitet oder sich an Sabotageaktionen beteiligt zu haben. Der Prozess in Warschau ist noch nicht abgeschlossen.
Sprengstoff in Konservendosen und Teile für Drohnen? Es klingt wie eine Blaupause für das, was nun in Leipzig passiert ist.
Am Abend der Drohnenattacke hob von dort ein Ferienflieger nach Palma de Mallorca ab. Doch bedeutend ist der Airport nicht wegen des Tourismus. Leipzig ist nach Frankfurt am Main der wichtigste Frachtflughafen Deutschlands. Und: Er fungiert seit Jahren auch als Drehscheibe für die Bundeswehr und verbündete Streitkräfte.
Zwei ukrainische Antonow-Transportflugzeuge vom Typ An-124 sind schon seit 20 Jahren in Leipzig stationiert. Wegen ihrer ungeheuren Größe kam eines schon für den Transport von 80 Tonnen schweren Kraftwerkteilen nach Malaysia zum Einsatz. Aber auch Nato-Staaten greifen auf die Maschinen zu, um schweres Gerät zu transportieren.
Als 2021 die Bundeswehr aus Afghanistan abzog, flogen die ukrainischen Antonows Hubschrauber der Truppe nach Leipzig aus. Nach Beginn des russischen Angriffskriegs holten die Transportmaschinen Schützenpanzer vom Typ M113AS4 in Australien ab, nun helfen sie den Ukrainern in ihrem Abwehrkampf.
Den eigentlichen Heimatflughafen der Airline, Hostomel bei Kyjiw, haben die Russen gleich in den ersten Kriegstagen angegriffen. Zerstört wurde bei den Kämpfen auch das damals größte Frachtflugzeug der Welt, die »Mrija«, Ukrainisch für Traum. Einige An-124-Maschinen konnten gerettet werden. Der Leipziger Flughafen ist heute faktisch zur neuen Basis der Antonow-Airline geworden. Und damit auch zu einem Symbol für den Überlebenswillen der Ukraine.
Umso erstaunlicher also, dass der Flughafen nicht besser gesichert war. Erst nach dem Anschlagsversuch hat die Bundespolizei den Airport mit zusätzlicher Technik gegen Drohnenangriffe ausgerüstet. Die Entscheidung dafür war bereits im vergangenen Jahr gefallen, mit sieben weiteren Flughäfen stand Leipzig auf der Prioritätenliste. Doch die Umsetzung dauerte.
Dabei liegt der Handlungsbedarf seit Langem offen. Spätestens seit 2018 der Londoner Flughafen Gatwick wegen Drohnensichtungen lahmgelegt wurde, befassen sich deutsche Behörden mit deren Gefahrenpotenzial. Schon damals gab es erste Krisenrunden bis hinauf ins Kanzleramt.
»Gatwick war der Anfang«, bestätigt ein hochrangiger Sicherheitsexperte der Bundesregierung – allerdings auch der Beginn eines jahrelangen Haderns und Zögerns, meist, weil das Geld fehlte. 2022 und 2023 zum Beispiel
Innenminister Dobrindt bei Pressekonferenz in Leipzig: Aus dem Italienurlaub herbeigeilt

Hervelle Schmidt / dpa / pictur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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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drich Schmidt / dpa
Kriminaltechniker mit Roboter am Tatort: Rund ein halbes Kilo Semtex
gab es für die Bundespolizei, die für die Sicherheit auf den deutschen Flughäfen verantwortlich ist, keinen einzigen Euro extra dafür. 2024 stellte sie nicht mal mehr einen Antrag auf Sondermittel – weil es »aussichtslos« gewesen wäre, heißt es aus der Truppe.
Erst unter dem Druck der gestiegenen Gefahr ließ Innenminister Dobrindt im vergangenen Jahr eine mobile Drohnenabwehr-Einheit bei der Bundespolizei aufbauen. Der Bund machte 30 Millionen und in diesem Jahr weitere 50 Millionen Euro locker. 130 Polizistinnen und Polizisten sollten auf Drohnenjagd gehen. Nach der Leipzig-Attacke verkündete Dobrindt, die Zahl werde auf 300 erhöht. Doch bis es so weit ist, wird es erneut dauern. Aktuell, so heißt es aus der Bundespolizei, bestehe die Einheit gerade mal aus um die 50 Personen. Weitere Spezialisten müssen erst ausgebildet werden.
Der Sachverständige für Sicherheitstechnik Markus Piendl, der sich seit elf Jahren mit Drohnenabwehr beschäftigt und das Drohnenschutzschild eines Dax-Konzerns entwickelt hat, sieht »massiven Nachholbedarf« in Deutschland. Seit Jahren werde diskutiert, aber es fehlten noch immer klare Vorgaben für Betreiber kritischer Infrastrukturen, so Piendl: »Ein professioneller Drohnenschutz muss dringend so selbstverständlich werden wie Einbruchs- und Brandschutz.«
Doch die Frage, wie ein mit Sprengstoff bestückter Quadrokopfer wie der in Leipzig
abgefangen werden kann, ist nicht leicht zu beantworten. In der Ukraine schießen Soldaten an der Front mitunter mit Schrotgewehren auf derlei Drohnen – an einem Flughafen in Deutschland wäre das schwer vorstellbar.
Riskant wäre auch der Einsatz von militärischen Abfangdrohnen. Sie rammen die feindlichen Flugobjekte in der Luft, »Hit-to-Kill« nennen Experten das. Kann man so ein Kamikaze-Manöver über Flughäfen oder bewohnten Gebieten wagen? Am ehesten kommen noch Spezialdrohnen infrage, wie sie die Bundeswehr beschafft hat. Sie können feindliche Drohnen mit einem Netz abfangen und an einen sicheren Ort transportieren.
Zur Wahrheit gehört: Ein flächendeckender Schutz gegen bewaffnete Kleindrohnen wie die von Leipzig wird kaum möglich sein. Niemand kann garantieren, dass sich ein solcher Vorfall nicht wiederholt.
Die Bundesregierung zögert, Russland als mutmaßlichen Urheber der Attacke zu benennen. 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schweigt, auch der Außen- und der Verteidigungsminister hatten sich bis Mittwochabend nicht zu Wort gemeldet.
Die Enthüllung, dass ein ukrainisches Sabotagekommando hinter der Sprengung der Nord-Stream-Pipelines im Herbst 2022 stand, veranlasst die Regierenden zur Vorsicht. Manche hatten hier zunächst Russland
im Verdacht. Zumindest vorstellbar wäre im Fall Leipzig auch ein Anschlag unter falscher Flagge, verübt von Tätern, die den Druck auf Russland wegen des Ukrainekriegs erhöhen wollen. Als sonderlich realistisch gilt ein solches Szenario aber nicht.
Sollten die Ermittler Moskau als Drahtzieher überführen, wird die Bundesregierung reagieren müssen. Konsultationen mit den Nato-Partnern würden dann kaum mehr ausreichen, eine Einbestellung des russischen Botschafters ins Auswärtige Amt auch nicht. Es bräuchte ein klares Signal, ein Zeichen der Stärke.
Sergej Netschajew, Putins Vertreter in Berlin, könnte zur unerwünschten Person erklärt werden, also aufgefordert werden, das Land zu verlassen. Allerdings könnte das eine Spirale in Gang setzen. Moskau würde wahrscheinlich im Gegenzug den erst im Juli ernannten deutschen Topdiplomaten in Moskau Clemens von Goetze ausweisen. Ähnliches droht, sollte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Russische Haus der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in Berlin schließen, das als Propaganda- und Spionagenest gilt. Moskau würde sich wahrscheinlich mit der Schließung des Goethe-Instituts rächen, so die Befürchtung im Auswärtigen Amt.
Berlin könnte auch auf ein scharfes Vorgehen gegen die russische Schattenflotte drängen. Dabei handelt es sich um Hunderte meist überalterte Öltanker und Frachtschiffe, die Moskau nutzt, um Sanktionen zu umgehen und so sein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zu finanzieren. Womöglich dient die Flotte auch als Startbasis für Drohnenflüge an der Küste von Ost- und Nordsee.
Einen Beschluss immerhin hat das Kabinett schon in dieser Woche gefasst: Die deutschen Geheimdienste sollen mit Befugnissen ausgestattet werden, die weit über das hinausgehen, was sie heute dürfen.
Jahrzehntelang waren der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BND) und der Verfassungsschutz bloße Informationssammler. Mit einem neuen Gesetz sollen sie eine Lizenz zum Gegenschlag erhalten. Man müsse Moskau zeigen, »dass wir in der Lage sind, sehr ähnliche Dinge zu tun, damit auch die andere Seite den Schmerz spürt«, sagte BND-Chef Martin Jäger schon bei der Münche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im Februar.
In Zukunft soll der deutsche Auslandsgeheimdienst Computer in feindlichen Staaten hacken können, von denen Cyberangriffe oder Desinformationskampagnen ausgehen – und die Server notfalls lahmlegen.
Auch ein weiteres Szenario wäre möglich: die Sabotage russischer Rüstungsunternehmen durch deutsche Agenten. Etwa einer Drohnenfabrik.
Jürgen Dahlkamp, Matthias Gebauer, Astrid Geisler, Roman Höfner, Marcel Rosenbach, Fidelus Schmidt, Christoph Schult, Wolf Wiedmann-Schmidt, Steffen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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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Die schwarz-rote Koalition will die Rente mit 63 abschaffen. Für viele Genossen ist das die eine Zumutung zu viel.
Zehn Meter können weit sein. Vor allem, wenn die Renten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im Weg steht. Genauer: der Frust darüber. Im saarländischen Homburg trägt der Frust am vergangenen Freitag Gehstock, Glatze, selbsttönende Brille und versperrt Ministerpräsidentin Anke Rehlinger den Weg. »Die in Berlin müssen mitkriegen, worum es uns an der Basis geht«, sagt er und verweist auf seine jahrzehntelange Mitgliedschaft in der IG Metall. »Wir haben uns das hart erkämpft.«
Rehlinger will eigentlich weiter, es sind nur noch ein paar Schritte bis zum Wochenmarkt, wo ihre Leute alles für ein Bürgergespräch aufgebaut haben. Infostand, Sonnenschirm, Litfaßsäule – selbst eine mobile Café-Bar gibt es. Der Cappuccino ist hervorragend, aber der Mann mit dem Rentenfrust steht jetzt zwischen der Ministerpräsidentin und dem Koffeinnachschub. »Wir können auf Frührente und Altersteilzeit nicht verzichten«, sagt er. »Gerade jetzt, wo so viele Arbeitsplätze bei uns wegfallen.«
Rehlinger macht eine beschwichtigende Geste. »Eijo«, sagt sie in der Mundart ihres Heimatorts Nunkirchen im nördlichen Saarland. »Weiß ich doch alles.«
Sie setze sich dafür ein, das Rentenpaket an dieser Stelle zu verändern. »Wir brauchen eine gerechte Lösung für Menschen, die sehr lange gearbeitet haben. Nach 45 Jahren am Band und auf Schicht muss irgendwann auch mal gut sein.«
Der Mann nickt, die Antwort gefällt ihm. »Habe mitbekommen, dass Sie dem Bundeskanzler ins Gewissen geredet haben«, sagt er. »Gut so!«
Gespräche wie dieses führt Anke Rehlinger inzwischen täglich. Seit die Bundesregierung im Wochentakt Reformvorschläge vorlegt, erreicht die Sozialdemokratin der Ärger auf allen Kanälen. Mal sind es pflegende Angehörige, die Angst vor höheren Kosten haben, mal Gewerkschafter, die den Achtstundentag verteidigen wollen. Der größte Aufreger aber ist die Rente.
Die Ankündigung von Bundeskanzler Friedrich Merz (CDU) und Arbeitsministerin Bärbel Bas (SPD), die Reformvorschläge der Rentenkommission eins zu eins umsetzen zu wollen, hat eine Welle der Entrüstung ausgelöst. Betriebsräte fürchten um ihre Sozialpläne, Beschäftigte um ihre Altersvorsorge, selbst langjährige SPD-Mitglieder drohen mit Austritt.
Es geht ihnen um Gerechtigkeit und Respekt, aber natürlich geht es auch um eigene Interessen. Es ist eine alternde Generation, die aufbegehrt, die ihre Pfründen verteidigt, womöglich zum letzten Mal. Aber es ist eben auch eine Generation, die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gut vernetzt ist, mit Gewerkschafts- und Parteibuch sowie jahrzehntelanger Mitgliedschaft im Rücken. Menschen, ohne die in den Ortsvereinen nichts geht. Das macht die Sache für die SPD-Spitze heikel.
Die Frage ist, ob diese Generation noch einmal die Kraft hat, sich durchzusetzen und das Rentenpaket aufzuschnüren. Und was passiert, falls ihr das nicht gelingt.
33 Empfehlungen hat die Rentenkommission abgegeben, vor allem zwei davon haben den Ärger entfacht: das Ende der abschlagsfreien Rente für besonders lang Versicherte und das Aus für die Altersteilzeit im Blockmodell. Beide Änderungen sollen Menschen länger im Berufsleben halten, eines der wichtigsten Ziele der Rentenreform. Ökonomen predigen seit Jahren, dass sich Deutschland die massenhafte Frühverrentung älterer Beschäftigter nicht mehr leisten kann. Die steigende Lebenserwartung, der grassierende Fachkräftemangel, die verzerrte Alterspyramide – all das spricht für längeres Arbeiten.
Außerdem kommt die abschlagsfreie Frührente nicht nur Schwerstarbeitern in der Industrie oder auf dem Bau zugute. Laut
Es geht auch um innerparteiliche Macht

Christian Mung / REUTERS
Rentenkommission profitieren vor allem Besserverdiener, Gesündere und Männer – während Geringverdiener und Menschen, die eine Zeit lang arbeitslos waren, häufig in die Röhre schauen. Genauso wie viele Frauen. Aber was zählen ökonomische Argumente, wenn es um die persönliche Lebensplanung geht?
Die sogenannte Rente mit 63 war für viele Beschäftigte ein Versprechen. Wer 45 Beitragsjahre gesammelt hat und nicht mehr arbeiten kann, nicht mehr arbeiten will oder in der Firma nicht mehr gebraucht wird, darf gehen – ohne Sorge vor finanziellen Einbußen. Ein Recht auf den früheren Ruhestand, das man sich über Jahrzehnte erarbeitet hat.
Da bei der Einführung im Jahr 2014 ein Mindestalter von 63 Jahren Voraussetzung war, hat sich der Begriff »Rente mit 63« eingebürgert. Er ist geblieben, obwohl die Schwelle parallel zum regulären Renteneintrittsalter steigt. Inzwischen liegt sie bei 64 Jahren und acht Monaten.
Die Rente mit 63 war der Versuch der SPD und ihrer damaligen Arbeitsministerin Andrea Nahles, jene Wunden zu heilen, die Franz Müntefering sieben Jahre zuvor mit der schrittweisen Erhöhung des Renteneintrittsalters auf 67 Jahre geschlagen hatte. Es war ein Angebot zur Versöhnung an die Gewerkschaften, mit denen es fast zum Bruch gekommen war. Auch deshalb reagieren Genossen und Gewerkschafter jetzt so empfindlich.
»Wenn ich mit SPD-Mitgliedern spreche, ist die Botschaft klar: Wer mit 15 Jahren angefangen hat zu arbeiten und jahrzehntelang seinen Beitrag geleistet hat, darf am Ende nicht dafür bestraft werden, dass er früh ins Berufsleben gestartet ist«, sagt Jochen Ott, Spitzenkandidat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SPD für die Landtagswahl im kommenden Frühjahr. Wer jahrzehntelang eingezahlt habe, müsse auch künftig ohne Abschläge in Rente gehen können. Die Botschaft der Basis sei eindeutig, sagt Ott. »Länger arbeiten können – ja. Länger arbeiten müssen – nein.«
Auch über die Altersteilzeit im Blockmodell, bei der Beschäftigte eine Zeit lang für ein niedrigeres Entgelt arbeiten, bevor eine Freistellung bei weiterlaufenden reduzierten Bezügen erfolgt, will der Oppositionsführer im Düsseldorfer Landtag noch einmal reden. »Gerade in Unternehmen, die in den letzten Monaten Arbeitsplätze abgebaut haben, brauchen die Beschäftigten Sicherheit und verlässliche Perspektiven«, sagt Ott.
Die Industrieregionen im Saarland und in Nordrhein-Westfalen stehen vor ähn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Der Strukturwandel schlägt mit voller Härte zu, schon wieder. Erst starben die Zechen, dann schlitterten die Stahlwerke in ihre Dauerkrise, nun trifft es die Autozulieferer an der Saar sowie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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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chinenbau und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an Rhein und Ruhr.
Die Stimmung in den Belegschaften ist schlecht, die früher dominierende SPD gerät auch in ihren einstigen Hochburgen unter Druck. In Teilen des Ruhrgebiets hat die AfD ihr den Rang als Arbeiterpartei abgelaufen, auch im Saarland holt sie auf. Dass neben der langjährigen Vormachtstellung nun auch noch sicher geglaubte Arbeitnehmerrechte und die persönlichen Ruhestandspläne in Gefahr geraten, ist aus Sicht mancher Genossinnen und Genossen die eine Zumutung zu viel.
Es ist kein Zufall, dass es ausgerechnet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nen und Ministerpräsidenten sind, die den Rentenaufstand proben. Bei ihnen kommt der Frust weitgehend ungefiltert an. Manuela Schwesig aus Mecklenburg-Vorpommern war die Erste, sie nannte die Pläne für ein Ende der Rente mit 63 »falsch«. Inzwischen wirft sie der eigenen Arbeitsministerin und Parteichefin Bärbel Bas vor, eine »faktische Rentenkürzung« zu planen. Schwesig befindet sich im Wahlkampf, sie muss am 20. September ihr Amt gegen die AfD verteidigen. In der Parteispitze war man deshalb lange bemüht, ihren Protest als Teil der Kampagne abzutun.
Es geht nicht nur um Wählerstimmen, es geht auch um innerparteiliche Macht. Bas und ihr Co-Vorsitzender Lars Klingbeil stehen unter Druck wie nie, nach den Landtagswahlen im September könnten sie stürzen – wenn sie nicht freiwillig den Weg frei machen, etwa für Schwesig. Voraussetzung wäre, dass sie bei ihrer Landtagswahl am 20. September ein überzeugendes Ergebnis einfährt. Falls ihr das gelinge, könne Schwesig in der Partei alles werden, was sie wolle, sagen hochrangige Genossen.
Inzwischen gibt es in der SPD kaum noch Regierungs- oder Landeschefs, die sich nicht kritisch über die Rentenpläne geäußert haben. Auch drei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m Osten meldeten sich zu Wort. Gemessen daran wirkt die SPD-Bundestagsfraktion erstaunlich diszipliniert.
Der Erste Parlamentarische Geschäftsführer der SPD-Fraktion, Dirk Wiese, rechnet deshalb damit, dass das Rentenpaket im Grundsatz Bestand haben wird. »Natürlich muss es einen Vertrauensschutz für Menschen geben, die sich auf die Rente mit 63 verlassen haben, und natürlich brauchen wir auch eine Härtefallregelung für Beschäftigte, die gesundheitlich nicht mehr arbeiten können«, sagt der Abgeordnete aus dem Sauerland. Beides sehe der Bericht der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ausdrücklich vor. »Ich gehe davon aus, dass eine großzügige Übergangszeit und eine klare Härtefallregelung schon in den Gesetzentwürfen der Bundesregierung berücksichtigt sein werden«, sagt Wiese. Die österreichische Schwerarbeitspension für besonders belastende

Jennifer Weyland / Staatskanzlei des Saarlandes
Saarländische Regierungschefin Rehlinger: »Weiß ich doch alles«
Arbeit könne ein Vorbild sein. Man finde eine Lösung, verspricht Wiese.
Die Frau, auf die es dabei maßgeblich ankommt, ist derzeit ungewohnt still. Sozialministerin und Parteichefin Bas ist noch im Urlaub. Sie hatte sich nach dem Vorstoß der CDU-Ministerpräsidenten aus dem Osten irritiert gezeigt. »Die CDU muss ihre Rolle mal klären«, sagte Bas im ZDF-Sommerinterview. Mit der SPD könne man über einen Erhalt der Rente mit 63 reden, wenn das denn die Meinung der Union sei, so die SPD-Chefin weiter. Sie weiß natürlich, dass das schon in der gemeinsamen Bundestagsfraktion von CDU und CSU nicht der Fall ist. »Die abschlagsfreie Rente nach 45 Beitragsjahren muss ein Ende haben – so, wie es die Alterssicherungskommission vorgeschlagen hat«, fordert der frisch gewählte Unionsfraktionsvorsitzende Thorsten Frei (CDU). Bas müsse jetzt Tempo bei der Reform machen.
»Im Herbst« werde die Arbeitsministerin die Gesetzentwürfe vorlegen, heißt es dazu aus ihrem Ministerium. Genauer werden könne man nicht.
Der kalendarische Herbst beginnt am 23. September und damit nach den Wahlen
in Sachsen-Anhalt, Mecklenburg-Vorpommern und Berlin.
Darauf verlassen, dass die Debatte dann weniger emotional geführt wird, sollte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besser nicht. Für den 26. September haben d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 (DGB) und seine Mitgliedsgewerkschaften einen bundesweiten Protesttag unter dem Motto »Hart verdient! Deine Arbeit. Deine Gesundheit. Deine Rente« angekündigt. In 15 Großstädten wollen sie auf die Straße gehen. Es droht ein heißer Herbst im Kampf um die Rente.
In Homburg hat SPD-Vizechefin Rehlinger inzwischen ihren Kaffee bekommen und plaudert mit Passanten in der Fußgängerzone. Währenddessen geht jemand unbemerkt zu der Litfaßsäule, an die man Botschaften für die Ministerpräsidentin pinnen kann. Die Person kritzelt etwas auf eine Karteikarte, die wenig später zwischen den Forderungen nach mehr Behindertenparkplätzen und Tempo-20-Zonen in den Innenstädten hängt. Ein Satz nur: »Bitte den populistischen Blödsinn bezüglich Rente nach 45 Berufsjahren lassen!«
Andreas Nie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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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Seiten · Hardcover · 22,00 €
Wie schließen wir Frieden mit dem Älterwerden? Dieser Frage geht Alexander Kühn nach und spricht u.a. mit prominenten und unbekannten Menschen – darunter Nana Mouskouri, Thomas Gottschalk, der YouTuber Rezo, aber auch eine trans Frau und ein Bäckermeister. Was er sich von ihnen abschauen will und was lieber nicht, erzählt er allen, die – wie er – mit dem Älterwerden begonnen haben.
»Dieses Buch macht mir Lust aufs Altwerden ... ach nee, ich bin ja schon alt.«
Otto Waal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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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atsämter Boris Rhein sei »heißer Favorit« auf das Amt des Bundespräsidenten, hieß es vergangene Woche. Wer hat das Gerücht in die Welt gesetzt?
Die Gemeine Eintagsfliege (Ephemera vulgata) lebt als erwachsenes Tier maximal ein paar Tage. In dieser Zeit nimmt sie keine Nahrung zu sich und widmet sich ausschließlich dem Paarungsflug und der Eiablage. Ist diese Mission erfüllt, stirbt sie.
Die Lebensdauer der Politischen Eintagsfliege (Ephemera politica) variiert dagegen. Manchmal überlebt sie nur wenige Stunden, häufig einige Tage, in seltenen Fällen auch mal eine ganze Woche. Dann aber ist sie tot und kann in aller Ruhe seziert werden.
Der letzte Vorfall, bei dem Ephemera politica in Berlin gesichtet wurde, stammt aus der vergangenen Woche. Da lässt sich – eher ungewöhnlich – ihre Lebensdauer sogar bis auf die Minute bestimmen. Sie überlebte genau vier Tage, vier Stunden und fünf Minuten. Dann hatte sie ihre Mission erfüllt.
Am Sonntag, dem 2. August, meldet »Bild« um 16.31 Uhr ein »heißes Gerücht«: »Bundespräsident! Merz hat diesen CDU-Mann auf dem Zettel«. In Regierungs- und Parteikreisen falle immer häufiger der Name Boris Rhein, wenn es um die Nachfolge von Frank-Walter Steinmeier gehe. Der hessische CDU-Ministerpräsident gelte als »ausgleichend, konservativ, humorvoll«, sei Jurist und habe in seiner Zeit als Landtagspräsident politische Zuspitzungen vermieden: »Genau das, was auch von einem Bundespräsidenten erwartet wird.«
Es ist Sommerloch, für Ephemera politica herrschen also optimale Bedingungen, und so wird die »Bild«-Meldung gierig aufgegriffen. Von anderen Zeitungen, von sozialen Netzwerken, Podcasts, TV, Radio und natürlich auch vom SPIEGEL. Was bei »Bild« noch als »heißes Gerücht« gestartet ist, adelt das Schwesterblatt »Welt« drei Tage später schon zur Gewissheit: »Boris Rhein heißer Favorit auf das Amt des Bundespräsidenten«. Doch damit scheint der Höhepunkt der Aufmerksamkeit überschritten zu sein. Am Donnerstag, dem 6. August, erwähnt der »Focus« um 20.36 Uhr ein letztes Mal, dass auch ein gewisser Boris Rhein als Steinmeier-Nachfolger gehandelt werde. Vier Tage, vier Stunden und fünf Minuten nach der ersten Meldung. Dann herrscht Stille.
Zeit also, die Politische Eintagsfliege in aller Ruhe zu sezieren. In Berlin rätselt man, wer das Gerücht wohl in die Welt gesetzt
haben könnte. Cui bono?, das ist die erste Frage, die sich Kriminalisten stellen, wenn sie einen Fall aufdecken wollen: Wem nützt es? Wer also hat ein Interesse daran, den hess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als Kandidaten für das Amt des Bundespräsidenten ins Spiel zu bringen? Und warum? Wobei »rätseln« nicht das richtige Wort ist. In Wahrheit sind sich in Berlin viele längst sicher, die Antwort zu kennen. Aber der Reihe nach.
Am 30. Januar nächsten Jahres wählt die Bundesversammlung einen neuen Bundespräsidenten. Der Kanzler hat seine Prioritäten schon früh klar formuliert. »Ich kann mir das sehr gut vorstellen«, sagte Friedrich Merz im August vergangenen Jahres, »dass wir 2027 eine Frau zum ersten Mal in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zur Bundespräsidentin wählen.« Das war keine kategorische Festlegung, aber doch ein deutlicher Hinweis.
Also eine Frau. Aber wer? Julia Klöckner? Der Kanzler, so sagen es seine Leute, halte die Bundestagspräsidentin in ihrem jetzigen Amt für »ausbefördert«. Bildungsministerin Karin Prien? Würde wohl gern,
Parteifreunde Merz, Rhein:
Dezenter Hinw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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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int aber nicht über den nötigen Rückhalt in Partei und Fraktion zu verfügen. Die frühere Parteichefin 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 Wurde vor Kurzem erst gegen den Willen von Merz zur Vorsitzenden der Konrad-Adenauer-Stiftung gewählt.
Bleibt die bayerische Landtagspräsidentin Ilse Aigner. CSU-Chef Markus Söder hatte die Parteifreundin im April in einem Interview vorgeschlagen. Weil er die mächtige Rivalin aus dem Weg räumen wollte? Auf jeden Fall hatte er den Kanzler überrumpelt. Und der reagierte schmallippig. Er nehme Vorschläge »mit Interesse zur Kenntnis«, so Merz kühl. In einer Mischung aus professioneller Hochachtung und stillem Befremden beobachten sie seitdem in der CDU, wie Söder den Spielraum des Kanzlers mit jedem seiner Interviews weiter einzuengen scheint. Zuletzt war das beim ARD-Sommerinterview zu beobachten, als der CSU-Chef erklärte: »Man hat sich ja festgelegt, dass dieses Mal eine Frau Bundespräsident werden sollte.« Wer hatte sich da eigentlich »festgelegt«? Der Kanzler jedenfalls nicht.
In der CDU hat man nichts gegen Aigner, aber man will sich ungern von der kleinen Schwesterpartei vorführen lassen. Ist das Rhein-Gerücht deshalb in die Welt gesetzt worden? Um endlich einen eigenen Kandidaten ins Spiel zu bringen?
Höchste Zeit, in Hessen ein wenig herumzutelefonieren. Dort will man offiziell gar nichts sagen. Und inoffiziell auch nichts. Um dann dezent darauf hinzuweisen, dass es doch eigentlich nicht die Aufgabe der CDU sein könne, Söders Personalprobleme zu lösen, indem man ihm eine Rivalin vom Hals schaffe. Ach ja, und noch etwas: Man dürfe sich die Situation in Wiesbaden nicht so vorstellen, dass man dort gerade einen Fluchtwagen benötige.
Die Hessen waren es also nicht, die das Gerücht in die Welt gesetzt haben. Oder doch? Erstens wolle der Kanzler nach wie vor eine Frau vorschlagen und nicht Rhein, sagen seine Leute, und zweitens seien es natürlich die Hessen gewesen. Wer sonst? Beim Hessenfest Anfang Juli in Berlin habe man doch live dabei sein können, wie die Gastgeber ihren Ministerpräsidenten ins Gespräch gebracht hätten. Und der, so sagen sie, habe intern schon häufiger sein Interesse signalisiert.
Ist Rhein also ein Selbstanbieter? Der sich nach einem beruflichen Upgrade sehnt? In der Umgebung des Kanzlers und in der CDU-Führung glauben das viele, auch wenn sie es nicht beweisen können. Am Mittwoch meldete sich der Ministerpräsident dann zum ersten Mal selbst zu Wort. »Es ist eine Ehre, zum Kreis derer gezählt zu werden, die für das Amt infrage kommen«, zitiert ihn die »FAZ«. Was man eben so sagt, wenn man nicht dementieren will.
Konstantin von Hamm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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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abis Der Besitz von Marihuana wurde vor zwei Jahren teilweise entkriminalisiert. Drogenfahnder Ingo Hörmann erklärt, warum seine Arbeit komplizierter geworden ist und selbst Großdealer selten in Untersuchungshaft landen.
Hörmann, 54, ist Leiter der Zentralen Ermittlungsgruppe Betäubungsmittel bei der Polizeiinspektion Hannover. Er ist seit 30 Jahren bei der Polizei, seit knapp 20 Jahren Drogenfahnder. Weil er an Observationen und operativen Einsätzen teilnimmt, ist er auf dem Foto nicht erkennbar.
SPIEGEL: Herr Hörmann, wer in Hannover unterwegs ist, riecht an vielen Orten den süßlichen Duft verbrennender Grasblüten. Stört Sie das?
Hörmann: Das ist immer noch ungewohnt. Als Polizei haben wir jahrzehntelang den Konsum von Marihuana in der Öffentlichkeit bekämpft. Jetzt müssen wir das in großen Teilen tolerieren.
SPIEGEL: Das Cannabisgesetz hat den Besitz vor zwei Jahren teilweise entkriminalisiert. Hat das Ihre Arbeit als Drogenfahnder erleichtert?
Hörmann: Wir registrieren einen Rückgang der Delikte um bis zu 40 Prozent. Es gibt weniger Ermittlungsverfahren, weil der Besitz von bis zu 25 Gramm nicht mehr strafbar ist. Deswegen haben wir aber nicht weniger zu tun, im Gegenteil: Der Handel ist ja immer noch illegal. Zwar stellen wir jetzt in Hannover deutlich mehr Cannabis sicher, gleichzeitig ist es durch das Gesetz aber deutlich schwieriger geworden, den Dealern das Handeln nachzuweisen. Während wir früher über Kontrollen von Konsumenten auch an größere Dealer herangekommen sind, ist unsere Arbei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heute deutlich komplizierter geworden.
SPIEGEL: Was hat das für Konsequenzen? Hörmann: Wir müssen den Handel mit Marihuana auf der Straße beobachten und dokumentieren, was personell aufwendiger ist. Die Verbreitungswege sind vielfältig: Gerade erst haben Kollegen einen Kiosk durchsucht, in dem diverse Produkte für Vapes verkauft wurden, die den Cannabiswirkstoff THC enthalten, mit Geschmacksrichtungen wie Erdbeere oder Vanille in farbenfrohem Comic-Look. Damit werden gezielt neue Konsumentengruppen angesprochen, etwa junge Frauen, die in der Vergangenheit eher zurückhaltend waren.
SPIEGEL: Hat Hannover heute ein größeres Grasproblem als vor der Teillegalisierung? Hörmann: Die Droge ist bei jungen Leuten hip. Der Konsum ist salonfähig und auch der Handel dadurch sichtbarer geworden. Beispielsweise haben wir heute eine offen
wahrnehmbare Dealerszene an hoch frequentierten Bereichen in Hannover – früher waren die Dealer vorsichtiger und eher versteckt in den Seitenstraßen aktiv.
SPIEGEL: Warum nehmen Sie diese Leute nicht fest?
Hörmann: Natürlich gehen wir jeden Tag gegen Cannabishändler vor. Aber mit der Änderung der Gesetzeslage haben die Dealer weniger strafrechtliche Konsequenzen zu befürchten. Selbst wenn wir ihnen wiederholten Handel nachweisen, kommen sie selten in Untersuchungshaft, weil sie selbst bei einer Verurteilung keine höheren Freiheitsstrafen zu erwarten haben. Einige Leute haben wir allein dieses Jahr schon zehnmal beim Dealern erwischt und festgenommen. Und am nächsten Tag stehen sie wieder auf der Straße, als wäre nichts geschehen.
SPIEGEL: Erwachsene dürfen 25 Gramm Marihuana in der Tasche haben, bei sich zu Hause sogar die doppelte Menge. Außerdem gibt es Anbauvereine, die ihre Mitglieder legal mit Gras versorgen. Man könnte annehmen, dass sich deshalb deutlich weniger Leute ihre Drogen illegal beschaffen.
Hörmann: Nein, den Eindruck kann ich leider nicht bestätigen. Trotz der geänderten Gesetzeslage sind weiterhin regelmäßig große Mengen an illegalem Marihuana auf dem Markt, wogegen die Produktion in den etwa 85 Anbauvereinen, die es derzeit in Niedersachsen gibt, nicht weiter ins Gewicht fällt. Hannover bildet innerhalb Deutschlands
Marihuana, Cannabisgetränk:
»Bei jungen Leuten hip«

Renna Lakanitz / DER SPIEGEL
allein schon aufgrund seiner geografischen Lage einen Brennpunkt des illegalen Drogenhandels und ist auch ein Drehkreuz für Cannabis. Dabei geht es um zig Tonnen im Jahr. Allerdings tun sich die Staatsanwaltschaften unserer Erfahrung nach schwer, trotz größerer Mengen U-Haft-Befehle zu beantragen.
SPIEGEL: Können Sie ein Beispiel nennen? Hörmann: Da wurde am helllichten Tag am Straßenrand eine Palette mit Cannabis abgestellt. Kurz darauf fuhr ein Pkw vor, der Fahrer packte 25 Kilogramm Gras mit einem Straßenverkaufswert von 250.000 Euro aus der Palette in seinen Kofferraum. Daraufhin wurde er festgenommen – ein U-Haft-Befehl wurde seitens der zuständigen Staatsanwaltschaft nicht beantragt. In solchen Fällen würde ich mir schon eine nachhaltigere Ahndung wünschen.
SPIEGEL: Wer Mitglied in einem Cannabis Social Club ist oder privat zu Hause bis zu drei Pflanzen anbaut, muss zu keinem Dealer gehen.
Hörmann: Das stimmt zwar grundsätzlich, allerdings nutzen unserer Einschätzung nach nur wenige Konsumenten diese Clubs – die große Mehrheit versorgt sich weiterhin auf dem Schwarzmarkt. Diese Clubs spielen auf dem Gesamtmarkt einfach keine Rolle. Außerdem sind meines Erachtens die dort erlaubten Mengen viel zu hoch. 50 Gramm, die die Mitglieder ab 21 Jahren monatlich legal in ihrem Anbauverein erwerben können, reichen für etwa 150 Joints. Das sind fünf Joints pro Tag. Wer so viel Marihuana konsumiert, ist durchgehend zugedröhnt und vermutlich schwer drogenabhängig. Wie jemand bei einem solchen THC-Konsum noch zur Arbeit gehen oder im schlimmsten Fall sogar Auto fahren kann, ist mir schleierhaft.
SPIEGEL: Und wenn die Mitglieder das Cannabis erst gar nicht abnehmen, es also im Cannabis Club bleibt?
Hörmann: Dann müssen die Vereine das Cannabis vernichten. Aber wer kontrolliert das? Vor Kurzem war ich zusammen mit Kontrolleuren der zuständigen Landwirtschaftskammer in einem Cannabis Social Club. Der Verein hatte offiziell nur 42 Mitglieder, aber ungefähr 500 Pflanzen in der Aufzucht. Wenn man das hochrechnet, ist das doppelt so viel Gras, wie für jedes Mitglied gesetzlich erlaubt ist. Und glauben Sie mir, das ist noch konservativ gerechnet. Da gibt es F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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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te, die holen das Maximum aus jeder Pflanze raus.
SPIEGEL: Und wo bleibt der Rest?
Hörmann: Die Betreibenden hatten viele Ausreden: Insektenbefall, Wurzelfäule und andere vorgeschobene Probleme – angeblich müsse man schon mal die komplette Ernte entsorgen. Das Problem: Die Dokumentation obliegt den Vereinen selbst. Sie schreiben in ein Buch, wie viele Pflanzen sie vernichtet haben und wie viele Kilogramm das waren. Der Verantwortliche hatte Erfahrung, ich vermute mal, dass er nicht erst mit dem Cannabisanbau begonnen hat, als das legalisiert wurde.
SPIEGEL: Wird der Club seine Konzession verlieren?
Hörmann: Da waren sehr viele Unstimmigkeiten, aber über mögliche Konsequenzen muss die Niedersächsische Landwirtschaftskammer entscheiden. Fest steht, dass die gesetzliche Grundlage derzeit keine ausreichenden Kontrollmöglichkeiten bietet.
SPIEGEL: Eine Erwartung an das Cannabisgesetz war ein verbesserter Gesundheitsschutz, da die Qualität der legal angebauten Droge sichergestellt und kontrolliert werden könne. Stellen Sie eine Veränderung fest?
Hörmann: Mir sind keine Studien bekannt – und auch die damalige Bundesregierung von SPD, Grünen und FDP hat keine angeführt –, die belegen, dass wir damit ein Problem haben. Es gab immer wieder Einzelfälle, in denen Cannabis etwa mit Vogelsand oder Haarspray gestreckt wurde, um das Gewicht zu erhöhen. Aber die Konsumenten waren immer schon sehr qualitätsbewusst. Wir beobachten regelmäßig, dass Lieferungen zurückgegeben werden, wenn die Qualität nicht stimmt. So reguliert sich sogar ein Schwarzmarkt.
SPIEGEL: Ist die Ware heute denn besser als vor 20 Jahren?
Hörmann: Besser ist das falsche Wort, sie ist stärker. Der THC-Gehalt hat durch Züchtungen deutlich zugenommen, was die Droge vor allem für junge Leute gefährlicher macht. Das gilt für den Schwarzmarkt wie für die legalen Vertriebswege. In Anbauvereinen wird Cannabis mit einem THC-Gehalt von 20 bis 25 Prozent angeboten. Bei Haschisch, einem konzentrierten Produkt der Pflanze, geht es sogar bis auf 50 Prozent THC-Gehalt rauf.
SPIEGEL: Warum ist das ein Problem?
Hörmann: Diese Unterschiede werden im Cannabisgesetz gar nicht thematisiert. Lediglich für junge Mitglieder im Alter von 18 bis 21 Jahren ist festgelegt, dass sie nur Cannabis mit einem maximalen THC-Gehalt von zehn Prozent erhalten dürfen. Nach der Argumentation der damaligen Bundesregierung hätte es meines Erachtens eine Wirkstoffgrenze für alle Konsumenten geben müssen. Denn die stärkeren Sorten wirken wie härtere Drogen, die zu Recht verboten sind.

Polizist Hörmann: »Der THC-Gehalt hat durch Züchtungen deutlich zugenommen«
SPIEGEL: Ein weiterer Punkt: Der Jugendschutz sollte durch Prävention an Schulen verbessert werden. Funktioniert das?
Hörmann: Nein, denn die bestehenden Kampagnen verpuffen in meinen Augen fast unbemerkt. Grundsätzlich gibt es Suchtprävention an Schulen in Niedersachsen schon seit vielen Jahren. Ob das den Jugendschutz tatsächlich verbessert, lässt sich aus meiner Sicht nicht beurteilen. Drogenprävention ist in erster Linie Gesundheitsprävention, und die gehört nicht zu den Kernaufgaben der Polizei. Mir persönlich reichen die bisherigen Maßnahmen allerdings nicht aus. Hier wurde eine Droge freigegeben, ohne zeitgleich eine große Präventionsoffensive zu starten, was den erklärten Zielen des Gesetzes völlig widerspricht.
SPIEGEL: An Schulen, in Kindergärten und auf Spielplätzen gilt ebenfalls ein besonderer Schutz. Kontrollieren Sie das?
Hörmann: Zunächst möchte ich kurz klarstellen, dass für diese Kontrollen neben der Polizei insbesondere auch der Ordnungsdienst der Stadt zuständig ist. Wenn uns entsprechende Hinweise erreichen, fährt natürlich ein Streifenwagen dorthin
und kontrolliert den Ort. Wo es wiederkehrende Beschwerden gibt, führen wir gemeinsame Sondereinsätze mit dem kommunalen Ordnungsdienst oder der Niedersächsischen Landwirtschaftskammer durch. Aber wirklich abstellen lässt sich der Konsum auch an solchen Orten nicht. Dazu ist das Cannabisgesetz einfach zu schwammig formuliert.
SPIEGEL: Hat die Cannabislegalisierung aus Ihrer Sicht auch positive Effekte?
Hörmann: Nicht so, wie sie mit dem Cannabisgesetz auf den Weg gebracht wurde. Keiner der versprochenen Effekte ist eingetreten. Ursprünglich waren etwa staatlich kontrollierte Anbau- und Verkaufsstellen geplant, die den Schwarzmarkt austrocknen sollten. Das war offenbar rechtlich nicht machbar. Die Rauschgiftkriminalität in diesem Bereich ist gleichbleibend hoch. Ich bin kein grundsätzlicher Gegner einer Legalisierung von Cannabis. Aber so, wie es umgesetzt wurde, kann es meiner Ansicht nach nicht funktionieren. Ein Staatsanwalt sagte mir mal, es sei das schlechteste Gesetz, das er je gesehen habe.
Interview: Hubert G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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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minalität In Berlin erpressen türkische Gangs Betreiber von Cafés oder Supermärkten. Häufig fällt der Name »Daltons«. Doch die Polizei geht inzwischen von weiteren Hinterleuten aus – darunter alte Bekannte.
Die Kugeln hätten seine Brust durchlöchern können, vielleicht sogar sein Herz treffen. Niemand hätte ihm helfen können. Denn an dem Sonntag, an dem die beiden Geschosse das Stahlblech der Eingangstür durchdrangen, war Adem Ispirli allein im Büro. Doch bevor die Projektile im Computermonitor einschlugen, so erzählt er es, sei er zum Drucker in ein Nebenzimmer gegangen. Ein Zufall, der womöglich sein Leben rettete.
Adem Ispirli betreibt eine Autowerkstatt im Süden Berlins, ein Mann in schwarzer Anzughose und schwarzem Hemd, den Bart trägt er sauber gestutzt und das Haar akkurat nach hinten gekämmt.
Ispirli betastet die Einschusslöcher in der Bürotür. Er hat sie mit einer Paste aus dem Baumarkt zugeschmiert. Dann zeigt er auf seinem Handy ein Video, das er wenige Minuten nach den Schüssen von einem anonymen
Absender erhalten habe. Darauf zieht eine Hand den Abzug einer Pistole, im Hintergrund sieht man den weißen Anstrich einer Tür. Es ist der Eingang zu seinem Büro.
Ispirli berichtet von einem Telefonanruf. Der Anrufer habe 250.000 Euro gefordert, sagt er. Wenn er zahle, werde man ihn in Ruhe lassen. Ansonsten komme man wieder – und schieße ihm in die Beine. »Die wollten mich fertigmachen«, sagt Ispirli.
Etwa acht Kilometer von Ispirlis Werkstatt entfernt, am nordwestlichen Ende des einstigen Flughafens Tempelhof, sitzt Mitte Juli Barbara Slowik Meisel in einem weiträumigen Büro. Die Berliner Polizeipräsidentin hat in ihrer achtjährigen Amtszeit einiges erlebt: Clans, Drogen, Terror. Schüsse auf eine Kfz-Werkstatt? Unter normalen Umständen würde sich Berlins Polizeichefin dafür nicht groß interessieren.
Doch die Umstände sind nicht normal. Eine Serie von Schutzgelderpressungen erschüttert die Hauptstadt. Die Täter melden sich per Anruf oder WhatsApp-Nachricht und verlangen »Strafzölle«, mal 50.000, mal 500.000 Euro. Wer nicht zahlt, dessen Schaufenster werden von Kugeln durchsiebt. Einen Kiosk im Stadtteil Wedding und einen Club in Kreuzberg attackierten Erpresser mit einer Handgranate.
Betroffen sind Cafés und Restaurants, Fahrschulen, Spätverkaufsbuden und Betreiber von Supermärkten – soweit bekannt, sind es immer Geschäftsleute mit türkischem Migrationshintergrund.
Zugleich wird Berlin mit Schusswaffen überflutet. Sie stammen meist aus illegalen Fabriken in der Türkei, mitunter geschmuggelte Kopien aus dem 3D-Drucker, qualitativ minderwertig, aber doch potenziell töd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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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olgen sind alarmierend. Laut Kriminalstatistik zählte die Berliner Polizei im vergangenen Jahr 1119 Fälle, in denen mit einer Schusswaffe gedroht oder geschossen wurde. Das sind fast 70 Prozent mehr als im Jahr zuvor. Im laufenden Jahr lassen sich etwa die Hälfte aller Schüsse auf die Serie der Schutzgelderpressungen zurückführen.
Für Polizeipräsidentin Slowik Meisel war es bis zum Anschlag auf den CSD »aktuell das Thema Nummer eins«. Im November hat sie eine Sondereinheit eingesetzt. Für die Gruppe »Ferrum«, Lateinisch für Eisen, wurden rund 100 Beamte abgestellt, bei Einsätzen sind es bis zu 600.
Gewinnt der Staat den Kampf gegen die kriminellen Banden? Es ist eine Frage, die auch den Ausgang der Landtagswahl Ende September beeinflussen kann. In Umfragen zählt Sicherheit zu den fünf wichtigsten politischen Problemen der Berliner. Jeder weitere Schuss schadet auch der Regierung von CDU und SPD.
Der SPIEGEL hat Aktenvermerke, Anklagen und Urteile ausgewertet, Gerichtsprozesse begleitet und mit Ermittlern, Experten und Betroffenen gesprochen.
Die Spuren führen vom Kottbuser Tor in Kreuzberg bis in die Armutsviertel von Istanbul; von Gerichtssälen in Berlin bis nach Moskau und in Luxusresorts in Dubai; zu abbruchreifen Mietshäusern in Kreuzberg, in denen Drogenabhängige hausen.
Die Recherche zeigt, wie gleich mehrere Banden in das Geschäft mit der Schutzgelderpressung eingestiegen sind: Gangster aus der Türkei, die sich »Daltons« nennen, wie die Ganoven im Western-Comic »Lucky Luke«. Dazu kommen Berliner Verbrecher mit langen Karrieren in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Als Schützen heuern sie teils Jugendliche an, die für ein paar Gramm Kokain auf Cafés oder Büros schießen sollen.
Die Anfänge der Serie reichen etwa anderthalb Jahre zurück. Ende 2024 begannen türkische Gewerbetreibende, der Polizei von anonymen Anrufern zu berichten, die »Strafzölle« forderten. Ihre Drohungen bekräftigten die Erpresser mit Schüssen.
Wenige Monate später, an einem Montagabend im März 2025, gab ein Vorfall den Ermittlern erste Hinweise darauf, wie die Angriffe abliefern – und wer hinter ihnen stecken könnte.
An jenem Tag feuerte Alican C. in die Scheibe einer Filiale der türkischen Supermarktkette Eurogida. Er war 2022 mit 17 Jahren als Asylbewerber aus der Türkei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zunächst lebte er in einem Heim für unbegleitete Geflüchtete. Bevor Alican C. zur Waffe griff, konsumierte er Kokain und drei Gläser Whiskey. Seine Auftraggeber versprachen ihm für die Schüsse 1000 Euro.
Als er seinen Finger an den Abzug legte, hatte der Markt in der Altstadt des Berliner
Außenbezirks Spandau seit wenigen Minuten geschlossen, einige Mitarbeiter räumten noch auf. Alican C. feuerte sechs Schüsse auf den Eingang. Dann chauffierten ihn seine Auftraggeber zu einer weiteren Filiale. Auch auf diesen Supermarkt schoss er, Mitarbeiter und Reinigungskräfte kamen mit dem Schrecken davon.
Seine Hinterleute griffen derweil zum Telefon. Sie verlangten 250.000 Euro. Als die Betreiber der Eurogida-Kette nicht zahlten, erhöhten sie ihre Forderung. Jetzt wollten sie 500.000 Dollar – und drohten, die Familien der Chefs zu ermorden.
Die Polizei kam den Erpressern durch Handydaten auf die Spur.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verurteilte Alican C. und seine Auftraggeber zu mehrjährigen Freiheitsstrafen.
Als möglichen Drahtzieher machte das Gericht eine Bande aus, die als eine der skrupellosesten Gruppierungen der Organisierten Kriminalität in Europa gilt: die »Daltons«.
Ihre Ursprünge reichen in die Türkei, in die engen Gassen der Armutsviertel von Istanbul. Dort entschied sich in den Zehnerjahren ein junger Mann, sein Geld nicht mit einem schlecht bezahlten Job zu verdienen – sondern mit Diebstählen, Einbrüchen und Erpressungen.
Barış Boyun, geboren 1984, scharfe schnell Anhänger um sich. Jugendliche und junge Männer bewunderten die dicken Autos seiner Bandenmitglieder, ihre Designerklamotten, das Gangstergehabe. Etliche von ihnen waren Kurden, viele sahen sich im Widerstand: gegen die soziale Ungleichheit und die Unterdrückung durch den türkischen Staat.
Die Straßengang des Barış Boyun fand Nachahmer. Die Bandenmitglieder, einige nicht älter als 15 Jahre, klauten nicht mehr nur Autos, sondern sie kultivierten ein Ge-
Geschäftsmodell. Experten nennen es »crime as a service«: Verbrechen als Dienstleistung.
Zum Repertoire der Gangs gehörten bald auch der Handel mit Drogen und Waffen – und Auftragsmorde. Videoclips in den sozialen Medien zeigen Männer, die aus geöffneten Autodächern schießen. »Gen-Z-Mafia« taufen Beobachter das Phänomen.
Der türkische Investigativjournalist Osman Çaklı hat ihren Aufstieg in der Türkei beobachtet. Der Staat habe das Problem anfangs unterschätzt, erst spät hätten Politik und Justiz reagiert. »Mittlerweile hat der Kampf gegen die Mafia höchste Priorität«, sagt Çaklı.
Wie rigoros die türkischen Behörden inzwischen gegen die Gangs vorgehen, zeigt eine Anklage der Istanbuler Staatsanwaltschaft. Das 1676-Seiten-Dokument liegt dem SPIEGEL vor. Die illegalen Aktivitäten bedrohten »die öffentliche Ordnung«, heißt es darin. Ende vergangenen Jahres standen mehr als 300 Angeklagte vor Gericht. Rund 40 erhielten eine lebenslange Freiheitsstrafe.
Die Repression hatte Folgen. Experte Çaklı sagt, die Banden seien zwar immer noch in der Türkei aktiv, viele führende Köpfe seien aber ins Ausland geflüchtet, aus Angst, verhaftet zu werden – und um sich neue Einnahmequellen zu erschließen.
Barış Boyun wurde im Mai 2024 in Italien festgenommen,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irft ihm die Bildung einer kriminellen Vereinigung vor, grenzüberschreitende Drogengeschäfte und illegalen Waffenhandel sowie die Beauftragung mehrerer Morde – darunter den an einem belgisch-türkischen Geschäftsmann am einstigen Berliner Grenzübergang Checkpoint Charlie im März 2024. Hintergrund war offenbar ein Streit rivalisierender Banden. Boyun weist die Vorwürfe über seinen Anwalt zurück.
Boyuns Geschäfte wurden von einem Mann fortgeführt, der einst zu seinen engen Vertrauten gehörte, später aber eine eigene Bande gründete. Sein Name: Beratcan Gökdemir. Der Name seiner Gang: die »Daltons«.
Auch sie wichen zuletzt ins Ausland aus – und wurden offenbar auch in Berlin aktiv.
Bei der Erpressung der Eurogida-Märkte stellte sich ein Anrufer am Telefon als »Ahmet von den ›Daltons‹« vor. Ein weiterer Drohanruf stammte laut Gerichtsurteil von einem der mutmaßlich engsten Mitstreiter des »Dalton«-Anführers Gökdemir. Der Mann meldete sich aus Aserbaidschan.
Wie sein Ziehvater Boyun kehrte auch »Dalton«-Chef Gökdemir der Türkei den Rücken. 2024 wurde er in Russland festgenommen. Die Türkei forderte seine Auslieferung. Doch Russland ignorierte das Ersuchen. Mehr noch: Das ARD-Magazin »Kontraste« berichtete, Moskous Geheimdienste
Protegiert von russischen Geheimdien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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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ätten den Gangsterboss protegiert. Ein Experte vermutete, der Kreml könne die »Daltons« für »destabilisierende Akte« nutzen. Für eine Stellungnahme war Gökdemir nicht zu erreichen.
Nun zeigen SPIEGEL-Recherchen: Bei vielen der Schüsse in Berlin ist fragwürdig, ob tatsächlich die »Daltons« dahinterstecken. Die Gruppe spiele in der Hauptstadt zweifellos eine Rolle, sagt der Politikwissenschaftler Mahmoud Jaraba, der kriminelle Milieus erforscht. »Das bedeutet aber nicht, dass hinter allen Erpressungen und Schussabgaben eine einzige, klar umrissene und zentral gesteuerte Organisation steht.«
Teils würden sich örtliche Gangster als »Daltons« bezeichnen, um ihre Gegner einzuschüchtern, auch wenn sie nichts mit der Gruppe zu tun hätten. Die »Daltons«: Das sei in Berlin wohl eher eine Marke, sagt Jaraba.
Auch der Autowerkstattbetreiber Adem Ispirli dachte erst, er werde vom Urvater der »Daltons«, Barış Boyun, und dessen Leuten erpresst. Wochen bevor Schüsse seine Bürotür durchlöcherten, sei er bereits bedroht worden, erzählt Ispirli in einem Besprechungsraum über der Werkstatt. Bei dem Drohanruf habe ihm einer der Erpresser gesagt, wenn er nicht zahle, werde Boyun ihn bestrafen.
Er habe die Polizei informiert, sagt Ispirli. Zugleich habe er sich umgehört, ob jemand wisse, wer hinter der Erpressung stecke. Ispirli ist im Stadtteil Neukölln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mehr als die Hälfte der Menschen dort hat Migrationshintergrund. Er kenne viele Leute, »auch von der Unterwelt«, sagt Ispirli. »Man hört sich um.«
Nach einigen Wochen, so erzählt er es, habe ein Freund ihm eine Telefonnummer besorgt von jemandem in der Türkei, der zu den »Daltons« gehöre. »Zwei Tage später hat er mich angerufen und mir zu 1000 Prozent versichert, dass weder die ›Daltons‹ noch die Barış-Boyun-Bande hinter der Sache stecken.« Kurz danach will Ispirli erfahren haben, wer die wirklichen Erpresser sind. Namen nennt er nicht, das gehöre sich nicht, sagt er.
Seine Schilderung lässt sich nicht vollständig verifizieren. Die Behauptung, dass oft nicht die »Daltons« für die Schutzgeldforderungen verantwortlich sind, sondern Gangster aus Berlin, decken sich aber mit internen Vermerken der Sicherheitsbehörden und Aussagen von Ermittlern.
Hinter dem Erpressungsversuch von Ispirli und seinem Geschäftspartner – und wohl auch hinter weiteren Fällen – steckt demnach ein Schwerkrimineller, der in der Hauptstadt bereits vor vielen Jahren negativ auffiel: Koray T., genannt der »Cowboy«. Er verkehrte einst bei den Hells Angels – und wurde im März 2019 wegen Mordes verurteilt.
Koray T., geboren 1994 in Berlin als Sohn türkischer Einwanderer, litt laut Urteil in seiner Kindheit »an Bettnässen, Angst vor Dunkelheit, Fingernägelkauen und Wutanfällen«. Nach der Grundschule begann er zu kiffen, später kam Kokain dazu. 2011 erhielt er eine Jugendstrafe von drei Jahren und acht Monaten, unter anderem wegen schweren Raubes und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Noch in Untersuchungshaft verprügelte er einen Mitgefangenen.
Im September 2016 ermordete Koray T. dann in der Nähe des Kottbusser Tores in Berlin-Kreuzberg einen Mann, der sich mit seinem Schwager angelegt hatte. Das reichte Koray T., um ihn mit drei Schüssen aus einer halbautomatischen Waffe niederzustrecken.
Weil T. während der Tat unter Drogen stand, befand ihn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für vermindert steuerungsfähig, es verurteilte ihn zu einer Freiheitsstrafe von acht Jahren. Rund drei Jahre später, im August 2022, wollte Koray T. der Einschulung seiner Tochter beiwohnen. Ihm wurde Freigang gewährt – und der verurteilte Mörder nutzte die Gelegenheit zur Flucht. Bis vor Kurzem weilte er vermutlich in Dubai. Zwischenzeitlich genoss er das Leben wohl auch unter der Sonne Thailands.
Die Berliner Staatsanwaltschaft beschuldigt Koray T., als Kopf einer kriminellen Vereinigung eine Reihe von Schutzgeld-erpressungen orchestriert zu haben. So steht es in einem Durchsuchungsbeschluss, der dem SPIEGEL vorliegt. Für eine Stellungnahme zu den Vorwürfen war Koray T. nicht zu erreichen.
Auch sein Vater Ahmet T., mittlerweile über 60, wird darin erwähnt. Er soll seinem Sohn potenzielle Erpressungsopfer empfohlen haben. Laut Durchsuchungsbeschluss verschaffte er der Gruppe zudem Autos und Handgranaten. Eine Anfrage für eine Stellungnahme an seinen Anwalt blieb unbeantwortet.
In Justizkreisen ist Ahmet T. kein Unbekannter.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verurteilte ihn bereits 2000 wegen Drogengeschäften zu zehn Jahren und sechs Monaten Freiheitsstrafe.
Angeklagter T. vor Gericht in Berlin, Hülsen der auf Ispirli abgefeuerten Patronen: »Bettnässen, Angst vor Dunkelheit, Fingernägelkauen«

Olaf Wagner / Pressefoto Wagner

Adam Ispir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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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ben Koray T. soll laut Durchsuchungsbeschluss aber nicht sein Vater die Vereinigung geführt haben, sondern ein Mann, der ebenfalls mit Drogen handelte. Das Berliner Landgericht verurteilte Seyit D. deswegen 2023 zu einer mehrjährigen Freiheitsstrafe. D. legte Revision ein – und der Bundesgerichtshof hob die Strafe im Februar vergangenen Jahres auf. Wenige Monate später folgte das nächste Urteil. Seyit D. legte erneut Revision ein – und blieb wieder frei.
Er reiste um die Welt: Fotos zeigen ihn in Luxushotels in Hongkong, in Oman und auf den Malediven. In den sozialen Medien inszenierte er sich als Jetset-Gangster. Auf Instagram und TikTok posierte er an Sandstränden mit türkisblauem Wasser, in PS-starken Autos und auf einem Schießstand.
Noch im April zeigte sich Seyit D. beim Schattenboxen in einem Berliner Fitnesscenter. Wenig später, am 13. Mai, endete das schöne Leben. Ein Spezialeinsatzkommando der Berliner Polizei nahm ihn fest. Seitdem sitzt er in Untersuchungshaft. Noch wurde keine Anklage erhoben. Auch Seyit D. ließ eine seinem Anwalt zugeleitete Anfrage unbeantwortet.
Bei einer Razzia gegen die mutmaßliche Gang von Koray T. und Seyit D. durchsuchten die Beamten im Juni auch eine Wohnung in einem heruntergekommenen Kreuzberger Sechzigerjahrebau. Den Ermittlungen zufolge hausten hier sogenannte Shooter: junge Männer aus der Türkei, einige von ihnen waren erst vor Kurzem als Geflüchtete nach Berlin gekommen. Sie sollten offenbar die Drecksarbeit für die Bande erledigen – etwa mit Schüssen zum Einschüchtern von Erpressungsopfern.
So sieht sie also offenbar aus, eine der Gruppierungen, von denen Beobachter zunächst annahmen, sie würden von den »Daltons« in der Türkei gesteuert: ein verurteilter Mörder, dessen kriminelle Laufbahn in Berlin seinen Anfang nahm; ein Drogenhändler mit einem Hang zum Luxus, der ebenfalls nicht in der Türkei, sondern im Kiez rund um das Kottbusser Tor in die Unterwelt abgibt; und teils drogenabhängige junge Männer, von Schleusern nach Berlin gebracht, die anscheinend als Handlanger dienen.
Für die Ermittler sind die Festnahmen der mutmaßlichen Gang ein Durchbruch. Fast 300 Beamte seien nach Gründung der Sondereinheit Ferrum auf den Straßen der Hauptstadt unterwegs gewesen, sagt Polizeipräzidentin Slowik Meisel in ihrem Büro in Tempelhof. Die Kriminalisten hätten Täter und Strukturen identifiziert und Beweise wie Puzzlestücke zusammengesetzt. »Das war ein Kraftakt«, sagt Slowik Meisel. »Aber er hat sich gelohnt.«
Mehr als 60 scharfe Schusswaffen haben die Beamten seit November sichergestellt, dazu knapp 3300 Stück Munition. Sie lei-

Einsatz der Sondereinheit: Manchmal finden die Beamten Waffen
teten mehr als 600 Ermittlungsverfahren ein. Eine Sondereinheit der Staatsanwaltschaft erwirkte 68 Haftbefehle. Sie heißt »Telum«, Lateinisch für Waffe.
Zur Ruhe kommen wird Berlin wohl trotzdem nicht so schnell. Die Bande von Koray T., dem »Cowboy«, sei zwar zerschlagen, sagen Insider. Doch T. selbst sei weiter auf freiem Fuß, vielleicht in Dubai oder Thailand, vielleicht woanders. Womöglich baue er heimlich in Berlin, seiner alten Heimat, neue kriminelle Strukturen auf. Außerdem gebe es weitere örtliche Gruppen von Gangstern. Das Geschäft mit der Schutzgelderpressung ist offensichtlich lukrativ.
Deshalb zeigt die Berliner Polizei weiter Präsenz. Wie an einem Freitagabend im Juli.
Ein Café an einer viel befahrenen Hauptstraße im Stadtteil Wilmersdorf. Die Leuchtbuchstaben tauchen den Bürgersteig in pinkfarbenes Licht. An den Tischen unter der Markise sitzen muskelbepackte Männer mit Vollbärten und ziehen an Wasserpfeifen. Der Eingang des Lokals versinkt in Nebelschwaden.
Wie aus dem Nichts fahren fünf Mannschaftswagen vor. Die Polizisten betreten das Café und erklären den Gästen, dass sie das Lokal vorerst nicht verlassen dürfen. Wer keinen Ausweis vorzeigen kann, dessen Personalien werden per Fingerabdruck abgeglichen.
Einer der Männer macht sich über die Beamten lustig, fragt einen jüngeren Polizisten, ob er der Praktikant sei. Andere nesteln nervös an ihrem Handy und lassen die Beamten nicht aus den Augen. Dass die Polizei vorbeischaut, sind alle gewohnt. Manchmal nehmen die Einsatzkräfte einen Gast mit, etwa weil ein offener Haftbefehl vorliegt oder eine Aufenthaltserlaubnis erloschen ist. Manchmal finden sie Waffen.
Begleitet werden die uniformierten Polizisten von vier Zivilbeamten. Sie gehören zur Sondereinheit Ferrum.
Einige Hundert Meter von dem Café entfernt stoppen die Polizisten einen Lamborghini, Listenpreis um die 300.000 Euro. Der Wagen stammt von einer illegalen Autovermietung, die vier jungen Männer darin sind mehrfach vorbestraft. Doch einen Zusammenhang mit der Waffenschwemme und der Erpressungsserie gibt es nicht.
Polizeisprecher Florian Nath sagt, der Einsatz sei dennoch nicht vergebens gewesen. »Die Kollegen erkennen, wer wo unterwegs ist, sie sehen Verbindungen, die uns bei den Ermittlungen helfen können. Und das Milieu merkt einmal mehr, dass die stärkste Gang in Berlin immer noch die Polizei ist.«
Einige Kriminelle hätten die Hauptstadt bereits verlassen, sagt Nath. »Ihnen ist es hier zu heiß geworden.«
Almut Cieschinger, Astrid Geisler, Florian Kistler, Ulrich Kraetzer, Noel Ur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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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ardärsideologie Elon Musk und Co. bedrohen die Demokratie.
Was können wir ihnen entgegensetzen?
Von Kohei Saito
Eines Tages funktioniert plötzlich die Kreditkarte nicht mehr. Man kann keinen Uber mehr rufen und kein E-Book mehr lesen. Auch Amazons Alexa antwortet nicht. Das ist keine Science-Fiction. Das ist 2025 Richtern und Staatsanwälten des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s (ISTGH) widerfahren, die von der US-Regierung mit Sanktionen belegt wurden. Auf einmal waren Teile ihrer digitalen Infrastruktur weg.
Am 13. Juli dieses Jahres veröffentlichte US-Außenminister Marco Rubio im »Wall Street Journal« einen Gastbeitrag mit dem Titel »Warum wir den ISTGH zerschlagen«. Darin kündigte er eine diplomatische Initiative zur Demontage des Gerichtshofs an. Washington setzt jene verbündeten Staaten unter Druck, in denen US-amerikanische Truppen stationiert sind und die mit US-Sicherheitsbehörden kooperieren. Die Kontrolle über digitale Infrastrukturen wird zu einem geopolitischen Druckmittel, das künftig noch häufiger eingesetzt werden dürfte.
Doch das eigentliche Risiko reicht weiter. Denn die Techkonzerne werden sich nicht dauerhaft damit zufriedengeben, nur als Werkzeug des Staats zu agieren. Es besteht die Gefahr, dass sogar der US-amerikanische Staat zum Instrument wird, mit dem die Interessen der Techkonzerne weltweit durchgesetzt werden. So entsteht eine private Macht, die zwar nicht völlig außerhalb von Recht und Politik steht, sich unmittelbarer demokratischer Kontrolle aber weitgehend entzieht und dennoch das gesellschaftliche Leben umgestalten kann. Wie weit eine solche Verschmelzung von Staats- und Konzernmacht gehen kann, konnte man im von Elon Musk geführte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 sehen. Ausgerechnet der Unternehmer, den der Staat kontrollieren sollte, konnte so daran mitwirken, die Kontrollinstanzen des Staats zu schwächen.
Wie der Historiker Quinn Slobodian und der Technologiekritiker Ben Tarnoff feststellen, breitet sich der »Muskismus« auf der Welt aus. Der Muskismus beschreibt ein neues Verhältnis des Kapitals zum Staat. Natürlich ging auch
der Neoliberalismus, obwohl er sich zum Marktfundamentalismus bekannte, stets enge Verbindungen mit dem Staat ein. Musk selbst konnte Tesla und SpaceX nur mithilfe öffentlicher Gelder und staatlicher Aufträge ausbauen. Zugleich profitierte er von der Deregulierung und Privatisierung, die durch staatliche Macht vorangetrieben wurden. Das Kapital war also vom Staat abhängig.
Heute aber liegt die Initiative nicht mehr beim Staat, sondern beim Kapital. Im Widerstand der Ukraine gegen die russische Invasion spielt Musks Satellitennetzwerk Starlink eine unverzichtbare Rolle. Auch bei Angriffen auf Gaza und Iran sind die von Palantir und Amazon bereitgestellten Infrastrukturen für Datenanalysen, Überwachung und Kommunikation unentbehrlich geworden. Der Staat wird dadurch einerseits mächtiger als je zuvor, verwandelt sich andererseits in ein von Techkonzernen abhängiges Gebilde. Welche Welt erwartet die Menschen am Ende dieser Entwicklung?
Hier muss man sich mit einer Strömung beschäftigen, die im Silicon Valley zunehmend an Einfluss gewinnt: der »Dunklen Aufklärung«. Sie beschäftigt sich vor
allem mit den Schriften des Softwareentwicklers und Bloggers Curtis Yarvin. Er betrachtet Demokratie, Gleichheit, Menschenrecht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als Institutionen, die den Niedergang des Staats und die Lähmung politischer Entscheidungsprozesse verursachen.
Um einen »Exit« aus bestehenden Herrschaftsverhältnissen zu finden, schlägt Yarvin vor, der Staat müsse wie ein von einem CEO geführtes Unternehmen reorganisiert werden. Die aufgeblähte Bürokratie solle zerschlagen und durch eine starke Exekutivgewalt ersetzt werden, die schnell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könne. Der Treiber gesellschaftlicher Veränderung ist hier nicht der Bürger, sondern der nach dem Vorbild eines Tech-CEO entworfene »Monarch«.
Einst kam die Kritik an der stagnierenden kapitalistischen Innovation von links. David Graeber fragte bereits 2012 provokativ, wo eigentlich die fliegenden Autos, Marskolonien und anderen technologischen Verheißungen geblieben seien.

Partner Musk, Trump im Oval Office im Mai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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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digitalen Technologien haben sich zwar rasant entwickelt, aber sie führen nur zu mehr Bullshit-Jobs, die den Konsum optimier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st diese Kritik jedoch auch von den Techrechten aufgegriffen worden. Alexander Karp, Mitgründer und CEO von Palantir, kritisiert in seinem mit Nicholas Zamiska verfassten Buch »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 Unternehmen wie Google und Meta. Statt sich gesellschaftlichen und geopolitischen Herausforderungen zu stellen, würden sie sich nur noch mit Werbung und sozialen Netzwerken beschäftigen. Sie sammelten zwar mit kostenlosen Programmen wie Gmail ungeheure Datenmengen, aber nutzten diese nicht sinnvoll.
Hier kommt es zu einer merkwürdigen Annäherung rechter und linker Neoliberalismuskritik. Aus derselben Diagnose folgt jedoch keineswegs dieselbe Lösung. Die Techrechte behauptet, um die echten technologischen Innovationen hervorzubringen, müssten die Technologiekonzerne noch enger mit dem Staat zusammenarbeiten und Zugang zu streng vertraulichen Dokumenten bekommen.
Lange Zeit wurden Kapitalismus und Demokratie als zusammengehörig betrachtet. Doch schon vor Jahren erklärte Techmilliardär Peter Thiel offen,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seien nicht miteinander vereinbar. Wenn man solchen CEOs als Techkönigen die Zügel der Reform überlässt, werden sie zweifellos eine Überwachungsgesellschaft schaffen, die vor allem ihren eigenen Interessen dient.
Es ist leicht, sich über die Dunkle Aufklärung zu mokieren. Doch genau mit dieser Haltung haben die Demokraten gegen Donald Trump verloren. Deshalb sollte man sich fragen: Hat die Dunkle Aufklärung nicht in gewisser Hinsicht recht? Was, wenn die liberale Vorstellung, dass der Fortschritt nach wie vor fortgesetzt werden kann, ihre Gültigkeit schon verloren hat? Gibt es ein »Ende des Fortschritts«?
Die moderne liberale Ordnung war von einer Fortschritts-erzählung geprägt: Wissenschaftlicher Fortschritt, technologische Innovation und wirtschaftliches Wachstum würden den materiellen Wohlstand vermehren, woraufhin sich auch Vielfalt, Menschenrechte und Demokratie ausbreiteten. Doch diese Erzählung hat ihre Glaubwürdigkeit verloren. Der Klimawandel verschärft Katastrophen, während die Kosten für Wohnen, Nahrungsmittel,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und Bildung das Leben vieler Menschen immer stärker belasten. Auch die KI könnte die Prekarisierung der Beschäftigung und die Konzentration des Reichtums beschleunigen.
Wenn man die Dunkle Aufklärung ernst nehmen soll, dann deshalb, weil sie – wie das Adjektiv »dunkel« bereits signalisiert – offen anerkennt, dass die Zukunft nicht automatisch besser werden wird. Sie trifft damit den wunden Punkt eines Liberalismus, der betrügerisch an der bloßen Wiederholung der alten Fortschrittserzählung festhält.
Doch die Antwort der Dunklen Aufklärung ist kein Projekt der Emanzipation. Sie ist ein Projekt der »Anpassung«, nur Reiche und die technologische Elite überleben. Auch Musks Obsession von der Besiedlung des Mars muss in diesem Zusammenhang verstanden werden.
Musk glaubt nicht, dass sich die Probleme der Erde lösen, wenn Menschen zum Mars fliegen. Vielmehr setzt er voraus, dass die Erde zunehmend unbewohnbar werden könnte. Es lassen sich nicht alle retten. Das beschleunigt die Faschisierung der Welt. Denn es zielt nicht darauf, den ökologischen Zusammenbruch zu verhindern, sondern ihn im Interesse
einer privilegierten Minderheit zu verwalten. An die Stelle universaler Sicherheit tritt eine Politik der Selektion: Überwachung, militarisierte Grenzen und algorithmische Kontrolle entscheiden darüber, wessen Leben geschützt und wer dem sozialen und ökologischen Chaos überlassen wird.
Wie aber kann man gegen die Dunkle Aufklärung Widerstand leisten? An diesem Punkt muss man Xi Jinpings China betrachten, das Thiel als Feind bezeichnet. Ende Juni dieses Jahres warf Thiel dem Papst, der sich für eine vorsichtige internationale Regulierung von KI ausgesprochen hatte, sogar vor, mit seiner Positio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zu helfen. Für die Techrechte dient der Wettbewerb mit China somit als idealer Vorwand, um Deregulierung, Investitionen in Militärtechnologien und die Verschmelzung des Staats mit dem Silicon Valley zu rechtfertigen.
Über große Plattformunternehmen wie Alibaba und Didi Chuxing verschärft und lässt nicht zu, dass die Techkonzerne den Staat beherrschen. Beim Ausbau von Hochgeschwindigkeitsbahnnetzen, erneuerbaren Energien, Elektrofahrzeugen und städtischer Infrastruktur spielt zudem eine langfristige staatliche Planung eine entscheidende Rolle.
Während der amerikanische Techkapitalismus im Sog seiner KI-Blase die alltäglichen Infrastrukturen – öffentlichen Verkehr, Wohnraum und Gesundheitsversorgung – verfallen lässt, zeigt China, dass Investitionen und Planung es ermöglichen, nicht alles dem Markt und den Milliardären zu überlassen. Das allein stellt ein Gegenmodell zur Dunklen Aufklärung dar.
Das bedeutet nicht, dass der chinesische Sozialismus als Retter auftreten könnte. Auf ein Regime, das die Meinungs- und die Vereinigungsfreiheit einschränkt sowie ethnische Minderheiten und politische Oppositionelle unterdrückt, kann man nicht hoffen. Was gebraucht wird, ist weder eine Planwirtschaft chinesischen Typs noch die von Thiel und Musk angestrebte Techmonarchie.
Die Alternative wäre ein demokratischer Gegenentwurf, bei dem Energie, Wohnen, Verkehr, Ernährung, Gesundheitsversorgung und digitale Infrastruktur als öffentliche oder gemeinschaftliche Güter verwaltet und gesellschaftlicher Kontrolle unterstellt werden.
Ein solcher Sozialismus verspricht weder die Rückkehr zum alten Fortschrittsoptimismus noch unbegrenzten materiellen Überfluss. Dieser dunkle Sozialismus beginnt bei den bereits angerichteten ökologischen Schäden und fragt, welche Produktionsweisen beendet, welche Technologien bewahrt und welche Infrastrukturen so umgebaut werden müssen, dass ein gutes Leben für alle innerhalb der planetaren Grenzen möglich bleibt.
Muskismus oder Xiismus? Diese düstere Alternative gilt es zurückzuweisen. Doch nur aus der Anerkennung der dunklen Wirklichkeit können Ideen und Praktiken hervorgehen, die eine neue Gesellschaft entwerfen. Genau das bedeutet es, in den Ruinen des Kapitalismus zu überleben. 5
Kohei Saito, geboren 1987, ist Associate Professor für Philosophie an der Universität Tokio.
Er hat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promoviert. Kürzlich ist sein zweites Buch »Am Ende des Fortschritts« erschienen.
Yuzuka Uch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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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ien Trump-Schwiegersohn Jared Kushner will an der Küste ein Luxusresort bauen. Doch im Umfeld des Projekts ermittel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wegen Geldwäsche und Kokainhandels. Der Protest im Land kocht über.
Narta-Lag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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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anka Trump hat diesen Moment noch vor Augen, man sieht es an ihrem verträumten Blick. Wie sie und ihr Mann Jared Kushner vor fünf Jahren auf der Jacht eines Freundes vor der albanischen Küste dümpelten und plötzlich diese »Privatinsel« auftauchte. Wie sie hinüberschwammen und angeblich »barfuß« die Hügel von Sazan erklommen. Wie sie auf dem Festland eine Lagune sahen, eingeschlossen von »wunderschönen weißen Sandstränden«.
Da wusste sie: Das könnte »ein unglaubliches Projekt« werden.
So hat es die Tochter von Donald Trump erzählt, in einem Video-Podcast vom 31. Mai. Es ist eine schöne Geschichte. Sie klänge noch schöner, wenn nicht einen Tag zuvor, am 30. Mai, ein weiterer Videoclip im Netz aufgetaucht wäre, der just an jener Märchenlagune gefilmt wurde.
Man sieht darin aufgeregte Menschen vor Stacheldraht und sonnenbebrillte Wachleute, die einen wehrlos am Boden liegenden Demonstranten an beiden Armen über den gar nicht mal so weißen Sandstrand zerren.
Seither ist Ivanka Trumps Projekt noch unglaublicher geworden – während in Albanien die Wut der Menschen übergekocht ist. Das Land erlebt in diesem Sommer einen Aufruhr, wie es ih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gegeben hat. Seit Anfang Juni versammeln sich praktisch jeden Tag Bürger auf dem Skanderbeg-Platz in der Hauptstadt Tirana. Erst waren es Hunderte, dann Tausende, schließlich Zehntausende. Eine verblüffende Zahl in einem Land mit nicht mal mehr drei Millionen Einwohnern.
Demonstriert wurde zwischenzeitlich auch in Berlin, London, Stockholm, Brüssel, Mailand und diversen weiteren Weltgegenden, in die es die albanische Diaspora in den vergangenen Jahrzehnten gespült hat.
Anfangs ging es den Menschen um ein milliardenschweres, von der Familie Trump vorangetriebenes Luxusresort im Süden Albaniens – größtenteils in einem Schutzgebiet, in dem bedrohte Vögel und andere Tiere leben.
Aber je mehr Merkwürdigkeiten rund um das Projekt bekannt wurden, desto größer wurde der Groll der Demonstranten, die Abend für Abend Papp-Flamingos im Regierungsviertel in die Höhe reckten. Er gilt längst einer allzu vertrauten Form von Politik, die den Albanern über Jahrzehnte nahm, was ihr gefällt. Und der Ohnmacht angesichts eines Systems, in dem Recht für manche dehnbarer ist als für andere.
Die »Flamingo-Revolution« hat sich zu einer Systemkrise entwickelt. Und zu einer Gefahr für Edi Rama, einen hochgewachsenen Künstler im Staatsmannsgewand, der das Land seit 2013 straff regiert und als Darling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f dem Balkan gilt. Was zum einen an seinem jovialen, schalkhaften Auftreten liegt – zum anderen
an seiner großmütigen Bereitschaft, der EU lästige Migranten vom Leib zu halten. Er möchte sein Land bis 2030 zum EU-Mitglied machen.
Rama hat Ivanka Trumps albanische Inselträume nach Kräften befördert. Aber ob bei diesem Milliardenprojekt alles mit rechten Dingen zugeht, das fragen sich nicht nur die Demonstranten vom Skanderbeg-Platz, sondern auch staatliche Ermittler. Unerquickliche Vorwürfe stehen im Raum: Dokumentenfälschung, Geldwäsche, mithin gar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Noch liegen dort, wo eines der exklusivsten Resorts im Mittelmeerraum entstehen könnte, nur Steine und Sand. Doch schon jetzt ist der Fall zum Sittengemälde eines Landes geworden, das sich Anfang der Neunzigerjahre vom Kommunismus verabschiedete, aber noch nicht endgültig in einem funktionierenden Rechtsstaat angekommen ist.
Dass der Name des US-Präsidenten über alldem schwebt, passt insofern ins Bild: Wie so sollte in einem der kleinsten, ärmsten und korruptesten Staaten Europas nicht möglich sein, was in der mächtigsten Nation der Welt zu Regierungskunst umgedeutet worden ist?
Zumal dann, wenn es nur um ein paar menschenleere Strände und ein abgelegenes Eiland geht. In Albanien wird es von manchen bereits »Ishulli i Trumpëve« genannt – Trump-Insel.
Sazan, das Immobilienobjekt der Begierde, liegt idyllisch und unübersehbar vor der Küste Südalbaniens, strategisch günstig am Übergang von der Adria ins Ionische Meer. Vom Strand von Vlora aus betrachtet, ragt es wie eine die Flügel spreizende Riesenmöwe aus dem Wasser. Mit rund fünfeinhalb Quadratkilometer Fläche ist Sazan die größte Insel des Landes, aber bis zum Ende des Kalten Kriegs, in dem sie als streng abge-
schirmte Militärbasis diente, hat sie kaum ein Zivilist je betreten.
Heute können Besucher von Vlora aus für 25 Euro übersetzen. An einem wolkenlosen Dienstagmorgen im Juni quetschen sich rund 100 Touristen im Hafen der Stadt auf Schnellboote, die gleich in einem wilden Ritt alle paar Meter brethart auf die Wellen krachen werden. Nach 30 Minuten erreicht man einen Kai, hinter dem ein Kieselstrand und die Überreste einer schwer bewachten Militärbastion liegen: vom Rost zerfressene Hafenkräne, verbeulte Container, mit Graffiti übersäte Hallenakelette.
Auf Sazan, tönt es zur Begrüßung aus dem Bootslautsprecher, hätten die Sowjets einst U-Boote versteckt, heute sei die Insel ein Naturparadies mit etlichen seltenen Pflanzenarten, »das endlich jeder erkunden kann«. Und seien es amerikanische Milliardäre.
Ein vielleicht drei Meter breiter Betonpfad mäandert vom Kai aus den Hang hinauf, gesäumt von Kiefern, Wacholder, Brombeersträuchern und Oleander. Stellenweise ist er rissig und überwuchert. Es muss schmerzhaft sein, darauf barfuß zu laufen. Schilder warnen davor, den Weg zu verlassen, angeblich sind weite Teile von Sazan noch mit Blindgängern übersät.
Oben stehen wie faulige Zähne die Hüllen der Wohnhäuser, die einst rund 3000 Armeebedienstete beherbergten. Dazu ein Kino, eine Schule, ein Restaurant, durch deren Mauerwerk sich längst die Natur gefressen hat. Der Rundumblick auf den Meeres-Nationalpark Karaburun-Sazan ist grandios, die Stille wird nur hin und wieder von röhrenden Außenbordmotoren zerschnitten.
»Sazan ist eine der unberührtesten und einzigartigsten Küstenlinien, die ich je gesehen habe«, schwärmte Jared Kushner 2024 in einem Interview. Im selben Jahr präsentierte Donald Trumps Schwiegersohn auf seinem X-Account erste Visionen für das künftige Luxusseiland: sandfarbene Bungalows mit voll verglasten Fronten, in den Hang getrieben wie künstliche Sinterterrassen. Auf weiteren Bildern sieht man einen Luxusjachthafen und Infinity-Pools, die über dem Meer zu schweben scheinen.
Nach und nach wurden auch vorläufige Pläne für den der Insel gegenüberliegenden Küstenabschnitt rund um das Dörfchen Zvernec bekannt. Sie beinhalten unter anderem weitere Liegeplätze für übergroße Jachten, ein Wellnesscenter, einen Wasserpark, einen Golfplatz und elegante Behausungen für mehrere Tausend solvente Käufer.
Geschätztes Investitionsvolumen: rund vier Milliarden Euro.
Woher genau das Geld kommen wird, wie weit welche Planungen gediehen sind, lässt sich wie so oft in der Welt der Vermögensdeutsche ohne Weiteres beantworten. Auf eine SPIEGEL-Anfrage bei Kushners Fondsgesellschaft Affinity Partners meldet sich eine PR-

für Teuake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ox /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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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a, die zunächst betont, dass es sich nicht um ein Affinity-Projekt handle und Kushner lediglich »als Privatperson« involviert sei.
Man könne jedoch Asher Abehsera – einen langjährigen Geschäftspartner Kushners – in seiner Eigenschaft als Chef der »Saza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LLC« mit Sitz in Katar zitieren. Abehsera lässt indes nur blumig ausrichten, man plane »ein Weltklasse-Reiseziel«, das die »natürliche Schönheit« des Landes feiern und »Jobs schaffen« werde. Über die endgültigen Pläne aber entschieden »die Menschen in Albanien«.
Hier nun kommt Edi Rama ins Spiel, der nicht nur Albaniens Regierungschef ist, sondern auch dem Nationalen Territorialrat vorsitzt, jenem Ministergremium, das bei Großinvestitionen und strategischen Infrastrukturprojekten im Land das letzte Wort hat. Anders gesagt: ohne Rama kein Luxusresort an der Küste. Schon gar nicht auf Sazan, denn das ist mitnichten eine »Privatinsel« – sie gehört dem Staat. Das soll so bleiben.
Der polyglotte Zweimetermann Rama war von Anfang an über Kushners Luxusprojekt im Bilde. Schon im Sommer 2021 – als das US-Powerpaar Ivanka Trump zufolge an Sazan vorbeischipperte – kam er offenbar an Bord ihrer Jacht. Kushner selbst hat das in einem Interview erzählt. Rama wiederum vertraute der Associated Press an, er habe auf dem Weltwirtschaftsforum 2022 in Davos mit Kushner über dessen Investitionspläne in Albanien geplaudert. Im Sommer 2023 zeigten die beiden sich gemeinsam in Tirana.
Im Jahr 2024, als Kushner seine Pläne öffentlich verkündete, änderte Albanien zügig ein Gesetz, um Bauprojekte in sensiblen Schutz- und Küstengebieten enorm zu vereinfachen. Im Dezember desselben Jahres, wenige Wochen nach Trumps Wiederwahl, verlieh ein Regierungskomitee, dem Rama ebenfalls vorsitzt, dem Projekt nach einem weiteren umstrittenen Gesetz den Status einer »strategischen« und damit übergeordneten Investition. Wenig später brachten Regierung und Investoren konkrete Pläne für das Luxusresort auf den Weg.
Auf SPIEGEL-Anfrage verneinte die albanische Regierung, das Gesetz aufgrund von Kushners Milliardenvorhaben modifiziert zu haben. Im Übrigen sei die Neuregelung auch keine, »die den Rechtsstatus der von diesen Projekten betroffenen Gebiete in irgendeiner Weise verändert hätte«.
Wer weiß, vielleicht hätte das Reichenrefugium auf der Insel halbwegs geräuschlos Gestalt angenommen, wenn Kushner und seine Geldgeber es nicht noch auf die »wunderschönen weißen Sandstrände« auf dem Festland gegenüber abgesehen hätten. Denn das begehrte Bauland dort gehört, anders als Sazan, nicht dem Staat.
An einem heißen Dienstagabend sagt Petraq Balliu kurz vor Sonnenuntergang: »Ich fühle mich an den Kommunismus erinnert, da wurde uns auch einfach so unser Land weggenommen.« Er steht am Strand von Hidrovor, der zu dieser Tageszeit in ein unwirkliches orange-rosa Licht getaucht ist. Bis auf ein paar Schwimmer an einer improvisierten Bretterbude ist weit und breit kein Mensch zu sehen. Ganz hinten auf dem Meer versteckt sich Sazan unter einem Wolkenschleier. Balliu schaut kurz hinüber, bläst durch die Lippen und sagt: »Ein schönes Kolumbus-Märchen hat Ivanka Trump da erzählt.«
Balliu, ein dauerrauchender 61-Jähriger mit raspelkurzem Haar, ist Vizepräsident eines Kohlenwasserstoffhafens in der Hafenstadt Durrës. Er hat es sich nicht nehmen lassen, die 120 Kilometer von dort anzureisen, um seine Geschichte zu erzählen. Balliu glaubt, beweisen zu können, dass der Boden, auf dem er steht, ihm und seinen Geschwistern gehört.
Das Problem ist: Das glauben andere auch. Denn das Land, um das es geht, ist kostbar. In jeder Hinsicht.
Die gut 40 Quadratkilometer große Narta-Lagune zwischen den Weilern Zvërnec und Pishë Poro ist eines der artenreichsten Küstenökosysteme im Mittelmeerraum. Tausende Flamingos leben dort neben mehreren bedrohten Vogelarten wie dem Krauskopf-Pelikan und dem Rötelfalken. Das Gebiet ist ein Rückzugsgebiet für die selten gewordene Mittelmeer-Mönchsrobbe, in den umliegenden Dünen legen Meeresschildkröten ihre Eier ab. Die Vjosa, einer der letzten Wildflüsse Europas, fließt gleich nebenan in die Adria.
Bis Albanien 2024 das Naturschutzgesetz änderte, war die Bebauung sensibler Gebiete wie der Narta-Lagune praktisch nicht möglich. Seither ist das umliegende Land auch für Investoren überaus wertvoll. Die Frage ist nur: Wem gehört es eigentlich? Über die Antwort wird seit Jahrzehnten gerungen. Ab
»Ein unglaubliches Projekt«

Jutta Naccari / STAR MAX / Pte / picture albania
Mitte der 1940er-Jahre hatten die regierenden Kommunisten Albaniens nach und nach zahllose Grundbesitzer, auch in der Region Zvërnec, entschädigungslos enteignet. Deren Nachfahren streiten seit mehr als drei Jahrzehnten um eine Rückgabe.
Die Gesetzeslage ist unübersichtlich, das Kataster lückenhaft und widersprüchlich, Urkunden stammen teils noch aus der Herrschaftszeit der Osmanen. Und auf die Justiz ist nicht immer Verlass. Seit 2016 mussten Hunderte Staatsanwälte und Richter wegen Korruptionsverdachts ihren Posten räumen.
Balliu sagt, er sei dennoch zuversichtlich gewesen, dass er das Land seiner Vorfahren zurückbekommen werde. Schon 2003 bescheinigte ihm das zuständige Gericht, dass seine Dokumente echt seien und er daher einen rechtmäßigen Anspruch auf über 200 Hektar Land an der Narta-Lagune habe. In den Jahren darauf gewann er weitere Prozesse. Nur: In späteren Instanzen wurden die Urteile wieder kassiert. Warum? »Korruption! Korruption!«, ruft Balliu. Das versteht man auch ohne Dolmetscher.
Der Albaner prozessierte weiter. Immer mal wieder sei er in all den Jahren von merkwürdigen Figuren kontaktiert worden, die ihm empfohlen hätten, es bleiben zu lassen und stattdessen eine lächerlich niedrige Abfindung zu akzeptieren. Manche der Menschen will er erkannt haben, sie gehörten angeblich zum Umfeld hochrangiger Regierungsvertreter. Überprüfen lässt sich das nicht.
Mindestens drei Familien streiten sich in diesem Fall um das im Wesentlichen selbe Stück Land. Besonders interessant ist eine von ihnen: die des »Geschäftsmanns« Artur Shehu, eines gebürtigen Albaners mit US-Pass, der heute in einer millionenschweren Villa in Miami residiert.
Auch Shehus Familie versucht seit vielen Jahren, sich gerichtlich Besitztümer an der Narta-Lagune zu sichern. Dass sie in den Verfahren nachweislich gefälschte Dokumente präsentierte, schadete ihr nicht: Im vorerst letzten Prozess entschied ein Richter erneut zugunsten der Shehus. Ein endgültiges Urteil ist damit noch lange nicht gefällt. Gleichwohl brüstete sich Artur Shehu anschließend öffentlich damit, das Land an der Lagune verkauft zu haben.
Sein Anwalt bestätigte dem SPIEGEL, Shehu habe den Grund und Boden, den er »zweifelsfrei« rechtmäßig erworben habe, im vergangenen Mai für 68 Euro pro Quadratmeter an Investoren aus Katar veräußert. Da es um mindestens 200 Hektar geht, lag der Kaufpreis demnach im dreistelligen Millionenbereich.
Die Lage an der Narta-Lagune spitzte sich damit zu – und wieder spielte Regierungschef Edi Rama eine nicht unwichtige Rolle. Mitten in das laufende Gerichtsverfahren hinein erteilte der von ihm geführte alb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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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 Territorialrat im März 2026 eine Entwicklungsgenehmigung für das Kushner/Trump-Projekt auf dem umstrittenen Land. Die Regierung lässt dazu lapidar wissen, sie beurteilte keine »Landstreitigkeiten«, das sei »Sache der Justizbehörden«.
Umweltschützer fühlen sich an das Jahr 2022 erinnert, als die Rama-Regierung das Schutzgebiet verkleinern ließ, damit zwischen Lagune und Vjosa-Fluss ein neuer Flughafen entstehen kann. Große Teile davon sind, trotz laufender Klagen, inzwischen fertig gebaut. Sollte das geplante Villenviertel am Meer Wirklichkeit werden, wird es wohl eines mit Landebahn sein.
Welche Investoren ein Auge auf die Lagune geworfen haben, ist nur in Umrissen erkennbar. Etliche Geldgeber ziehen es offenbar vor, anonym zu bleiben, etwa über Offshore-Trusts. Beteiligt sind auch obskure albanische Geschäftsleute. Darunter nach Recherchen des unabhängigen »Balkan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Network« (BIRN) eine Investmentfirma, die in Teilen einem Richter gehört, der in früheren Jahren zugunsten von Shehu geurteilt hat.
Bei den täglichen Demonstrationen und unter Regierungskritikern fällt immer mal wieder der Name des Milliardärs Shefqet Kastrati, der in Albanien allgegenwärtig ist. Der Kastrati Group gehört nicht nur ein weitverzweigtes Tankstellennetz im Land, sondern auch der Flughafen von Tirana und ein Mineralwasserkonzern.
Ein Foto vom Januar 2026 zeigt Shefqet Kastratis Sohn Musa mit Ivanka Trump und Edi Rama südlich der Narta-Lagune. Die »New York Times« zitierte Musa Kastrati 2024 damit, dass die Familienfirma eine Rolle beim Kushner/Trump-Vorhaben spielen werde. Einige Monate zuvor hatte die Kastrati Group für knapp 54 Millionen Dollar ein Luxushotel in den USA erworben. Dessen Adresse: 1300 South Miami Avenue. Miami, schon wieder. Das Unternehmen antworte auf eine SPIEGEL-Anfrage nicht.
Als Petraq Balliu im Mai auf – wie er glaubte – seinem Land an der Narta-Lagune nach dem Rechten sehen wollte, sah er sich plötzlich einem Metallzaun gegenüber. Dahinter waren offenbar schon seit Wochen Bauarbeiten im Gange, ohne dass es jemand bemerkt hätte. »Sicher kein Zufall«, sagt Balliu, »gerade hier lebt wirklich niemand.«
Dann führt er zu einem dichten Kiefernwald, der neuerdings durch eine kilometerlange Schotterpiste geteilt wird. Hinter dem Wald wiederum befanden sich Teile der Dünen, in denen Meeresschildkröten Eier legen. Bulldozer hätten sie plattgemacht, sagt Balliu.
Ende Mai verbreiteten sich Videoclips der Baustellerasant. Darunter jener, der zeigt, wie Wachleute einen Demonstranten am Strand brutal wegzerren, während staatliche Sicherheitskräfte ungerührt zusehen. Die Behörden reagierten hektisch. Sie stoppten die Bau-

Jörg Schneider / DER SPIEGEL

Florian Gaga / REUTERS
Kinoruine auf Sazan, Demonstrantin in Tirana: Gegen eine vertraute Form von Politik
arbeiten, ließen den Zaun um die Lagune in Windeseile abreißen und leiteten Ermittlungen gegen einen übergriffigen Wachmann ein.
Da jedoch war der Funke schon aufs ganze Land übergesprungen.
Der Zorn der Albaner wurde nicht geringer, als die unabhängige Justizbehörde gegen Korruption und Organisierte Kriminalität (SPAK) im Juni einen spektakulären Fahndungserfolg verkündete: Nach fünfjähriger Ermittlungsarbeit gegen ein internationales Netzwerk, »das in Kokainhandel und Geldwäsche verwickelt ist«, sei nunmehr gegen 20 Personen Haft oder Hausarrest angeordnet worden. Darunter Artur Shehu.
Folgt man den Ermittler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mehrere hochrangige Weggefährten und Minister aus Edi Ramas Regierung hinter Gitter gebracht haben, dann haben einige der Beschuldigten Kokain aus Lateinamerika nach Europa geschmuggelt. Andere hätten den Profit durch Investitionen in Immobilien und Bauprojekte in ganz Albanien gewaschen. Etwa in Tirana, wo seit Jahren vielfach leer stehende Wolkenkratzer in die Höhe schießen. Oder in Küstenregionen – wie die an der Narta-Lagune.
Dort sei Land »durch Urkundenfälschung« erworben worden, schreibt die Behörde laut Medienberichten. In den Er-
SPIEGEL TV Programm

SPIEGEL TV
Ermittlerin mit Baller-Liquids
MONTAG, 17. 8., 23.25 – 0.00 UHR, RTL
Sie schmecken nach Erdbeere und Apfel und wirken auf den ersten Blick ganz harmlos. Doch hinter sogenannten Baller-Liquids verbergen sich lebensgefährliche Substanzen, die sich aktuell unter Jugendlichen rasant verbrailen. Teilweise greifen schon Zwölfjährige zu den bunten Tropfen, die über E-Zigaretten geraucht werden. Und werden süchtig nach den synthetisch hergestellten Flüssigkeiten, die um ein Vielfaches stärker wirken können als herkömmliche Drogen. Schon wenige Züge können zu Panikattacken, Halluzinationen und zum Herzstillstand führen. SPIEGEL TV hat mit Konsumenten, Ermittlern und Dealern gesprochen. Viele der Täter sind selbst noch Jugendliche, schicken sogenannte Läufer auf ein Schellhöfe. »Einmal habe ich an ein Mädchen verkauft. Die ist dann in der Schule abgeschmiert«, sagt einer von ihnen. Ein anderer ergänzt: »So richtig juckt mich das nicht. Weil ich habe die Leute ja immer gewarnt.« Im bayerischen Hof ist es Ermittlern gelungen, eine Drogenbande hochzunehmen. Über die Täter sagt der Leiter
der »EG-Liquid«: »Die agieren vollkommen skrupellos, ein Unrechtsbewusstsein war nicht festzustellen.«
SONNTAG, 16. 8., 23.55 – 0.40 UHR, ZDF
Mitte April 1974 kommt es in Hamburg zu einem spektakulären Banküberfall. Tatort ist eine Filiale der Commerzbank auf dem Steindamm in der Nähe des Hauptbahnhofs. In kurzer Zeit eskaliert die Lage – der Täter eröffnet das Feuer auf die ersten eintreffenden Beamten. Das Verbrechen entwickelt sich zu einem Geiseldrama, das nach einem Nervenkrieg letztlich ein blütiges Ende findet. Terra X History erzählt die Geschichte dieses und anderer spektakulärer Banküberfälle von den 1960ern bis in die Gegenwart. Die Täter eint oft die Gier nach dem großen Geld. Lohnen tut sich das Verbrechen allerdings eher selten – denn nur jeder dritte Bankräuber kommt laut Kriminalstatistik mit seiner Beute ungeschoren davon. Zurück bleiben häufig traumatisierte Geiseln, manchmal sogar Verletzte und Tote. Die Dokumentation zeigt perfekt geplante Taten ebenso wie dramatische Fehlschläge und gibt dabei tiefe Einblicke.


©BRIH BÖH / FRED & THOMAS, ZDF
Fläschchen mit Verdampferflüssigkeiten
Einsatzkräfte 1974 in Ham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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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lungsakten stehe außerdem, einige der Land-Deals seien »von politischen Autoritäten unterstützt« worden. SPAK hat inzwischen zahlreiche Grundstücke, Villen und hohe Geldsummen beschlagnahmen lassen. Shehus Anwalt hält die Vorwürfe gegen seinen Mandanten für politisch motiviert: »Herr Shehu hatte in seinem Leben nie mit illegalen Aktivitäten, geschweige denn mit Drogenhandel, zu tun.« Hinweise, dass Jared Kushner oder Ivanka Trump in derlei Machenschaften involviert sein könnten, gibt es nicht.
Bei Regierungschef Rama liegen inzwischen offenbar die Nerven blank. Eine Journalistenfrage zum Milliardenprojekt nannte er »Bullshit«. Den Demonstranten, die seinen Rücktritt fordern und in ihm eine Art Mafia-»Paten« sähen, rief er per Interview »Fuck you!« zu. Den Aufruhr, glaubt Rama, gebe es nur wegen der Namen Kushner und Trump. Ohne sie würde sich »niemand einen Scheiß« für Flamingos interessieren.
Seine Sprecherin teilte dem SPIEGEL mit, die SPAK-Ermittlungen seien für die Regierung kein Anlass, das Milliardenprojekt neu zu bewerten: »Derzeit« gebe es »keine Rechtsgrundlage für den Widerruf der Entwicklungsgenehmigung«, nur weil gegen einen früheren Landbesitzer ermittelt werde. Die Investoren hätten das Land an der Lagune »legal« erworben. Sicherheitshalber sei der Kaufpreis bis zur juristischen Klärung eingefroren worden. Kurzum: Das Projekt werde sicher »nicht durch Fehlinformationen, politischen Lärm oder faktenwidrige Behauptungen gestoppt werden«.
Ob die Investoren des Milliardenprojekts das auch so sehen? Zumindest Jared Kushner scheint inzwischen ins Grübeln gekommen zu sein. Zu den SPAK-Ermittlungen erklärte seine PR-Firma, man gehe bis auf Weiteres davon aus, »dass der Landerwerb legal erfolgt ist«.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 werde man »jedes rechtmäßige Verfahren« respektieren.
In einem früheren Statement hatte der Kushner-Geschäftspartner Abehsara verkündet: Sollten illegale Machenschaften rund um das Land bewiesen werden, »werden wir vom Kaufvertrag zurücktreten«.
Es wäre nicht das erste Mal, dass die Familie Trump sich von einer ihrer Geschäftsideen auf dem Balkan wieder verabschiedet. Im serbischen Belgrad etwa wollte Jared Kushner das zerbombte ehemalige Generalstabsgebäude der jugoslawischen Armee in ein Luxushotel der Marke »Trump Tower« verwandeln. Die Folge waren massive Proteste und Ermittlungen gegen Regierungsvertreter wegen Korruption und Urkundenfälschung. Letztlich verlor die Familie Trump das Interesse. Im Dezember 2025 suchte sie das Weite. Und wandte sich anderen Traumprojekten zu.
Jörg Schindler, Mitarbeit: Nikolai Antonia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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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Nahr / NZZ / DER SPIEGEL (4)
Sudan Mehr als drei Jahre dauert der Krieg, eine Rebellenhochburg im Süden des Landes galt lange als einer der letzten Zufluchtsorte. Kann das so bleiben?
Das Mädchen atmet schwer. Der kleine Körper hebt und senkt sich unter dem Laken, als würde sie all die Atemzüge eines Lebens auf einmal nehmen wollen. Sie wird heute Nacht sterben, da sind sich alle sicher. Die Ärzte, die manchmal stehen bleiben, um den Sauerstoffschlauch in ihrer Nase zurechtzurücken. Der Krankenpfleger, vor dem diese Woche bereits ein Baby verhungert ist. Die Mutter, deren andere Kinder im Flüchtlingslager von Verwandten betreut werden. Ihr Blick wandert über den Boden, die Sauerstoffmaschine gurgelt rhythmisch. »Wir geben sie jetzt in Gottes Hände«, sagt der Pfleger. Ihr Name ist Saida. In sechs Tagen soll sie ein Jahr alt werden.
Saida wurde in Kadugli geboren, einer Stadt rund 90 Kilometer westlich des Kran-
Krankenhauses, in dem sie nun um ihr Leben kämpft. In Kadugli explodieren Drohnen über Marktständen, schlagen Kugeln in Häuser ein, essen die Menschen Blätter. In Kadugli ist der Krieg. In Kauda, der Hauptstadt der Nuba-Berge, ist Saida seine Botin.
Seit über drei Jahren tobt im Sudan ein Bürgerkrieg. Ein Machtkampf zwischen zwei Generälen hat zur größten humanitären Krise der Gegenwart geführt: Hunderttausende Tote, Millionen Vertriebene und Hungernde. Was als Schlacht um die Hauptstadt Khartum begann, breitet sich im Land aus. Aus einem Streit zwischen den einstigen Verbündeten Abdel Fattah al-Burhan, der die Regierungstruppen »Sudan Armed Forces«, SAF, anführt, und seinem früheren Stellver-
treter Mohamed Hamdan Daglo, der den »Rapid Support Forces«, RSF, vorsteht, wurde ein alles verzehrender Konflikt.
Sein Wesen ist nicht ganz eindeutig. Es gibt Massaker arabischstämmiger Sudanesen an denen anderer Herkunft, doch ist es kein reiner Krieg zwischen Ethnien. Die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und Äthiopien unterstützen die RSF, Ägypten und die Türkei die Regierungstruppen SAF. Auch wenn immer mehr ausländische Mächte mitmischen, um sich Bodenschätze und Einfluss zu sichern, ist es kein reiner Stellvertreterkrieg. Angetrieben von Hass, Gold und Waffen aus dem Ausland, frisst sich der Konflikt immer tiefer ins Land.
Die Nuba-Berge liegen am Rand dieses umkämpften Staats, an der Grenze zum Südsudan. Mehrere Tagesreisen sind es bis zur Hauptstadt Khartum. Zuletzt galt die abgelegene Bergregion, beherrscht von einer Rebellenregierung, als einer der letzten sicheren Orte im Land. Aber Sicherheit ist in
1 | Bäuerin in den Nuba-Bergen 2 | Trauernde beim Gebet 3 | Mutter mit Baby Saida und Kind im Krankenhaus 4 | Kämpfer auf Pi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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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m Konflikt ein relativer Begriff; ein Versprechen, das sich unmöglich halten lässt.
Macht man sich auf die Reise ins Zentrum der Nuba-Berge, fühlt es sich an, als führe man stundenlang durch dasselbe Bild. Die Landschaft ist von monotoner Schönheit: die Erde blassrot, beinahe rosafarben, das Gras lang und gelb. Bald endet die Trockenzeit. Wenn der Regen kommt, werden die Hügel grellgrün, die Bäume buschig und die Straßen zu Flüssen. Noch liegt der Staub über dem Land wie eine dünne Decke, die Berge ragen in einen immerblauen Himmel. Wenn der Wind richtig steht, kann man die Artillerie donnern hören.
Kauda ist die Hauptstadt der Nuba-Rebellen und dabei kaum mehr als eine lose Sammlung von Dörfern, verteilt über die Hügel. In runden Hütten aus Stein und Stroh gibt es weder Strom noch fließendes Wasser, Telefon oder Internet. Nachrichten werden meist persönlich überbracht.
Das Krankenhaus von Cap Anamur, einer deutschen Hilfsorganisation, ist eine von zwei Kliniken in der Region. Es steht in Liwere, einem Ort kurz vor Kauda. Zwölf flache Häuser, Wellblech auf Backstein, die Wände sind farbenfroh gestrichen, der Boden ist nackter Beton. Es gibt eine Geburtsstation, ein Zentrum für Mangelernährung, einen OP-Saal und die Notaufnahme, in der ein Pfleger an diesem Morgen prüft, ob Saidas Sauerstoffschlauch richtig sitzt.
Vor mehr als einer Woche hatte ihre Mutter sie ins Krankenhaus gebracht. Die Augen der Frau liegen tief in den Höhlen, die Haare sind unordentlich geflochten, ihr Kleid ist fleckig. Die Ärzte haben bei dem Baby Mangelernährung diagnostiziert und eine Lungenentzündung. Sechs Monate zuvor war die Mutter mit ihren Kindern vor dem Krieg aus Kadugli geflohen. Weil es kein Essen mehr gegeben habe, sagt sie, dafür Bomben, die immer öfter in der Nähe ihres Hauses eingeschlagen seien. Irgendwann habe sie keine Milch mehr gehabt. Jetzt habe sie Milch, aber das Baby trinkt nicht mehr.
Flüchtlingslager verteilen sich über die Berge. Die Vertriebenen leben in Hütten aus Stroh, stehen stundenlang Schlange an den wenigen Wasserpumpen. Manche kommen von weit her, aus Khartum und Darfur, andere aus Städten, die nur wenige Kilometer entfernt liegen. Sie kochen aus Sorghum einen Hirsebrei, der aussieht wie feuchte Erde. Sie haben nicht viel zu tun, sagen sie: Essen, wenn sie können, und dann warten, bis es wieder etwas zu essen gibt. Der Krieg schickt seine Vertriebenen vorau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ind die Nuba-Berge ein Zufluchtsort für viele von ihnen geworden. Vor dem Krieg lebten rund 2,7 Millionen Menschen auf einem Gebiet, etwa so groß wie Österreich, durch die vielen Flüchtlinge ist die Einwohnerzahl inzwischen auf knapp vier Millionen angeschwollen.
Weil die abgelegene Bergregion ihnen als sicher erschien. Und weil die Rebellen, die sie regieren, zunächst mit keiner der beiden Kriegsparteien paktierten.
Es ist noch früh am Morgen, langsam wird es heiß. Yacoub Itman Kalloho wartet im Schatten. Er trägt einen Schlapphut, seinen Spazierstock stellt er neben sich. Kalloho, 68 Jahre alt, ist Frontkommandeur des militärischen Arms des »Sudan People Liberation Movement North«, der Rebellenarmee, die in den Nuba-Bergen herrscht. »Die Generationen vor uns haben versucht, das System im Sudan mit friedlichen Mitteln zu verändern. Aber das hat nicht funktioniert«, sagt er. Er lehnt sich zurück in seinem Stuhl, wirkt mehr wie ein Großvater denn wie ein Kriegsherr.
Die Nuba, wie die über 50 Ethnien, die in den Bergen leben, genannt werden, träumen seit vielen Jahren von einem neuen Sudan. Die Sehnsucht nach Autonomie stammt aus einer Vergangenheit der Gewalt und Unterdrückung. Im 19. Jahrhundert florierte im Sudan der Sklavenhandel. Der überwiegend arabischstämmige, muslimische Norden des heutigen Sudan betrachtete die schwarzen Nuba als Ware, nicht als Menschen. Bauern wurden enteignet, Männer ermordet, Frauen und Kinder als Sklaven verschleppt. Auf der Suche nach Schutz flohen die Nuba immer tiefer in die Berge. In mehreren Kriegen spaltete sich der mehrheitlich christliche Südsudan vom muslimischen und arabischen Norden ab. Die Nuba, die ethnisch eher zum Südsudan gezählt werden müssten, blieben Teil des Sudan.
Gebiete unter Kontrolle der Konfliktparteien* im Sudan
■ reguläre Streitkräfte des Sudan (SAF)
■ Rapid Support Forces (RSF)

S-Quellen: Lighthouse Reports, Thomas van Linge; Stand: Juv 2026; Karte: OpenStreetMap
Die Rebellen kämpfen für einen besseren Staat. Neuer Sudan soll er heißen, demokratisch und säkular soll er sein. In den Nuba-Bergen wird diese Utopie bereits teilweise gelebt. Frauen und Männer sind gleichberechtigt, Christen und Muslime leben in Frieden gemeinsam. Um niemanden zu bevorzugen, ist das Wochenende am Mittwoch.
Doch die Regierung in Khartum akzeptierte die Forderungen der Nuba nie, und die Nuba akzeptierten den Unwillen der Regierung in Khartum nicht. Geld, um ihre Ambitionen zu finanzieren, haben die Rebellen nicht. Die Regierungsminister erhalten keine Gehälter, ihre Büros sind Bruchbuden ohne Fenster.
Vor einer solchen sitzt Kalloho an diesem Vormittag. Die Regierung in Khartum habe schwarze Menschen und Christen überall im Sudan unterdrückt, sagt er. Die Mission der Nuba-Rebellen sei nicht nur, dass die Menschen in den Bergen gleichberechtigt leben könnten, sondern im ganzen Land. Nur dann, sagt er, könne es Frieden geben. »Es gibt nichts Gutes am Krieg. Niemand kämpft freiwillig. Wir werden dazu gezwungen.« Unter den Zwängen des Freiheitskampfs, so sieht es Kalloho, muss die Führung manchmal ungewöhnliche Entscheidungen treffen.
Vor einem Jahr verkündete seine Rebellenregierung eine Allianz mit den Rapid Support Forces, die vor über drei Jahren den Krieg geg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Sudanese Armed Forces eröffneten. Es ist ein Bund, den nicht alle Menschen in den Nuba-Bergen gutheißen. In der Nachbarregion Darfur massakrierten die RSF, meist arabischstämmige Sudanesen, nicht arabischstämmige Ethnien, zu denen auch die Nuba zählen. Internationale Beobachter werfen beiden Parteien Kriegsverbrechen vor. Doch besonders die RSF sollen auf ihrem Feldzug »ethnische Säuberungen« gegen nicht arabischstämmige Sudanesen vollzogen haben.
Es ist eine seltsame Vereinigung, geeint durch den Hass gegen die Regierung, getreu dem Motto: Der Feind meines Feindes ist mein Freund. Kalloho sieht das nicht so eng. »Ja, die RSF haben einen schlechten Ruf«, sagt er. »Aber wir sind auch keine Engel. Wenn sie an unserer Seite für unsere Sache kämpfen, warum sollten wir das ablehnen?«
Seit die Allianz ausgerufen wurde, sind die RSF-Kämpfer nicht nur an der Front zu finden. Sie essen auf den Märkten, laufen durch Flüchtlingslager, fahren durch die Dörfer. Ihre Anwesenheit verwandelt jeden Ort in ein potenzielles militärisches Ziel.
Auf dem Markt in Tonguli, vier Autostunden nördlich von Kauda, sind die Straßen grau und sandig. Schon am Morgen scheint die Sonne so grell, dass man die Augen kaum offen halten kann. Unter zerrissenen Planen verkaufen Frauen Brot, Nüsse und getrocknete Tomaten. Niem-Bäume rascheln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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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es klingt wie Meeresrauschen. RSF-Kämpfer schlendern durch die Straßen.
Sie sind leicht an den Haaren zu erkennen, tragen ihre schwarzen Locken zu Zöpfen geflochten, dünn wie Lakritzschnüre. In einem Restaurant in der Mitte des Markts lassen sich zwei Männer auf Plastikstühle fallen. Einer trägt ein graues Karohemd, der andere Flecktarn. An seinem Handgelenk blitzt eine dicke goldene Uhr, eine Kalaschnikow liegt auf seinem Schoß. Man kann mit ihnen reden, solange man verspricht, keine Namen zu nennen. Immer mehr Männer mit geflochtenen Zöpfen kommen dazu. Sie seien eine Einheit, erklärt einer in lilafarbenem Hemd, zuvor hätten sie in Darfur gekämpft. Jetzt seien sie für einen Monat auf Fronturlaub.
In Darfur gekämpft – also auch in der Stadt Faschir? Im vergangenen Herbst haben die RSF nach monatelanger Belagerung beim Sturm auf Faschir Massaker verübt, Tausende Menschen wurden getötet, das Blut auf den Straßen ließ sich selbst auf Satellitenbildern erkennen. Ja, auch in Faschir, sagt einer der Männer, die anderen nicken. Manche wirken wie Kinder. Sie albern herum, lachen laut. Einer von ihnen sieht besonders jung aus. Wie alt er sei? »14«, antwortet er, nur um sich sofort zu korrigieren: »Nein! 17, 17 bin ich!« Wenn man sie fragt, warum sie kämpfen, sagen sie: »Gegen die Marginalisierung«. Es klingt, als hätte man ihnen das Wort in den Mund gelegt.
Was sie meinen, ist: Lange Zeit hatte die Regierung in Khartum die Region Darfur von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abgeschnitten. In Khartum wurden Straßen, Krankenhäuser und Schulen gebaut, in Darfur verfielen sie. »Wir wollen das Gleiche wie die Menschen in Khartum«, sagt der im lila Hemd, der als Wortführer auftritt. »Wir sind ein Sudan. Und wir sind alle Sudanesen«, sagt ein anderer. Natürlich mache das es schwer, Menschen zu töten. Aber so sei eben der Krieg.
Fragt man die Verkäufer in Tonguli, ob die Anwesenheit der Kämpfer ihnen Angst mache, sagen sie nur: Nein. Vielleicht würden sie mehr sagen, wenn keine RSF-Männer auf dem Markt patrouillierten. Die Regierungstruppen behaupten zwar, dass sie anders als die RSF keine Zivilisten angreifen. Aber dass ein paar Kämpfer ausreichen, um aus einem Markt ein Schlachtfeld zu machen, wissen alle hier.
Die Menschen in den Nuba-Bergen kennen den Krieg noch von früher. Das Regime von Omar al Baschir, Sudans Langzeitmachthaber bis zur Revolution im Jahr 2019, versuchte das Streben der Nuba nach Autonomie mit Luftangriffen zu brechen. Vor dem alten Krankenhaus von Cap Anamur stecken noch immer drei nicht detonierte Raketen im Boden. Neben vielen Wohnhäusern sind Löcher in die Erde eingelassen, in

Witwer Souleyman (r.), Trauergäste: Seine Frau starb Dutzende Kilometer von der Front entfernt
denen die Menschen vor Splittern geschützt wären. Weiße Jeeps werden traditionell mit Schlamm beschmiert, ein fahrendes Versteck.
Doch der Krieg hat sich verändert. Was früher schützte, kann heute zur Gefahr werden. Ein Pilot der Luftwaffe kann ein mit Schlamm beschmiertes Auto schlecht sehen. Eine Drohne erkennt es als Militärfahrzeug. Und seit die Nuba mit den RSF kooperieren, ist der Himmel über den Bergen voll davon.
Juma Souleyman sitzt in einer Reisighütte und empfängt Trauergäste. Er ist Anfang vierzig, Vater dreier Kinder. Das vierte wurde von einer Drohne in den Tod gerissen, genau wie seine Frau. Er spricht langsam, seine Stimme ist rau. Manchmal hält er inne, weil ihm die Tränen kommen. Von draußen wehen Trauergesänge herein.
Seine Frau, erzählt er, war Ortsvorsteherin in Western Jebel, einem Teil der Nuba-Berge, der weder für internationale Helfer noch für Journalisten zu erreichen ist. Er liegt hinter RSF-Gebiet, Regierungstruppen greifen die Korridore an. Die vergangenen Wochen hatte seine Frau dort verbracht, nun habe sie nach Kauda zurückkehren wollen. Es war Mitternacht, sagt Souleyman, als sein Nachbar vor der Tür gestanden und ihm vom Angriff auf den Wagen berichtet habe. Mit seiner Familie hätten noch mehr Frauen und Kinder im Auto gesessen. Souleymans Frau starb Dutzende Kilometer entfernt von der Front. Die Front ist jetzt überall.
Unterwegs in den Nuba-Bergen sieht man Hirten, die ihre Ziegen mit Kalaschnikows statt mit Stöcken antreiben. Über die Straßen rasen Jeeps, auf die jemand ein Maschi-
nengewehr montiert hat. Ein NGO-Mitarbeiter sagt, die RSF verteilten Waffen an die jungen Männer. Sie sollen aus den Bauern Soldaten gegen die SAF machen. Am Straßenrand im Nirgendwo parkt ein verlassener Panzer. Auf die Wände eines Verwaltungsbüros haben Jugendliche Soldaten mit Sturmgewehren gemalt. »Kein Frieden ohne vergossenes Blut« steht da auf Englisch, durchzogen von Rechtschreibfehlern.
An einem Morgen hält ein Truck vor dem Krankenhaus von Cap Anamur. Vier Männer heben eine Leiche von der Ladefläche, verpackt in Plastik. Ein alter Mann, werden die Ärzte später berichten, der von einer Kugel getroffen wurde. Der Truck fährt sofort weiter, macht Platz für die Wagen, die Verletzte bringen. Ein Streit zwischen zwei Stämmen ist erneut aufgeflammt. Es geht um Land und um die Frage, wem es gehört. An diesem Morgen werden Kämpfe daraus, die in den folgenden Wochen Dutzende Menschen das Leben kosten. Geführt werden sie mit den Waffen, die nun jeder hat.
In der Notaufnahme tropft Blut auf den Betonboden. Ärzte und Pfleger eilen von Bett zu Bett. Ein Mann mit Lungendurchschuss wird bereits operiert. Ein Beinschuss, ein Bauchschuss, ein Kopfschuss.
Saida im Nachbarzimmer hat die Nacht überlebt. Ihr kleiner Mund zieht sich bei jedem Atemzug zu einem erstaunten O. Kussmaulatmung, sagen die Ärzte. Ihre Mutter starrt auf den Fußboden, streichelt ihre Tochter und sagt nichts. In wenigen Stunden wird Atmen zu schwer für Saida werden. Sie wird ein letztes Mal Luft holen.
Muriel Kal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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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ghanistan Seit ihrem Sieg 2021 haben die Taliban einen Staat geschaffen, der besser funktioniert als erwartet und dessen Zukunft sie zugleich zerstören.
Afghanistan fünf Jahre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 der Taliban erscheint wie ein Wechselbild: Je nach Perspektive ist das »Emirat« beim Staatsaufbau, bei Wirtschaft und Infrastruktur ein Erfolg im Vergleich zur korrupten Vorgängerrepublik, die nur am Tropf westlicher Milliardenzahlungen und Militärhilfe überleben konnte. Oder es ist eine selbstzerstörerische Schreckensherrschaft von islamistischen Fanatikern, die Frauen fast aller Rechte beraubt und das Volk in Armut versinken lässt.
Beides trifft zu. Die Taliban haben ein Paradox geschaffen, sind pragmatisch und fanatisch zugleich, kümmern sich um Afghanistans Zukunft und zerstören sie. Sie haben vielen Vorhersagen, wie sie nach ihrem Sieg regieren würden, nicht entsprochen – im Guten wie im Schlechten.
Damals, am 15. August 2021, eroberten sie die Hauptstadt Kabul mehr oder weniger zu Fuß, Präsident Ashraf Ghani floh mit Geld und Getreuen im Hubschrauber. Die Republik implodierte innerhalb von Stunden. Damit endete auch ihre finanzielle Alimentierung aus dem Westen, die bis dahin mehr als drei Viertel des Staatsbudgets ausgemacht hatte. Mit den Ausländern und ihren Projekten verschwanden die lukrati-
ven Jobs, verschwand eine ganze Ökonomie, die rund um deren Präsenz entstanden war.
Doch der völlige Zusammenbruch der Wirtschaft und der Versorgung der Bevölkerung, allenthalben erwartet, blieb aus. Der Frieden, zumindest die Abwesenheit von Krieg hingegen blieb. Der legendäre Salang-Tunnel, einzige Verkehrsader zwischen Kabul und Nordafghanistan, ist nicht kollabiert wie befürchtet, sondern saniert worden. In Kabul wird mehr gebaut als vor 2021, private Wohnblocks ebenso wie Hochstraßen, neue Fabriken entstehen.
Im Norden des Landes laufen die Arbeiten an einem gigantischen Bewässerungskanal. Bauprojekte wurden im Austausch gegen Schürfrechte mit Usbekistan vereinbart. Zum ersten Mal seit Jahrzehnten funktioniert ein landesweites Zoll- und Besteuerungssystem. Der Opiumanbau ist seit 2022 laut der internationalen Fachorganisation Unodc um 95 Prozent geschrumpft. Alles ohne die früheren Milliardenhilfen für die Regierung, ohne Förderung von der Weltbank oder dem Weltwährungsfonds, die verschlossen bleiben, solange die Taliban-Herrschaft international nicht anerkannt wird.
Was aber auch nicht eingetreten ist, obwohl die Taliban-Exilführer um Mullah Bara-
dar in Katar es versprochen hatten: eine ideologische Mäßigung. Kaum waren die Taliban wieder an der Macht, dekretierten sie ein Schulverbot für Mädchen ab der siebten Klasse, schlossen die Universitäten für Frauen, erst angeblich nur vorübergehend, um die Geschlechtertrennung zu organisieren. Doch offiziell wird es von Jahr zu Jahr schlimmer: Frauen dürfen das Haus nicht ohne einen Verwandten oder ihren Ehemann verlassen, dürfen nicht allein ins Krankenhaus oder mit dem Bus fahren, nicht einmal in der Öffentlichkeit laut sprechen. Vollends irrsinnig erscheint das bis heute offiziell bestehende Verbot der Hebammen-Ausbildung. Denn wer außer Frauen soll, angesichts der gleichzeitig geforderten Geschlechtertrennung, Kinder auf die Welt bringen helfen? Frauen im Gesundheitssektor werden geduldet, aber keine weiteren ausgebildet.
Sinnbildlich war die Übernahme des vormaligen Ministeriums für Frauenangelegenheiten durch das schon früher berüchtigte »Ministerium zur Förderung der Tugend und Verhinderung des Lasters« in Kabul. In weißen Kitteln patrouillieren seine Schergen, »laufen wie eine Truppe Friseure durch die Gegend«, hat es einer der wenigen ausländischen Vertreter im Land beobachtet.
Was weiter auf eher archaische Weise funktioniert, ist die Überwachung des gesamten Landes durch den riesigen Sicherheitsapparat und durch zahllose Spitzel. Schon als der SPIEGEL im Frühjahr 2022 mit Flüchtenden in der Südwestprovinz Nimruz sprach, die auf eine Schmugglerpassage nach Iran warteten und sich über die neue Diktatur beklagten, mischte sich ein Umstehender in Zivil ein: »Was fällt dir ein? Du solltest dem Emirat dienen und dankbar sein!« Beklommenes Schweigen war die Antwort.
Die Brutalität der neuen Herrscher wird hierzulande oft unterschätzt, Ergebnis eines folgenschweren Missverständnisses. Die früheren Ortskräfte der Bundeswehr wurden nach dem Abzug der Deutschen weitgehend in Ruhe gelassen, anders als zunächst befürchtet. Wer im deutschen Lager geputzt, gemalert oder das Essen serviert hat, ist den Taliban egal.
An wem sie sich aber gnadenlos und ohne Vergessen rächen, sind ihre Feinde von damals und heute: afghanische Geheimdienstler, die in den Gefängnissen folterten, Polizeioffiziere, Sondereinheiten des Militärs, denen immer wieder Überfälle auf Dörfer und Morde an Zivilisten vorgeworfen wurden. Ebenso trifft es Menschenrechtsanwälte, Journalisten, Frauenrechtlerinnen, Wortführer der ethnischen Minderheiten.
Wer als Journalist über politische Morde berichtet, wird selbst zum Ziel. Es wird zunehmend schwieriger, gesicherte Informationen zu Verschleppungen zu bekommen. Was bekannt wird, klingt alarmierend: etwa
Minenarbeiter in der Nordprovinz Badakhshan: Der Zusammenbruch der Wirtschaft blieb aus

Wakki Kishmar / A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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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chicksal einer Frauenrechtlerin, die es auf die »Menschenrechtsliste« des Auswärtigen Amts geschafft hatte und eigentlich nach Deutschland hätte ausreisen sollen, dann jahrelang in Pakistan festsaß.
Ihre Aufnahmezusage war im Sommer 2025 entzogen, sie von den pakistanischen Behörden nach Kabul abgeschoben worden. Dort verschwand sie erst im Gefängnis, landete dann angeblich als Ehefrau bei einem Wärter zu Hause, schließlich brach der Kontakt deutscher Helfer zu ihr gänzlich ab.
Immer wieder gibt es dokumentierte Fälle von abgeschobenen Afghanen, die nach ihrer Rückkehr ohne Gerichtsverfahren erschossen werden. Schon vor Jahren hatte die Uno-Mission Unama in Afghanistan mehr als 200 Rachemorde vor allem an früheren Sicherheitskräften dokumentiert. Teilnehmerinnen der größten Frauendemonstration in Kabul im September 2021 sollen noch Jahre später festgenommen worden sein.
Doch trotz aller Überwachung und Brutalität berichten ausländische Besucher, NGO-Mitarbeiterinnen ebenso wie Afghanen und Afghaninnen aus dem Inneren Widersprüchliches: In Kabul, ebenso in vielen Provinzen, existieren die unterschiedlichsten Bildungsformen für Mädchen – und zwar mit Erlaubnis der lokalen Taliban, von denen viele ihre eigenen Töchter dorthin schicken. Mal werden Mädchenschulen kaschiert als berufliche Weiterbildung, mal unter dem Deckmantel von Koranschulen, die mit dem alten, staatlichen Schulcurriculum gegen Gebühr Mädchen unterrichten. Mal in Form von Online-Unterricht, mal als Radioprogramm mit Begleitmaterial. »Der private Bildungssektor boomt«, sagt Thomas Ruttig, Mitgründer des »Afghanistan Analysts Network«, »solange die Geschlechtertrennung gewahrt bleibt, schert sich niemand um Verbote.«
So einig sich die Taliban darin sind, ihre Macht mit Überwachung und dosiertem Schrecken zu sichern, so uneins sind sie beim Thema Mädchenbildung. Die schizophrene Situation ist das sichtbarste Zeichen eines anhaltenden Machtkampfs hinter den Kulissen. Oberster Anführer, dessen Dekrete absolut gelten, ist Emir Haibatullah Akhundzada, der weiterhin in der südlichen Metropole Kandahar residiert und besessen davon scheint, Frauen kleinzuhalten. Seine Machtbasis sind die Kleriker, die vielfach zuvor schon großen Einfluss in ihren Gemeinden hatten und heute bezahlte Funktionäre des Staats sind.
In ihrer Besessenheit von islamischer Traditionstreue hat sich die Bewegung nie Gedanken über Gewaltenteilung an der Machtspitze gemacht, was zum heutigen Patt geführt hat. Akhundzadas Wort ist Gesetz – das anschließend umgangen wird. Seine Kontrahenten sind mächtig und immer noch in ihren Ämtern: Baradar als Vizepremier zuständig für Wirtschaft. Mullah Yakub, Sohn

Taliban-Polizist: Keine ideologische Mäßigung
des Taliban-Gründers Mullah Omar, als Verteidigungsminister. Siradschudin Haqqani als Innenminister.
Es ist eine schillernde Ironie der Geschichte, dass Haqqani als Topterrorist mit engen al-Qaida-Kontakten jahrelang weit oben auf den Kopfgeldlisten der USA stand – und heute mit der CIA bei der Bekämpfung des »Islamischen Staats« kooperieren soll. Ende 2025 warnte Haqqani bei einer Rede in seiner Heimatprovinz Khost öffentlich, dass eine Regierung, »die nur durch Furcht und Gewalt herrscht«, keine legitime sei. Auch gilt er als Befürworter der Absicht, Bildung für Mädchen wieder zuzulassen.
Beide Seiten vermeiden einen totalen Bruch. Nach fast fünf Jahrzehnten der Putsche und Kriege, die fortwährend neue Kriege hervorbrachten, hat die Befriedung des Landes absolute Priorität. Dass trotz des Ausbaus der Infrastruktur weite Teile der afghanischen Bevölkerung verarmen und verelenden, ist nicht allein die Schuld der Taliban – aber sie tun auch wenig dagegen.
Ausgerechnet mit ihrem altem Sponsor Pakistan sind die Taliban seit 2025 in einen Krieg verstrickt, was die wichtigste Handelsroute blockiert.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s radikale Kürzung bei der Entwicklungshilfe hat zur Schließung Hunderter Krankenstationen geführt, der Irankrieg die ohnehin spärlichen Lieferungen des Welternährungsprogramms weiter geschmälert.
Dazu kommen mehr als fünf Millionen unter Zwang Zurückgekehrte aus Iran und Pakistan, die um Wohnraum und Jobs konkurrieren – und deren Überweisungen nach Hause entfallen.
Um die humanitäre Not sollen sich trotzdem weiterhin die Ausländer kümmern. Stefan Recker, lange Jahre Caritas-Verantwortlicher in Afghanistan, leitet heute ein Programm zur Tuberkulose- und Leprabekämpfung in Kabul: »Die Tuberkulosefälle nehmen leicht zu, vor dieser Krankheit haben die Menschen eine Höllenangst. Öffentliche Krankenhäuser haben meist keine Antibiotika für die Behandlung, also kommen die Leute zu uns. Aber zusätzlich kommen welche, die behaupten, sie hätten Tuberkulose, obwohl sie gar nicht erkrankt sind – nur um etwas von dem Essen zu bekommen, mit dem wir unsere Patienten versorgen. Das gab es so früher nicht.«
Der Sieg der Taliban 2021 war so absolut, dass ihn selbst ihr damaliger Exilführer Mullah Baradar später bereut haben soll, weil er die Hardliner in den eigenen Reihen unantastbar gemacht habe. Auf friedlichem Weg wird sich diese Diktatur wohl nur von innen verändern. Vor einem erneuten Krieg und den damit verbundenen Flüchtlingsströmen dürften die Nachbarländer ebenso wie Europas Regierungen mehr Angst haben als vor der Friedhofsruhe der Taliban-Herrschaft.
Christoph Re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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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ugal Touristen, digitale Nomaden und reiche Amerikaner strömen in die Hauptstadt und verdrängen, was den Ort liebenswert macht: die Portugiesen. Ich begebe mich auf die Suche nach den Straßen meiner Kindheit. Von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Lurdes Ferreira das Neves sitzt auf ihren Stock gestützt auf den Stufen vor einem Haus, sie ist so zierlich, dass ich fast an ihr vorbeigehe. Die alte Frau erinnert mich an die Portugiesen, die ich seit meiner Kindheit auf Dorfplätzen sehe; greise Männer mit Schiebermützen und Frauen in dunklen Kleidern, die sich im Schatten von Platanen unterhalten. Hier, in der Altstadt von Lissabon, ist das Neves aus demselben Grund wie sie: Sie will unter Leuten sein.
»Allein zu Hause, das ist nichts für mich«, sagt sie, nachdem ich mich an einem Tag im Juni neben sie auf den Stein gesetzt habe. Immer nach dem Mittagessen kommt sie zu dem gepflasterten Platz mit der kleinen Linde und hofft, dass jemand vorbeischlendert, den sie kennt. Das passiert immer seltener. Und so wird das Neves zur Zuschauerin in ihrer eigenen Stadt. Um sie herum verschwindet das alte Lissabon.
Eine Gruppe von Engländern trägt Sixpacks die Straße hinauf und debattiert, ob sie gleich in ihre Ferienwohnung gehen oder
noch ein Bier auf dem Platz trinken sollen. Happy Hour im Restaurant von 15 bis 19 Uhr, das Glas zwei Euro, kann man eigentlich nichts falsch machen, finden sie und ziehen sich Stühle heran.
Andere Touristen kommen, um sich in den Gassen des Alfama-Viertels zu verlieren. Vielleicht suchen sie, wie ich, das Ursprüngliche dieses Orts. Ich bin in Lissabon geboren und aufgewachsen. Jetzt bin ich zurückgekehrt, um zu verstehen, wie die Menschen heute hier leben, in einer Stadt, die sich so rasch verändert wie kaum eine andere in Europa. Die verwinkelte Alfama habe ich immer gemocht. Die Häuser stehen so nah beieinander, dass in einige Wohnungen noch nie ein Sonnenstrahl gefallen ist. Das Neves sagt, sie sei hergezogen, als sie 19 Jahre alt war. Jetzt ist sie 82.
Früher habe sie sich hier mit den Nachbarinnen unterhalten, hätten die Kinder auf den Straßen gespielt. Jetzt rattern Rollkoffer über das Pflaster. Tuk-Tuk-Fahrer hupen Passanten aus dem Weg, die Französisch, Spa-
nisch und Deutsch sprechen. Sie bedauert, dass sie sich nicht mit den Touristen unterhalten kann: »Ich spreche ja leider kein Ausländisch.« Nur eine einzige portugiesische Familie kommt an diesem Nachmittag und wechselt ein paar Worte mit ihr.
Die Steinstufen, auf denen wir sitzen, führten einmal zu einem Fischhändler. Durchs Fenster sind noch die Kacheln im Inneren zu sehen. Das Café nebenan ist jetzt ein Souvenirladen, die Bäckerei hat gerade zugemacht. Die Restaurants in der Gegend heißen Alfama Cellar, The Corkscrew Wine Bar, The Hideout. Alle haben irgendwas bei TripAdvisor gewonnen.
Über uns geht ein Fenster auf, und eine Britin schreit ihren Freunden zu, sie sollten die Sixpacks hochbringen. Neben fast allen Eingängen der Straße hängen Schlüsselkästen für Urlaubspartments, oft mehrere untereinander. Anwohner klagen über Urin und Erbrochenes vor Hauseingängen. Zwei Drittel der Wohnungen in der Lissabonner Altstadt sind jetzt Airbnbs – kaum eine Stadt hat solch eine hohe Dichte. Pro Einwohner sind es sechsmal so viele Ferienwohnungen wie in Barcelona, wo die Einheimischen vergangenes Jahr aus Wut Urlauber mit Wasserpistolen bespritzten. Auch in Lissabon gab es einige Proteste. Doch hier gehen die Menschen leise.
Seit einer Gesetzesänderung 2012 sind die Mieten in Portugal teils drastisch gestiegen, Menschen wurden aus ihren Wohnungen vertrieben. Apartments wurden in Ferienunterkünfte umgewandelt oder von reichen Ausländern erworben. Viele von das Neves' Freunden und Bekannten haben das Alfama-Viertel verlassen. Sie konnte bleiben. Der Vermieter verlangt für ihre winzige Erdgeschosswohnung nur 200 Euro.
Andere haben weniger Glück: Die durchschnittliche Miete für eine Zweizimmerwohnung in Lissabon ist mit rund 1800 Euro höher als in Madrid, Brüssel und Berlin und das in einem Land, in dem fast die Hälfte der Arbeitnehmerinnen und Arbeitnehmer weniger als 1000 Euro im Monat verdient.
Die Lissabonner können sich ihre eigene Stadt nicht mehr leisten. Vereine, Kneipen, kleine Lebensmittelgeschäfte, genannt Mercerías, verschwinden. Um Essen einzukaufen, muss das Neves nun den Bus ins nächste Viertel nehmen.
Es gebe nichts Traurigeres als die Abwesenheit, wenn nur eine tiefe Melancholie zu-
Besucherinnen in Lissabon: Eine Stadt, die sich Einheimische nicht mehr leisten können

Teresa Freitas / DER SPIEGEL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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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ückbleibe, hat der portugiesische Literatur-nobelpreisträger José Saramago einmal geschrieben. Empfinde nur ich diese Wehmut? Saudade nennen Portugiesen die Sehnsucht nach einer Vergangenheit, die in der Erinnerung manchmal größer wird, als sie war. Aber je länger ich durch Lissabon gehe, desto stärker spüre ich, dass ich mit dem Gefühl nicht allein bin. Viele Portugiesen erzählen mir, dass sie die alte Vertrautheit vermissen, die gemeinsame Tasse Tee, das tägliche Gespräch. »Wir waren eine Gemeinschaft«, sagt eine Frau im Viertel Graça. »Wenn jemand krank war, brachten wir ihm Suppe. Wir passten aufeinander auf.« Nebenan wohne nun ein Engländer und darüber eine Irin. Jeder bleibe für sich.
Selbst Zugezogene beschweren sich, dass sie auf den Straßen nur noch Englisch hören. Vermögende Einwanderer bevorzugen Viertel, in denen die Fassaden frisch renoviert und die Wohnungen luxussaniert sind. Im Frühsommer blühen die lilafarbenen Jacaranda-Bäume, vom Atlantik weht ein leichter Wind, und das nächste Yogastudio ist nie weit. »Meine Kunden haben die romantische Vorstellung, dass sie in einem schönen, gekachelten Haus wohnen und ihre Kinder zu Fuß zur Schule bringen«, erzählt eine Amerikanerin, die Landsleute berät, die nach Portugal ziehen wollen.
Für den Manager eines großen US-Unternehmens hat sie gerade eine Villa an der Westküste gefunden. 30 bis 40 Familien unterstütze sie jedes Jahr beim Umzug in das sogenannte Kalifornien Europas, sagt die Maklerin. Sie kämen wegen des angenehmen Klimas und weil sie sich nach einem Alltag ohne politischen Streit sehnten. Aber am Ende läsen sie doch alle Nachrichten über Donald Trump.
Wir sitzen im schattigen Innenhof eines Cafés, in dem der Kaffee in kunstvoll geschwungenen Keramikbechern serviert wird, französische Backwaren liegen in der Vitrine. Die Kellnerin ist überrascht, dass wir auf Portugiesisch bestellen, die meisten Gäste könnten nur »Guten Tage« und »Danke« sagen, selbst wenn sie schon jahrelang hier wohnten. Nur an einem von sieben Tischen sitzen Einheimische. »Das hier ist nicht Portugal«, sagt die Maklerin. »Das ist eine Traumwelt für wohlhabende Ausländer.«
In dieser Welt trinkt man Naturwein, trifft sich auf Biomärkten oder beim Kimchi-Workshop, alles finanziert mit ausländischen Einkommen – die Portugiesen stehen derweil im Stau, weil sie in die Außenbezirke verdrängt wurden.
Gebaut werde in Lissabon nur noch für die Reichen, kritisieren Experten. Neue Wohnprojekte werden als Gated Communities beworben, als ob man das Volk vor den Toren fürchten müsste. Zwischen 2015 und 2025 haben sich die Immobilienpreise in Portugal fast verdreifacht, so stark wie fast nirgendwo anders in der EU.

Anwohnerin das Neves: »Allein zu Hause, das ist nichts für mich«
Zugleich ist das Angebot an Sozialwohnungen eines der niedrigsten. Um Kapital ins Land zu holen, setzte die Regierung jahrelang nicht nur auf Tourismus, sondern auch auf Immobilieninvestitionen. Wer eine halbe Million Euro für ein Haus oder eine Wohnung zahlte, erhielt ein »goldenes Visum« mit unbeschränktem Aufenthaltsrecht. Und man lockte sogenannte digitale Nomaden an, die überall auf der Welt arbeiten können: Webdesigner, IT-Ingenieure und NGO-Mitarbeiter.
Jene Menschen also, mit denen ich am Abend auf dem Kunstrasen einer Dachterrasse stehe. Die »Lisbon Digital Nomads« haben zum »Sunset Social« geladen. »Sieh dir den Sonnenuntergang an, schnapp dir ein Getränk«, wirbt ein Instagram-Post, und »lass dich überraschen, wohin dich die Gespräche führen«.
Warum die Menschen ihre Laptops ausgerechnet in Lissabon aufgeklappt hätten, frage ich sie. Eine Amerikanerin sagt, sie schätze, dass die Portugiesen so liebenswürdig seien. Eine Nigerianerin sagt, dass sie sich hier lebendig fühle. Eine Russin sagt, sie liebe das Blau des Himmels.
Vor uns schimmert der Tejo-Fluss, und an der Brücke des 25. April flammen die Lichter auf. Ich kann den Leuten hier nicht übel nehmen, dass sie Lissabon so lieben wie ich. Was niemand von ihnen sagt: Sie sind auch wegen der Steuern hier.
Digitale Nomaden mussten lange nur einen festen Steuersatz von 20 Prozent zahlen,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zehn Jahren. Portugiesen dagegen wurden regulär besteuert, mussten schon mit rund 13.000 Euro Jahreseinkommen anteilig mehr abführen als die Zugezogenen. Lissabon wurde internationaler – aber auch teurer und ungerechter.
»Viele Ausländer schwärmen, wie günstig das Leben hier ist. Sie verstehen nicht, dass wir uns dann noch ärmer fühlen«, sagt Matilde Dias, 20. Sie verkauft Erdbeeren und Pfirsiche auf dem Markt. In Lissabon studiert sie Kommunikation und lebt, wie viele ihrer Kommilitoninnen und Kommilitonen, noch bei ihren Eltern. Bald ausziehen? »Ich glaube, das kann ich vergessen.«
Nicht nur die Mieten, auch die Preise für Lebensmittel sind gestiegen. Salz, Olivenöl und Reis kosten rund 50 Prozent mehr als vor vier Jahren. Fleisch sei jetzt oft doppelt so teuer, sagt der Metzger am Markt.
Im Sommer sitzen Lissabonner gern draußen bei einem Bier oder einem Glas Wein zusammen. »Aber heute müssen wir gut überlegen, wohin wir gehen«, erzählt ein Bekannter. »Plötzlich hat alles ein Preisschild bekommen.« Viele ihrer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wanderten in die Schweiz, nach England oder Deutschland aus, sagt Studentin Dias. »Ich will nicht gehen. Aber ich h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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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sa Finkas / DER SPIEGEL
Souvenirläden in der Altstadt: 25 Shops auf 500 Metern
auch das Gefühl, dass dieses Land nicht mehr unseres ist.«
Der morbide Charme von Lissabon – das war lange Zeit auch Ausdruck von Not. Die Fassaden bröckelten, die Wohnungen waren feucht. Die Kindersterblichkeit war in den Siebzigerjahren hoch, ebenso wie die Rate der Analphabeten. Portugal wurde »Armenhaus Westeuropas« genannt. Hunderttausende wanderten aus.
Doch der Beitritt zu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1986 veränderte alles. Als ich ein Mädchen war, zogen manchmal noch Ochsen die Karren auf dem Land. Aber bald wurden Autobahnen und Shoppingcenter gebaut, viele verwirklichten ihre kapitalistischen Träume. Zugleich war die Zuversicht des Aufbruchs zu spüren: Die Wirtschaft wuchs, die Jugend hoffte. Und jetzt? Verlässt sie wieder die Heimat. Ein Drittel der jungen Portugiesen im Alter von 15 bis 39 Jahren lebt Schätzungen zufolge außerhalb des Landes. Das liegt auch an der Schuldenkrise ab 2008. Die EU verlangte radikale Reformen, Sparmaßnahmen und Privatisierungen. Die Folgen sind bis heute zu spüren.
Am Morgen will ich zu der Eisenwarenhandlung gehen, in der mein Vater früher Schrauben kaufte. Am Boden standen damals Farbeimer, von der Decke baumelten Besen, und jeder Schritt in das schummrige Innere brachte für mich als Kind eine Entdeckung. Als ich den Laden suche, sehe ich, dass er durch einen Souvenirshop ersetzt wurde – mit dem gleichen Sortiment wie der Souvenirshop gegenüber. Thermosflaschen für 15,99 Euro, Schnapsgläser für 2,99 Euro, Magneten für 2 Euro. Bedruckt
sind sie mit der alten Straßenbahn, blauen Kacheln, bunten Häusern. Diese Läden verkaufen eine Idylle, die sie selbst zerstören.
In der Rua da Prata, benannt nach den im 18. Jahrhundert ansässigen Silberschmieden, zähle ich auf 500 Metern 25 Souvenirshops – in Räumen, die Tausende Euro Miete kosten. Recherchen portugiesischer Medien zeigen, dass Banden Arbeiter aus Südasien nach Portugal schleusen und sie hier ausbeuten. Der Verkauf von Krimskrams an Touristen sei nur ein Nebengeschäft, zitierte die Wochenzeitung »Expresso« einen Beamten des Justizministeriums. Das eigentliche Geschäft sei die Legalisierung von Migranten.
Das historische Lissabon ist ein Ort, an dem reiche Ausländer von armen Ausländern bedient werden. Portugiesisch spricht hier fast keiner mehr. Die mit Azulejo-Kacheln geschmückten Fassaden glänzen, die gepflasterten Gehwege sind sauber. Die Stadt ist polierter als in meiner Kindheit. Sie strahlt. Aber sie stirbt.
Eigentlich müsste sich Portugal wirtschaftlich neu erfinden, sagt Rita Silva, Aktivistin

Katharina Graça Peters, 44, ist in Portugal aufgewachsen. Das Gefühl von damals fand sie erst wieder, als sie auf die andere Seite des Tejo in ein Dorf fuhr. Dort war alles beim Alten.
für bezahlbaren Wohnraum, die sich heute in der Bewegung Vida Justa, Gerechtes Leben, engagiert. Der Immobilienmarkt und der Mietschutz müssten reguliert, die Zahl der Airbnb-Unterkünfte müsste reduziert und mehr sozialer Wohnraum geschaffen werden. Doch die Probleme reichten tiefer: Damit die Jugend bleibe, müsse das Land innovativer werden, den Gesundheits- und Technologiesektor ausbauen. »Portugal muss auf die Bedürfnisse der Portugiesen eingehen – nicht auf die Bedürfnisse der Ausländer«, sagt Silva.
Was passiert, wenn dieser Wandel nicht gelingt? Dann werde die portugiesische Gesellschaft zerbrechen, warnt eine Freundin. Die rechtspopulistische Partei Chega (Es reicht) ist im Parlament inzwischen die zweitstärkste Fraktion.
Nicht alle finden sich ab mit dem Verlust der eigenen Identität. Es gibt Menschen, die bewahren und dagegenhalten, wo andere aufgeben. Zu ihnen gehören Rita Múrias, 56, und ihr Ehemann Paulo Barata, 58. Eigentlich sind sie Grafikdesigner. Doch seit 2014 brechen sie oft in den frühen Morgenstunden auf, um Schilder abzubauen, die sonst auf der Mülldeponie oder dem Schrottplatz landen würden.
In der Lagerhalle einer ehemaligen Gießerei haben sie Hunderte Schilder zusammengetragen, die einst die Eingänge von Juwelieren, Schreibwarenläden oder Optikern schmückten und das Stadtbild bestimmten – und die nun keiner mehr haben will. Barata legt einen Schalter um. Einige Neonschriftzüge beginnen zu leuchten, und die Transformatoren surren, während ich durch die Halle gehe. Ich lese »Eleonora« in eleganten, geschwungenen Lettern – der Name der früheren Besitzerin eines Friseursalons. Auf Glas gemalt steht »Ramiro Leão«, ein bekanntes Warenhaus im einst vornehmen Teil der Stadt, in dem ich als Kind geröstete Kastanien aß, bevor ich mit meinen Eltern ins Ballett ging. Am meisten freue ich mich über den riesigen orangefarbenen Elefanten des Jumbo-Supermarkts, in dem wir früher einkauften.
Jedes dieser Schilder erzählt eine Geschichte über die Stadt und ihre Bewohner.
Als sie vor einigen Jahren die Leuchten der Konditorei Sul América abschraubten, mussten Múrias und Barata ihre Arbeit unterbrechen. Eine Passantin hatte zu weinen begonnen, weil ihre Großmutter gerade gestorben war. Mit ihr hatte sie hier immer ihren Nachmittagskaffee getrunken.
Múrias zeigt auf den hellblauen Neonschriftzug »Costa«, den ihr ein befreundeter Friseur vermacht hat. Am Jahrestag seines Todes gingen seine Ehefrau, sein Sohn und sein Enkel nicht zum Friedhof – sie kamen, um das Schild zu besuchen.
In dieser Halle lagern Erinnerungen. Wie viele andere Menschen finde ich hier etwas, das ich verloren geglaubt hatte: das alte Lissa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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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gypten Mona Al-Ghalayini war Geschäftsfrau im Gazastreifen. Jetzt will sie mit ihrer Küche in Kairo das schaffen, was der Krieg ihr genommen hat.
In Gaza konnte Mona Al-Ghalayini keine Straße entlanglaufen, ohne begrüßt zu werden – vom Bäcker, den Fußball spielenden Kindern, der Gemüseverkäuferin, so erzählt sie es. Sie war die bekannteste Geschäftsfrau des Küstenstreifens, führte ein Unternehmen mit rund 300 Beschäftigten, investierte in Hotels, Restaurants, Import-Export-Firmen.
Nun sitzt die 56-Jährige vor ihrem Restaurant Jouzoor, Wurzeln, in New Cairo, der schicken Vorstadt, in der Ägypten so tut, als wäre es Dubai. Niemand dreht sich nach Ghalayini um.
Aber die Menschen essen bei ihr. Ein ägyptisches Paar am Tisch hinter ihr probiert palästinensisches Essen: Shrimps in scharfer Tomaten-Dill-Soße. »Wir kommen wieder«, sagt der Mann.
In den vergangenen Monaten ist in der ägyptischen Hauptstadt ein kleines Gaza entstanden. Rund 100.000 Palästinenser sind seit dem Krieg, ausgelöst durch den Hamas-Überfall auf Israel vom 7. Oktober 2023, nach Ägypten gekommen. Viele von ihnen unfreiwillig. Hier kochen sie den Geschmack ihrer Heimat nach.
Ghalayini erklärt, was die Gaza-Küche auszeichnet. »Dill, Knoblauch und Chilis sind ihr Fundament«, sagt sie. »Sie lassen den Mund brennen und das Herz schneller schlagen.«
Als einzige Küstenregion der besetzten palästinensischen Gebiete lebte Gaza einst vom Fisch. Eingeschränkte Fanggebiete und Angriffe der israelischen Marine machen ihn zu einem seltenen Festmahl. An seine Stelle ist eine »Blockadeküche« getreten: Linsen statt Fleisch, Reis, Brot und Hülsenfrüchte, ergänzt um das, was Hilfsorganisationen bringen.
Die Küche in Gaza folgt nicht mehr den Feldern, die im Krieg größtenteils systematisch zerstört wurden, sondern dem, was Checkpoints, Importlisten und Luftangriffe übrig lassen. »Unsere Küche ist trotzig und oft scharf, damit man spürt, dass man noch lebt«, sagt Ghalayini.
Jetzt will sie das 120-Millionen-Einwohner-Land kulinarisch erobern – und sie ist nicht die Einzige.
In Nasr City, einem östlichen Stadtviertel Kairos, leuchtet die Fassade von Kazem Ice Cream rosafarben zwischen den Hochhäusern hervor. Einst der berühmteste Eisladen Gazas. Drinnen schlagen junge
Männer in Schürzen eine zähe Masse in Edelstahlwannen, es duftet nach Rosenblütenwasser. Das Mistika-Eis ist elastisch wie Mozzarella und mit Harz vom Mastixstrauch aromatisiert, es schmeckt nach Waldspaziergang, dazu werden geröstete Pistazien serviert.
»Wir haben früher in derselben Straße wie Kazems Eisladen gewohnt«, sagt eine Mutter, die vor der Theke steht. »Es ist wie eine kleine Flucht in die Vergangenheit.«
Wenige Straßen weiter hängt der Duft von Zaatar an der Türschwelle: Thymian mit geröstetem Sesam. Streich man Zaatar mit Olivenöl auf warmes Brot, schmeckt die Paste wie ein sonnenbeschienener Hügelhang aus Kräutern. Im ersten palästinensischen Supermarkt der Stadt stapeln sich Dosen mit Salbeiblättern für Tee und Wannen mit Oliven, Essiggemüse und eingelegten Zitronen.
Der Besitzer sagt, es gebe kaum offiziellen Handel mit Gaza; deshalb seien sie auf Privatleute angewiesen, die über das Westjordanland nach Jordanien und von dort weiter nach Ägypten fahren. »Ich bin für diesen Käse 50 Kilometer gefahren«, erzählt eine Kundin.
Viele Palästinenser hier leben ohne gesicherten Aufenthaltsstatus: Sie können oft
»Mich schüchtert so schnell nichts ein«

© HENRY BERNHARD / DEUTSCHES
weder Konten eröffnen noch ihre Kinder auf öffentliche Schulen schicken. Ägypten betont, jede Vertreibung verhindern und ihre Rückkehr nach Gaza sichern zu wollen. Eine dauerhafte Ansiedlung will die Regierung verhindern – auch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wirtschaftlichen Krise.
Mona Al-Ghalayini hat ihr Restaurant im Juni 2024 eröffnet. Drinnen glänzen helle Marmortische, davor stehen Korbstühle mit dicken Kissen, geflochtene Lampen werfen warmes Licht auf den Boden, von den Tischen steigt Zigarettenrauch auf.
Ghalayini wischt durch Handyfotos ihres legendären Roots-Hotels in Gaza-Stadt: Von der Terrasse blickte man aufs Mittelmeer, Kellner balancierten Tablets mit frischem Fisch und Mezze vorbei an Geschäftsleuten und Hochzeitsgesellschaften.
Sie erzählt von ihrem Aufwachsen als jüngstes von fünf Geschwistern in einer Mittelschichtfamilie. »Mein Vater nahm mich überallhin mit.« Früh habe sie gemerkt: »Mich schüchtert so schnell nichts ein.« In einem Umfeld, in dem es nur wenige Unternehmerinnen gibt, habe sie die Männer gezwungen, sie ernst zu nehmen. Sie studierte BWL in Jordanien, eröffnete ein Motel, einen Fast-Food-Laden, ein Restaurant und schließlich ein Hotel. »Ich gehe früh ins Bett, stehe früh auf, bin unverheiratet – Herrin über meine Zeit«, sagt sie.
»Sieben Kriege« habe sie erlebt, doch keiner sei wie der letzte gewesen. Mitte November 2023 verließ sie Gaza – dank Telefonaten und Kontakten, wie sie erklärt.
Die ersten Monate in Ägypten habe sie sich durch Kairos Restaurantszene gegessen, nach guten Metzgern und Gemüsehändlern gesucht, bis ihr klar wurde: »Ich eröffne etwas Eigenes. Ich kann nicht zu Hause herumsitzen.«
Dann streicht sie mit der flachen Hand über die Speisekarte, die sie entworfen hat: darauf eine Frau im bestickten Kleid, schwarze Locken quellen unter dem Kufija-Tuch hervor, an den Ohren trägt sie einen Schlüssel – für Palästinenser das Symbol der Rückkehr in eine verlorene Heimat. In der Hand hält sie ein Stück Wassermelone in den Farben der palästinensischen Flagge. »In diesem Bild steckt alles, was uns Palästinenser ausmacht«, sagt Ghalayini.
Die Küche ihrer Heimat sei mehr als Essen, sagt sie. »Es ist unsere Identität. Wenn wir aufhören zu kochen, hören wir auf, auf eine bessere Zukunft zu hoffen.«
Dann treten zwei neue Gäste ein, Mona Al-Ghalayini steht auf, begrüßt eine Ägypterin mit Küssen. »Du bringst ganz Ägypten zum Strahlen«, sagt die Frau. »Das sagst du nur, weil du schöne Augen hast«, antwortet Ghalayini und lacht. Für die beiden ist sie offenbar keine Unbekannte mehr.
Dunja Ram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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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ctor Retamal / AFP
Am Sonntagabend traf Taifun »Dolphin« im Südosten Chinas auf Land. In Shanghai versucht sich dieser Mann mit einem Schirm vor den Regenfällen zu schützen. Straßen der Millionenstadt standen unter Wasser, der Strom fiel teilweise aus, Flüge wurden gestrichen. »Dolphin«, der mit seinem unschuldigen Namen an die weißen Delfine in der Bucht vor Hongkong erinnern soll, war der bisher stärkste Taifun, der in diesem Jahr China erreichte. Meteorologen warnen, durch den Klimawandel nähmen Extremwetter in der Volksrepublik zu. MST
London In der City, dem Londoner Finanzdistrikt, kennt das Kapital kaum Grenzen, der Kleiderschrank sehr wohl. Die Anzüge sind dunkel, die Hemden weiß, die Schuhe schwarz. »No brown in town«, sagen die Banker und belächeln alle, die es wagen, braune Schuhe zu tragen. Andere Farben liegen jenseits ihrer Vorstellungskraft.
Wahrscheinlich haben die meisten Londoner Finanzmanager noch nie eine FDP-Veranstaltung besucht. Ich schon. Weiße Turnschuhe, so weit das Auge reicht. Als hätte der deutsche Liberalismus seine letzte Bastion im Schuhregal gefunden. Der Londoner Banker lebt seine Individualität diskreter aus: auf den wenigen Zentimetern zwischen Hosenbein und Schuh. Die Strümpfe dürfen farbig sein, gelegentlich sogar geringelt.
Das Arsenal meiner extravaganten Socken ist überschaubar. Ich habe ein Paar mit Homer Simpson darauf, der einen Donut verspeist, keine Ahnung, woher. Dann sind da noch ein Satz Stützstrümpfe, in die ich mich vor langen Flügen zwänge, und schließlich die Socken mit dem Union Jack, der britischen Flagge. Meine Frau hat sie mir vor unserem Umzug nach London geschenkt.
Das letzte Mal trug ich sie Anfang Juni. Ein Gericht in Southampton hatte einen Mann zu mindestens 21 Jahren Haft verurteilt, weil er einen Studenten erstochen hatte. Der Täter war Sikh, Anhänger einer indischen Religion, deren Männer traditionell Bart und Turban tragen.
Landesweit erregte der Fall Aufsehen, weil die Polizei dem Sterbenden zunächst Handschellen angelegt hatte,
statt ihn zu versorgen. Nach dem Urteil sammelten sich vor einer Polizeiwache britische Nationalisten. Sie schwenkten den Union Jack und forderten, alle Sikhs ausweisen zu lassen. Ich sprang damals eilig ins Auto und fuhr nach Southampton. Wie ging es nun den Sikhs, die mit ihren Turbanen sofort zu erkennen sind?
Keine zwei Kilometer von der Wache entfernt, wurde ich in einen Tempel gebeten. Vor dem Gebetsraum standen die Schuhe in langen Reihen. Als ich meine dazustellen wollte, bemerkte ich erst, welche Socken ich am Morgen angezogen hatte. Mir wurde heiß. Mit zwei britischen Fahnen an den Füßen sollte ich jene Menschen befragen, deren Ausweisung gefordert wird? Ein Mann mit Turban folgte meinem Blick, lächelte und sagte nur: »Nice socks, come in!« Christoph Giesen
An dieser Stelle schreiben im Wechsel Marian Blasberg, Christoph Giesen, Julia Amalia Heyer, Leo Klimm, Dunja Ramadan und Maria Stöhr.
Illustratio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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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wa zwölf Stunden dauerte die Debatte im türkischen Parlament. Dann stimmte eine Mehrheit für ein Gesetz, das den Rahmen für den Friedensprozess mit der verbotenen Arbeiterpartei Kurdistans (PKK) schaffen soll. Der Schritt gilt als historisch. Seit mehr als 40 Jahren bekämpft die PKK, die auch in Europa und den USA als Terrororganisation gelistet ist, den türkischen Staat. Der Konflikt hat Zehntausende Opfer gefordert. Auf beiden Seiten sind die Wunden tief. 2024 hat Ankara begonnen, mit dem inhaftierten PKK-Gründer Abdullah Öcalan über ein Ende des Kampfs zu verhandeln. Mit dem Gesetz tritt der Prozess in eine neue Phase ein. Es sieht eine Art Begnadigung auf Bewährung vor. Strafverfolgungen und Haftstrafen für bestimmte Straftaten sollen für fünf bis zehn Jahre ausgesetzt werden. Wird in dieser Zeit keine neue Straftat begangen, sollen die Strafen als verbüßt gelten. Bevor die Regelung greift, muss die Kurdenorganisation sich vollständig entwaffnen. Kritiker fürchten eine erneute Kriminalisierung von PKK-Mitgliedern: Die Regierung entscheidet, wer entlassen wird, und kann Freigelassene jederzeit wieder verhaften. Öcalan, der seit 1999 in Haft sitzt, wird nicht freigelassen, obwohl das eine Grundforderung der PKK war. Und auch sonst spiegelt das Gesetz die kurdische Seite kaum wider: So fehlen Demokratiemaßnahmen und eine Abschwächung der Terrorgesetze. Teile der Opposition sind überzeugt, dass Frieden nur gelingen kann, wenn er einhergeht mit einer Demokratisierung und weitreichenden Rechten für die Kurden. Erdoğan hat jedoch längst einen anderen Kurs eingeschlagen. Mit dem Gesetz könnte er versuchen, die Kurden auf seine Seite zu ziehen. Er braucht sie, um erneut für sein Amt kandidieren zu können. ASC
Anteil der Badestellen an der Küste sowie in Binnengewässern mit der höchsten Wasserqualitätsstufe 2025, in %


Der Analyst Joseph S. Bermudez Jr., 72, von der Denkfabrik CSIS erklärt, warum der nordkoreanische Diktator Kim Jong Un wohl erneut Zehntausende Soldaten in den Krieg gegen die Ukraine schickt.
SPIEGEL: Herr Bermudez, laut ukrainischen Diensten wurde bereits eine nordkoreanische Einheit nach Westrussland verlegt, die mit 120 ballistischen Raketen ausgerüstet sein soll. In den vergangenen Tagen kamen nordkoreanische Raketen wohl bei Angriffen gegen Kyjiw zum Einsatz.
Bermudez: Die Russen sind kaum auf die Unterstützung einer nordkoreanischen Raketeneinheit angewiesen. Aber Kim Jong Un will diese Einheit wohl dort sehen, weil Russland seiner Meinung nach dadurch noch tiefer in der Schuld Nordkoreas steht. Die Kriegsteilnahme betrachtet Kim als essenziell für seine Wandlung in einen weltpolitischen Führer. Je mehr er in Russland unternimmt, desto näher kommt er diesem emotionalen Ziel.
SPIEGEL: Welche Kompensation erhält Nordkorea von den Russen?
Bermudez: Das ist nicht öffentlich bekannt. Sie muss aber beträchtlich sein.
SPIEGEL: Sold für die Soldaten, Technologietransfer, Öl.
Bermudez: Ja, es geht um wirtschaftliche Unterstützung. Auch di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Wirksamkeit ihrer Waffensysteme, die in Pjöngjang eingehen, sind enorm wichtig. Anfangs war ein Teil der nach Russland gelieferten Munition von schlechter Qualität und versagte. Doch nachdem Militärs nach Nordkorea zurückberichtet hatten, änderte sich die Lage. Zudem hatten die Nordkoreaner vorher nur sehr begrenzte Erfahrungen mit moderner Kriegsführung. Heute machen sie diese Erfahrungen in Echtzeit.
SPIEGEL: Bei ihrer ersten Entsendung 2024/25 wurden die Nordkoreaner in Kursk eingesetzt, also innerhalb Russlands. Kursk stand damals unter ukrainischer Besatzung. Wo könnten die Nordkoreaner dieses Mal auftauchen?
Bermudez: Ich könnte mir vorstellen, dass zunächst einige von ihnen wieder in der Region Kursk stationiert werden, an der dortigen Frontlinie zur Ukraine, also an der ukrainischen Grenze. Aber vielleicht auch weiter südlich, im Donbass.
SPIEGEL: Zurückgekehrte Offiziere dürften die neuen nordkoreanischen Truppen ausgebildet haben, die nun entsendet werden. Welchen Effekt wird das haben?
»Die Wirksamkeit nordkoreanischer Waffen wird sich verbessern.«
Bermudez: Wir müssen davon ausgehen, dass sie diesmal effektiver kämpfen werden.
SPIEGEL: Die Erfahrungen, die sie in der Ukraine sammeln, werden die Überlebenden mit nach Hause nehmen. Wie wird das die politische und militärische Lage auf der koreanischen Halbinsel verändern?
Bermudez: Sie verändert sich bereits. Die Qualität der nordkoreanischen Armee verbessert sich, was sie gefährlicher macht. Wie schnell sich diese Qualitätssteigerung in der gesamten Koreanischen Volksarmee durchsetzt, bleibt abzuwarten. Die Wirksamkeit nordkoreanischer Waffen, insbesondere von Raketen und Marschflugkörpern, auch von Drohnen, sowie die elektronische Kriegsführung – all das wird sich zweifelsohne verbessern. GFA

Schicksale Vier Freunde aus einem Flüchtlingsheim gingen ins Freibad und spielten ein Spiel. Einer von ihnen tauchte nicht mehr auf. Seine Eltern spendeten seine Organe. Jetzt muss die Familie Deutschland verlassen. Von Sylvie Gühmann und Arne Piepke (F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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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 halten die Luft an. Alle tauchen ab. Wer es am längsten schafft, gewinnt. Sommerferien, Freibad Höxter, vier Jungs, ein Spiel. Viele Elfjährige schaffen etwa 40 Sekunden unter Wasser, so viel wie etwa einmal das Vaterunser. Drei Jungs tauchen ab, aber einmal Vaterunser ist längst um, und nur zwei tauchen wieder auf. Einer fehlt.
Der Junge, der fehlt, heißt Tegshe. Badeunfall im Freibad Höxter – 11-Jähriger in kritischem Zustand
Am Montagnachmittag, 11. August, kam es im Freibad Höxter zu einem schweren Badeunfall. Ein 11-jähriger Junge aus Höxter-Lüttmarsen musste nach einem Vorfall im Wasser reanimiert werden.
Mit dieser Polizeimeldung fing es an, dass die Kinder in dem Heim in Lüttmarsen mit dem Spielen aufhörten, wenn sie Tegshes Mutter sahen. Sie lachten, dann sahen sie ihr ins Gesicht, dann wurden sie still. Und dann ist da der Kleine, der seitdem fragt, wo Tegshe sei.
Tegshe stirbt am 15. August um 17 Uhr. Die Eltern spenden die Organe. Sein Herz sei in Deutschland, sagt sein Stiefvater. Seine Asche schicken die Eltern zurück in ihre Heimat, in die Mongolei.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wo Tegshe ist, ist für sie kompliziert. Seine Mutter Tsevegdorj Ariunbileg wohnt deshalb seit September nicht mehr in Lüttmarsen. Sie erzählt, sie wohne 15 Kilometer entfernt in Bruchhausen, zusammen mit Tegshes Stiefvater, seiner älteren Schwester und seinem kleinen Bruder.
Sie war es auch, die dem SPIEGEL im August vergangenen Jahres diesen Brief schrieb, in dem steht, sie hoffe, die Geschichte ihres Sohns hinterlasse Dankbarkeit.
Sie schrieb: »Unser Sohn ist nicht einfach nur durch einen Unfall gestorben – er hat Leben geschenkt. Und wir möchten zeigen, dass auch wir Mongolen ein mitfühlendes und warmherziges Volk sind.
In tiefer Verbundenheit die Familie von Ariunbileg Tegshbayar«
Es ist Februar, und wenn Tegshes Mutter redet, hält sie die Hände über dem Bauch gefaltet. Der Tag im Freibad ist ein halbes Jahr her, und sie hat noch immer keine Antwort auf die Frage gefunden. Sie ist eine Mutter, die weitersucht, weil sie nicht akzeptieren kann, dass ihr Junge nicht mehr auftauchen wird.
Wenn Tegshes Familie Gäste hat, steht immer etwas auf dem Tisch mit der blauen Decke aus Plastik. Im Februar, mehr als ein Jahr nachdem sie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sind, sind es Chicken-Wings, eine Kanne mit schwarzem Tee, eine Packung Merci.
Tegshes Stiefvater holt ein Zweieurostück aus einem ausgebeulten Rucksack. »Das ist noch da«, sagt er und legt es wie eine Antwort auf den Tisch. Er sagt, er habe in der Mongolei Teigwaren ausgefahren, Spezialitäten, manchmal 200 Kilometer hin und her, nach Nalaich bis Dsuunmod. Die Arbeit habe ihm gefallen, sagt er. Er habe dafür gesorgt, dass die Waren pünktlich kamen. Er habe sich gebraucht gefühlt. »Schönes Gefühl«, sagt er.
Da, wo Bruchhausen beginnt, steht eine Trauerweide an der Nethe, einem Nebenfluss der Weser. Ein Teich im Dorf, sie nennen ihn hier die Silberquelle, soll heilen können. Im Internet wirbt Bruchhausen mit etwas, was Ortschaften schreiben, wenn es nichts zu sehen gibt: Bruchhausen war ein
von oben rechts, und Lasare ist Tegshes Freund.
Sie spielen fast jeden Tag Fußball. Aber nicht an diesem Tag. An diesem Tag stehen sie mit hochgekrempelten Hosen im Bach.
Ein paar Wochen nach dem Foto wird einer fehlen, einer ein Jungengesicht haben, aber Erwachsenennaugen, und einer ein Kantengesicht. Das zweite Zimmer in dem grauen Haus von oben rechts wird leer sein und ein Bruder schreien, wenn darin ein Licht angeht.
Der Stiefvater räumt Tegshes Rucksack aus. Gefüllt ist er mit einem Tag Freibad eines Elfjährigen: zerknülltes Center-Shock-Papier, Taschentuch mit Schokoflecken, T-Shirt von Timberland, Nike-Jordan-Sporthose, Ahoj-Brause, schwarzer Geldbeutel mit Klettverschluss. Schmutzige Crocs, Größe 33.
Und das Zweieurostück.
»Ich habe ihm vier gegeben«, sagt der Stiefvater, die Münze vor sich, vier Finger ausgestreckt. Er sieht kaum auf, wenn er spricht. Er sieht aus wie jemand, der oft um Erlaubnis bittet, bevor er spricht. »Zwei für Eintritt, zwei für Getränke«, sagt er.
Die für den Eintritt sind weg. Die Münze, die noch da ist, sei wahrscheinlich das Letzte, was der Junge in der Hand gehalten habe.
Am 11. August 2025 wollen um die 600 Menschen einen Tag im Freibad verbringen. Um 14,30 Uhr sehen Gäste nahe der Rutsche einen Körper treiben. Mehrere Minuten lang versuchen Personal und Besucher, einen Jungen zu reanimieren. Dann kommt ein Helikopter und nimmt ihn mit.
Wenn Geflüchtete ertrinken, gibt es Leute, die sagen hinter vorgehaltener Hand: »Das war wieder so einer, der konnte nicht schwimmen.« Als machte das den Tod akzeptabel.
Aber Tegshe musste nicht schwimmen. Der Junge stand im Nichtschwimmerbecken. Einem Becken, das etwa 1,20 Meter tief ist.
Tegshe war 1,50 Meter groß und 30 Kilogramm schwer. So steht es im Arztbrief, den die Ärzte in Göttingen vier Tage später seinen Eltern mitgeben, an dem Tag, an dem die Deutsche Presse-Agentur folgende Nachricht vermeldet:
Ein Elfjähriger ist nach einem schweren Badeunfall in Höxter gestorben. Der Junge sei intensiv im Krankenhaus behandelt worden, seine Verletzungen seien aber zu schwer gewesen, teilte die Polizei mit. Er sei bereits am Freitag gestorben. Die Eltern hätten sich

Tegshes Familie:
»Aber fünf Mütter sind jetzt glücklich«
staatlich anerkannter Luftkurort. Aber sogar das wurde widerrufen.
Sommer 2025, ein Foto zeigt Tegshe und ein paar andere Kinder im Bollerbach, der in die Weser fließt. Meistens spielen sie Fußball, manchmal Fangen, manchmal Verstecken. Aber wenn sie Fußball spielen, steht Lasare im Tor.
Tegshe stürmt.
Lasare und seine zwei Brüder sind aus Georgien und wohnen im selben grauen Haus wie Tegshe. Einem Haus, das einmal eine Schule war und in dem heute Geflüchtete leben. Tegshes Zimmer ist das zwe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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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schweren Situation entschieden, die Organe des Jungen zu spenden.
Es gibt ein Foto, darauf hält seine ältere Schwester ihn an der Hand, sie stehen in einem Fluss in der Mongolei. Es sieht aus, als wollte der Junge hineinlaufen. Tegshes Familie kommt aus Ulan Bator, ihre Religion ist, wie die vieler anderer aus Ulan Bator, der Buddhismus, sie glauben an die Wiedergeburt. Sie glauben, dass sich der Geist eines Menschen nach dem Tod einen neuen Körper sucht.
Als die Ärzte die Maschinen abgestellt hatten, zündete Tegshes Familie 49 Tage lang Kerzen an, damit Tegshes Seele nicht in der Dunkelheit bleibe, wie sie sagen. Organe zu spenden, widerspricht ihrem Glauben. Eigentlich wache man über Körper, bis die Seele ins Licht finde – und zurückkehre, als Tier oder als Mensch.
Zwei Erwachsene, zwei Kinder und ein Baby leben, weil Tegshe nicht mehr lebt. So schreibt es die Deutsche Stiftung Organtransplantation.
Verwandte seien deshalb sauer, sagt Tegshes Mutter. »Aber fünf Mütter sind jetzt glücklich«, sagt sie. Sie wünscht sich, dass mehr Menschen Organe spenden. Deshalb möchte sie die Geschichte ihres Sohns erzählen. »Damit mehr Eltern geholfen wird, die sonst ihr Kind verlieren.«
Tsevegdorj Ariunbileg glaubt, Tegshe lebe in fünf Körpern weiter, die seine Organe in sich tragen. Sie sagt, Tegshe habe jetzt sechs Elternpaare, die ihn lieben. Sie sagt, wenn sie draußen auf der Straße Menschen sieht, die Narben haben, denke sie, das sei ihr Sohn.
Im Juli auf dem Tisch mit der Decke aus Plastik: eine Schale Eiswürfel, eine Schüssel Smarties, ein Teller Chicken-Wings und ein Asylbescheid.
»Die Flüchtlingseigenschaft wird nicht zuerkannt. Der Antrag auf Asylanerkennung wird abgelehnt. Der Antragsteller wird aufgeforder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nerhalb von 30 Tagen nach Bekanntgabe dieser Entscheidung zu verlassen; im Falle einer Klageerhebung endet die Ausreisefrist 30 Tage nach dem unanfechtbaren Abschluss des Asylverfahrens.«
Tegshes Mutter sitzt in der Küche, die Hände über dem immer größer werdenden Bauch. Tegshe habe schlechtes Wetter nie etwas ausgemacht, sagt sie, sieht durch das alte Holzfenster nach draußen.
Sie erwartet ein Kind. Tegshes Mutter ist eine Frau, die das Sagen hat. Sie spricht, bevor ihr Mann es tut, sie habe in der Mongolei einen Supermarkt geleitet, Waren kontrolliert, die Bestellungen.
»Er liebt Regen«, sagt sie, als käme Tegshe gleich die Treppe hoch. Seine Schwester, eine junge Frau, 18 Jahre alt, schulterlanges Haar, das wie eine schwarze Kapuze auf das weiße Shirt fällt, trägt jetzt eine silberne Kette mit Flügeln als Anhänger. Sie sagt, sie lege die Kette nie ab.
»Ich rufe manchmal nach ihm«, sagt sie. Wenn sie abwasche, rufe sie manchmal, er solle ihr das Geschirr bringen. Sie fasst sich an den Hals, findet die Kette. Dann falle es ihr wieder ein.
Sie sagt, Tegshe sei so aufgeregt gewesen an diesem Sommertag im vergangenen August. Er sei das erste Mal allein mit seinen Freunden schwimmen gegangen.

Freibad Höxter:
Dinge, die wirklich schiefgehen, bahnen sich nicht immer an
An dem 11. August, einem Montag in den Sommerferien, war die Luft knochentrocken, als Tegshe seiner Mutter Bescheid gab, dass er geht.
Tegshe habe immer Bescheid gegeben. »Mama, ich geh raus«, habe er gesagt. Oder: »Mama, ich geh spielen.« Sogar: »Mama, ich muss aufs Klo.« Sie lacht. Dann weint sie. Dann schaut sie weg, als sie weint, wischt die Tränen weg, als ob sie sich dafür schämt.
Auch an dem Montag im August habe Tegshe Bescheid gegeben. »Mama, ich gehe schwimmen«, habe er gerufen. Mit seinen Freunden, den drei Brüdern aus Georgien, Sandro, Lasare und Ilia. Tegshes Mutter habe genickt. »Besser, als am Handy zu sein«, sagt
sie, aber ihre Augen sehen aus, als suchten sie wen, der nickt. Dass Tegshe nicht wiederkomme, habe er nicht gesagt.
Tegshe packte seine Tasche. Einen Rucksack aus einer Spende, viel zu groß für einen schlaksigen Elfjährigen, und zog mit seinen Freunden los, an der Weser vorbei.
Ab dem Tag gaben andere Bescheid. Erst Sandro, der anrief. Tegshe müsse ins Krankenhaus. Dann die Ärzte.
Vier Tage später war Tegshe hirntot. Dass er fehlt, sei niemandes Schuld, sagt seine Mutter, der Tag im August: ein Unfall. »Kleiner Held«, nennt sie ihn. »Tegshe war immer der Mutigste«, sagt sein Stiefvater.
Aber wenn sie das sagen, schauen sie auf ein Zweieurostück, das auf einer Decke aus Plastik liegt.
Fast alles, was sie besitzen, haben andere gegeben. Das T-Shirt der Mutter, das mit der »Jeep«-Aufschrift, die Shorts des Stiefvaters, die Brille der Schwester, das Spielzeug des Bruders. Tegshes Lieblingsjacke, die grüne mit dem Zipper, die von Adidas. Gaben für 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dem grauen Haus liegt im Juli 2026 ein zerplatzter Fußball im Gras. Die Einzigen, die an der Bushaltestelle stehen, sind zwei Mülltonnen. Ein Mann aus Georgien wirft einen Sack hinein. Fliegen stäuben davon. Hier ist lange niemand abgeholt worden. Die Bushaltestelle ist außer Betrieb. In der Schule wohnen Geflüchtete. Oben, im zweiten Zimmer von rechts, hat Tegshe gelebt. Das Zimmer ist seit knapp einem Jahr leer.
Tegshes Familie steigt auf dem Parkplatz aus einem silbernen Auto. Vater, Tochter, Sohn. Nicht Tegshes Mutter. Sie hat es nicht hergeschafft, weil sie es nicht ertrage, dass die anderen Kinder still werden.
Dafür strömen die Bewohner zu den anderen, greifen nach Tegshes kleinem Bruder Orgil wie nach einem Sohn. Orgil hat einen Pinselzopf und fährt Körperachterbahn. Er wandert von Arm zu Arm, von Kind zu Kind, Erwachsenem zu Erwachsenem. Tegshes Schwester sagt, sie vermisse es, hier zu leben. Sie sieht zu dem zweiten Zimmer von oben rechts.
Fast alle sind da, unter grünen Bäumen im Stuhlkreis aus Plastik, um mit Tegshes Familie zu sprechen. Alle bis auf Ilia. Ilia ist zehn, und Ilia fängt an zu schreien, wenn in Tegshes Zimmer das Licht angeht. Ilia ist der Junge, der immer fragt, wo Tegshe ist. Ilia habe keine Ruhe mehr seit dem Tag im August, und seit dem Tag im August ist Tegshe alles, aber für Ilia nicht weg. Ilia redet nicht über Tegshe. Es sei denn, er schlä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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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erzählen es Lasare und Sandro, Ilia Brüder. Sie sitzen im Kreis. Sie waren es, die mit Tegshe immer Fußball »gezockt haben«, wie sie sagen, Lasare im Tor, Sandro in der Mitte, Tegshe im Sturm. Sie waren es, die mit ihm ins Freibad gingen.
»Bis heute bereue ich, dass ich das erlaubt habe«, sagt Sandro. Er ist der älteste der Brüder, 17. Sein Bruder Ilia sei zu ihm gekommen, habe gefragt, ob er das mit dem Luftanhalten machen dürfe. »Macht«, habe er gesagt, »aber übertreibt nicht.« Sandro sitzt auf dem weißen Stuhl aus Plastik, Vape in der Hand. Man könnte ihn für Mitte zwanzig halten, aber er hält die E-Zigarette in der Hand, wie ein Junge an einem Kuscheltier festhält.
Es gibt einen Begriff für das, was Tegshe passiert ist:
Schwimmbad-Blackout
Das Wort zeigt, dass Tegshe nicht der Erste ist, dem es passierte. Bei einem Schwimmbad-Blackout verliert die Person ohne Vorwarnung das Bewusstsein. Das Gehirn hat zu wenig Sauerstoff. Es kommt zu reflexhaftem Einatmen und möglicherweise zum Tod durch Ertrinken. Die DLRG warnt eindringlich vor Mutproben, bei denen es darum geht, so lange wie möglich unter Wasser den Atem anzuhalten.
Laut DLRG-Statistik ertranken im Jahr 2025 in Deutschland 393 Menschen. 82 Prozent waren Männer. Allein im Juni 2026 ertranken 99 Menschen. So viele, wie seit über 20 Jahren nicht mehr im Monat Juni ertranken sind. Mehr als 90 Prozent waren wieder männlich, unter den jüngeren alle. Die DLRG sagt, die Unfälle hingen häufig mit Selbstüberschätzung zusammen. Tegshes Mutter glaubt, Tegshe habe die Jungs im Freibad beeindrucken wollen.
Sandros Bruder Lasare hat ein Gesicht wie ein Junge und einen Blick wie ein Erwachsener. Er sitzt neben Sandro und ist vierzehn. Einer, der in einer Gruppe nicht anfängt zu reden. Einer, der erst mal zuhört. Er rede nicht gern über den Tag, auch nicht über Tegshe, sagt er.
Fußball spiele er auch nicht mehr, sagt er.
Aber sein Gesicht leuchtet wie eine Kerze, sieht er Tegshes kleinen Bruder Orgil. »Mini-Tegshe« habe er ihn immer genannt. Dann habe Tegshes Mutter geweint, wenn er das gemacht habe. Seitdem lasse er das.
Sandro übernimmt. »Erst kam Ilia hoch, weil er nicht mehr konnte«, sagt er. Dann Lasare. Ilia habe an Sandro gezogen und gefragt: »Denkst du, Tegshe macht Spaß? Der bewegt sich nicht mehr.« »Der trickst doch«, habe Lasare gesagt. So wie Kinder das im Freibad machen. Totstellen.
Aber sicher war Lasare nicht. Da habe Sandro Tegshes Kopf hochgezogen, ihn über
die Schulter gelegt, aus dem Becken getragen, auf den Boden gelegt. Von überallher seien Leute gekommen. Der Bademeister, der Mann, der sagte, er sei Arzt, danach sei Tegshe nicht mehr zu sehen gewesen.
»Tegshe war einer, dem man ein Geheimnis sagen konnte«, sagt Lasare. Einer, der dichtgehalten habe. Er sei immer der Ruhigste gewesen. Ein kleines Mädchen aus Georgien, das auch in dem Kreis aus Plastik sitzt, spricht. Es habe sich nie mit Tegshe gestritten. Und Lasare korrigiert das Mädchen. Er korrigiert es, wie man ein Kind korrigiert, das einen Fehler macht, weil die meisten Kinder Fehler machen, die sich korrigieren lassen.
Er sagt leise, Blick zum Boden: »Stimmt nicht.« Habe das Mädchen Tegshe ins Tor
Tegshes Zimmer gesessen, erzählt Sandro, er sagt, jedes Mal, wenn in der Unterkunft in Tegshes altem Zimmer das Licht anginge, sage Ilia, kommt gucken, weil er denke, Tegshe sei zurück.
Letztens seien sie im Freibad gewesen. Aber Ilia wollte direkt wieder raus, nicht mehr tauchen. Ilia wolle auch mit keinem Therapeuten sprechen. »Ilia hat ein Trauma«, sagt Lasare, der Junge mit den Erwachsenen augen.
Im Sommer werden Felder um Bruchhausen braun. Geranien bemühen sich, Risse in den Fassaden gutzumachen. Fachwerkhäuser, wie sie hier stehen, nennt man auch Skelettbauten. In einem von ihnen steht ein nachtblauer Koffer, in das ein Leben hineinpasst. Ein Dutzend Stufen hoch, hinter vier Holzbuchstaben, die ein Wort formen: »Home«.
2024, kurz vor Weihnachten, kamen sie her, nach Deutschland, Erstaufnahme, stickig und eng, wie sie sagen, dann Lütmarsen und Bruchhausen.
Tegshes Mutter habe in der Heimat eine Straftat gesehen und ausgesagt. Die Familie sei in der Mongolei in Gefahr. Sie sagen, sie können nicht zurück. Einmal habe jemand das Haus angezündet, in dem sie lebten. So erzählen sie es. Tegshes Stiefvater hat Fotos eines ausgebrannten Hauses auf seinem Handy.
Tegshes Mutter ist hochschwanger. Sie steht in der kleinen Küche. Sie erwartet wieder einen Sohn und klappt den Koffer ihres verstorbenen Sohns auf. Sie zeigt auf den Koffer, sie hat darin Tegshes Leben wie ein Geschenk verpackt.
In dem Koffer sind eine Astronautenfedermappe, Kleidung, vor allem Tegshes Lieblingsjacke, die von Adidas, die grüne mit dem Zipper, die Schulsachen und wieder ein Päckchen Ahoj-Brause. »Tegshe hat Brause geliebt«, sagt seine Mutter. Er habe immer ein Päckchen bei sich gehabt.
Auf einem Zettel, auf dem Tegshe Deutsch gelernt hat, steht:
»Ich heiße Tegshbayar. Ich bin elf Jahre alt. Ich bin 1,35 m groß. Ich mag die Farbe violett. Ich trike gerne Tee.«
In Tegshes Federmappe ist ein Kamm für den Jungen mit dem Topfschnitt. Er liege seit dem vergangenen Sommer darin, als Tegshe seine Freundin traf. Seit dem Sommer, in dem Tegshe das erste Mal verliebt war.
»Einen Kopf größer war sie«, sagt sein Stiefvater. Er lacht. »Für sie hat er sich immer hübsch gemacht«, sagt seine Schwester. Die

Brüder Sandro, Lasare:
Meistens spielten sie mit Tegshe Fußball
stellen wollen, hätten sie gestritten. Tegshe habe immer in den Sturm gewollt. Lasare gibt Orgil eine Banane. Und Orgil nimmt sie, steht auf dem kleinen Tisch, gerät ins Stolpern, und vier Paar Arme strecken sich nach ihm aus.
Sie hätten ihn besucht, im Krankenhaus. Sandro sagt, er sei einer, der nicht so weine, aber auch ihm seien Tränen gekommen. Die Schläuche. »Natürlich ist es schwer, ein Kind zu vergessen«, sagt er. Er sagt, Tegshe habe so viel vor sich gehabt, und Sandro sieht noch viel älter aus als Mitte zwanzig. Er nimmt seine E-Zigarette an den Mund.
Als die Ärzte die Maschinen abstellten, habe eine weiße Taube auf dem Dach ü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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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ndin habe zu ihm »Ich liebe dich« gesagt. Sie ging in dieselbe Klasse, malte ihm ein Bild: sein Auge. »Schöne Augen«, steht auf Mongolisch darunter. Tegshe habe ihr Blumen gekauft und einen Volleyball, weil sie gern Volleyball spiele.
Die Freundin schreibt Tegshes Schwester bis heute Nachrichten.
In dem Koffer liegt eine Karte von der 6c, mit einem Regenbogen, darin steht ein Wort: »Hilfsbereit«. So wollen sie ihn in Erinnerung behalten, schreibt die Klasse.
»Die meisten Geschwister kämpfen«, sagt Tegshes Mutter. Um die Fernbedienung, den letzten Schluck in der Flasche, Klamotten. »Tegshe hat immer geteilt«, sagt sie. Bat die Schwester um etwas, habe er es hergegeben.
Die meisten Geschwister teilen auch nicht gern ihr Zimmer. Tegshes Schwester habe sich ihres gern mit Tegshe geteilt. Tegshe habe sich viel gefürchtet, aber seine Angst für andere vergessen. Er habe Teekessel gehasst, das Geräusch, wenn Wasser siedet. Sie sagt: »Als ich krank war, brachte er mir trotzdem Tee.« Geschichten eines Helden, sie reichen bis in die Mongolei, wie sie nur die Nächsten sehen.
Die Mutter erinnert sich auch an eine Nacht in Ulan Bator, in der Mongolei. Sie hätten bei den Großeltern übernachtet, draußen auf dem Land, und sie sei spät von ihrem Job in einer Bar nach Hause gekommen. Minus 30 Grad, kein Licht, und die wilden Hunde hätten gebellt. Sie habe Tegshe angerufen. Und Tegshe kam, habe sie nach Hause gebracht. »Dabei hatte Tegshe Angst im Dunkeln«, sagt sie.
Bruchhausen ist ein Ort, an dem man keine Angst haben muss. Ein Ort, an dem die Dinge alt werden. Das Gras vor den alten Holzfenstern ballt sich im Sommer zu Heu, die Treppenstufen bröckeln Putz, die Geräte rosten. Bruchhausen ist ein Ort, an den man kommt, damit nichts passiert.
Aber Bruchhausen ist ein Ort, an dem Tegshes Familie nicht bleiben darf. Auf dem Tisch mit der Decke aus Plastik: ein Anwaltsschreiben.
Tegshes Mutter träume manchmal davon, ans Meer zu fahren. Die Kinder seien nie am Meer gewesen, immer nur am Fluss. Aber Tsevegdorj Ariunbileg fehlt das Geld. Die Familie hat Schulden. Sie sagt, die Kosten für Tegshes Einäscherung seien hoch gewesen. Im Frühling startete sie eine Spendenaktion. Bis heute sind 70 Euro zusammengekommen.
Die Zweieuromünze ist im August nicht mehr in dem schwarzen Geldbeutel mit Klettverschluss.
»Ich fühle mich beraubt«, sagt Tegshes Mutter. Als habe man bei der Organspende von Tegshe genommen, was man brauche, und den Rest fortgeworfen.
Aber Tsevegdorj Ariunbileg will nicht mehr weinen. Das halte Tegshes Seele in der Dunkelheit fest.
Die Träume, die sie hatte, die Träume, die ihr Sohn hatte, wirken weit weg. Sie schaut aus dem alten Holzfenster, sieht Skelettbauten, wenn sie von Träumen spricht.
Tegshes Mutter sagt, Tegshe habe davon geträumt, Arzt zu werden. Sein Traum kam mit einer Animeserie, die er geschaut habe, die mit dem Chirurgen.
Sie sagt, das, was die Ärzte mit ihm gemacht hätten, habe eigentlich Tegshe machen wollen.

»Ich heiße Tegshbayar, ich bin elf Jahre alt«
Leben retten.
Ein Mann lebt heute mit Tegshes Niere und seiner Bauchspeicheldrüse. Alle zwei Tage Dialyse. So sah sein Leben vor der Transplantation aus. Jetzt kann er wieder aktiv am Leben teilnehmen.
Ein kleines Mädchen hat seine zweite Niere. Sie konnte kurz nach der Operation aus dem Krankenhaus entlassen werden. Sie hat jetzt die Chance auf eine normale Entwicklung.
In seltenen Fällen kann sogar zwei Patienten dieselbe Leber transplantiert werden. Die größere Hälfte von Tegshes Leber hat eine Frau erhalten. Die kleinere ein Baby.
Tegshes Herz schlägt. Ein kleiner Junge lebt damit.
Wer im Juli, eine Woche vor den Sommerferien, in Höxter ins Freibad will, muss an Deutschlandfahnen vorbei. Eine Allee führt an Schrebergärten entlang. Ein Schild sagt: »Unbefugten ist der Zutritt verboten!«
Häufig sind Freibäder grau umzahnt. Städte, Pflaster, Beton. Das Freibad in Höxter ist von Feldern umsäumt, von Hügeln, der Weser, ein fließender Fluss. Um den Pool herum Wildblumen, rote und blaue Schirme zwischen weiß lackierten Bänken, wie an Orten, an denen es etwas zu sehen gibt.
Ein Tag im Juli, eine Woche vor den Sommerferien, vor dem Einer drängen sich fast nur Jungs, einer macht einen Salto, einer Schraube, einer Salto und Schraube und dabei Bauchklatscher.
»Achtung, ich komme!«, schreit er noch, springt beinahe auf die anderen Jungs. Nichts passiert. Dinge, die wirklich schiefgehen, bahnen sich nicht immer an.
Tegshe ging an einem Sommertag mit einer für ihn viel zu großen Tasche und seinen Freunden in ein Freibad, er war verliebt, er schmierte ein Taschentuch mit Schokoladenfingern voll, dann spielte er ein Spiel und starb.
An der Stelle, an der alles schön werden sollte, wurde alles furchtbar. Das Leben kümmert sich nicht um glückliche Enden. Es wäre sonst eine Komödie. Eine, die will, dass ihr Publikum zufrieden zurückbleibt.
Tegshe fehlt.
Irgendwo bei Lütmarsen fließt ein Bach. Sandro glaubt, Tegshe ist im Himmel. Ilia glaubt, Tegshe wohnt noch im ersten Stock des grauen Hauses. Ilias Vater glaubt, Tegshe war die weiße Taube, die nach dem Unfall über Tegshes Zimmer auf dem Dach gesessen hat und die nicht wegfliegen wollte.
Lasare glaubt, Tegshe ist im Paradies und spielt Fußball.
In Bruchhausen, wo die Silberquelle heilen soll, sagt Tegshes Stiefvater, er bringe sich um, wenn sie gehen müssen. Er glaubt, Tegshe ist, wo sein Herz schlägt, und will deshalb bleiben. Er sagt, er bedauere es,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zu sein. Sie hatten sicher sein wollen und verloren ihren Sohn.
Tegshes Schwester glaubt, Tegshe ist ein Engel und hat Flügel. Deshalb trägt sie die silberne Kette mit dem Anhänger.
Tegshes Mutter, die das Sagen hat, sagt Ende Juli immer weniger über Tegshe.
Tsevegdorj Ariunbileg erwartet ihr Kind. Ein Junge. Er wird im August auf die Weltkommen, in dem Monat, in dem Tegshe starb. Er soll Khuslen heißen. Khuslen ist mongolisch und bedeutet Sehnsucht. Sie glaubt, dass Tegshe auf diese Weise nach Hause findet. ■
DER SPIEGEL 34 | 2026
REPORTER 63
Leitkultur Wie ich versuchte, eine positive Nachricht aus Amerika zu senden
Von Alexander Osang
Anfang der Woche lag ich in einem New Yorker Hotelbett und las in einem SPIEGEL-Kommentar, dass wir gute Nachrichten brauchen. Ich war am Vortag in Amerika angekommen, hatte Jetlag und kaum geschlafen. Das Zimmer kostete über 200 Dollar, obwohl es sehr klein war und nur ein Fenster in einen lichtlosen Hinterhof hatte.
Im Text stand, dass wir Journalisten für die schlechte Stimmung im Land mitverantwortlich seien. Wir sollten auch über positive Dinge berichten. Ich verstand das, konnte mir im Moment aber nicht mal vorstellen, aufzustehen.
Am Abend zuvor hatte ich mir im AMC Kino am Times Square »Die Odyssee« angesehen, um den Jetlag zu bekämpfen. Das Ticket kostete 28 Dollar, in den lokalen Werbespots ging es ausschließlich darum, wie man sein Haus gegen Stürme und Diebe schützt. Versicherungen, Zäune, Sicherheitsanlagen, Kameras, Gitter. Danach wirkte die Odyssee wie ein drei Stunden langer Clip, der vor Einbrüchen warnte. Odysseus bereute eine quälende halbe Stunde lang, Troja überfallen zu haben. Als ich auf den Times Square trat, glaubte ich, in Donald Trumps Kopf geraten zu sein.
Der SPIEGEL will künftig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anbieten. Ich habe das schon als Student der Karl-Marx-Universität Leipzig probiert. Damals war die Aufgabe, die Welt zu beschreiben, wie sie sein sollte, nicht wie sie war. Der Journalist sollte kollektiver Organisator, Propagandist und Agitator sein. Das verstand Lenin als lösungsorientiert.
Wie anstrengend es ist, die deutsche Schwermut mit positiven Nachrichten zu vertreiben, kann man im Gesicht von Susanne Daubner beobachten, wenn sie nach all den Katastrophen, kurz vorm Wetterbericht versucht, etwas Erfreuliches in der »Tagesschau« unterzubringen. Sie sieht dann aus, als würde sie mit der Waffe gezwungen, zu lächeln.
Der Schriftsteller Dave Eggers hat mir mal von einer Zeitschrift erzählt, wo er vor allem positive Texte drucken wollte. Ich weiß nicht, was daraus geworden ist, aber Eggers ist ein guter Mann. Er hat eine Zeit lang in der Gegend in Brooklyn gelebt, wo wir auch wohnten. Er hatte einen Laden, in dem er Haare schnitt, unter anderem meinem Sohn. Außerdem verkaufte er dort Erde aus aller Welt in Gläsern. Wir haben ihm von einer Urlaubsreise Straßenstaub aus Wien, Venedig und Berlin mitgebracht. Den Laden gibt es nicht mehr, Lenin ist tot, und auch die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ist verschwunden. Ganz am Ende hat sich die Parteiführung noch den »Dialog der Vernunft« ausgedacht, aber da hatte schon niemand mehr Lust, mit ihr zu reden.
Ich glaube auch nicht, dass man Nazis mit lösungsorientiertem Journalismus umdrehen kann.
Nach zwei Nächten in Manhattan zog ich zu meinen Freunden Aviva und Richard nach Brooklyn. Wir redeten bis in die Nacht über unsere Kinder, New Yorks neuen Bürgermeister Mamdani und Gaza. Ich kam in New York an. Ich schlief besser.
Heute Morgen um halb sieben erwartete mich Richard zu einer Radtour. Richard ist Anwalt. Er kämpft seit Jahren wie David Byrne von den Talking Heads für Radwege in New York. Wir fuhren nach Red Hook, wo Freunde von Richard einen kleinen Park am Wasser gestaltet haben. Fähren und Segelboote kreuzten vor der Freiheitsstatue, die in der Morgensonne glimmerte. Wir setzten uns auf eine Bank mit einer verwitterten Plakette, auf der stand »Joan and Jim to Love Everlasting«.
Ich wusste jetzt wieder, warum New York meine Lieblingsstadt ist.
Ich fragte Richard, was er vom lösungsorientierten Journalismus halte. Er erzählte eine lange Geschichte von einem Elefanten namens Topsy, der einst eine Luna-Park-Attraktion war. 1903 wurde er hingerichtet, nachdem er einen Mann umgebracht hatte, der ihn quälte. Weil der Todesstrom von der Edison Illuminating Company geliefert wurde, entstand das Gerücht, dass Thomas Alva Edison Topsy getötet habe. Es wurde zu einer Nachricht, die sich ein Jahrhundert lang hielt. Irgendwann schrieb die Onlineausgabe von »Wired«, der Erfinder der Glühbirne habe Topsy gegrillt. »Edison hatte
te nichts mit dem toten Elefanten zu tun, aber schlechte Nachrichten verkaufen sich besser«, sagte Richard. Er streite mit seinen Freunden über die These der »New York Times«, dass Donald Trump die amerikanische Demokratie zerstöre. Er glaube nicht, dass Trump die Kraft dazu habe. »Wir werden ihn überleben«, sagte Richard, und da hatte er mich. Lösungsorientiert.
Auf dem Rückweg führte mich Richard durch den Stadtteil Dumbo am East River, wo ich ein Jahr gewohnt hatte. Wir hielten an der Water Street, die, wie Richard erklärte, zur meistfotografierten Stelle in New York City geworden ist. Man kann durch die Stahlpfeiler der Manhattan Bridge das Empire State Building sehen wie auf einer wunderschönen Postkarte. Morgens um acht standen dort Dutzende Instagram-Fotografen. Das Licht war fantastisch.
Knapp außerhalb ihrer Bildausschnitte lag auf dem alten Pflaster eine überfahrene Ratte. 5

Alexander Osang | DER SPIEGEL
Als würde man Trumps Kopf betreten
Gründerteam VeB,
Wittner, Wagner
statt Silicon Valley
Unternehmerinnen Ihnen winkten Traumjobs bei Apple und Google, doch sie wollten lieber nach München: Drei junge Menschen gründeten ihr Start-up gegen den Trend in Deutschland – auch weil sie hier bessere Geschäfte erw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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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es neulich so heiß war, ist das Team einfach mittags in den Münchener Eisbach gehüpft. Kurze Pause. Abkühlen. Kopf wieder frei. Im Silicon Valley wäre das nicht gegangen – das Wasser da ist verschmutzt, versiegt oder weit entfernt.
Leonie Wagner hatte dort in Kalifornien ein Traumangebot. Sie hätte nach ihrem Praktikum beim IT-Riesen Google bleiben können. Fest angestellt, bestens bezahlt, zusammen mit den klügsten Köpfen auf ihrem Gebiet: Informatik und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bei Googles Moonshot Factory, dem Projektteam für die verrücktesten Erfindungen unter dem Dach des Mutterkonzerns Alphabet. Eigentlich war es ihr Traumjob. Als Studentin in München sei sie einmal bei einem Vortrag gewesen, der sich mit den Nachteilen des Silicon Valley beschäftigt habe, erzählt sie. »Ich hab den Titel damals überhaupt nicht verstanden. Ich dachte, da ist doch alles perfekt.« Bis sie selbst dort lebte.
Wagner kam jeden Morgen schon zum Frühstück ins Büro bei Google. Immer um 18 Uhr ging sie gemeinsam mit den anderen Praktikanten ins firmeneigene Fitnessstudio, danach zum Abendessen bei Google. Alle waren immer nett und freundlich zu ihr. Aber irgendwann fehlte ihr kritisches Feedback, »alles war immer great and awesome«, erzählt sie, großartig und fantastisch. Doch das Leben im US-Konzern fühlte sich zunehmend falsch an. Sie schlug das Traumangebot aus. Heute arbeiten Wagner, ihre Co-Gründerin Lena Voß und ihr Co-Gründer Simon Wittner in einem kleinen Büro in einer Ladenzeile in München neben einer Eisdiele. Ein paar Schreibtische, ein großer runder Tisch für Besprechungen, viele Topfpflanzen – mitgenommen nach einer Messe, kostenlos. Die Start-up-Gründer, alle 28 Jahre alt, tragen kurze Hosen und T-Shirts, mittags holt jemand Salat für alle.
Es ist nicht Google oder Apple. Es ist nicht das Silicon Valley. Aber es ist etwas Eigenes. Obwohl alle drei in den USA gelebt, dort studiert und gut bezahlte Jobs gefunden hatten, entschieden sie sich dafür, ihr junges Unternehmen in Deutschland zu gründen. Gegen den Trend. Jedes Jahr ziehen viele der vielversprechendsten Start-ups über den Atlantik – vertrieben von zu wenig Kapital, zu viel Bürokratie und zu wenig Risikoberei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Ihre Ideen nehmen sie mit, obwohl die Wirtschaft dringend auf sie angewiesen ist. Für den Standort wird das zum Problem: Deutschland, auf der Suche nach Wachstum und Innovationen, kann einen Braindrain nicht gebrauchen.
»Der größte Faktor für mich ist, dass ich mich als Europäerin fühle und hier etwas reißen möchte«, sagt Wagner. »Ich habe hier superviel bekommen, allein schon durch Schule
und Studium. Ich möchte auch etwas zurückgeben.«
Das klingt nach einer kräftigen Prise amerikanischem Pathos. Und tatsächlich: Wagner und ihren Co-Gründern hört man an, dass sie in den USA gelebt haben, sie nutzen Anglizismen, englische Sätze zwischendurch. Auch ihre Geisteshaltung zeigt, was sie geprägt hat. Was, wenn ihr Start-up scheitert? »It's gonna be fine«, antwortet Voß, wird schon gut gehen. Ein Risiko sei nun einmal dabei, wenn man etwas Neues versucht. Vor allem aber haben Voß, Wagner und Wittner genau abgewogen, was für die Start-up-Szene in den USA spricht. Und was dagegen.
Wittner arbeitete bei Apple in Seattle. Seinen Mitarbeitern verspricht »Big Tech« an der Pazifikküste die große weite Welt, für Wittner habe sie sich zunehmend eng angefühlt, erzählt er heute in dem Büro mit den Topfpflanzen. Bei Apple war alles so geheim, dass er oft nicht einmal wusste, woran der Kollege arbeitete, mit dem er gerade Kaffee trinken war. Auch die Abschottung vom Leben draußen in der Stadt störte ihn zunehmend. Bei Apple sei alles perfekt und rein gewesen. »Irgendwann steht man dann aber doch unten auf der Straße – und steigt über Obdachlose, viel mehr als in München, und weiß nicht einmal, ob sie noch am Leben sind.« Also gehe man weiter, wie alle anderen auch, zurück in die makellose Apple-Welt. »Ich finde das absurd.«
Voß arbeitete in San Francisco für ein Start-up. Sie liebte die Stadt und die große Dynamik der dortigen Gründerszene, sah aber auch die vielen anderen Menschen in der Techbranche. Viele stammten wie sie selbst aus dem Ausland, taten spannende Dinge, aber saßen über Jahre hinweg jeden Tag 16 Stunden im Büro. Ihr Privatleben bestand darin, anderen Tech-Mitarbeitern in einem »Social Club« zu begegnen, einem organisierten Networking-Treffen, vielleicht einmal
im Monat. »Ich habe mich gefragt: Will ich in 10, 15 Jahren an diesem Punkt sein?«, erzählt sie. »Da war für mich ganz klar: nein.«
Die drei Gründer kannten sich noch aus München, sie hatten dort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ein Masterprogramm absolviert, am Center for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CDTM). Sie sprachen schon damals darüber, irgendwann gemeinsam zu gründen. In den USA wurde ihnen klar: Der Zeitpunkt ist jetzt. Und der Ort dafür ist München. Voß ergriff die Initiative. Sie rief aus San Francisco bei Wittner in Seattle an: »Ich kündige jetzt meinen Job, ich will gründen. Wie sieht es bei dir aus?« Er war sofort dabei, Wagner stieß später dazu. Ihr Start-up namens Furo entwickelt Software, die Gewerbe- und Industrieunternehmen hilft zu verstehen, ob und wo ein Batteriespeicher wirtschaftlich sinnvoll ist und wie er betrieben werden sollte. Dabei kommt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zum Einsatz. Voß, Wagner und Wittner sind KI-Experten.
»Man hört ja oft, dass es überhaupt keinen Sinn macht, in Deutschland zu gründen«, sagt Voß. »Aber wir erleben das anders.«
2025 entschieden sich 18 Prozent der europäischen Gründer mit vorheriger Gründungserfahrung für die USA als Firmensitz. Noch 2016 waren es nur 10 Prozent. Laut einer Studie der TU München verlagerten zwar nur rund 6 Prozent ihren Sitz ins Ausland, diese Gruppe repräsentiert aber rund 17 Prozent der gesamten Start-up-Unternehmenswerte. Es sind also oft die bereits größeren und erfolgreicheren Firmen, die in die USA gehen.
Meist liege das am Geld, sagt Veroniek Collewaert, Professorin an der Vlerick Business School im belgischen Gent und Gründerin des European Scaleup Institute, eines
Google-Hauptsitz in Mountain View, Entwicklerin Wagner: »Ich dachte, da ist alles perfekt«


Sekretärin Art / DER SPIEGEL (2); David Paul Morris / Bloomberg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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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Skyline von Seattle 2 | KI-Experte Wittner 3 | Start-up-Unternehmerin Voß 4 | Golden Gate Bridge in San Francisco
Zusammenschlusses zur besseren Erforschung und Unterstützung größerer Start-ups. »Für Menschen, die aus einer ersten Idee ein Unternehmen machen wollen, gibt es inzwischen sehr viel Förderung.« Doch bei größeren Finanzierungsrunden ab 50 Millionen Euro sei Europas Abstand zu den USA noch immer erheblich. Bis Jahresende 2025 flossen dort rund 144 Milliarden Euro allein in KI-Start-ups, zeigt der Start-up-Monitor des deutschen Branchenverbands. Das ist fast eine Verdoppelung gegenüber dem Vorjahr und mehr als das Elffache der vergleichbaren Investitionen in Europa.
Die knappen Mittel beschäftigten auch die drei Münchener Gründer. Die ersten Monate nach ihrer Rückkehr nach Deutschland finanzierten sie aus ihren Ersparnissen, zogen zunächst wieder ins Studierendenwohnheim. Dann bekamen sie ein Gründerstipendium namens Exist, ein Förderprogramm des Bundes. Der finanzielle Durchbruch aber gelang dank Unterstützung aus den USA: Als einziges europäisches Jungunternehmen gewann ihre Firma 2025 einen Platz in der Start-up-Schmiede Neo – einem Förderprogramm an der Westküste der USA, das auch Kontakte zu Wagniskapitalgebern beinhaltet. Im Herbst kam die Zusage: Furo erhält vier Millionen Euro von den US-Investoren TQ Ventures, CDTM Venture Capital und Sandberg Bernthal Venture Partners, der
Firma der früheren Facebook- und späteren Meta-Vorständin Sheryl Sandberg.
Mit der Zusage von Wagniskapitalgebern komme meist nicht nur eine anonyme Überweisung, sagt Collewaert: »Die Menschen beschnuppern einander buchstäblich.« Investoren wollten ihren Portfoliofirmen oft persönlich helfen – mit Rat und Zugang zu ihren Netzwerken. Ein Teams-Call alle paar Monate ersetze das nicht. Für den persönlichen Kontakt zögen Firmen, die Geld aus dem Silicon Valley erhalten, oft selbst dorthin.
Beim Furo-Gründerteam war das anders. »Wir haben von vornherein ganz klar gesagt: Wir gehen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sagt Lena Voß. »Die Investoren haben das akzeptiert.« Das liege daran, dass der Markt für die Stromspeicher-KI hierzulande größer sei. Während der Strompreis in den USA deutlich niedriger liege, müsse man »keinem Unternehmen hier mehr erklären, dass sie
»Wir wären heute nicht so weit, wenn wir nicht in München gegründet hätten.«
Lena Voß
Energiekosten einsparen müssen und dass ein Batteriespeicher sinnvoll sein kann«.
Professorin Collewaert erkennt bereits eine kleine Gegenbewegung zum Abwanderungsstrom von Europa ins Silicon Valley. Der Grund: Die USA gelten Unternehmen aus der Cleantech-Branche – Windkraft, Solar oder eben Stromspeicher – mittlerweile als »feindselig«. Collewaert begegnen zunehmend häufig europäische Gründer, die deshalb eine Rückkehr erwägen. »Wenn man in dieser Branche ist, drängen die USA einen im Moment geradezu hinaus.«
Die europäische Politik müsse aber mehr tun: nicht nur die Herausgedrängten empfangen, sondern auch selbst attraktiver werden. Ein Hauptproblem neben dem fehlenden Kapital sei die rechtliche Zersplitterung des Kontinents, etwa für Buchhaltung, Mitarbeiterbeteiligung sowie Steuer- und Arbeitsrecht. »Versuchen Sie mal, Mitarbeitern in verschieden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Aktienoptionen zu geben, die überall anders versteuert werden«, sagt sie. Das sei ein Albtraum.
Auch das Furo-Team ist von der deutschen Bürokratie bisweilen genervt. Die Steuerberatung zum Beispiel laufe in den USA einfach über einen Chat, sagt Voß, »nur wenn es mal wirklich brennt, gibt es einen kurzen Anruf«. In Deutschland hingegen dominierten alte Systeme und manuelle Prozesse. Auch die Investoren arbeiteten in den USA unkomplizierter.
Als Furo die Finanzierungsrunde abschloss, telefonierte Voß kurz mit einem der US-Geldgeber. »Okay, Lena, passt das jetzt alles?« – »Ja, passt.« Ein Dokument, eine Unterschrift. »Einen Tag später war das Geld auf dem Konto.« In Deutschland, sagt sie, hätten erst alle Investoren einzeln zustimmen müssen. Anschließend war ein Notartermin fällig, zu dem entweder alle persönlich erscheinen oder Vollmachten vorlegen mussten. »Und dann sitzt du dort zwei, drei Stunden, bis der Notar wirklich jedes Wort vorgelesen hat.«
Europa könne Gründern aber auch einiges bieten, sagt Wissenschaftlerin Collewaert: erstklassige Universitäten, gewachsene Ökosysteme in Biotech, IT und KI. Hinzu kommen Lohnkosten, die im globalen Vergleich moderat sind, und gut ausgebildete Fachkräfte. »Als Europäer neigen wir manchmal dazu, uns auf das Negative zu konzentrieren. Aber es ist nicht alles schlecht.«
Voß, Wagner und Wittner sind froh, wieder zu Hause zu sein, wo sie viele Menschen kennen, die ihnen bei ihrer Arbeit weiterhelfen können. »Ich glaube, wir wären heute nicht so weit, wenn wir nicht in München gegründet hätten«, sagt Voß.
Ein Leben außerhalb der Arbeit haben sie hier auch. Vom Büro aus brauchen sie zu Fuß keine halbe Stunde zum Eisbach.
Kathrin W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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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obilien / IMAGO, Sebastian A/S / DER SPIEGEL 22, Justin Sufian /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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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el Deutschlands Städte leiden unter Autoverkehr und Parkplatznot. Supermärkte wollen Abhilfe schaffen, sie wittern ein einträgliches Geschäft.
Johanna Mendoza war genervt von den Falschparkern. Vor ihrem Edeka-Markt in Kassel befindet sich eine riesige Parkfläche, die eigentlich genug Platz für ihre Kundschaft bietet. Doch häufig sei alles blockiert gewesen von Anwohnern, ab dem Nachmittag auch von Lieferdiensten, erzählt Mendoza. Zunehmend beschwerten sich Menschen, die einkaufen wollten, aber keinen Parkplatz mehr fanden.
Als die 38-Jährige im Mai die Filiale ihrer Mutter übernahm, nutzte sie die Gelegenheit für eine Änderung: Kundinnen und Kunden dürfen bis zu drei Stunden gratis parken, alles darüber hinaus kostet Geld. Ein Dienstleister kümmert sich um die Abwicklung. Eine Kamera liest nun die Kennzeichen ein. Sie sollen sofort wieder gelöscht werden, wenn die Autos den Parkplatz verlassen. »Wir machen das nicht zum Geldverdienen«, sagt Mendoza, »sondern nur für die Zufriedenheit der Menschen, die bei uns einkaufen wollen.«
Parken ist in Kassel ein Aufregerthema. Die Stadt in Nordhessen hat fast alle Gratisparkplätze in der erweiterten Innenstadt abgeschafft. Zu den bislang rund 300 Parkautomaten kommen seit Mai 368 neue dazu. Die Stadt will es Anwohnern mit Parkausweisen erleichtern, in der Nähe ihres Zuhauses einen Platz zu finden – und die klammen Kassen füllen. Auch das Anwohnerparken wird teurer.
In ganz Deutschland ächzen Städte unter dem zunehmenden Autoverkehr. Zu Jahresbeginn ka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auf 1000 Menschen durchschnittlich 593 Pkw, mehr als je zuvor. 23 Stunden am Tag parken sie im Schnitt – wenn sie denn einen Platz finden. Der Parksuchverkehr allein macht 30 bis 40 Prozent des innerstädtischen Gesamtverkehrs aus. Autofahrer verbringen durchschnittlich rund 41 Stunden pro Jahr mit der Suche nach einem Parkplatz.
Können Supermärkte helfen, das Problem zu lösen?
Einige wittern ein lukratives Zusatzgeschäft. Besonders in verstopften Großstädten wird der Asphalt vor dem Supermarkt vom toten Kapital zum Gewinnbringer. Die Stadt Düsseldorf zum Beispiel hat Kooperationen zum »Feierabend-Parken« mit Aldi und Lidl geschlossen. Auf deren Grundstücken können Autofahrer außerhalb der Öffnungszeiten parken, für drei
bis vier Euro die Nacht oder 30 Euro pro Monat.
Die Kontrolle solcher Parkplätze übernehmen meist private Firmen wie Mobility Hub, Park & Control oder Wemolo. Ihr Geschäft verspricht Wachstum. Andere Firmen spezialisieren sich auf sogenannte Scancars, also Autos, die Städte automatisch nach Falschparkern durchsuchen.
Das sorgt bisweilen für Konflikte: Verbraucherschützer berichten über zunehmende Beschwerden, vor allem bei Plätzen mit Kennzeichenerfassung. Kunden beklagen unklare Regeln und hohe Strafen, einige fühlen sich abgezockt. In Gelsenkirchen ärgerten sich Anwohner schon vor Jahren, weil ein Dienstleister Überwachungstechnik nutzte, um automatisiert abzukassieren, wenn Menschen vor einem Supermarkt parkten, ohne dort einzukaufen.
Den Händlern kann das nicht recht sein, sie wollen mit ihren Parkplätzen zusätzliche Kunden gewinnen. Michael Linander, Chef des Discounters Netto aus dem mecklenburgischen Stavenhagen, hat die Schranken vor den Märkten abgeschafft, um mehr Fahrzeuge auf die Flächen zu loten.
Die Strategie hat auch mit Elektroautos zu tun: An gut 220 Filialen stehen bereits
Vom toten Kapital zum Gewinnbringer

Hintergrund / ISMAO
Ladesäulen auf dem Parkplatz, bis Jahresende sollen es 250 sein. Das entspricht einem Großteil der eigenen Grundstücke der Handelskette mit dem Hund im Logo, die vor allem im Osten Deutschlands aktiv ist.
Netto setzt dabei auf kostenpflichtige Schnellladepunkte des Energieversorgers Vattenfall – also nicht auf stundenlange Ladevorgänge, sondern auf den Stromverkauf während des Einkaufs. Damit sich die Investitionen in die Ladesäulen lohnen, sollen diese auch außerhalb der Öffnungszeiten nutzbar sein.
»Es ist praktisch, das E-Auto dort zu laden, wo man ohnehin zum Einkaufen hinfährt«, sagt Linander. »Es könnte ein Entscheidungsgrund für E-Auto-Besitzer sein, dort einzukaufen, wo man auch laden kann.« Dass manche Fahrer möglicherweise nur zum Laden vorbeikommen und gar nicht in die Filiale gehen, sieht der Netto-Chef gelassen: »Wir führen da keine Statistik.«
Solche Stromtankstellen können neben den Supermärkten auch den Kommunen Vorteile bringen.
In Berlin zum Beispiel könnte der Ausbau von Ladesäulen im öffentlichen Raum um bis zu 17 Prozent reduziert werden, wenn die Supermärkte mehr Säulen aufstellen und diese stärker genutzt werden können. Zu diesem Ergebnis kommt ein Forschungsprojekt des Deutschen Zentrums für Luft- und Raumfahrt und des gemeinnützigen Reiner-Lemoine-Instituts.
Manche Edeka-Märkte überdachen ihre Parkplätze bereits mit Photovoltaikanlagen, auch um die Ladesäulen mit Sonnenstrom zu versorgen. Ketten wie Aldi, Lidl oder Rewe bauen ihre Infrastruktur ebenfalls aus. Allein Lidl hat europaweit mehr als 8000 Ladepunkte geschaffen.
Parallel bauen die Händler ihre Parkangebote aus.
Edekas Discount-Tochter treibt die nächtliche Nutzung ihrer Stellplätze auf die Spitze. Sie heißt ebenfalls Netto, wie die Handelskette aus Mecklenburg. Seit Frühling ist es bei rund 200 Netto-Filialen möglich, Stellplätze außerhalb der Öffnungszeiten über eine App zu mieten, zum Beispiel für 3 Euro je Nacht oder 16 Euro pro Woche.
Das Modell biete zusätzliche Parkmöglichkeiten in der Nähe von Wohngebieten, wo sie besonders gebraucht würden, erläutert eine Sprecherin des Unternehmens. »Statt neue Flächen zu versiegeln, wird bestehende Infrastruktur effizienter eingesetzt und kann zur Reduzierung von Parksuchverkehr beitragen.«
Wie gut das neue Parkangebot genutzt wird, kann die Supermarktkette nicht sagen, das Angebot sei noch zu neu. Doch es scheint sich zu lohnen: Weitere Standorte sind in den kommenden Monaten geplant.
Benedikt Müller-Arnold, Kathrin We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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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Gespräch Der Hamburger Seniorenheimchef
Hans-Jürgen Wilhelm hält das deutsche Pflegesystem für falsch konzipiert und nicht menschenwürdig.
Wilhelm, 59, ist Geschäftsführer der Stiftung Altenhof. Dazu gehören ein Pflegeheim für 118 Bewohner, ein Pflegedienst und Apartments für betreutes Wohnen. Die Stiftung liegt an der Bundesstraße 5 im Hamburger Stadtteil Barmbek-Süd. Autos und Fußgänger eilen vorbei. Nach wenigen Schritten durch das Vorderhaus verebbt der Lärm. Im Innenhof sitzen ältere Damen und Herren im Schatten hoher Bäume. Sie warten auf den Eiswagen. Wilhelm hat als Zivildienstleistender in der Pflege begonnen und später in Philosophie promoviert, über Wege »Vom Behandlungs- zum Begegnungszentrum«. Eine Bewohnerin schiebt ihren Rollator an Wilhelm vorbei. »Moin Chef«, grüßt sie.
SPIEGEL: Herr Wilhelm, warum sind Heime wie Ihres so teuer?
Wilhelm: Das ist einfach ein personalintensiver Bereich. Bei uns im Haus machen Löhne und Gehälter der Mitarbeiter 75 Prozent aller Kosten aus. In anderen Heimen ist die Quote niedriger, wenn externe Dienstleister Verpflegung und Reinigung erledigen. Auf dem Papier sind das dann keine Personalkosten mehr. Kostspielig bleibt das trotzdem.
SPIEGEL: Die Zuzahlungen für einen Heimplatz haben sich seit 2018 nahezu verdoppelt, von bundesweit durchschnittlich 1800 Euro auf inzwischen fast 3400 Euro pro Monat. Gekocht und sauber gemacht wurde früher doch auch?
Wilhelm: Neu sind die Gehaltserhöhungen in der Pfleg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die alle beklatscht haben. Eine Pflegefachkraft hat hier im Jahr 2010 etwa 2500 Euro brutto verdient. Heute sind wir bei 4500 Euro im Monat. Mehr Gehalt für Pflegende war überfällig, aber es muss auch refinanziert werden. Das ist neben der Inflation der Grund, warum die Heimkosten wirklich exorbitant gestiegen sind.
SPIEGEL: Wie lange kann das noch so laufen?
Wilhelm: Wir wissen heute schon, wie viele Menschen in 20 Jahren gepflegt werden müssen. Wir wissen, wie viele Menschen dann als Pflegende noch zur Verfügung stehen. Dazwischen liegt eine Kluft, die nicht überbrückbar ist. Aktuell haben wir noch keine Probleme, Mitarbeiter zu finden. Aber absehbar gehen
dem System beide kritischen Ressourcen aus: Geld und Personal. Weil das so ist, müssen wir ganz neu über das System Pflege nachdenken.
SPIEGEL: Was stört Sie?
Wilhelm: Es gibt da diesen alten, schönen Gedanken: Die Medizin sollte nicht nur dem Leben mehr Jahre geben, sondern auch den Jahren mehr Leben. Ganz gleich mit wem ich darüber spreche, alle finden diesen Satz toll. Aber ich sehe an vielen Stellen in der Pflege das Gegenteil: Angehörige und Pflegekassen wenden enorme Summen auf, schaffen aber häufig auch Situationen, die mit Lebenswert nicht viel zu tun haben. Das ist ein Dilemma, über das wir reden müssten.
SPIEGEL: Was meinen Sie damit konkret?
Wilhelm: Unser System ist in Sicherheitsdenken gefangen. Nichts darf außer Kontrolle geraten, alle Risiken müssen vermieden werden. Es gibt so viele Richtlinien, die wir befolgen müssen. Das treibt Kosten in die Höhe. Es lässt aber vor allen Dingen wenig Raum für Lebensqualität in der stationären Pflege. Da wünscht sich ein Bewohner nichts sehnlicher als eine Portion Spiegeleier. Die kann ich ihm aber nicht zubereiten lassen, er könnte sich ja Salmonellen einfangen.
Pflegeheimchef Wilhelm:
»Angst ist ein großer Faktor«

SPIEGEL: War das früher anders?
Wilhelm: Die Regeln sind strenger geworden. Wir sind in den Neunzigerjahren noch mit dementen Heimbewohnern nach Holland in den Urlaub gefahren. Das wäre heute unvorstellbar.
SPIEGEL: Wer verbietet Ihnen solche Dinge?
Wilhelm: Gemeinsam mit den Bewohnern kochen, geht heute zum Beispiel gar nicht mehr, allein schon wegen der Hygienierichtlinien. Wobei: Das Kochen selbst wäre noch möglich. Nur gegessen werden dürfen die Gerichte nicht, wenn Oma Müller die Tomaten und die Gurken geschnitten hat. Wir haben damals im Urlaub in Holland aber genau das gemacht. Wir haben gemeinsam eingekauft, gemeinsam geputzt. Heute wäre das alles schwierig. Mit Achtstundenschichten bekommen Sie das nicht gewuppt. Wir waren zehn Tage rund um die Uhr da. Nach unserer Rückkehr war das ganze Team durch. Aber wir waren auch glücklich, weil da so viel Normalität war.
SPIEGEL: Heimbewohner sind besonders schutzbedürftig. Die Regeln sind doch in ihrem Interesse.
Wilhelm: Da bin ich mir nicht so sicher. Ich habe mal einen Spaziergang mit einer älteren Bewohnerin gemacht. Wir kamen an einem Spielplatz vorbei, und ihr großer Wunsch war, mit 86 Jahren unbedingt noch einmal zu rutschen. Also bin ich rauf mit ihr auf das Gerüst und hab aufgepasst, dass sie nicht stürzt.
SPIEGEL: Wie war das für die Frau?
Wilhelm: Sie hat die Arme weit ausgebreitet und ist gerutscht. Sie hat gelacht. Damals fand auch die ganze Einrichtung das super. Nur kippt die ganze Angelegenheit natürlich, wenn sie unten unglücklich aufkommen und sich etwas brechen würde. Dann wäre ich nicht mehr der Held. Dann hieße es: Wie kann man so bescheuert sein, jemanden mit über 80 Jahren auf die Rutsche zu lassen?
SPIEGEL: Ist das nicht wirklich bescheuert? Viele Hochbetagte erholen sich von einem Oberschenkelhalsbruch nie wieder. Sie werden bettlägerig.
Wilhelm: Die Frau war völlig fit. Die wollte da herunterrutschen. Was gibt mir das Recht, ihr das zu verwehren? Jüngere Menschen brettern mit dem Motorrad mit 200 Sachen über die Autobahn, machen Extremsport, viele rauchen. Selbstbestimmung, das bedeutet auch ein Recht auf gewisse Risiken. In der Regel halten wir das gut aus. Im Verhältnis zu älteren Menschen ist da aber etwas ins Rutschen gekommen. Wir machen ältere Menschen zu Statisten in ihrem eigenen Leben.
SPIEGEL: Was denken Sie, woher das kommt?
Wilhelm: Angst ist ein großer Faktor. Von ganz unten im System bis nach ganz oben sorgt sich jeder darum, bloß an nichts schuld zu sein. Das setzt mitunter eine maßlose Sicherheitskaskade in Gang. Die Mitarbeiter und die Heimleiter trauen sich dann lieber nichts mehr. Medien und Öffentlichkeit stürzen sich – Stichwort Spiegelei – auf jeden Salmonellenfall, und am
Das Gespräch führte der Redakteur Benjamin Bi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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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wohnerin in ihrem Zimmer mit Pflegekraft: »Recht auf gewisse Risiken«
Ende gibt der Gesetzgeber immer striktere Rahmenbedingungen vor. Das Ergebnis ist ein Heimalltag ohne Risiko, aber auch ohne die Höhepunkte, die das Leben ausmachen.
SPIEGEL: Wie ließe sich das lösen?
Wilhelm: Das hat mit dem grundsätzlichen Blick unserer Gesellschaft auf das Leben zu tun. Unser System ist auf Wachstum getrimmt. Im Alter geht es aber nicht mehr um »je mehr, desto besser«, sondern es geht um genau das Gegenteil. Es geht ums Loslassen.
SPIEGEL: Der Kapitalismus hat doch erst den Wohlstand geschaffen, der eine gute Versorgung in Pflegeheimen ermöglicht. Früher siechten die Alten in Armenhäusern dahin.
Wilhelm: Das stimmt, wir leben in beneidenswertem Wohlstand. Aber es gibt eine Nebenwirkung: Die Fixierung auf das »Mehr« und »Weiter« führt gedanklich in eine Sackgasse. Wir haben als Gesellschaft vergessen, dass zum Leben auch Loslassen gehört. Für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sind Pflege und Tod blinde Flecken. Wir schie-
ben alle Gedanken an das Ende weit von uns, in Einrichtungen und Institutionen. Wir organisieren das Sterben weg aus unserem Alltag. Wir erwarten, dass sich »die Gesellschaft« darum kümmert.
SPIEGEL: Haben Sie dafür ein Beispiel?
Wilhelm: Mich hat mal an einem Sonntag eine Frau angerufen. Ihre Mutter lag bei uns im Heim im Sterben. Sie selbst sei beruflich eingespannt und könne nicht kommen. Sie verlangte von mir, dass ich eine Mitarbeiterin an das Bett ihrer Mutter setze. Nun ist es so, dass wir natürlich darauf achten, ob jemand bei uns im Sterben liegt, und wir kümmern uns um Begleitung. Aber wie krank ist unser Blick geworden, wenn wir meinen, Gesellschaft und Staat müssten das alles für uns organisieren.
SPIEGEL: Vielleicht fehlte der Frau die Kraft, ihre Mutter zu begleiten?
Wilhelm: Loslassen überfordert uns völlig. Loslassen ist eine Niederlage, ein Tabu. Das führt dazu, dass häufig schon das Nachden-
ken über den simplen Fakt unterbleibt, dass wir alle sterben werden. Wir reden nicht darüber, wie wir uns den Weg bis zum Tod vorstellen. Dummerweise verschwinden Tod und Pflegebedürftigkeit dadurch aber nicht.
SPIEGEL: Und dann?
Wilhelm: Irgendwann treten sie in das Leben von jedem und jeder. Wir sind dann überrascht und schockiert. Dann stehen wir nackt im Wind, weil wir immer so getan haben, als würde das nur andere betreffen. Eine typische Reaktion ist dann Abwehr: Jetzt muss alles getan werden, dass sich der Zustand eines Menschen unter keinen Umständen mehr verschlechtert.
SPIEGEL: Für wen ist Loslassen besonders schwer?
Wilhelm: Leicht ist das für niemanden. Oft tun sich die Angehörigen schwerer als die Pflegebedürftigen und Sterbenden selbst. Nicht, dass die des Lebens überdrüssig wären. Aber viele sagen auch: Ich hatte ein gutes Leben, und das passt jetzt auch. Die Familie hält dann oft dagegen: Mensch Opa, dir geht es doch eigentlich prima, und mit der richtigen Behandlung wird das alles wieder.
SPIEGEL: Welchen Beitrag leistet der medizinische Fortschritt?
Wilhelm: Er ist großartig. Aber auch aller Fortschritt wird den Tod letztlich nicht besiegen. Wir kämpfen vielleicht zu verbissen mit dem Tod. Wir maximieren die Zahl der noch erreichbaren Tage, aber oft auf Kosten der Dinge, mit denen wir diese Tage füllen sollten. Nicht falsch verstehen: Da gibt es keinen kategorisch richtigen oder falschen Weg. Jeder muss selbst entscheiden, was für ihn persönlich das Beste ist. Manche finden: Lieber jede Chemo mitnehmen und noch auf vier, fünf Jahre hoffen. Für andere ist das keine Perspektive, dann lieber fünf Monate bei hoher Lebensqualität.
SPIEGEL: Sollte für Ältere nicht mehr alles medizinisch Notwendige getan werden?
Wilhelm: Falsch! Das wäre eine Bankrotterklärung für unsere Gesellschaft. Aber diese Debatte über das Lebensende müssen wir erst einmal führen. Das gilt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genau wie für das private Umfeld. Weiß ich, was mein Vater möchte? Habe ich eine Vorstellung, was ich mir für mich selbst eines Tages wünsche? Wir werden als Gesellschaft keine Antwort auf diese Fragen finden, wenn wir als Individuen keine suchen.
SPIEGEL: Die Bundesregierung plant eine Pflegereform. Finden Sie Ihre Überlegungen da wieder?
Wilhelm: Der Gesetzentwurf verdient nicht einmal den Namen Reform. Das ist ein reines Spargesetz, das noch mehr Hektik und Panik in das System bringen wird. Und das, wo die Pflege auch heute schon nicht gerade ein Hort von Achtsamkeit und Entspannung wäre. Wie so mehr Qualität in das System kommen soll, müsste die Bundesregierung mir mal erklären.
SPIEGEL: Wie würden Sie reformieren?
Maximilian Mann / DER SPIEGEL (2)
70 WIRT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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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wohnerin mit Betreuer, Innenhof der Stiftung Altenhof in Hamburg: »Kluft, die nicht überbrückbar ist«
Wilhelm: Wenn man Geld sparen möchte, sollte man etwa an die starre Fachkraftquote in den Heimen rangehen.
SPIEGEL: Sie meinen die Vorgabe, dass im Grundsatz mindestens 50 Prozent der Beschäftigten in Pflegeheimen ausgebildete Pflegefachkräfte sein müssen?
Wilhelm: Es ist richtig, dass nur ausgebildete Pflegerinnen und Pfleger bestimmte Tätigkeiten erledigen: Medikamente austeilen, Stützstrümpfe anziehen. Faktisch führt die starre Fachkraftquote aber dazu, dass wir examinierte Pflegekräfte auch für Aufgaben einsetzen, die Helfer erledigen könnten.
SPIEGEL: Die 50-Prozent-Regel soll die Qualität der Pflege sichern.
Wilhelm: In anderen Bereichen machen wir das doch auch nicht. Keine Autowerkstatt wirbt damit, dass bei ihr die Hälfte aller Arbeiten sklavisch vom Meister ausgeführt wird. Sie wäre dann auch viel zu teuer.
SPIEGEL: Menschen sind keine Autos.
Wilhelm: Wir müssen natürlich darauf achten, dass bestimmte Tätigkeiten nur von Personal erledigt werden, das dazu qualifiziert ist. Das steht für mich überhaupt nicht zur Diskussion.
SPIEGEL: Wenn Sie an Ihr Heim denken: Wie hoch ist der Fachkräftebedarf im Alltag?
Wilhelm: Zwischen 30 und 40 Prozent.
SPIEGEL: Was muss sich strukturell ändern?
Wilhelm: In Deutschland unterteilen wir immer noch ziemlich starr in ambulante Versorgung und stationäre Einrichtungen. Das verhindert Zwischenformen, die den Menschen mehr Freiheiten sichern könnten und zugleich den Pflegekassen Geld sparen.
SPIEGEL: Wie das?
Wilhelm: Unsere stationären Pflegeheime sind im Kern All-inclusive-Einrichtungen. Egal was die Pflegebedürftigen kurz zuvor
zu Hause noch selbst erledigt haben, ob sie ihr Essen zubereitet oder ihre Wäsche selbst gewaschen haben: Sobald sie ins Heim kommen, erhalten sie das volle Programm. Es gibt in der Regel auch keine Möglichkeit für Angehörige mitzuarbeiten. Das ist verrückt. Streng genommen dürfen Familienmitglieder nicht einmal einen Kuchen backen und verteilen, wenn Oma im Heim Geburtstag feiert.
SPIEGEL: Wie ginge das besser?
Wilhelm: Das Leben im Heim ließe sich in einzelne Module aufteilen. Die Betroffenen könnten entscheiden: Neben der Unterbringung kaufe ich diese oder jene Leistung dazu, anderes erbringe ich in Eigenleistung. Ein solches System würde auch mehr Spielräume für alternative Wohnformen in der Pflege eröffnen. Es gibt viele Menschen, die in Pflege- und Demenzdörfern oder in Kleingrup-
Ausgaben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B-Quelle: Institut Arbeit und Qualifikation
pen auf einem Bauernhof gut aufgehoben wären. In anderen Ländern gibt es das schon. Da steht auf dem Dorf dann halt ein Haus, in dem die Älteren zusammenwohnen und sich jemand um sie kümmert. Das ist viel mehr vom Menschen her gedacht.
SPIEGEL: Einige Projekte wie Demenzdörfer gibt es ja hierzulande bereits. Warum tut sich Deutschland so schwer damit, das zum Standard zu machen?
Wilhelm: Wir schauen immer als Erstes, ob und wie sich etwas in die Logik unseres Systems einsortiert, also in ambulante oder stationäre Pflege. Dann ordnen wir die Menschen dem einen oder anderen zu. Es müsste doch genau andersherum sein. Wir müssten schauen, was die Menschen brauchen – und bauen dann das dazu passende System.
SPIEGEL: Gerade ist hier der Eiswagen auf den Innenhof gerollt. Die Menschen in der Schlange wirken recht vergnügt: Könnten Sie sich vorstellen, hier auch Ihren Lebensabend zu verbringen?
Wilhelm: Ich wünsche mir so wie jeder andere, dass ich mit 98 Jahren einfach ganz sanft in meinem Gartenstuhleinschlafe. Vorher habe ich im besten Fall noch die Hecke geschnitten. Ein Pflegeheim wird nie etwas sein, von dem Menschen sagen: Ich freu mich richtig drauf, da zu liegen, und hab auch schon reserviert.
SPIEGEL: Das sagen Sie als Chef eines Pflegeheims?
Wilhelm: Sie erwarten von einem Zahnarzt ja auch nicht, dass er davon träumt, sich endlich mal selbst einen Backenzahn ziehen zu lassen. Trotzdem sind die Menschen froh, dass es den Zahnarzt gibt. Und sie gehen hin, wenn sich die Dinge so entwickeln, dass sie ihn brauchen.
SPIEGEL: Herr Wilhelm,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Maximilian Mann | DER SPIEG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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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ät Früher waren Eisenbahner angesehene Leute, heute schämen sich viele für ihren Arbeitgeber. Bahn-Chefin Evelyn Palla will das Selbstbewusstsein neu beleben. Kann das funktionieren?
Starke Gefühle wecken – das kann die Deutsche Bahn zweifellos. Wenn Passagiere mal wieder stundenlang feststecken, vorzugsweise ohne Strom und Klimaanlage. Wenn es Wochen dauert, ein paar defekte Rolltreppen am Berliner Hauptbahnhof zu reparieren. Oder Monate, Strecken zu sanieren, auf denen es anschließend dennoch nicht schneller vorangeht. Wenn es an der Technik hakt, so wie im Juni, als ein Update des Bahnfunks den gesamten Zugverkehr in Deutschland lahmlegte. Oder auch, wenn deutlich banalere Pannen auftreten. So wie Mitte Juli, als in einem ICE auf der Strecke zwischen Sylt und Berlin das Klopapier ausging.
Es gibt wohl kein deutsches Unternehmen, über das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o viel gespottet wurde wie die Bahn. Millionen Kunden erleben täglich, wie weit Wunsch und Wirklichkeit auseinanderliegen. Typische Emotionen im Angesicht der zahllosen Pannen der Bahn: Ärger, Wut, Resignation. Konzernchefin Evelyn Palla hat ausgerechnet ein ganz anderes, ausgesprochen positives Gefühl zum Konzernziel erhoben: »Eine Bahn, die stolz macht.« So lautet die Überschrift zur dritten und letzten Phase einer Strategie, die Palla bis 2035 umsetzen möchte. Stolz auf die Bahn sei »keine Utopie, sondern Anspruch und Ansporn für jeden Tag«, behauptete Palla, als sie ihr Konzept im Juni dem Aufsichtsrat vorlegte.
Vom Alltag der Mitarbeiter sind solche PR-Phrasen weit entfernt. »Die Reisenden schimpfen fast nicht mehr, weil schon jeder daran gewöhnt ist, dass bei uns einfach gar nichts mehr läuft«, so kommentierte es ein Bahn-Mitarbeiter im »Kulturbarometer«, einer internen Befragung. »Vor vielen Jahren konnte ich in meinem Freundeskreis mit Stolz berichten, was wir alles machen bei der Bahn«, erzählt ein anderer. Inzwischen sei die Performance so schlecht, dass man es nicht mal mehr erklären könne.
Unterm Strich ergab das Barometer, dass im vergangenen Jahr nur 57 Prozent der Befragten stolz auf ihre Arbeit waren. Bei anderen Großunternehmen, die ihre Mitarbeiter mit derselben Methodik befragen, lag der Wert im Schnitt bei 78 Prozent. »Der Eisenbahner:innen-Stolz sinkt weiter – jetzt auf einem historischen Tief«, warnen die Autoren. Vor diesem Hintergrund wirkt Pallas Vorhaben dann doch wie eine Utopie. Kann
eine Konzernchefin es schaffen, den Frust ihrer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in neues Selbstbewusstsein zu verwandeln?
»Jeder Mensch will am Ende des Tages stolz auf das sein, was er tut«, sagt Matthias Gouthier. Er leitet das Center for Service Excellence an der Universität Koblenz-Landau. Sein Fachgebiet: der sogenannte Organisationsstolz. Wichtig sei diese Motivationsquelle für Mitarbeiter etwa in Luxushotels. Dort werden von Beschäftigten überdurchschnittliche Leistungen erwartet. »I Am Proud To Be Ritz-Carlton«, heißt es in den Standards der berühmten Hotelkette, ich bin stolz darauf, Ritz-Carlton zu sein. Auch US-Konzerne wie Microsoft, 3M oder Walmart sehen Organisationsstolz als wichtigen Wettbewerbsfaktor. Warum nicht »Proud to be Deutsche Bahn«?
Dafür sieht Gouthier ein entscheidendes Hindernis. »Um Stolz zu empfinden, braucht man einen Erfolg. Daran mangelt es bei der Bahn, die Mitarbeiter bekommen seitens der Reisenden ja nur Prügel.« Allerdings ist die eigene Organisation Gouthier zufolge nur eine von vier möglichen Quellen für den Stolz von Mitarbeitern. Sie könnten sich auch über ihr Team freuen, ihre eigene Leistung oder ihre Tätigkeit als solche – das sogenannte Berufsethos. Dieses Ethos ist im Fall der Bahn mehr als ein Buzzword. Wenn Palla immer wieder öffentlich vom Eisenbahnerstolz spricht, zitiert sie ein Gefühl, das früher tatsächlich verbreitet war.
»Er war stolz auf seine Arbeit und wusste sehr viel über die Bahn und die Tätigkei-
ten dort, die nötig waren, um den Zugbetrieb zu sichern.« So beschreibt Werner Weigand in einer kürzlich erschienenen Familiengeschichte seinen Urgroßvater. Im 19. Jahrhundert arbeitete der Mann als Bahnwärter an der Strecke Mainz-Darmstadt-Aschaffenburg. Ein historisches Foto zeigt ihn, wie er mit einer Schottergabel die Gleise vor seinem Bahnwärterhäuschen bearbeitet – in Uniform mit Rock und Mütze.
Wie bereits sein Urgroßvater, sein Großvater und sein Vater ging Werner Weigand später selbst zur Bahn. Dort arbeitete er als Manager unter anderem für den Fernverkehr und die Netzsparte. »Eisenbahnerfamilie« hat Weigand sein Buch genannt. Es ist nicht nur eine Anspielung auf die eigene Geschichte. Sondern auch auf ein verloren gegangenes Gemeinschaftsgefühl.
Bahn-Mitarbeiter lebten in eigenen Siedlungen oder, wie Weigand als Kind, sogar im Bahnhofsgebäude. Sie entspannten sich in Kleingärten, die sie günstig entlang von Bahnstrecken mieten konnten. Auch wer nicht für das Unternehmen arbeitete, konnte sich dieser Familie zugehörig fühlen. So wie Schorsch, ein Onkel von Weigand mit geistiger Behinderung, der täglich zum Bahnhof ging und den Zugverkehr beobachtete. Als Sohn eines Eisenbahners erhielt er bis an sein Lebensende Fahrvergünstigungen und Freikarten.
Weigand erlebte, wie diese alte Welt spätestens mit der Bahn-Privatisierung im Jahr 1994 zerfiel. Plötzlich hatte er es mit Vorgesetzten zu tun, die aus anderen Branchen kamen, sogar ein Manager aus der Käseindustrie war dabei. »Ich habe mich um ein gutes Verhältnis bemüht, aber zum Teil war es frustrierend«, sagt Weigand. Zumal die neuen Bosse klar signalisierten, dass sie andere Prioritäten hatten als die emotionalen Heiligtümer der Mitarbeiter. So ließ seinerzeit Bahn-Chef Hartmut Mehdorn noch vor seinem Amtsantritt die Tafeln zur Anzeige von Pünktlichkeitswerten demontieren – angeblich wegen mangelnden Nutzwerts.
Zum Eisenbahnerstolz gehörte auch ein hohes Engagement. Weigand beschreibt, wie sein Vater als Chef einer Bahnmeisterei noch Tag und Nacht erreichbar sein musste, weil Reparaturen möglichst ohne Störung des Betriebs erledigt wurden. Wochenlange Komplettsperrungen für Sanierungen wie heute? Undenkbar. Auch die Automatisierung veränderte die Beziehung zwischen der Bahn und ihrem Personal. »Früher mussten Lokführer eine Schlosserausbildung haben und den Zug bei Pannen notfalls allein wieder flottkriegen«, sagt Weigand. »Heute drücken sie oft nur noch ein paar Knöpfe.«
In die Welt von Dampfloks und handbetriebenen Signalen führt freilich kein Weg zurück. Kann die Bahn den Eisenbahnerstolz tatsächlich retten? Ökonom Gouthier hält das für möglich. Zwar fehle der Bahn ein fertiges Produkt, das Mitarbeiter begeis-
»Die Macht der Gefühle in der Wirtschaft«
Warum der Kapitalismus Neid braucht. Wie Gier die Menschen antreibt, aber auch entzweit. Wofür sich Kundinnen und Kunden an der Kasse noch schämen. In einer Serie erklärt der SPIEGEL, wie Gefühle das Wirtschaftsleben prägen – und wie man am besten damit umgeht.

Foto: Bannister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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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n könne. Bei Arbeitgebern wie Volkswagen, Miele oder Vorwerk (Thermomix) ist das anders. Doch auch Dienstleister wie die Bahn könnten dafür sorgen, dass sich Mitarbeiterinnen und Mitarbeiter wieder stärker mit ihrer Arbeit identifizieren.
Gouthier hat das anhand eines Betriebs erforscht, dessen Branche vielen als Inbegriff der entfremdeten Arbeit gilt: eines Callcenters. Gouthier und Kollegen kamen zu dem Ergebnis, dass sich auch hier die Identifikation mit dem Arbeitgeber merklich steigern ließ, etwa durch positives Feedback von Kunden und Vorgesetzten. Beigetragen habe auch, dass der Chef sich selbst gelegentlich ans Telefon setzte und mit Kunden telefonierte. Bahn-Chefin Palla hat ein ähnliches
Signal gesendet. Schon vor einigen Jahren lernte sie, selbst einen Zug zu fahren. Gouthier lobt das: »Das Management muss nah am Kunden sein – so wie Evelyn Palla mit ihrem Lokführerschein.«
Wozu hoher Mitarbeitereinsatz führen kann, lässt sich im Bahn-Vorzeigeland Japan besichtigen, wo Züge bis auf wenige Sekunden pünktlich kommen. Ex-Bahn-Manager Weigand hat einmal einen japanischen Lokführer begleitet, der seine Pünktlichkeit mit der eigenen Taschenuhr stoppte. »Es ist unvorstellbar, wie exakt die arbeiten«, schwärmt er. Als realistisches Vorbild für Deutschland sieht Weigand jedoch eher ein Nachbarland: »In der Schweiz sind nicht nur die Mitarbeiter stolz auf die Bahn, sondern
auch die Bevölkerung. Aber dafür muss die Qualität stimmen.«
An der Qualität will auch der neue Bundes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jetzt arbeiten. So sollen die Boni der Bahn-Manager daran gekoppelt werden, ob das Unternehmen seine Pünktlichkeitsziele erreicht. »Ich finde, da haben die Bahn-Kunden und Steuerzahler einen Anspruch darauf, dass wirklich der Erfolg gemessen wird«, so sagt es Bilger in einem Interview der »Bild am Sonntag«. Er wolle aber ausdrücklich festhalten, dass viele Beschäftigte bei der Bahn richtig gute Arbeit leisteten.
Weil die Bahn hierzulande oft nicht liefert, was ihre Kunden erwarten, waren Konzernvertreter unter Pallas Vorgänger Richard Lutz in Galgenhumor verfallen. In der Webseite »Boah Bahn« ließen sie Anke Engelke als überforderte Zugchefin über die Dauermisere des Konzerns witzeln. »Das war absolut kontraproduktiv«, findet Wissenschaftler Gouthier. »Man hat sich beim Zuschauen für die Bahn geschämt. Und Scham ist das Gegenteil von Stolz.« Kritisch sieht er auch Pallas Ankündigungen, künftig solle beim Konzern alles anders werden. »Dann fragen sich die Mitarbeiter: Habe ich bislang alles falsch gemacht?«
Woher aber soll der Stolz kommen, wenn das eigene Unternehmen für jeden ersichtlich in der Krise steckt? In solchen Situationen können sich Mitarbeiter stärker mit der eigenen Leistung und den Kollegen im direkten Umfeld identifizieren. Nach dem Motto: Ich tu’s für mein Team. Und sie können gerade aus den widrigen Umständen neues Selbstbewusstsein schöpfen.
Wie so etwas laufen kann, hat sich während der Coronakrise gezeigt. Die bis dahin maximal unglamourösen Jobs von Kassiererinnen und Warenverräumern im Supermarkt galten plötzlich als systemrelevant. »Da hat sich gezeigt: Die räumen nicht nur Regale ein, sondern halten den ganzen Laden am Laufen«, sagt Gouthier.
Auch bei der Deutschen Bahn sind manche Mitarbeiter bereit, das Dauerchaos als persönliche Herausforderung anzunehmen. So geschah es in jenem ICE, dem kürzlich zwischen Sylt und Berlin das Klopapier ausging. Der Zugchef ließ ungeplant in Hamburg-Bergedorf anhalten, sprintete kurzerhand zu einem nahe gelegenen Supermarkt – und kehrte mit mehreren Packungen Toilettenpapier zurück.
Ein Video des beherzten Einsatzes hat mittlerweile mehr als 17.000 Likes und Hunderte positive Kommentare eingesammelt. Viele lesen sich so, als wären die Verfasser zumindest auf diesen Vertreter der Deutschen Bahn tatsächlich stolz. Immerhin könne der Mann eigenverantwortlich und pragmatisch Probleme schnell lösen, lobt ein Kommentator. »Setzt diesen Mitarbeiter bitte in den Aufsichtsrat der Deutschen Bahn.«
David Böcking
Konzernchefin Palla in ICE: »Anspruch und Ansporn für jeden Tag«

© Karolina Blackthausen / 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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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GEZÄHLT
Prozent der Bev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waren Ende 2025 zwischen 14 und 25 Jahre alt. Damit liegt der Anteil der jungen Menschen weiter auf einem historischen Tiefststand.
Quelle: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MASCHINE DER WOCHE
Menschen im Kühlschrank, der Hitze entfliehend. Was es in Cartoons längst gibt, ist nun Wirklichkeit. In Japan ist seit Kurzem die Do Hiemon Box erhältlich, eine 1,75 Meter hohe Kabine auf Rädern mit Ein-Personen-Sitzbänkchen. Fünf Grad kalte Luft bläst auf Kopf, Hals, Schultern. Kosten: umgerechnet 8200 Euro. Rund 200 Menschenkühlschränke sollen bislang verkauft worden sein: Sie stehen in Stahlwerken und auf Baustellen, wo körperlich gearbeitet wird, sowie in Universitäten. Verwunderlich, dass niemand früher auf die Idee kam, denn das Prinzip ist so simpel wie in dem alten Witz: »Wie bekommt man einen Elefanten in den Kühlschrank?« – »Tür öffnen, Elefant rein, Tür zu.« AKÜ

NIEDRIGWASSER

Mehrere Bundesländer haben zuletzt das Sonntagsfahrverbot für Lkw gelockert. Damit wollen sie die Folgen des Niedrigwassers am Rhein bekämpfen. Doch die Maßnahme bringt wohl wenig. »Ich rechne nicht mit einer messbaren Verlagerung des Güterverkehrs vom Wasser auf die Straße«, sagt der Ökonom Thomas Puls vom Kölner 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dem SPIEGEL. Das habe mehrere Gründe.
Um ein Binnenschiff zu ersetzen, braucht es je nach Größe bis zu 150 Lkw. Zudem lassen sich die wichtigsten auf dem Wasser beförderten Güter wie Mineralölprodukte, Sand, Kies, Erz oder Chemikalien nicht mit jedem Lastwagen transportieren. »Dafür benötigen Sie Spezial-Lkw wie Tanklastwagen oder Muldenkipper«, sagt Puls. Die seien aber »ohnehin selten«. Hinzu komme der Mangel an Lkw-Fahrern. Die Branchenverbände schätzen, dass in Deutschland schon jetzt mehr als 100.000 Fahrer fehlen.
Die fehlenden Lkw könnten auch nicht durch Anbieter aus dem europäischen Markt ersetzt werden. »Was an ausländischen Lkw bei uns fährt, sind vor allem Standard-Trailer für Container und Paletten, das hilft nur bedingt«, sagte Puls. Bundesverkehrsminister Steffen Bilger (CDU) hatte die Bundesländer im Kampf gegen die Fol-
gen des Niedrigwassers zum vorübergehenden Aussetzen des Sonntagsfahrverbots ermuntert. Die Empfehlung ist unter Umwelt- und Arbeitnehmerorganisationen umstritten, auch Grünen- und Linkenpolitiker üben Kritik.
Teile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leiden bereits unter dem Niedrigwasser am Rhein. Die Lieferungen per Schiff seien stark eingeschränkt, einzelne Lade- und Entladestellen gar nicht mehr erreichbar, heißt es aus dem Kölner Spezialchemiekonzern Lanxess. Bisher habe man zwar keinen relevanten Produktionsausfall. In einem kleineren Lanxess-Betrieb in Krefeld-Uerdingen, der einen Ausgangsstoff für Kunstharze oder Farben herstellt, ging zuletzt aber nichts mehr. Das Unternehmen will nun etwa auf Züge ausweichen. Lanxess-Chef Matthias Zachert sagt, man habe »glücklicherweise frühzeitig« damit begonnen, sich Kapazitäten bei der Bahn zu sichern. Bereits jetzt seien Mehrkosten im einstelligen Millionenbereich angefallen.
Der Ludwigshafener Chemiekonzern BASF meldet in Einzelfällen ebenfalls Lieferengpässe. Durch den Einsatz einer größeren Anzahl an Niedrigwasserschiffen habe der Transport bisher jedoch auch hier »weitestgehend aufrechterhalten werden« können. APR
Trusco / Youtube: Oliver Berg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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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Zeit«**
Kanye West, auch bekannt als Ye, wurde nach antisemitischen Ausfällen von Adidas vor die Tür gesetzt. Nun vertreibt die Sportmodekette JD Sports die Yeezy-Schuhlinie des Rappers in den USA. PR-Profi Eric Yaverbaum hält das für keine gute Idee.
SPIEGEL: Herr Yaverbaum, die britische Sportmodekette JD Sports vertreibt seit dieser Woche in den USA Schuhe von Yeezy, der Marke des Rappers Ye. Hätten Sie dem Unternehmen dazu geraten?
Yaverbaum: Wäre ich gefragt worden, ob ich bei dem Deal beraten kann, hätte ich den Auftrag abgelehnt.
SPIEGEL: Ye hatte sich in der Vergangenheit wiederholt antisemitisch geäußert und Sympathien für Adolf Hitler bekundet. Adidas beendete 2022 die Zusammenarbeit, zuletzt vertrieb Ye seine Schuhe in Eigenregie. Hat er keine zweite Chance verdient?
Yaverbaum: Ye mag sich entschuldigt haben für seine Aussagen, aber ich nehme ihm das nicht ab.
SPIEGEL: Immerhin hat er Anfang des Jahres im »Wall Street Journal« eine Anzeige geschaltet, in der er seine Ausfälle mit einer bipolaren Störung erklärte und sich reumütig zeigte.
Yaverbaum: Vielleicht bin ich zynisch, aber als ich die Anzeige sah, war mir klar, dass Ye ein Comeback versucht. Schließlich hatte er damals nicht mehr den wirtschaftlichen Erfolg wie in der Zeit vor seinen Skandalen. Und was ist seit der Anzeige passiert? Er hat Konzerte in ausverkauften Stadien gespielt, nun folgt der Deal mit JD Sports.
SPIEGEL: Was spricht gegen die Kooperation?
Yaverbaum: Als Marke musst du dich fragen: Will ich mit allem in Verbindung gebracht werden, was Ye in Zukunft von sich geben wird? Und: Glaube ich, dass er sich geändert hat? Falls ja, ist er ein guter Geschäftspartner. Falls nicht, wäre es unternehme-
unternehmerischer Selbstmord, mit ihm zu arbeiten.
SPIEGEL: Was, wenn Ye wieder ausfällig werden sollte?
Yaverbaum: Dann ist JD Sports hoffentlich darauf vorbereitet, alles andere wäre töricht. Ich denke jedoch, dass JD Sports eine nüchterne, kalkulierte Unternehmensentscheidung getroffen hat. Auf welcher Grundlage, weiß ich nicht. Aber seien wir ehrlich: Hätte JD Sports es nicht gemacht, hätte Ye einen anderen Partner gefunden, es war nur eine Frage der Zeit.
SPIEGEL: Weil Firmen, die Haltung zeigen, davon nicht profitieren?
den Blick der
Öffentlichkeit.«**
Yaverbaum: Das würden sie in einer idealen Welt, doch in der leben wir nun mal nicht. Ein Teil der Konsumenten ist der Cancel-Culture überdrüssig, sie wollen selbst entscheiden, was sie kaufen dürfen.
SPIEGEL: Dennoch wirkt es erstaunlich, dass Yeezy-Schuhe trotz der Skandale weiterhin gefragt sind. Ist die Marke Ye zu groß, um zu scheitern?
Yaverbaum: Es gibt rote Linien, etwa bei Pädophilie. Ich hatte gedacht, auch Ye hätte eine solche Linie überschritten, aber ich lag falsch. Bei Künstlern ist es wie bei Sportlern: Erfolg verändert den Blick der Öffentlichkeit. Der Basketballstar Kobe Bryant wurde 2003 der Vergewaltigung bezichtigt, doch sobald sein Team um die Meisterschaft spielte, sprach keiner mehr über seinen Gerichtsprozess. TNE

Irankrieg, US-Zölle, Billigwaren aus China und eine hartnäckige Inflation: Deutschlands Wirtschaft ächzt unter Dauerstress. 2026 soll sie nur um homöopathische 0,5 Prozent wachsen, schätzt die Bundesregierung. Wirtschaftswunder? Fehlanzeige. Umso bemerkenswerter, dass der Dax kaum zu bremsen ist: Vergangene Woche knackte er erstmals die Marke von 26.000 Punkten. Seit Jahresbeginn ein Plus von mehr als 7,5 Prozent. Wie passt das zusammen? Ganz einfach: Deutschlands Konjunktur hat wenig zu tun mit dem führenden Aktienindex des Landes. Die 40 Dax-Konzerne erwirtschaften mehr als 80 Prozent ihrer Umsätze im Ausland. Zu den Top-Performern zählen Infineon, Hochtief und Siemens Energy. Der Börsenwert der kriselnden Autobauer ist so geschrumpft, dass sie den Index kaum noch jucken. Internationale Faktoren beeinflussen den Dax deutlich stärker, etwa der sinkende Ölpreis oder die stabile US-Konjunktur. Hinzu kommt: Anders als bei vielen internationalen Indizes fließen in den Dax neben Kursgewinnen auch Dividenden ein. Das treibt ihn zusätzlich nach oben. Wenn der Dax-Höhenflug etwas zeigt, dann: Deutsche Unternehmen spielen weltweit noch gut mit. UT
Die EU will den Onlineversand nachhaltiger gestalten. Doch die neue Regelung gegen Verpackungsmüll, die seit Mittwoch in Kraft ist, trifft auch kleine Shops. Einige haben ihren Versand ins EU-Ausland eingestellt, anderen droht das Aus. »Ich schließe meinen Shop Ende der Woche bis Oktober«, kündigt die in Frankreich lebende Künstlerin Tatiana an, die unter dem Namen »RedPersik« auf Instagram handmodellierte Drachen verkauft. Wenn die Regelungen bis Herbst nicht geändert würden, müsse sie sich »wohl einen neuen Job suchen«. Rund die Hälfte ihrer Einnahmen komme aus EU-Ländern. Um ihre Waren weiter ins EU-Ausland schicken zu dürfen, müsste sie sich in jedem einzelnen Land registrieren, einen Bevollmächtigten benennen und eine Gebühr zahlen. Auf Selbstständige, die online Handgemachtes verkaufen, kämen Kosten in Höhe von jährlich Hunderten Euro pro Land zu. Mehr als 44.000 Menschen haben eine Petition unterschrieben, die Ausnahmen für Kleinstfirmen fordert. KKD
Erichte Communications, Frank Rumpenthorst | picture alliance | 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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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uerberaterin Mö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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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t Der Anteil alkoholabhängiger Frauen in der Bevölkerung hat sich seit 2018 fast verdoppelt. Hier erzählen drei Betroffene.
Es war ihr abendliches Ritual, jahrelang. Nach zehn Stunden in ihrer Kanzlei, Heike Möller ist Steuerberaterin, kam sie nach Hause. Noch eine Stunde mit dem Kind bis zum Gute-Nacht-Sagen, dann, endlich, erlöste sie sich von dem Stress des Tages – mit Rotwein. Nur wenige Schlucke, so erzählt es die 41-Jährige, und sie konnte die Meetings und Mandantengespräche hinter sich lassen, der ganze Druck sei verblasst. »Aber irgendwann habe ich gemerkt, dass ich das Trinken nicht mehr kontrolliert bekomme.«
Dabei wirkt Heike Möller, die eigentlich anders heißt, wie eine Frau, der so schnell nichts im Leben entgleitet. Sorgfältig, aber dezent geschminkt sitzt sie an diesem Juni-morgen an ihrem Schreibtisch. Möller ist auffallend zierlich. Sie ernähre sich vegan, achte sehr auf ihre Gesundheit, erklärt sie in dem Videocall. Und doch hatte der Alkohol einen festen Platz in ihrem Leben. »Es hat sich immer falsch angefühlt«, sagt sie. Wie so vieles damals.
Heike Möller ist eine von drei Frauen, die in diesem Text über ihre Alkoholabhängigkeit erzählen, um das Thema sichtbarer zu machen. Sie alle haben lange darüber nachgedacht, dies unter ihrem echten Namen zu tun, sich am Ende aber doch davor gescheut. Zu groß ist die Sorge, danach anders angeschaut zu werden. Sucht ist bis heute ein Stigma.
Ihre Geschichten macht das nicht weniger echt. Jede von ihnen ist einzigartig, und doch verbindet die Frauen etwas: Sie befinden sich nicht nur in der Mitte ihres Lebens, sie stehen auch mitten im Leben. Sie sind gut ausgebildet, haben studiert, Familien gegründet, zugleich gearbeitet – und sind lange Zeit süchtig gewesen.
In diesem Frühjahr hat die Deutsche Hauptstelle für Suchtfragen (DHS) ihre jüngste Bilanz über den Alkoholkonsum der Deutschen veröffentlicht, basierend auf Zahlen aus 2024. Sie zeigen: Während der Pro-Kopf-Konsum in der Bevölkerung leicht rückläufig ist, hat sich zugleich der Anteil der Frauen, die alkoholabhängig sind, seit 2018 nahezu verdoppelt. Die Nachwehen von Corona, der Mental Load im Alltag, die Krisen dieser Welt – die Gründe dafür sind Fachleuten zufolge nicht eindeutig.
Fest steht: Das Problem ist im Schatten der Gesellschaft gewachsen, still und leise.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Frauen Alkohol anders als Männer konsumieren; weniger in Gesellschaft, eher zu Hause, heimlich. Ihre Scham ist besonders groß, wenn sie Mütter sind.
Heike Möller kommt aus Mecklenburg-Vorpommern. Ihr Vater war Fliesenleger, ihre Mutter Erzieherin. Leben heißt, etwas leisten zu müssen – so sei sie erzogen worden. Als fleißig und angepasst beschreibt sie sich als Kind. Mit gerade mal 29 wird sie Steuerberaterin, macht sich in ihrer Heimatstadt selbstständig, saniert mit ihrem Freund ein Haus. Nach der Hochzeit wird sie 2019 Mutter eines Sohnes. Und macht in der Kanzlei genauso weiter wie vorher: Noch am Tag vor der Geburt habe sie dort gearbeitet, fünf Tage später im Wochenbett bereits wieder Postmappen abgezeichnet, erinnert sie sich. »Wenn ich etwas mache, 200 Prozent«, sagt Möller. 2021 verdoppelt sie ihre Kanzlei auf 8 Mitarbeiter und mehr als 300 Mandanten.
Mitarbeiter, Mandanten, Mann, Kind. »Ich habe versucht, allem und allen gerecht zu werden«, sagt sie. »Ich war innerlich wie getrieben, habe nur noch funktioniert.« Dann sei noch Corona gekommen und mit der Pandemie unzählige Steueränderungen.
Der Wein am Abend – er wird zu einer Verabredung mit sich selbst. Erst trinkt sie nur am Wochenende, dann auch schon donnerstags, irgendwann täglich, sagt Heike Möller. Ihr Mann und sie entfremden sich, selbst eine Therapie kann die Beziehung nicht retten. Vor drei Jahren zieht sie aus.
In der Trennungsphase seien aus dem Glas Wein am Abend zwei geworden; zu viel für ihre 46 Kilogramm. »Ich habe mich nie besinnungslos betrunken«, sagt Möller. »Aber ich brauchte immer mehr, um aus dieser Unruhe zu finden, überhaupt einschlafen zu können.« Morgens wacht sie nie erholt auf. »Meist war ich völlig fertig, oft noch niedergeschlagener.«
Sie verordnet sich selbst Trinkpausen. Doch nach ein paar Tagen knickt sie immer wieder ein. Bis sie irgendwann krank wird.
Die deutsche Psychologin Carolin Kilian lehrt an der Süddänischen Universität in Odense und ist eine der Autorinnen des DHS-Jahrbuchs. Ihr zufolge gibt es drei besonders gefährdete weibliche Altersgruppen: Studentinnen, da an den Universitäten viel
getrunken werde. Frauen über 65, die einsam sind. Aber eben auch Frauen ab 40, die Schwangerschaft und Stillzeit hinter sich haben. Die Klammer laut der Forscherin: »Je höher der sozioökonomische Status, je erfolgreicher die Frauen sind, desto höher ist ihr riskanter Alkoholkonsum.«
Lange Zeit galten für Frauen bis zu 12 Gramm Reinalkohol täglich als risikoarm; das entspricht etwa 125 Milliliter Wein oder Sekt. Bei Männern lag die Grenze bei 24 Gramm. Frauen sind grundsätzlich kleiner und leichter. Zudem verteilt sich der Alkohol in ihrem Körper anders. Weil ihre Leber Alkohol auch langsamer verstoffwechselt, kommen rascher höhere Konzentrationen in ihrem Gehirn an. Was dazu führen kann, dass Frauen schneller süchtig werden als Männer. Laut der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gibt es grundsätzlich keine gesundheitlich unbedenklichen Alkoholmengen.
Befragungen zufolge litten 2024 insgesamt 3,9 Millionen Menschen zwischen 18 und 64 Jahren in Deutschland an einer alkoholbezogenen Störung; davon waren etwa 1,2 Millionen Frauen. Kilian rechnet mit einer hohen Dunkelziffer, denn: »Die Diagnostik fokussiert sich weiterhin auf körperliche Symptommuster, was zur Unterdiagnose bei Frauen führt«, sagt sie. »Solange ich nicht zittere, bin ich auch nicht abhängig. Dieser Glaubenssatz ist bis heute weitverbreitet. Abhängig sind aber auch Menschen, die sagen: Ich brauche Alkohol, um mich zu entspannen.«
Männer trinken eher aus Geselligkeit – Frauen, um unangenehme Gefühle zu regulieren, insbesondere Stress. Durch die Angleichung der Lebenswelten, sagen Expertinnen und Experten, hätten Frauen inzwischen ähnliche Themen wie Männer im Beruf: Druck, Konkurrenz, Fristen. Zugleich bleibt die sogenannte Care-Arbeit in der Familie bis heute stärker an ihnen hängen. Viele Frauen fühlen sich deshalb chronisch überlastet, vor allem, wenn sie sich neben den Kindern zusätzlich um die alternden Eltern kümmern müssen.
So wie Anna Richter. Die 52-Jährige ist Grundschullehrerin bei Wuppertal und hat etwa zehn Jahre lang getrunken. »Zuletzt eine Flasche Wein, manchmal auch zwei am Abend.«
Richter, graue Locken, warmer, freundlicher Blick, ist Mutter eines 17-Jährigen. Sie zog ihn allein groß, mithilfe ihrer Eltern. Vor elf Jahren erkrankte ihr Vater, ein Pfarrer, an Alzheimer, nach seinem Tod ihre Mutter an Depressionen und Demenz. Zwar
»Abhängig sind auch Menschen, die sagen: Ich brauche Alkohol, um mich zu entspannen.«
Carolin Kilian, Suchtexpertin
Dah-Pottermann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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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täglich ein Pflegedienst, »aber die emotionale Arbeit habe ich geleistet«, sagt Richter. Ihre drei Geschwister leben weit entfernt.
Ihre Erschöpfung und ihren Kummer habe sie abends auf dem Sofa mit Wein betäubt, gesteht Richter. Allein vor dem Fernseher, bei einem Buch. »Ich habe mich abgeschaltet.«
Nach einer Warnung ihrer Hausärztin 2021 habe sie mit dem Trinken aufgehört – bis ihre Leberwerte wieder normal waren. »Auch den Dry January habe ich jedes Jahr durchgezogen«, sagt Richter. Für sie war es der Beleg: Ich habe das im Griff. »Heute weiß ich, dass ich mir selbst was vorgemacht habe.«
Vor drei Jahren dann der Zusammenbruch, Diagnose: Burn-out. Sechs Wochen verbringt sie in einer Klinik im Spreewald; um ihren Sohn kümmert sich eine ihrer Schwestern. In der Kur macht Richter Yoga, wird bekocht, malt. Alkohol sei in der Einrichtung verboten gewesen, das habe ihr nichts ausgemacht. Seit Langem geht es mal wieder nur um sie. Doch zurück im Alltag holen sie die alten Gewohnheiten ein.
Außenstehende, glaubt Richter, hätten ihr die Sucht nie angemerkt. In der Schule habe sie nur gefehlt, wenn sie stark erkältet war. So wie im vergangenen Herbst, als sie eigentlich ins Allgäu fahren wollte, die Reise absagen musste. »Vor lauter Frust habe ich mir schon mittags den Wein aufgemacht und zwei Tage durchgetrunken. Und irgendwann bin ich aufgewacht und dachte: Nee, scheiße, das geht so alles nicht mehr.«
Erstmals spricht sie offen mit ihrem Sohn über ihre Sucht. Er habe immer gemerkt, wenn ihre Zunge schwer war, habe er geantwortet. Sie verspricht ihm: Jetzt wird alles besser.
Die Braukunst, der Weinanbau. Alkohol ist als Kulturgut fest in der Gesellschaft verankert und jederzeit verfügbar. Dass Alkohol eine Droge, ein Zellgift ist, das Bewusstsein dafür wächst erst langsam. Alkohol wirkt im Gehirn sehr komplex: Nach dem Konsum wird der Botenstoff Dopamin ausgeschüttet, der Frontalkortex, das Kontrollzentrum, gehemmt. Die Folge: Man entspannt sich, macht sich weniger Gedanken. Zugleich hat Alkohol einen anregenden Effekt.
Seit mehr als 20 Jahren zeigt Anne Koopmann Menschen Wege aus der Sucht auf. Sie leitet im Psychiatrischen Zentrum Nordbaden in Wiesloch die Klinik für Suchttherapie und Entwöhnung. Nur wenige Einrichtungen in Deutschland nähmen betroffene Mütter mit ihren Kindern auf, beklagt sie. Für die Chefärztin ist das ein wesentlicher Grund, warum Frauen, insbesondere alleinerziehende, erst spät die Hilfe bekommen, die sie bräuchten.

Physikerin Böhm:
Ein Wort machte den Unterschied
»Bis heute verbindet unsere Gesellschaft Alkoholabhängigkeit vor allem mit Männern«, sagt Koopmann. »Und für sie ist das Verständnis gewachsen, dass man ihnen helfen muss.« Bei Frauen dagegen sehe man Alkoholismus viel weniger als chronische Erkrankung an. »Sondern eher als etwas, das sie hätten verhindern können, sofern sie es wirklich gewollt hätten.« Das erkläre, warum sich Frauen, insbesondere Mütter, mehr für ihre Sucht schämten als Männer.
Das »überwiegende Konsummotiv« ihrer Patientinnen sei Emotionsregulation, attestiert auch Koopmann. Gerade bei Frauen in den Wechseljahren, wenn die Hormone durcheinandergeraten, sei das ein großes Thema. »Frauen in der Lebensmitte, die trinken, sind ein Phänomen, das wir als Gesellschaft nicht gut im Blick haben.«
In Behandlung begeben sich ihr zufolge Menschen dann, wenn sie durch ihre Sucht andere Lebensbereiche deutlich vernachlässigt haben, es Probleme mit den »drei Fs« gibt, wie Koopmann sagt: Firma, Familie,
Ein Freund überredet sie,
in die Klinik zu gehen.
Aber sie wird wieder und
wieder rückfällig.
Führerschein. Ihre Gesundheit dagegen sei für die wenigsten ein Motiv, um mit dem Trinken aufzuhören.
Dabei sind die Folgen für den Körper inzwischen gut dokumentiert: Die WHO führt 200 verschiedene Krankheiten auf den Konsum von Alkohol zurück. Einer aktuellen Studie zufolge haben Frauen, die Alkohol trinken, ein um 17 Prozent höheres Risiko an Brustkrebs zu erkranken.
Warum trinke ich? Diese Frage stehe am Beginn jeder Therapie, erklärt Koopmann. Die Antwort zu kennen, dort anzusetzen und dauerhaft individuelle Alternativstrategien zu entwickeln, sei der Schlüssel, aber meist ein langer Prozess. Fünf Jahre nach Entgiftung und Reha seien nur noch 35 Prozent der Patientinnen und Patienten abstinent.
Wie schwer es ist, vom Alkohol loszukommen, kann Tatjana Böhm erzählen. Die 50-jährige Diplomphysikerin lebt mit ihrem Mann in Hamburg. Schon in Unizeiten habe sie sehr viel getrunken und »leider auch sehr viel vertragen«, sagt sie. Heute wisse sie, dass Letzteres Sucht begünstigt.
Das Studium war ihr Einstieg in die Abhängigkeit. Danach habe sie weiter getrunken, außer wenn sie schwanger war oder gestillt hat. Mit 25 wurde sie erstmals Mutter, das Baby bestimmte fortan ihren Alltag, dazu kamen das Examen, später ein Vollzeitjob. »Der Alkohol gab mir wieder dieses Gefühl von Freiheit, zumindest für einen Abend, eine Nacht lang.«
Später seien Probleme im Job hinzugekommen. »In meiner Firma waren fast alle anderen Physiker männlich. Ich fühlte mich von ihnen nie ernst genommen, meine Arbeit nicht gewürdigt«, sagt sie. In dieser Zeit habe sie auch angefangen, allein zu trinken. Weißwein, weil der ihre Lippen nicht blau färbte. Aus Wassergläsern. »Zuletzt habe ich ihn in normale Trinkflaschen umgefüllt.«
2013 bekommt Böhm ihr zweites Kind, mit einem neuen Partner. Schon bald greift sie wieder zum Alkohol. Sie erinnert sich an Tage, die sie verkatert im Bett verbrachte. Den Streit, der dann folgte. Immer wieder habe ihre Mutter auf sie eingeredet: Du musst auch mal an deine Kinder denken! »Aber genau das habe ich mir natürlich auch ständig selbst gesagt.« Doch womöglich, sagt sie, habe dieser ganze Druck alles noch schlimmer gemacht.
2018 überredet sie ein Freund, in die Klinik zu gehen. Danach sei sie ein halbes Jahr nüchtern gewesen. Aber die Sehnsucht nach schneller Entspannung im Alltag ist übermächtig. Tatjana Böhm wird wieder und wieder rückfällig und entgiftet wieder und wieder zu Hause allein. »25-mal mindestens«, sagt sie. Zwei Monate nüchtern, drei bis vier Tage trinken – es wird der Rhythmus ihres Lebens. Bis zu einem Morgen im Januar 2024 in der Bücherh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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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t entdeckt sie das Buch der Journalistin Nathalie Stüben. Es trägt den Titel »Ohne Alkohol – die beste Entscheidung meines Lebens«. In einem weggelesen habe sie es. Besonders ein kleines Wort darin habe den großen Unterschied für sie gemacht: »darf«. Statt sich zu sagen: Ich muss aufhören, motiviert Nathalie Stüben ihre Leserinnen und Leser es so zu formulieren: Ich darf aufhören.
»Das war für mich eine ganz neue Sichtweise, die den Schalter bei mir umgelegt hat«, sagt Tatjana Böhm. Den Verzicht begreift sie nun als wahre Freiheit. Und sie versteht, dass sie anfangen muss, sich um sich selbst und ihre Bedürfnisse zu kümmern.
Böhm meldet sich für das Onlineprogramm von Nathalie Stüben an. Parallel beginnt sie eine ambulante Therapie. Sie etabliert Routinen im Alltag, schreibt alle drei Tage auf, wofür sie dankbar ist. Übt, sich nicht mehr über alles aufzuregen, was sie nicht beeinflussen kann. Und damit aufzuhören, ständig für Harmonie sorgen zu wollen.
Ihre größten Errungenschaften seien: »Ich muss mich nicht mehr dafür verurteilen, dass ich trank. Und: Ich kann mir inzwischen verzeihen, dass ich es getan habe.«
Trotzdem hatte Böhm noch einmal einen Rückfall, im Sommer 2025, nach anderthalb Jahren. Wochenlang hatte sie viel gearbeitet, ihre Routinen vernachlässigt. Statt Euphorie und Leichtigkeit habe sie beim Trinken nur noch Ekel verspürt. »Es war ein leeres Versprechen«, sagt Böhm.
Anna Richter, die Grundschullehrerin, sagt, sie habe seit vergangenem Herbst nicht mehr getrunken. Sie hat sich einer Selbsthilfegruppe angeschlossen, in der viele Frauen sind. Gemeinsam manövrieren sie sich durch Momente, in denen das Verlangen, jetzt einfach eine Flasche zu öffnen, besonders groß ist. Ihr sei deutlich geworden, wie einsam der Alkohol sie all die Jahre gemacht habe, wie viel fitter und gelassener sie nun sei. Das sei auch ihrem Sohn aufgefallen. Erst neulich habe er vor ihr gestanden und gesagt: Ich bin stolz auf dich, Mama.
Fünf Monate sei sie inzwischen nüchtern, sagt die Steuerberaterin Heike Möller. Den finalen Ausschlag dafür hat am Ende ihre Gesundheit gegeben; ihr Magen und Darm waren chronisch entzündet, auch infolge ihres Alkoholmissbrauchs.
Möller hat nicht nur das Trinken aufgegeben: Im März hat sie ihre Kanzlei geschlossen, ein kleines Onlinebusiness gegründet und sich darauf besonnen, was sie schon als kleines Mädchen geliebt hat: die Musik. Sie hat sich einer Band angeschlossen, lernt Klavier und Gitarre.
Sie sagt: »Manchmal müssen wir im Leben erst durch großen Schmerz, um uns weiterentwickeln zu können.«
Antje Wind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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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Seiten · Hardcover · 25,00 € · Auch ab E-Book erhältlich
Was ist gutes Benehmen? Wie führe ich eine Gehaltsverhandlung? Was hilft bei Krisen? Wie fange ich ein Gespräch an? Dieses Buch gibt Antworten: mit Listen zu allen wichtigen Lebensthemen von Kochen bis Kunst, Philosophie bis Physik. Inspirierend, kontrovers, unvollständig, überraschend, subjektiv und gut gelaunt.
Ein Wegbegleiter und ein Geschenk für alle Lebenslagen. Wunderschön illustriert von Imke Praetz
D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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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weltschutz Yosemite, Yellowstone, Grand Canyon. Die amerikanischen Nationalparks sind Sehnsuchtsorte für Menschen weltweit. Nun sind sie ins Visier von US-Präsident Donald Trump geraten.
Ein Morgen im Sommer, um kurz nach acht, 2200 Meter über dem Meeresspiegel. Am Glacier Point, dem berühmtesten Aussichtspunkt des kalifornischen Yosemite-Nationalparks, blicken die ersten Touristen des Tages in das weite Tal unter ihnen.
Sie bestaunen die Yosemite Falls, deren Wasser sich im Morgenlicht schillernd in das sattgrüne Yosemite Valley ergießt. In der Ferne thront der Half Dome, ein Berg, geformt wie ein halbierter Apfel. Die Rinden der Jeffrey-Kiefern verströmen einen süßlichen Duft, der an Vanilleeis erinnert.
Es ist ein Paradies – doch Jesse Chakrin, 50, hat nur Augen für den Plastikmüll.
Der Mann, sonnenbrauner Teint, Vollbart, Arme eines Kletterers, war fast 20 Jahre lang Ranger im Yosemite-Park. Er dokumentierte Wildtierpopulationen, sicherte Wanderwege und führte benachteiligte Jugendliche durch die Natur.
An diesem Sonntag bückt er sich nach Wasserflaschen unter Sitzbänken, auf dem Parkplatzboden und im Gebüsch. »Sieht aus, als hätte noch niemand aufgeräumt«, sagt er. »Personalmangel.« Er kippt das Restwasser aus, zerknüllt die Flaschen, steckt sie in seine Tasche.
Seit 2023 leitet Chakrin eine Organisation, die Spendengelder für kleinere, finanzschwache Nationalparks sammelt. Aber noch immer zieht es ihn an seinen alten Arbeitsort, den Yosemite National Park. Auch aus Sorge.
Als Donald Trump Anfang 2025 erneut ins Weiße Haus zog, stürzte er das Land in einen Kulturkampf – der nun auch die Naturschutzgebiete erreicht hat.
Geysire im Yellowstone, Alligatoren in den Everglades, brodelnde Lava auf Hawaii, die Felsschluchten des Grand Canyon: Amerikas Nationalparks sind Sehnsuchtsorte für Millionen Einheimische und Gäste aus aller Welt. Lange wurden sie von der Politik verschont; Washington mischte sich kaum in ihren Betrieb ein.
Unter Trump ist das anders. Auch an den Nationalparks lässt sich ablesen, wie der jetzige Präsident die USA umgestaltet. Seine Regierung entlässt Ranger und Wissenschaftler, die für den Schutz der Parks einstehen. Sie öffnet Naturschutzgebiete für die Bergbauindustrie, tilgt die Geschichte der Ur-einwohner aus den Nationalparks – und kas-
siert ausländische Besucher ab, um die Gelder für Prestigeprojekte zu nutzen.
»Diese Regierung betrachtet die Nationalparks wie Disneyworld«, sagt Jonathan Jarvis, der frühere Leiter des National Park Service (NPS). Jener Behörde, die für den Betrieb der Nationalparks zuständig ist. »Sie sollen nun dem Vergnügen dienen, die Mitarbeitenden sollen die Besucher unterhalten. Der Schutz der Natur spielt keine Rolle mehr.«
Und tatsächlich: Gegen Mittag an diesem Junitag herrscht im Yosemite Valley Trubel wie in einem Vergnüungspark. Auf einer Aussichtsplattform für die Lower Yosemite Falls drängen sich die Menschen aneinander. Auf dem Pfad zu den fast 100 Meter hohen Wasserfällen kommen sie nur im Gänsemarsch voran. Wagemutige klettern über meterhohe Steinblöcke, um der Menschenschlange auszuweichen. Weit und breit ist kein Parkpersonal zu sehen.
»An den vergangenen Wochenenden war es noch chaotischer«, sagt Jesse Chakrin. Rund um den Memorial Day Ende Mai hätten mindestens 30.000 Menschen in den Park gewollt. Meilenlange Fahrzeugkolon-
Ex-Ranger Chakrin:
»Sieht aus, als hätte niemand aufgeräumt«

Claus Henning / DER SPIEGEL
nen reihten sich vor den Zufahrten. Die Parkplätze waren laut Augenzeugen schon frühmorgens belegt; Neuankömmlinge stellten ihre Autos auf geschützten Wiesen und an Straßenrändern ab. Auf einem nassen, steilen Weg waren so viele Menschen unterwegs, dass jederzeit ein Unglück hätte geschehen können.
Dass der Park so überrannt werden kann – diesen Weg haben der US-Präsident und der von ihm eingesetzte neue Yosemite-Chef geebnet. Schon kurz nach seinem Amtsantritt hatte Trump per Dekret angewiesen, sämtliche Zugangsregeln in Nationalparks zu prüfen, welche »die Erholung unnötig beschränken«. Ray McPadden schaffte daraufhin für dieses Jahr das System ab, das die Besucherströme regelte; für die Einfahrt in den Park mussten bis dahin Zeitfenster gebucht werden. Das sei »nicht die effektivste Lösung«, sagte McPadden, als er den Beschluss verkündete.
Viele seiner Angestellten sahen das anders. Laut einer Umfrage der Parkgewerkschaft hielten 85 Prozent der Teilnehmer diese Entscheidung für falsch. »Wir haben weder genug Parkplätze noch Personal, um mit den Besuchermengen fertig zu werden, die nun auf uns zukommen«, sagte ein Befragter. Die Pressestelle des Yosemite-Parks reagierte abweisend auf mehrere Bitten des SPIEGEL um ein Gespräch mit McPadden.
Der NPS verwaltet alle 63 US-Nationalparks sowie 370 Gedenkorte, Naturschutz- und Erholungsgebiete. Seit Trumps zweitem Amtsantritt habe die Behörde fast ein Viertel der Belegschaft verloren, berichtet die gemeinnützige National Parks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NPCA) unter Berufung auf interne Daten des Innenministeriums. Das sind rund 4000 feste Stellen.
Ein großer Teil der Menschen wurde hinausgedrängt oder entlassen, obwohl sie im Staatsdienst waren; darunter viele Fachleute und Wissenschaftler wie Archäologen, Historiker, Biologen oder Botaniker. Menschen, die vor allem hinter den Kulissen arbeiten, etwa bedrohte Tier- und Pflanzenarten erfassen und schützen. Die Regierung begründete dies mit Bürokratieabbau und niedrigeren Kosten.
Einige kündigten auch aus Frust über Gängelung und politische Anweisungen, die den Parks aus ihrer Sicht die Identität als Schutzraum für alle Lebewesen rauben. »Durch den Weggang hoch spezialisierter Mitarbeiter und Wissenschaftler ist viel Wissen verloren gegangen«, sagt Robert Keiter, 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y of Utah und Autor mehrerer Bücher und Studien über die Nationalparks. Sein Attest: »Noch nie in der Geschichte hat eine Regierung das Nationalparksystem so ernst bedroht wie diese.«
Der Organic Act von 1916, das Gründungsgesetz des NPS, hält dessen dop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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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u Gormes / Getty Images
Besucher im Yosemite-Nationalpark: Autos werden auf geschützten Wiesen abgestellt
ten Auftrag fest: Die Landschaft und Tiere sollen geschützt werden – und heutige wie künftige Generationen die Parks genießen können.
»Unser Ziel muss sein, dass diese atemberaubende Natur noch unsere Urenkel inspirieren kann«, sagt Ex-Ranger Chakrin.
Für Trump und seine Leute aber steht Nachhaltigkeit hintenan: In gleich mehreren Parks sind Hinweisschilder zum Klimawandel und seinen Folgen wie Dürreperioden, Gletscherschwund und dem steigenden Meeresspiegel verschwunden. Sie hätten »keinen Zusammenhang zur Schönheit, dem Reichtum und der Erhabenheit der nationalen Landschaft«, lautet die offizielle Sprachregelung.
Trump bezeichnet den Klimawandel als »Schwindel«.
Entfernt werden auch Besucherinformationen, die »Amerikaner unangemessen herabwürdigen«. So wie es Trumps Innenminister Doug Burgum im Mai 2025 befohlen hat. Seine Anordnung trug denselben Titel wie ein Trump-Dekret: »Wiederherstellung von Wahrheit und Vernunft in der amerikanischen Geschichte«. Im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in Wyoming wurde da-
daraufhin ein Schild über Massaker an amerikanischen Ureinwohnern entfernt. Im Yosemite wurden Tafeln zur Überprüfung markiert, die von der Vertreibung des indigenen Ahwahnechee-Volkes erzählen.
»Wir erleben es nicht zum ersten Mal: Weiße Männer schreiben die Geschichte um«, sagt Charles Sams. Von 2021 bis 2025 war er der erste indigene Chef des NPS. »Spottdrossel mit großem Herzen« – so lautet sein Stammesname – wurde unter Joe Biden ernannt und schied mit Trumps Amtsübernahme aus.
Er und seine Vorgänger beim NPS hätten immer viel Wert auf historische und wissenschaftliche Faktentreue gelegt, sagt Sams im Videocall. »Unsere Aufgabe war es, die Wirklichkeit für Besucher präzise abzubilden. Auch wenn sie nicht immer allen gefällt.«
Deswegen habe der NPS früher Hinweistafeln und Besucherinformationen mit Historikern, Geografen oder Klimaforschern gestaltet; gemeinsam Bilder ausgewählt und Texte formuliert. »Es war wie ein wissenschaftliches Peer-Review-Verfahren«, so Sams. »Doch die neue Regierung will, dass wir uns unserer Geschichte und unseres öko-
ökologischen Fußabdrucks nicht so bewusst sind. Und nicht nur das: Sie animiert die Parkbesucher, zu denunzieren.«
Sams bezieht sich damit auf einen Aufruf des Innenministeriums auf Aushängen in den Nationalparks, per QR-Code »alle Schilder oder andere Informationen« zu melden, »die negativ über verstorbene oder lebende Amerikaner berichten oder nicht die Schönheit, Erhabenheit und den Reichtum von Landschaften und anderen Naturmerkmalen hervorheben«.
»Snitch Signs«, Petz-Schilder, nannten Parkmitarbeitende sie. Zehntausende Menschen antworteten auf den Aufruf – viele jedoch prangerten dabei das Ministerium an und forderten mehr historische Informationen.
»Es ist wichtig, auch in den Nationalparks auf Fehler hinzuweisen, die wir in unserer Geschichte gemacht haben«, sagt Jesse Chakrin. »So können wir es künftig besser machen.«
Doch Trump geht noch weiter. Mitte Juli hat er zwei Schutzgebiete im Bundesstaat Utah mit archäologischen Stätten und indigenen Felszeichnungen für den Rohstoffabbau freigegeben: Auf dem Terrain von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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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ircase Escalante, begründet unter dem demokratischen Präsidenten Bill Clinton, will Trump Kohle fördern lassen. In Bears Ears, eingerichtet unter Barack Obama, soll Uran abgebaut werden.
Forrest Smith, 40, war bis zum Herbst der leitende Erdölingenieur der Nationalparkbehörde. »Wenn sie in solchen entlegenen Gebieten Rohstoffe ausbeuten wollen«, sagt er, »müssen sie Zugangsstraßen, Bahnlinien, Stromleitungen bauen. Das kostet viel Geld und schadet der Umwelt.« Smith glaubt: »Hier geht es der Regierung auch darum, zu zeigen: Wir haben jetzt das Sagen.«
Seine Aufgabe beim NPS war auch, verwaiste Bohrlöcher aufzuspüren. In vielen Gebieten, die später zu Nationalparks erklärt wurden, bohrten Abenteurer einst nach Erdöl. Lohnte es sich nicht, ließen die sogenannten Wildcatters die angezapften Vorkommen einfach zurück.
Mit Methandetektoren zogen Smith und sein Team durch die Nationalparks. Einmal, so erzählt er es, hätten sie eine alte Bohrstelle entdeckt, aus der noch Öl austrat und die Umgebung verschmutzte. Ein anderes Mal seien sie an einem Wanderweg auf ein Bohrloch von 1920 gestoßen, aus dem Gas pfiff. »Es hätte explodieren können«, sagt Smith. »Wir haben etwa 2600 Bohrstellen entdeckt. Davon haben wir rund die Hälfte inspiziert – und 70 so abgedichtet, dass keine Giftstoffe mehr austreten können.«
Am 1. Oktober 2025 wurde Smith entlassen – als Letzter seines Teams. Noch immer gebe es leckende Bohrlöcher, die gesichert werden müssten, sagt er. »Die Parks brauchen jemanden, der sich um sie kümmert.« Seines Wissens, seien die Positionen bis heute nicht nachbesetzt.
Auf SPIEGEL-Anfrage teilte der NPS mit, dass die verlassenen Bohrlöcher weiterhin von erfahrenen Kräften überwacht würden, man, »bedeutende Fortschritte« bei ihrer Stilllegung erzielt habe, unter anderem mit qualifizierten Firmen.
In einer landesweiten Umfrage des unabhängigen Meinungsforschungsinstituts Pew vom Sommer 2024 bewerteten fast 80 Prozent der Amerikaner die Arbeit des NPS positiv. Keine andere Behörde bekam mehr Zuspruch. Trotz der enormen Popularität mussten wegen Trump führende Köpfe wie Behördenchef Sams gehen.
Als dessen Nachfolger erkor Trump zunächst den Manager eines Konzerns, der Restaurants und Shops in einigen Nationalparks betreibt. Der Mann hat keine Erfahrung im Naturschutz oder Landmanagement; zudem hätte er fortan einen Interessenkonflikt mit seinem Ex-Arbeitgeber und künftigen Geschäftspartner gehabt.
Nach einer Welle der Kritik von Naturschützern, Parkrangern und der NPCA zog

Brenke, Jo Mount / The Washington Post / Getty Images
Felsformation im Grand Staircase Escalante: Rohstoffabbau statt Naturschutz
das Weiße Haus den Kandidaten im April zurück; einen neuen hat es bislang nicht vorgestellt. Die Geschäfte führt derweil eine kommissarische Direktorin. Der NPS lehnte eine Anfrage nach einem Gespräch mit ihr ab.
Dafür greift Trump inzwischen selbst in die Geschäfte der Nationalparks ein. So hat er unter dem Motto »American families first« ein neues Gebührensystem initiiert: Seit Anfang 2026 müssen internationale Touristen in den elf meistbesuchten Nationalparks des Landes zu dem Tageseintritt von 20 bis 35 Dollar je Auto nun pro Person nochmals 100 Dollar zahlen. Der Jahrespass kostet Auswärtige 250 Dollar, US-Ansässige 80 Dollar. Ihr Pass hat seit Kurzem ein neues Design: Donald Trump ziert die Vorderseite.
Die Parks könnten so für Einheimische erschwinglich bleiben, argumentierte Innenminister Burgum; die anderen sollten »ihren fairen Anteil zur Erhaltung und Verbesserung« der Parks leisten.
Dem entgegen steht, dass Trump bereits zweimal versucht hat, das Budget für den NPS um rund ein Drittel zu kürzen – von 3,3 auf etwas mehr als 2 Milliarden Dollar. Beim ersten Anlauf scheiterte er Anfang des Jahres im Parlament. Aktuell fordert seine
In den Nationalparks wächst der Widerstand der Angestellten.
Regierung erneut einen ähnlich hohen Einschnitt; im Herbst soll der Kongress darüber entscheiden.
Derweil plündert der 80-Jährige schon mal die Nationalparkkasse. Mindestens 90 Millionen Dollar wurden laut Medienberichten aus den Eintrittsgeldern für die von Trump sogenannte Verschönerung der Hauptstadt Washington, D.C., verwendet: So brauchte etwa der Reflecting Pool einen neuen Boden. Und auch das Feuerwerk zur Unabhängigkeitsfeier am 4. Juli musste finanziert werden.
Trotz allem blüht nun in den Parks etwas auf: der Widerstand der verbliebenen Angestellten.
Zu ihnen zählt auch Christine Jones. Seit Jahren arbeitet sie in einem Nationalpark im Bundesstaat Utah, berühmt für seine Canyons und orangeroten Felsnadeln. Weil sie fürchtet, ihren Job zu verlieren, wenn sie öffentlich spricht, hat der SPIEGEL ihren Namen geändert; ihre Identität und ihr Arbeitsverhältnis beim NPS jedoch verifiziert.
Jones sagt: »Ich habe meinen Job immer geliebt. Hätte ich das Geld nicht zum Leben gebraucht, hätte ich auch gratis gearbeitet.« Jetzt sei alles anders. »Fast alle hier sind verletzt oder wütend. Aber wir dürfen nicht aufgeben.«
Seit einigen Monaten ist Jones Mitglied der »Resistance Rangers« – der Vereinigung sollen sich laut Jones mehr als 1000 Mitarbeitende von US-Nationalparks angeschlossen haben. »Wir teilen unsere Sorgen miteinander, muntern uns auf«, erzählt sie. »Und wir versuchen, die Öffentlichkeit aufzuklären, was in den Parks vor sich geht.« Dazu zählen auch Hintergrundgespräche mit Medienvertretern.
Vor Ort, in den Parks, sagt Jones, sei es den Mitarbeitenden mittlerweile verboten worden, mit Besuchern offen über heikle politische Themen zu sprechen. »Dafür bekommen wir per E-Mail Videos vom Innenministerium, in denen Trump gehuldigt wird.«
Zu kündigen, käme für sie trotz allem nicht infrage. Alle verbliebenen Parkmitarbeiter würden dringender denn je gebraucht. »Wir improvisieren täglich, helfen im Besucherzentrum aus, im Souvenirshop, bei den Toiletten«, sagt sie. Ihr Park dürfe schließlich nicht verkommen. »Er verdient es, beschützt zu werden.«
Als sich Jesse Chakrin am späten Nachmittag auf den Heimweg macht, ist seine Tasche voll mit Plastikflaschen. Er wirft sie in einen Recycling-Container auf einem Parkplatz.
Kurz zuvor hat Chakrin noch an einer Lichtung innegehalten, die den Blick auf die Yosemite Falls freigibt. Ihr Wasser wird vom Aufwind so stark zerstäubt, dass es zu schweben scheint.
Claus 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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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raum Der Astrophysiker Michael Garrett rät Forschenden, wie sie auf mögliche Signale von Außerirdischen reagieren sollten.
Garrett, 62, ist Professor für Astrophysik an d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Der Schotte ist zudem Vorsitzender eines Komitees der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 das sich mit der Suche nach außerirdischer Intelligenz befasst.
SPIEGEL: Herr Professor Garrett, wie bald wird die Menschheit außerirdisches Leben entdecken?
Garrett: Wir haben keine Möglichkeit, das zu wissen. Was ich aber sagen kann: Unsere technologische Fähigkeit dafür ist in kurzer Zeit exponentiell gewachsen. Was wir heute leisten können, ist um ein Vielfaches besser als noch vor zehn Jahren. Falls es da draußen ein Signal von Außerirdischen gibt, nähern wir uns ihm schneller als je zuvor.
SPIEGEL: Wie kommen Sie darauf?
Garrett: Die Radioastronomie und SETI, die Suche nach außerirdischer Intelligenz, profitieren enorm von der digitalen Revolution. Moderne Teleskope erzeugen riesige digitale Datensätze, die wir dank KI analysieren können. Wir suchen jetzt an mehr Stellen des Himmels und mit besseren Instrumenten als je zuvor.
SPIEGEL: Also haben wir eine gute Chance zu erfahren, ob wir allein sind im Universum?
Garrett: Ich würde sagen: Menschen, die heute geboren werden, können durchaus damit rechnen, dass sie erfahren werden, ob wir allein in der Milchstraße sind. Erst zum Ende des Jahrhunderts werden wir über Teleskope und Messgeräte verfügen, die in der Lage sein sollten, junge technische Zivilisationen wie die unsere zuverlässig aufzuspüren.
SPIEGEL: Wie soll man überhaupt etwas finden, wenn man keine Ahnung hat, wonach man suchen soll?
Garrett: Wir Menschen haben eine etwas seltsame Neigung: Wir suchen im Universum eigentlich nach uns selbst – nach dem, was wir heute sind. Daher könnten uns wichtige Signale entgehen. Hier wird KI sehr hilfreich sein: Sie kann uns Anomalien in astronomischen Daten aufzeigen, die subtil sind und von uns übersehen werden könnten, weil wir als Menschen auf bestimmte Muster fixiert sind.
SPIEGEL: Sie haben zusammen mit Kollegen die »Post-Detection Protocols« aktualisiert,
die im Juni von der maßgeblichen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 verabschiedet wurden. Worum geht es darin?
Garrett: Wir haben die Protokolle für Leute verfasst, die nicht wirklich in die SETI-Forschung eingebunden sind, die aber unverhofft zu Entdeckern werden könnten. Wenn jemand aufgrund seiner Forschungsergebnisse den begründeten Verdacht haben muss, dass irgendwo anders in der Galaxis intelligente Lebensformen existieren, braucht diese Person möglicherweise eine Handreichung: Wie geht man mit dieser Information um? Wie kommuniziert man sie? Welche Auswirkungen wird das haben?
SPIEGEL: Einer der Kernsätze in dem Dokument scheint zu sein: »Wir schreien nicht gleich ›Aliens!‹, sobald wir einen seltsamen Signalpunkt sehen.«
Garrett: Wir möchten, dass Astronomen wissen, was im Fall einer Entdeckung zu tun ist und was nicht. Wir bitten sie, vorsichtig zu sein und eine Überprüfung durch ein anderes Teleskop mit einem anderen Wissenschaftlerteam und anderer Analysesoftware vornehmen zu lassen. In den vergangenen
Vera-Rubin-Großteleskop in Chile:
»Auf bestimmte Muster fixiert«

Observations Vera E. Rubin / Model / picture alliance
Jahren sind einige Studien erschienen, die auf irgendeine Art die Aktivität von Aliens nahelegten, aber die ganze Argumentation brach in sich zusammen, sobald mehr Daten vorlagen. So etwas wollen wir nicht, es schadet dem Fachgebiet.
SPIEGEL: Falls jemand einen Beleg fände für außerirdische Intelligenz – sollte er oder sie dies als streng geheime Information behandeln müssen?
Garrett: Die Überprüfung wird natürlich einige Zeit in Anspruch nehmen; es sollte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verfasst und dem üblichen Peer-Review-Verfahren unterzogen werden. Außerdem sollte eine solide Kommunikationsstrategie für die Öffentlichkeit entwickelt werden. Aber das ist ein Prozess, in dem es zwangsläufig zu Informationslecks kommen wird. Man kann nichts geheim halten bei so vielen Beteiligten, aber man kann sicherlich versuchen, sich absolut sicher zu sein, bevor man etwas bekannt gibt.
SPIEGEL: Was wäre, wenn das Signal aus unserer näheren Umgebung käme?
Garrett: Ein abstraktes Signal aus der Ferne ist eine Sache. Aber Beweise für eine hoch entwickelte Technologie in unserem eigenen Sonnensystem zu finden, wäre etwas ganz anderes. Meiner Ansicht nach sollte die erste Regel für den Entdecker in einem solchen Fall lauten: Beobachten Sie es passiv, analysieren Sie es, aber versuchen Sie nicht, Kontakt aufzunehmen. Das könnte eine Entscheidung von womöglich großer Tragweite sein, und sie sollte niemals einer kleinen Gruppe von Wissenschaftlern überlassen werden.
SPIEGEL: Wie wollen Sie erreichen, dass Ihre Protokolle auch von Politikern wahrgenommen werden?
Garrett: Politiker würden sich erst für das Thema interessieren, wenn wir wirklich Außerirdische fänden. In gewisser Weise geht es jetzt also eher darum, dass wir uns selbst auf diese Art der Interaktion vorbereiten. Wir möchten die Protokolle wenigstens den Vereinten Nationen und deren Weltraumausschüssen zur Kenntnis bringen, um das Thema auf eine höhere Ebene zu heben.
SPIEGEL: Viele Leute glauben, dass Außerirdische längst hier sind. Ungeklärte Sichtungen von Ufos – oder UAP (»Unidentified Anomalous Phenomena«), wie sie jetzt genannt werden – sind für sie der einzige Beweis, den sie brauchen. Wie stehen Sie dazu?
Garrett: Ich glaube nicht, dass UAP Außerirdische sind. Ein UAP ist einfach etwas, das noch nicht identifiziert wurde. Die US-Regierung veröffentlicht derzeit Bilder und Dokumente, die nach Ansicht einiger Menschen außerirdische Aktivitäten belegen. Ich sehe darin nicht mehr als eine äußerst dürftige Datenbasis, die kaum einen Schluss zulässt.
Interview: Marco E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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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 Köhler
Dieser Storch hat sein Nest am Rande der serbischen Stadt Novi Sad gebaut. Und er ist nicht allein: Europas zweitgrößte Weißstorchkolonie zählt in diesem Sommer 75 bewohnte Nester. Wohl nur in Alfaro im Norden Spaniens gibt es eine noch größere Kolonie. Die Balkanstörche nisten auf Betonsäulen und Dächern. Seit sie 2014 zum ersten Mal Quartier im Norden von Novi Sad bezogen haben, kamen jedes Jahr mehr Tiere. Von dort brechen sie bald zu einer langen Reise auf: Sie überwintern bis zu 10.000 Kilometer entfernt im Süden Afrikas. JKO
Maximal 45 Prozent der Frauen, denen im Rahmen einer Kinderwunschbehandlung ein Embryo in die Gebärmutter eingesetzt wird, werden tatsächlich schwanger. Um diese Quote zu erhöhen, nutzen Kinderwunschzentren verschiedene Methoden, die den sogenannten Embryonentransfer unterstützen sollen. Das Vorbehandeln des Schleims im Gebärmutterhals zählt dazu, eine volle Harnblase der Empfängerin, aber auch das Verwenden spezieller Katheter.
Eine große Übersichtsstudie, die auf der Plattform »Cochrane Library« veröffentlicht wurde, zeigt aber: Der Einfluss solcher Techniken auf die Erfolgsraten ist bisher kaum belegt. Für die Arbeit haben Forschende aus Japan und Australien die Studiendaten von Frauen, deren Embryotransfer mit bestimmten Techniken vorbereitet wurde, mit denen von Frauen verglichen, bei denen keine dieser Methoden angewandt wurden.
Insgesamt flossen elf Studien mit Daten von rund 2500 Patientinnen in die Erhebung ein. Die Informationen kamen unter anderem aus Spanien, den Niederlanden und Belgien – Ländern also, in die auch viele deutsche Paare reisen, die auf ein Baby hoffen. Anders als hierzulande ist dort die Eizellspende legal.
Der Embryonentransfer ist ein kritischer Moment bei jeder künstlichen Befruchtung. Und obwohl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viele Abläufe bei der In-vitro-Fertilisation (IVF) verbessert wurden, sei die Technik beim Transfer weitgehend gleich geblieben, so die Wissenschaftlerinnen und Wissenschaftler. Das liege daran, dass in der Forschung andere Prioritäten gesetzt werden: »Bei der IVF gibt es noch so viele Unbekannte, dass sich die Forschung auf Bereiche wie die Eizell-Reifung und -Qualität sowie den Umgang mit den Embryonen konzentriert«,
erklärt Mitautor James Brown, Gynäkologe am australischen Women's Health and Research Institute.
Die fehlenden Belege für die Wirksamkeit der Vorbereitungsmethoden sind Experten zufolge nicht zwingend eine schlechte Nachricht für die Patientinnen. Kein klarer Beleg für einen Nutzen sei nicht dasselbe wie ein Beleg für fehlenden Nutzen, sagt etwa Georg Griesinger vom universitären Kinderwunschzentrum Lübeck und Manhagen am Universitätsklinikum Schleswig-Holstein, der nicht an der Studie beteiligt war.
Den Transfer etwa bei voller Blase vorzunehmen, sei technisch hilfreich für den Operateur und zugleich risikoarm, so der Reproduktionsmediziner: »Wenn nur eine von 200 Patientinnen dadurch zusätzlich ein Kind bekommt, würde ich das bereits empfehlen.« 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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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e demenzfreies Leben können Menschen gewinnen, wenn sie in der Lebensmitte nicht rauchen und weder Bluthochdruck noch Diabetes haben. Das ergab eine Langzeitauswertung der Gesundheitsdaten von knapp 12.500 Männern und Frauen in den USA.
Quelle: »Neurology«
Sauerteigbrot ist eine der traditionsreichsten Brotsorten überhaupt. Es gilt als besonders schmackhaft, gesund und bekömmlich. Warum ist das so? Michael Kleinert ist Lebensmitteltechnologe an der Zürcher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Wissenschaften. Er erforscht Prozesse beim Backen, Mehl und Enzyme.
Das Bäckerhandwerk hat in seiner Familie Tradition, auch Kleinert hat es gelernt. Das Sauerteigbrot werde vollkommen zu Recht gefeiert, sagt er.
Damit Teig aufgeht und luftig wird, braucht man ein Triebmittel. Das kann Backhefe sein, Backpulver oder bereits vorhandener Sauerteig.
Das Besondere des Sauerteigs ist die Fermentation: Dabei werden natürliche Hefen und Milchsäurebakterien aktiviert, die im Mehl und in der Umgebungsluft vorhanden sind. Die Hefen bauen Zuckerbestandteile im Mehl ab und wandeln sie in Alkohol und
Kohlenstoffdioxid um. Das Gas bildet Blasen im Teig und lässt ihn aufgehen. Die Bakterien beeinflussen den Geschmack und das Aroma.
Wie ausgeprägt der säuerliche Geschmack des Brotes am Ende ist, hängt Kleinert zufolge hauptsächlich von der Reifezeit und -temperatur ab, aber auch davon, mit welchem Mehl der Sauerteig verbacken wird.
Tatsächlich kann ein Sauerteigbrot gesünder sein als andere Sorten. Es hilft dabei, Mineralstoffe wie Kalium, Calcium, Eisen oder Magnesium für den Körper verfügbar zu machen.
Außerdem bleibt Sauerteigbrot oft länger frisch. »Beim Backen von Sauerteig verfestigen sich Eiweißstoffe, die Feuchtigkeit im Brot halten«, sagt Kleinert. Der niedrige pH-Wert des Sauerteigs verzögere das Wachstum von Schimmelpilzen.
Das allerdings hänge davon ab, wie sauber man arbeite, sagt Kleinert. ANI


Der Wiener Neurowissenschaftler Raul Hernandez, 39, hat erforscht, wie gut Hunde menschliche Gefühle erkennen können.
SPIEGEL: Herr Hernandez, Sie haben Hunden Fotos von glücklichen, traurigen, wütenden und ängstlichen menschlichen Gesichtern gezeigt und dabei die Gehirne der Tiere mit bildgebendem Verfahren untersucht. Warum?
Hernandez: Wir wollten wissen, ob Hunde negative Gefühle von Menschen unterscheiden können. Nachgewiesen war bislang nur, dass sie positive und negative Emotionen auseinanderhalten können. Das wurde in Verhaltensexperimenten untersucht, dabei ist es schwierig, genauere Unterschiede auszumachen. Wenn man sich aber das Gehirn in Echtzeit ansieht, zeigt sich, dass Hunde Wut und Angst, aber auch Angst und Traurigkeit auseinanderhalten können.
SPIEGEL: Das heißt aber nicht, dass Hunde denken wie Menschen, oder?
Hernandez: Ob der Hund bewusst »versteht« wie ein Mensch, ist eine andere Frage. Hunde und Menschen sind alte evolutionäre Verwandte, der Mensch entwickelte aber vollkommen neue Gehirnstrukturen: für das Erkennen von Gesichtern, für höhere emotionale Prozesse. Hunde besitzen diese modernen Gehirnstrukturen nicht. Sie haben alte, einfache visuelle Verarbeitungssysteme.
SPIEGEL: Und doch können sie menschliche Emotionen erkennen.
Hernandez: Meist sogar besser als etwa Schimpansen oder Wölfe. In der Evolution war es ein Vorteil, wenn der Hund den Menschen gut verstehen konnte.
SPIEGEL: Hunde haben also gelernt, die Gefühle des Menschen zu lesen?
Hernandez: Ja. Meine Kollegin und Partnerin Laura Cuaya und
ich haben die Hypothese, dass Hunde Spezialisierungen in bestimmten Hirnregionen entwickelten, die ursprünglich nicht in ihrem primitiven Gehirn vorhanden waren. Diese Spezialisierungen ähneln denen von Menschen. Deshalb ist das Hundehirn wirklich interessant für die Wissenschaft.
SPIEGEL: Wie haben Sie die Studie genau durchgeführt?
Hernandez: Wir haben den Hunden im Kernspintomografen Fotos fremder Gesichter gezeigt: jeweils vier Bilder zu einem Gemütszustand, dann eine kurze Pause, dann wieder vier Bilder. Die Tiere lagen dabei mit der Schnauze auf einem kleinen Stück Holz und hielten still. Rund zehn Minuten lang sollten sie sich nicht mehr als drei Millimeter bewegen.
SPIEGEL: Wie bekommt man einen Hund dazu, einen längeren Zeitraum in einer Röhre stillzuhalten?
Hernandez: Die Besitzer und wir haben monatelang mit den Tieren trainiert, denn Beruhigungsmittel waren keine Option; die Hunde sollten ja auf die Bilder reagieren. Sie wussten: Sie können jederzeit aus dem Scanner heraus, wenn sie nicht mehr mitmachen möchten.
SPIEGEL: Und das hat funktioniert?
Hernandez: Ja. Die Hunde hatten keine Angst, sie lagen ruhig da. Und bei den Fotos von glücklichen Gesichtern konnte man im Scan klar sehen, wie die Tiere darauf reagieren: Ein Lächeln ist für einen Hund wie eine Belohnung. KK
Illustration: GOLDEN COSMOS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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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spiele,



also

bin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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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ing Viele Menschen nehmen Videospiele nicht ernst, dabei ist aus dem Nischenmedium längst eine der bedeutendsten Kulturbranchen geworden. Zeit für einen Kanon der 50 Besten. Von Michail Hengstenberg
Neulich Abend führte mir mein 19-jähriger Sohn vor, womit er gerade sein Geld verdient: mit einem fahrenden Drogenlabor.
Es ist groß wie ein Reisebus, hat einen Rammbock am Bug montiert und erinnert an die Wasserwerfer der Polizei. »Das bringt pro Tag 500.000 Dollar ein«, sagte er stolz. Ich frage mich, ob er gerade wirtschaftlichen Ehrgeiz entwickelt und ob ich mich als Vater darüber freuen soll, schließlich beschränkt der sich vor allem auf die virtuellen Welten im Videospiel »GTA Online«. Fast jeden Abend hängt er darin mit seinen nicht minder engagierten Freunden rum.
Anfang dieses Jahres fand in der James-Simon-Galerie auf der Berliner Museumsinsel eine Podiumsdiskussion statt. Gerade war die zweite Auflage des »Handbuch Gameskultur 2.0« erschienen, das sollte angemessen gewürdigt werden. Auf der Bühne saßen die Herausgeber, außerdem zwei videospielaffine Politiker und die Geschäftsführerin einer branchennahen Stiftung. Es ging um die Frage: Sind Videospiele überhaupt Kultur?
Es war an diesem Abend eine rhetorische Frage, die Beteiligten waren sich einig: Natürlich sind Spiele Kulturgut. Trotzdem hatte die Debatte etwas von einer Gruppentherapie: Warum denkt ein Großteil des Landes nicht wie wir? Warum werden Videospiele – in Feuilletons, Schulen, Kulturinstitutionen – noch immer nicht so ernst genommen, wie sie es verdient hätten? Warum werden Gamer noch immer von Teilen der Gesellschaft belächelt, obwohl ihre Industrie mit 200 Milliarden Dollar im vergangenen Jahr rund doppelt so viel Umsatz erreichte wie Film- und Musikbranche zusammen?
Auch der SPIEGEL hat Videospiele bislang anders behandelt als Bücher, Filme oder Theaterstücke. Mit Letzteren befasst sich dieses Medium seit Jahrzehnten intensiv. Wir interviewen und porträtieren Autorinnen, Regisseure und Schauspielerinnen, schreiben Essays über ihre Werke. Videospiele bekommen im Gegensatz dazu einen kleineren Raum, sie werden zwar als Produkt getestet oder rezensiert, aber selten in einen größeren kulturellen Kontext eingebettet. Die anachronistische Mauer zwischen »ernster« und »unterhaltender« Kultur, die in fast allen Genres längst gefallen ist: In Bezug auf Games scheint sie noch immer zu stehen.
Als wir zum ersten Mal die Idee eines Games-Kanons diskutierten, war ich überrascht, wie viel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im Haus privat spielten, an ihren Fernsehgeräten, Laptops und Smartphones. Als wäre
ich im SPIEGEL auf eine versteckte Schatzkammer voller Wissen und Leidenschaft gestoßen, die im Redaktionsalltag verschlossen blieb. Die achtköpfige Jury, die sich schließlich für diesen Games-Kanon zusammenfand, war so divers wie die Spiele-Genres, die sie liebte. Da war die Kollegin aus dem Gesundheitsressort, die nach Feierabend die Geheimnisse um die Abstammung eines Halblings lüftete. Der Sportreporter, der an der Konsole das postapokalyptische Seattle erkundet und darin das Wesen einer gesunden Vater-Tochter-Beziehung auslotet. Oder die Cross-Media-Journalistin mit einer großen Liebe für japanische Popkultur.
Games, das zeigte sich auch in unserer Redaktion, haben inzwischen alle Alters- und Gesellschaftsschichten durchdrungen – und selbst unsere Alltagssprache: Wer seinen Kofferraum klug packt, spielt »Tetris«. Wer auf dem Fußballfeld scheitert, erlebt sein »Game over«. Waren Videospiele in ihren Anfangsjahren in Arcade-Automaten und Spielhallen eingesperrt und gelangten über PCs und Videospielkonsolen erst langsam in unsere Wohnzimmer, sind sie inzwischen ständige Begleiter. »Candy Crush Saga« wird von Rentnerinnen gespielt und vo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r Fortschritt ist nicht nur ein kultureller, sondern auch ein technischer: Lange waren Games in ihren Ausformungen beschränkt. Die langsamen Prozessoren aus der Pionierzeit erlaubten wenig mehr als Pixelbrei. Auch andere Kulturgattungen erlebten solche Entwicklungen, Filme mussten anfangs ohne Ton auskommen, Fotografieren war lange extrem umständlich. Videospiele waren in ihrer Frühzeit besonders eingeschränkt. Geschichten erzählten sie nur ungelern, mit länglichen Textpassagen auf dem Bildschirm und kruden Animationen. Heute eröffnen sich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n audiovisuelle Welten, die den Vergleich mit der Realität nicht scheuen müssen. Warum führt man noch immer dieselben Debatten?
2005 erzürnte der einflussreiche US-Filmkritiker Roger Ebert die globale Gaming-Szene. Videospiele könnten niemals Kunst sein, behauptete er. Sein Argument, im Kern:
Games haben ihre eigene Sprache, mit eigener Grammatik und eigenem Vokabular.
Ein Werk, das sich »gewinnen« oder »verlieren« lässt, sei das Gegenteil der Erfahrung, die man beim Lesen eines Romans oder dem Anblick einer Tanzchoreografie mache. Es fehle schlicht am künstlerischen Ausdruck.
Die Szene reagierte empört auf diese Haltung und verschüchtert: Videospiel-Fans empfahlen Ebert ein Game nach dem anderen, das ihn überzeugen sollte. Vor allem waren es, dem Kritiker zuliebe, spielbare Filme, in denen das interaktive Eingreifen beständig durch Zwischensequenzen unterbrochen wird, die Handlung erzählen. Doch Ebert blieb hart, und er hatte einen Punkt: Zwar erzählen Games heute virtuoser als in den Achtzigerjahren, aber sie tun es oft noch immer schlichter und klischeehafter als viele Filme und Bücher.
Hideo Kojima etwa, Schöpfer der »Metal Gear«-Reihe, gilt unter Gamern als Großmeister des Erzählens in Videospielen. Seine eigene Übersetzerin allerdings sagte einst über ihn: »Selbst als Drehbuchautor einer TV-Serie würde er keinen Tag bestehen.«
Selbstverständlich gibt es Ausnahmen: Das Western-Epos »Red Dead Redemption 2« begleitet eine Bande von Outlaws auf dem Weg ins 20. Jahrhundert und in den eigenen Untergang, durchzogen von beißendem Sarkasmus und Kritik am amerikanischen Traum – und überflügelt dabei selbst Klassiker des Genres. Auch kleinere Games bieten klugen Zugang zu ernsten Themen, im deutschen Rätselspiel »The Darkest Files« verfolgt man als junge Staatsanwältin NS-Verbrecher.
Doch der Versuch, branchenfremden Kritikern zu beweisen, dass man es erzählerisch mit Filmen, Serien, Büchern aufnehmen kann, führt in eine Sackgasse. Er ignoriert, dass Games ihre eigene Sprache sprechen, mit eigener Grammatik und eigenem Vokabular. Sie erzählen nicht nur über Worte, sondern über die Hand an Controllern und Tastaturen – »Game Feel« nennen Spieler dieses Phänomen – oder machen Spieler durch ihre Interaktivität selbst zu Regisseuren oder Drehbuchautoren ihrer eigenen Geschichte.
Die Interaktivität ist kein Teil der Kunst, sie ist die Kunst.
Games sind vielschichtig, das ist fantastisch. Gleichzeitig erschwert es einer Jury die Auswahl von 50 herausragenden Werken, schließlich wollten wir uns nicht auf besonders »einflussreiche« oder besonders »erzählerische« Videospiele beschränken. »Die 50 besten Games«, das ist nicht wie die 50 besten Bücher, sondern eher: die 50 besten Druckerzeugnisse, vom Pixi-Buch
Haupt517. Die: Creative Assembly, Capcom, Larkin Studios, P. Stuck, Karam, Nintendo, Sandfall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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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4 | 2026

Martin Meissner / AP
übers Sachbuch bis zum Roman (Fantasy und Science-Fiction inklusive).
Was kann nun ein Games-Kanon angesichts dieser Fülle leisten? In der Jury waren wir uns schnell einig, was er nicht leisten kann: Er hat keinen Anspruch auf Vollständigkeit. Jedes Genre, jede Spielart des Mediums abzubilden, war uns schlicht unmöglich. Wegen der Begrenztheit der Liste und wegen der Begrenztheit derer, die sie erstellen: Noch nicht mal Experten vermögen alle Videospiele zu überblicken, die jemals erschienen sind. Gleichzeitig wollten wir eine gewisse Vielfalt zeigen: Jede Spielreihe durfte nur mit einem Teil im Kanon vorkommen, und es sollte der beste sein – nicht der historisch bedeutsamte. Was Geschäftsmodelle angeht, wollten wir das Medium von seiner besten Seite zeigen, das heißt: Wir schlossen Videospiele größtenteils aus, die auf aggressive Mikrotransaktionen setzen, um Spielern Geld aus der Tasche zu ziehen. Auch »Objektivität« war kein Kriterium, an das wir uns gebunden fühlten. Diese Liste ist menschengemacht, also von Gamern mit Vorlieben und Abneigungen. Man soll sich an ihr reiben, sie ablehnen oder – mit einem Tool auf SPIEGEL.de – selbst neu ordnen können (eine Auswahl der Top 50 und der Jury-Lieblinge finden Sie auf den folgenden Seiten, alle Texte dazu auf SPIEGEL.de).
Was wir nicht wollten, war also klar. Schwieriger war es, uns darauf zu einigen, was wir eigentlich zeigen wollten. Sollten wir Games würdigen, die in ihrer Zeit Großes geleistet haben, aber heute möglicherweise unspielbar sind? Sollten wir einen Einstieg schaffen
für neue Spieler, die bisher nicht über »Minesweeper« und virtuelles Sudoku hinauskamen? Oder Gamer begeistern, die bereits Hunderte Stunden in »Elden Ring« verbracht haben?
Am Ende entschieden wir uns dafür, jene Spiele auszuzeichnen, die Ihnen, liebe Leserinnen und Leser, die aus unserer Sicht beste Erfahrung bieten, die man im Jahr 2026 mit Games haben kann. Die sich nicht dadurch auszeichnen, Filmen und Büchern möglichst nahezukommen, sondern zeigen, warum Spiele als Medium besonders sind: weil sie uns ermöglichen, unser eigenes Erlebnis zu gestalten, zu handeln, zu interagieren.
Während unserer Jurysitzungen war spürbar, was sich hinter diesem technischen Begriff versteckt. Wenn di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über einzelne Spiele diskutierten, deren Vorzüge lobten und deren Schwächen monierten, wurde klar: Sie hatten nicht nur gespielt. Sie hatten erlebt.
Freiheit ist die Superkraft von Games, in ihnen können und müssen wir uns durchgehend entscheiden. Ja, es gibt auch Bücher, die das versuchen, Abenteuer mit eingebauten Handlungsbäumen, in denen Leserinnen und Leser immer wieder mühevoll vor- und zurückblättern, je nachdem, für welchen
Auch in Spielen ist die Freiheit nicht grenzenlos.
Strang sie sich entschieden haben. Einer der letzten prominenteren Versuche, einen Film mit interaktiven Elementen zu versehen, war die Netflix-Produktion »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 bei der man mit der Fernbedienung die Handlung befehligte. Diese Versuche überzeugen selten. Dort entscheiden zu können, fühlt sich nicht nach Freiheit, sondern nach Arbeit an.
Games sind anders. Auch in ihnen ist die Freiheit nicht grenzenlos, sondern verläuft in einem Rahmen, mal enger, mal weiter. Manche Videospiele thematisieren das, teilweise implizit: »Shadow of the Colossus« bietet zwar eine gigantische, frei erkundbare Welt, zwingt uns aber gleichzeitig, ein schlechter Mensch zu sein. Um die Handlung voranzutreiben, muss man Dinge tun, die empathische Wesen mit moralischem Kompass nicht tun wollen. Andere Spiele, etwa das satirische Adventure-Game »The Stanley Parable«, zeigen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n ironisch auf, wie eingeschränkt ihr vermeintlicher Entscheidungsraum ist. Was sie gemeinsam haben: Man spürt stets die Grenzen, gegen die man läuft.
Auf der Podiumsdiskussion in Berlin wurde lange darum gerungen, wo Spiele nun politisch aufgehängt sein sollen: beim Beauftragt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Kultur und Medien (BKM), also Wolfram Weimer? Oder dort, wo sie jetzt liegen, im Ministerium für Forschung, Technologie und Raumfahrt, also Dorothee Bär? Sie im BKM anzusiedeln, würde Games aufwerten, sie endlich auf eine Stufe mit anderen Kulturgütern stellen, argumentieren die einen. Bei Bär seien sie besser aufgehoben, die würde deutsche Entwicklerstudios immerhin entschlossen fördern, sagen die anderen. Sind Games Technologie? Oder Kunst?
Sie sind beides – und gleichzeitig etwas ganz anderes. Wer will, dass Videospiele einen bedeutenderen Platz im kulturellen Raum bekommen, darf sie nicht durch defensive Debatten kleinreden. Sie müssen den Vergleich nicht scheuen. Und in ein paar Jahren hat sich vermutlich ohnehin der selbstverständliche Umgang meines Sohnes mit dem Medium durchgesetzt. Das hätten Games verdient.
Neulich stand ich vor einer schweren Entscheidung. Sollte ich einem Mann zur Flucht verhelfen, damit er seine Familie retten und ein neues Leben beginnen kann? Oder mit ihm auf einen letzten, großen Beutezug gehen, damit ich danach sorgenfrei leben kann? Ich habe mich von meinen Werten leiten lassen. Kurze Zeit später war ich tot. Aus, Ende, vorbei. Mehr als 60 Stunden hatte ich mit meiner Figur den Wilden Westen von »Red Dead Redemption 2« erlebt. Nun musste ich sie begraben.
Was, wenn ich mich anders entschieden hä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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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4 | 2026
KULTUR 89
Platz
01
The Legend of Zelda: Breath of the Wild Entwickler: Nintendo EPD, Monolith Soft Publisher: Nintendo Jahr: 2017
Lange bevor er zum einflussreichsten Mann seines Mediums wurde, bevor er Klempner oder Affen auf die Welt losließ und zu Ikonen machte, war Shigeru Miyamoto ein kleiner Junge mit einem großen Abenteuertrieb. Allein, so ähnlich erzählte es der Entwickler in Interviews, sei er als Kind durch die Wälder und hügeligen Landschaften rund um sein Heimatdorf Sonobe bei Kyoto gezogen. Einmal sei er vor dem Eingang einer Höhle zurückgeschreckt, aus Angst vor der Dunkelheit. Bis er schließlich eine Laterne gefunden und sich zitternd hineingewagt habe.
Solche Erinnerungen waren es, aus denen der Japaner später schöpfte, als er, nun als junger Angestellter von Nintendo, »The Legend of Zelda« schuf. Die Legende selbst musste nicht der Rede wert sein – ein Held
wird auserkoren, ein prophezeites Übel besiegt, eine Prinzessin gerettet –, wohl aber die Atmosphäre, die diese Heldenreise bei ihren Spielern und Spielerinnen erzeugt. Sie sollten sich fühlen wie der kleine Shigeru in seinem Dorf: mutig und ängstlich zugleich, staunend vor einer Welt, die in jeder Himmelsrichtung Entdeckungen bereithält.
»The Legend of Zelda« machte schon 1986 die Alleinstellungsmerkmale seiner Kunst offensichtlich. Hier gab es keine aufeinanderfolgenden Kapitel, keine dramaturgisch geordneten Szenen – nur die kindliche Neugier darauf, was sich wohl hinter der nächsten Biegung verstecken könnte. Es wirkte wie die Zukunft. Nur hatte die Zukunft andere Pläne.
In dem Versuch, Filmen nachzueifern, wurden Videospiele über die Jahrzehnte immer restriktiver, sie nahmen ihr Publikum an die Hand, damit es nur ja die teuer produzierten Explosionen nicht verpasste. Auch Nintendo selbst erlag dieser Versuchung: In späteren »Zelda«-Teilen konnte man kaum einen Schritt zur Seite tun, ohne dass einen ein hilfreicher Assistent zurück auf den markierten Pfad führte. Die Freude an der Entdeckung war To-do-Listen gewichen, vorgefertigten Attraktionen, die nur noch abgearbeitet werden mussten. Ein Großteil der Spiele fürchtete sich vor seinen eigenen Spielern.
Als 2017 »Breath of the Wild« erschien, das Miyamoto als »General Producer« mitverantwortete, war es deshalb mehr als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alte »Zelda«-Stärken. Der Atem der Wildnis erfasste eine ganze, ängstlich gewordene Branche. Und man spürte ihn ab der ersten Spielminute dieser 18. »Zelda«-Fortsetzung: Halb nackt und ohne Erinnerung erwacht der Held namens Link auf einem glühenden Altar, 100 Jahre nach einer großen »Verheerung«, die sein Land in Schutt und Asche gelegt hat. Und nackt liegt auch die Welt vor ihm. Es gibt nur ein Ziel: Besiege das Übel, rette die Prinzessin – wie genau, sei dir überlassen.
Einfach ist diese Reise nicht, zum Glück. »Breath of the Wild« erkannte, dass Spiele Reibung brauchen und dass Komfort langweilig sein kann. Ein winterlicher Gipfel etwa ist hier kein simpler, mit Schneeflocken erzeugter visueller Effekt, sondern bedeutet Lebensgefahr. Wer eine Bergtour überstehen will, muss sich vorbereiten – mit einem Lagerfeuer, fester Kleidung oder einem von innen wärmenden Chillericht. Auch sonst wirkt diese Welt ungewöhnlich reaktiv: Starker Regen lässt Felsen und Gras rutschig werden, ein Metallschild zieht Blitze an, Wind trägt Flammen über die trockene Steppe. All diese Systeme interagieren miteinander, wie man es von der echten Wildnis erwarten würde, und bieten so für jedes erdenkliche Problem Dutzende Lösungen. Natürlich kann Link seine Gegner mit dem Schwert niederstrecken. Aber wäre es nicht klüger, mit einem geschickt platzierten Pfeil ein Bienenvolk aufzuschrecken, das die Dreckarbeit für ihn erledigt?
Man kommt nicht aus dem Staunen heraus, was in einem Spiel alles möglich sein kann. Und man staunt leise: Denn die vielleicht größte Stärke von »Breath of the Wild« ist seine Zurückhaltung. Seine Landschaften sind weit, aber nicht lärmend, und die Tonkulisse ist geradezu spartanisch. Während man auf seinem Pferd durch die Steppe zieht, hört man ein paar hingeworfene Klaviertöne, Wind, Vogelgeschrei, mehr ist da nicht. Es gibt Menschen, die den Nachfolger »Tears of the Kingdom« von 2023 für das bessere Spiel halten. In jedem Fall ist es das kühnere Experiment, mit einer dreimal so großen, viel geschäftigeren Welt voller Bauwerkzeuge und Maschinen. Es traut seinem Publikum noch mehr zu, aber verliert dabei auch Ruhe und Eleganz – der stille japanische Garten wirkt plötzlich überwachsen.
»Breath of the Wild« hingegen ist anders als alle Abenteuer, die vor und nach ihm kamen. Es lässt Raum zum Atmen, um die wiedererwachte Neugier seiner Spieler nicht zu verschrecken. Weil es weiß, dass sie ängstlich sind: Sie stehen vor einer Höhle, mit einer Laterne in der Hand. Und dürfen endlich wieder Kind sein.
Anton Rainer

Flammende
5
90 KULTUR
DER SPIEGEL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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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craft Entwickler: Mojang Studios Publisher: Mojang Studios u. a. Jahr: 2011
Klötzchenparadies
Man muss am Anfang einmal über die Optik sprechen, weil die so prägend ist und den wichtigsten Gedanken von »Minecraft« schon in sich trägt: Freiheit. Zunächst scheint es ein Paradox zu sein: »Minecraft« ist eines der besten Spiele der Welt, obwohl es doch gefühlt die weltschlechteste Grafik hat. Ob das optisch nicht mittlerweile besser gehe, fragte die damalige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als ihr »Minecraft« einmal zur Eröffnung einer Spielemesse ein paar Minuten gezeigt wurde.
Natürlich geht das besser. Man will das nur nicht. Es ist eine ästhetische Entscheidung.
Der legohafte Anblick, der so nostalgisch an frühe Videospiele erinnert, inszeniert Freiheit, weil er inhaltliche Lücken lässt. Und damit Platz für Fantasie. Alles besteht aus sichtbaren Gitterpunkten, man darf sich das
vorstellen wie eine Welt aus Würfeln. Grashalme sind dreidimensionale Pixel in Grünschattierungen. Viele Halme nebeneinander ergeben eine Wiese. Gelbe Kantgebilde, und das Auge liest Blumen.
Schön ist das nicht unbedingt. Eher eine visuelle Philosophie. Architektonisch klar, proportional korrekt, aber erst im Kopf vollständig. Nichts anderes wollte die Pointillismus-Malerei im Spätimpressionismus. Wer direkt vor diesen Gemälden steht, sieht nur Punkte. Erst aus der Entfernung fügen sie sich zu Dingen.
Auch aus eckigen Bienen, unrunden Äpfeln, scharfkantigen Kreaturen entsteht mit ein wenig Abstand und Fantasie ein harmonischer Anblick. Und es ist nicht übertrieben zu sagen, dass sich die libertäre Bildsprache von »Minecraft« zu allgemeinem Kulturgut emporgearbeitet hat. Wenn Sie also zum Beispiel auf einem T-Shirt ein giftgrünes Quadrat mit angedeutetem Gesicht aus drei schwarzen Punkten entdecken: Das ist ein sogenannter Creeper. Oder die schwarzen Figuren mit überlangen Armen und Beinen, ähnlich Giacometti-Skulpturen: Endermen. Es ist nicht ausgeschlossen, dass diese Charaktere irgendwann so bekannt sind wie Micky Maus, schließlich prägen sie die Jugend von Millionen.
Als Spieler blickt man beim Start auf die eigene bloße Hand, abstrahiert zu einem braunen Kantholz. Diese Hand steuert sich
durch eine zufällig generierte, unendlich wirkende Würfelwelt und betreibt »mining« und »crafting« – Materialien (Blöcke) abbauen und daraus neue Dinge herstellen. Die Kantholz-Hand stromert herum und schlägt auf Blöcke ein, und wenn der Block zerspringt, kann man das Material sammeln und für etwas anderes weiterverwenden.
Aus Holz werden etwa Bretter, und daraus wird eine Spitzhacke. Mit der Spitzhacke lässt sich Stein abbauen für ein Steinschwert, damit könnte man Zombies und Skelette verdreschen, die kommen nämlich nachts (alle 20 Minuten, denn so lange dauert ein Tag im Spiel). Man könnte aber auch ein Haus bauen, um sich zu verstecken. Sich allmählich ausrüsten, sich vielleicht durch ein Portal in die feindselige Unterwelt trauen, den Nether, in dem große Teile des Bodens aus Lavameeren bestehen. Aber man muss es nicht. Man kann auch eine Farm bauen, Springreiten spielen und Schweinefleisch an Dorfbewohner verkaufen.
»Sandbox Games« wie »Minecraft« heißen so, weil sie so richtungslos sein können wie ein Nachmittag im Sandkasten. Alles kann, nichts muss. Es gibt den Sand, ein paar Schaufeln und Förmchen. Aber kein Ziel, keine Story, keine Linearität, Freiheit ist die Grundbedingung. In »Minecraft« erschafft sich der Mensch Schritt für Schritt seine Klötzchenwelt.
150 Millionen Menschen weltweit tun das, manche von ihnen werden zu Stars, indem sie sich beim Spielen filmen. Das erste Let's-Play-Video des deutschen YouTubers Gronkh (bürgerlich Erik Range, 49) erschien 2010. Bald gehörte Range zu den beliebtesten deutschen YouTubern, hatte zeitweise mehr Follower als jeder andere in Deutschland. Heutzutage denken sich Streamer immer speziellere Auflagen aus, sie verknappen künstlich ihre Möglichkeiten im Spiel. Sie verbieten sich 99 Prozent aller Gegenstände, spielen 60 Stunden am Stück oder versuchen, jeden Fisch aus dem Meer zu angeln. Als Laie versteht man die nerdigen Videos kaum. Trotzdem haben »Minecraft« Beiträge auf YouTube zusammengerechnet mehr als eine Billion Klicks. Man ahnt, wie viele Nerds es geben muss.
Das liegt auch daran, dass »Minecraft« ein Ort ist, an dem sich Menschen virtuell treffen. Seit 2017 können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 plattformübergreifend miteinander spielen. Während der Coronapandemie saß Kind 1 am PC und Kind 2 an der PlayStation und Kind 3 am Handy, und alle waren zugleich in ihrem digitalen Kinderzimmer. Während Mark Zuckerberg noch an seinem Metaversum herumfrickelte, das dann irgendwann scheiterte, trafen sich die Menschen längst woanders: mit ihren Alter Egos im Klötzchenparadies. Und taten dort ihre ersten Schritte in die Freiheit.
Carola Padtberg
5
DER SPIEGEL 34 | 2026
KULTUR 91
Platz
03
Red Dead Redemption 2 Entwickler: Rockstar Studios Publisher: Rockstar Games Jahr: 2018
In den Pioniertagen des Gamings, als die Spiele noch pixelig waren und ihre Geschichten auf Texttafeln erzählten, konnte man von einem Spiel wie »Red Dead Redemption 2« nur träumen, einem cineastischen Abenteuer, das es erlaubt, mit Haut und Haar in eine andere Zeit einzutauchen. Unvorstellbar war es, eine Geschichte wie diese außerhalb der eigenen Fantasie zu erleben, in einer fernen Welt, in der andere Gesetze gelten und doch Menschen leben, in deren Biografien wir uns wiederfinden.
Schauplatz ist der Wilde Westen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den Städten Amerikas prescht der zivilisatorische und kulturelle Fortschritt rasant voran, das Leben in den ruralen Weiten ist aber immer noch roh und gewalttätig: Während Städter fein gekleidet mit der Straßenbahn in die ersten Lichtspielhäuser fahren, darben Farmer, Cowboys, Indigene und Banditen in der Wildnis und massakrieren sich gegenseitig.
In diesem Spannungsfeld lebt Arthur Morgan, Mitglied einer Bande von Gesetzlosen. Ihn lenkt man rund 60 Spielstunden durch diese Zeit des Umbruchs. In seiner Haut beraubt man Züge, rettet Kameraden aus dem Knast oder liefert sich wilde Feuergefechte mit anderen Gangstern. Wer möchte, kann auch sehr viel länger in dieser Welt
verweilen. »Sandbox Games« heißen Spiele wie »Red Dead Redemption 2«, weil man sich in ihnen frei bewegen kann wie in einer gigantischen Sandkiste.
Die Entwickler von Rockstar Games, auch verantwortlich für »Grand Theft Auto«, eine der weltweit erfolgreichsten Videospielreihen, haben ihre Kiste liebevoll inszeniert. Es gibt schneebedeckte Gipfel, die an die Rocky Mountains erinnern und in denen unser Held sichtbar fröstelt, stickige Sümpfe und natürlich die endlosen Weiten der Prärie. Sie durchreitet man auf dem Rücken eines Pferdes und bewundert die detailliert gestaltete Flora und Fauna.
Doch entscheidend ist nicht, was man sieht – Augenweiden gibt es viele –, sondern was man darin erlebt. In der Mission »Blutfehden, Alt und Neu« einen brutalen Streit verfeindeter Clans. In bester Western-Showdown-Manier marschiert Morgans Bande auf das Anwesen jener Familie zu, die blöd genug war, einen der Outlaws zu entführen. Als die Gesetzlosen nach einem epischen Feuergefecht wieder abziehen, brennt das ehrwürdige Haus lichterloh. Es wirkt bombastisch.
In anderen Momenten ist »Red Dead Redemption 2« leiser, auch humorvoller: In »Ein friedlicher Zeitvertreib« besucht man einen Saloon, betrinkt sich, stolpert mit getrübtem Blick durch den Laden, pinkelt zwischendurch gegen die Saloonwand und wird irgendwann von gnädiger Besinnungslosigkeit erlöst. Slapstick aus der Egoperspektive.
Vor allem fasziniert dieses Spiel aber durch seine Zwischentöne, die großen Fragen verhandelt es beinahe nebenbei. Während der erste Teil noch eine vergleichsweise simple Rachegeschichte erzählt, thematisiert »Red Dead Redemption 2«, zeitlich vor dem ersten Teil angesiedelt, wie sich das Bild vom Outlaw wandelt. Noch huldigt die
Bande dem Ideal des wilden Lebens in Freiheit, will sich nicht einengen lassen von den Verpflichtungen der Arbeit oder den Mauern eines Hauses. Doch manchen von ihnen, vor allem Arthur, dämmert: Sie sind ein Auslaufmodell, »die Welt braucht uns nicht mehr«, sagt er einmal. Während man mit ihm von Auftrag zu Auftrag reitet, teilt er seine Sorgen und Gedanken mit seinen Begleitern, so entsteht ein psychosoziales Bild der Gang: Manche wachsen einem ans Herz, andere hasst man mit Hingabe. Und verliert man einen Freund im Kampf, schmerzt es, als wäre man selbst ein Outlaw. Man ist es schließlich auch.
Arthur Morgan, das virtuelle Ich, ist ein von Zweifeln und Reue geplagter Mann, der seinen Platz in dieser neuen Welt sucht. Ihn verfolgt, vor allem in Person seiner Jugendliebe Mary Linton, eine große Frage: Warum wählte er die Gesetzlosigkeit statt der Ehe und eines geregelten Lebens mit ihr? Was, wenn das alles ein großer Fehler war? Immer wieder thematisiert »Red Dead Redemption 2« diese inneren Konflikte, die letztlich auf einen Kern zulaufen: Was für eine Person will ich, soll Arthur Morgan sein?
Das Spiel zwingt an vielen Stellen Spielerinnen und Spieler dazu, sich zu entscheiden. Soll Arthur gnadenlos agieren, seinem alten Ich folgen? Oder doch ein besserer Mensch werden? Je nachdem, welchen Pfad man wählt, ändert sich der Lauf der Geschichte.
Je weiter »Red Dead Redemption 2« voranschreitet, je näher man dem Ende entgegenreitet, desto stärker bringt Arthur seine Sehnsucht nach Wiedergutmachung (englisch: »redemption«) in Konflikt mit seinem Anführer, einem rohen Mann namens Dutch van der Linde. Die beiden Männer verbindet eine jahrzehntelange Freundschaft. Nur wer anderen gegenüber loyal ist, kann in dieser Welt bestehen. Doch auch Dutch verändert sich: Je mehr Arthur sein Gewissen quält, desto gewissenloser und enthemmter agiert der Führer der Gang.
Das Spiel inszeniert diesen Loyalitätskonflikt und die Wandlung seiner Charaktere beeindruckend vielschichtig, von den ersten feinen Rissen in der Fassade bis zum tödlichen Showdown. Schon früh ahnt man, dass es mit Arthur Morgan kein gutes Ende nehmen wird, immer wieder werden Hoffnungen geschürt und enttäuscht. Und so pendelt man zwischen seinen Gefühlen hin und her wie der Outlaw zwischen Pflichtgefühl und erwachender Moral.
Nach dem Abspann verblassen die Erinnerungen an einzelne Ausritte, Schusswechsel, Saloonbesuche. Die Figuren aber, ihre Gedanken, Nöte, intimen Gespräche beschäftigen einen noch lange. In diesem Sinne ist »Red Dead Redemption 2« tatsächlich großes Kino.
Michail Hengstenberg

Rockstar Games
5
92 KULTUR
DER SPIEGEL 34 | 2026
Platz 07 Outer Wilds Entwickler: Mobius Digital Publisher: Annapurna Interactive Jahr: 2019
Wer in diesem Weltraumepos vorankommen will, braucht nicht auf Levelaufstiege oder bessere Werkzeuge zu warten, hier bringt nur Wissen den Fortschritt. Als kleiner Astronaut fliegt man durch ein physikalisch korrekt berechnetes Sonnensystem, das nur leider alle 22 Minuten von einem sterbenden Stern verschlungen wird. Ständig startet man also von Neuem, munitioniert mit immer besseren Erkenntnissen über die Planeten und Wesen, die sie bewohnen. Und erlebt ein astronomisches Meisterwerk voller Herz und Charme. Alyass Alaoui
Platz 12 Hades Entwickler: Supergiant Games Publisher: Supergiant Games Jahr: 2020
Die griechische Mythologie hat erstaunlich viel mit den Mechaniken eines Videospiels gemeinsam. In beiden findet man entschlossene Helden und undurchdringliche Labyrinthe, in beiden liegen Tod und Erlösung eng beieinander. »Hades« führt die Welten zusammen, begleitet den Sohn des Unterweltgottes auf einem verzweifelten, niemals endenden Kampf durch Tartaros und Elysion. Und schafft das Unmögliche: Mit einer liebevollen Grafik, irgendwo zwischen Jugendstil und Anime, einem außergewöhnlichen Soundtrack und der Seifenopernpower der Götterwelt eröffnet »Hades« einen neuen Zugang zu alten Mythen. Rainer Sigl
Platz 14 Mario Kart 8 Deluxe Entwickler: Nintendo EPD Publisher: Nintendo Jahr: 2017
»Mario Kart 8 Deluxe« ist der spielerische Höhepunkt der erfolgreichen Serie, nicht obwohl, sondern weil es mitunter Nerven und Freundschaften kostet. Die Grafik ist detailreich, bunt und erinnert teilweise an einen LSD-Trip, treibende Jazz-Fusion-Tracks reiben schließlich jede Restresilienz auf. Ein echter Partyklassiker voller spektakulärer Strecken und liebenswerter Charaktere, der beweist: Ein Rennspiel muss nicht realistisch sein, um zu fesseln. Kim Ly Lam

Thatgamecompany
Platz 10 Journey Entwickler: thatgamecompany Publisher: 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Jahr: 2012
Eine Figur erwacht in der Wüste. In der Ferne ragt ein Berg in den Himmel, auf seinem Gipfel leuchtet es grell. Einsam beginnt die Figur ihre Reise, streift durch den Sand, um den Körper einen roter Umhang, um den Hals einen wallenden Schal. Dann tritt ein zweites Wesen in ihr Leben. Jetzt ist sie nicht mehr allein. Doch der Weg ist beschwerlich. Der Gipfel ist schon in Sicht, als die Kraft schwindet, Meter werden zu Meilen, die Schritte schwer. Zuerst bricht das andere Wesen zusammen, aus ihm weicht alles Leben. Sie waren zusammen und sind es nicht mehr, jetzt ist die Figur wieder allein. Dann kippt auch sie um.
Das 14 Jahre alte »Journey« ist noch immer ein Ereignis. Es handelt vom Leben selbst, von Einsamkeit, Partnerschaft und Verlust. Das Besondere ist, wie unaufdringlich es den simplen, beschwerlichen Weg zum Gipfel erzählt. »Journey« kommt ganz ohne Worte aus, es sagt nichts, es lässt fühlen. Rund zwei Stunden dauert die titelgebende Reise, für ein Game ist das nicht mehr als eine Kurzgeschichte. Manchmal wird »Journey« deshalb vorgehalten, zu wenig Spiel zu beinhalten, aber gerade in dieser Reduktion liegt seine Stärke. Nur so kann es seine emotionale Wucht entfalten.
Denn das andere Wesen, das dem eigenen so ähnlich sieht, wird nicht vom Computer gesteuert – sondern von einem anderen Menschen. Während man in dieser Welt seine ersten Schritte macht, schließt »Journey« im Hintergrund zwei einander
unbekannte Spieler über das Internet zusammen. Man weiß nichts über Alter, Geschlecht, Herkunft des anderen, es gibt keine Möglichkeit, Nachrichten zu schreiben oder miteinander zu sprechen. Was bleibt, ist ein Fiepen, das die eigene Figur auf Knopfdruck hervorstößt, und die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 Trotzdem gelingt die Verständigung, weil man sich verständigen will. Man wartet aufeinander, leistet Hilfe. Man knüpft Bande.
Anfangs kraxelt man glitzernde Sandhügel hinauf wie ein Baby. Bald lernt die Figur dazu, nun gleitet sie. Je mehr sie über diese Welt lernt, über den Aufstieg und Fall einer Zivilisation, die ihre Ressourcen verschliss, desto geschickter kommt sie voran. All dies wird formal brillant eingefangen. Zu Beginn zeigt »Journey« die einsame Figur in weiten Einstellungen, um sie herum, so weit man sieht: Wüste. Ab und zu Ruinen oder Grabsteine. Verfall und Tod.
Als man seinen Partner findet, rückt die Kamera näher, am nächsten auf dem gemeinsamen Anstieg, ihn erlebt man in der Großaufnahme statt im Weitwinkel. Auf diesem Anstieg wird das Fiepen zum Flüstern. Als verflüchtigten sich die Laute, sobald sie den Mund verlassen. Man schwebt auch nicht mehr, die jugendliche Energie ist dahin, man kriecht beinah. Bis man sich nicht mehr rührt.
Der Glanz auf dem Berggipfel erinnert an Franz Kafkas »Vor dem Gesetz«. An den Eingang, der nur für einen selbst bestimmt war, und das Gesetz, das nie erreicht werden kann, »ich gehe jetzt und schließe ihn«, sagt der Türhüter zum Mann vom Lande, kurz vor dessen Tod.
In »Journey« erreicht man, anders als bei Kafka, den Gipfel doch: im Jenseits. Aber die Botschaft ist dieselbe. So etwas wie wahre Erkenntnis ist dem Menschen nicht vergönnt. Er kann nur ein Leben lang nach ihr streben.
Danial Montaz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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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4 | 2026
KULTUR 93
Platz 16 NieR: Automata Entwickler: Platinum Games Publisher: Square Enix Jahr: 2017
In ferner Zukunft beherrschen Maschinen die Erde. Die Menschheit scheint sich auf den Mond geflüchtet zu haben und entsendet selbst Androiden in einen Stellvertreterkrieg auf den Planeten, so sinnlos wie in einem Roman von Joe Haldeman. Als einer dieser menschenähnlichen Roboter streitet man für seine unsichtbaren Kriegsherren, stirbt, beginnt aufs Neue – und erkundet dabei philosophische Fragen über Sein und Bewusstsein. Selbst das vermeintliche Ende läutet nur einen Perspektivwechsel ein. Bis man den Kreislauf schließlich durchbricht. Danial Montazeri
Platz 18 Grand Theft Auto V Entwickler: Rockstar North Publisher: Rockstar Games Jahr: 2013
Vor 13 Jahren erschienen, zählt dieses Spiel noch immer Monat für Monat zu den meistverkauften überhaupt. An der Handlung, in der man drei Kleingangsster durch die Unterwelt einer an Los Angeles angelehnten Stadt steuert, dürfte das eher nicht liegen. Ihre Geschichte wirkt im Vergleich zu späteren Spielen schematisch, die Charaktere scheinen eindimensional. Doch kaum ein Spiel lässt 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offenen Welt so unbegrenzt wirken wie dieses Ganovenparadies. Zumindest bis der Nachfolger erscheint. Michail Hengstenberg
Platz 20 Persona 5 Royal Entwickler: P-Studio, Atlus Publisher: Atlus, Sega, Deep Silver Jahr: 2020
Strenge Lehrer, rechtslastige Politiker und eine für Rentner gemachte Welt: Ein Teenager in Japan zu sein, heißt, die eigene Machtlosigkeit zu akzeptieren. Aber was, wenn man dagegen ankämpfen könnte? Im fünften Teil der von Carl Jungs analytischer Psychologie inspirierten »Persona«-Reihe probt eine Gruppe von Jugendlichen den Aufstand, indem sie das Unterbewusstsein krimineller Erwachsener infiltriert und sie so zwingt, öffentlich Buße zu tun. Highlight: Ein mehrstündiger Acid-Jazz-Soundtrack, der jedes Eindringen mit blanker Coolness unterlegt. Anton Rainer
Platz 17 Tetris Effect Entwickler: Resonair Publisher: Enhance, Inc Jahr: 2018
Einen perfekten Satz erkennt man daran, dass er kein Wort mehr enthält als nötig. Man kann einzelne Wörter umstellen, ihn ergänzen, mit Adjektiven verzieren, aber er wird dadurch nicht besser. Nur länger, opulenter – und deutlich weniger elegant. »Tetris« ist, legt man dieselben Maßstäbe an digitale Kultur an, das perfekte Videospiel. Schon seine Grammatik lässt sich denkbar knapp zusammenfassen: »Tetris« ist das Sortieren fallender Blöcke in immer kürzerer Zeit. Bilden sie eine lückenlose Linie, lösen sie sich auf und machen wieder Platz für neue Blöcke – mehr ist da nicht, nur Ordnung und Überforderung, im ständigen Wechsel. So allgegenwärtig sind die kantigen Figuren in unserer analogen Welt, dass es manchmal schwerfällt, sich vorzustellen, dass »Tetris« überhaupt erfunden werden musste und nicht immer schon existierte. Wäre man wirklich überrascht davon, im Italienurlaub plötzlich eine Klötzchenreihe auf einem altrömischen Mosaik zu sehen? Klingt nicht der Name selbst, als gehörte er zu einer griechischen Göttin der Knobelei?
Nein, »Tetris« ist nicht antik, und doch muss man sich, um seinen Ursprung zu verstehen, mit einer untergegangenen Welt beschäftigen. Der sowjetische Mathematiker Alexej Paschitnow programmierte 1984 während seiner Arbeit eine Urform des Spiels. Er erkannte dabei intuitiv, dass das berüchtigte Suchtpotenzial nur mit einer bestimmten Art von Klötzchen einsetzte,
Dominos und Trominos, also aus zwei bis drei Quadraten bestehende Figuren, waren zu simpel, Pentominos viel zu komplex – also baute er auf Viererketten (griechisch: tetra), die sich auf seinem Monitor zu T-, Z- und S-Formen verrenkten. Und merkte bald, dass er sich zwingen musste, mit dem Spielen wieder aufzuhören.
Wie Paschitnow ging es wenige Jahre später der ganzen Welt. Ausgerechnet im Jahr des Berliner Mauerfalls veröffentlichte der Konsolenhersteller Nintendo seinen Game Boy und brachte mit dem beigelegten »Tetris« Millionen Menschen den Blockbau nach Sowjetart bei. »From Russia with Fun« stand auf manchen Schachteln, spaßige Grüße aus Moskau – und als Hintergrundmusik hörte man beim Spielen das russische Volkslied »Korobejniki«. An der kapitalistischen Ausschlachtung seines Spiels verdiente Paschitnow zunächst nichts, das Regime hingegen hatte seinen erfolgreichsten Kulturexport überhaupt gelandet, ein echtes »Volksspiel«, das Kultur- und Altersgrenzen überwand. Auf dem Game Boy erreichte es nämlich auch Menschen, die sich selbst niemals als Computerspieler oder -spielerinnen bezeichnet hätten. Nun lagen sie abends im Bett und träumten von fallenden Tetrominos.
»Tetris-Effekt« nennen sich diese Traumbilder, nach ihnen ist auch eine 2018 erschienene Fassung des Spiels benannt. Anders als andere erfolglose Nachfolger änderte »Tetris Effect« nahezu nichts am Grundprinzip. Noch immer fallen Blöcke, noch immer müssen sie unter Zeitdruck sortiert werden. Doch an den Rändern des Spielfelds zündet der japanische Künstler Takashi Ishihara ein Feuerwerk aus Lichtpartikeln zu hypnotischer, elektronischer Musik. Ein wunderschönes Beiwerk, das den pixeligen Kern unterstützt, nicht ersetzt. Das ist auch gut so. Denn diese Mauern haben ein perfektes Fundament.
Anton R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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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KULTUR
DER SPIEGEL 34 | 2026

F
Platz
21
Dark Souls Entwickler: FromSoftware Publisher: Bandai Namco Jahr: 2011
Eine bedrückende, undurchdringbare Welt, in der jeder Schritt den Tod bedeuten kann: Dieses Spiel ist unbarmherzig wie kaum ein anderes. Und doch wäre es ein Missverständnis, »Dark Souls« auf seinen extrem hohen Schwierigkeitsgrad zu reduzieren. Denn sein Schöpfer Hidetaka Miyazaki wollte sein Publikum nicht quälen, im Gegenteil: »Ich möchte, dass so viele Spieler wie möglich die Freude am Überwinden dieser Härte erleben«, sagte der scheue Japaner dem US-Magazin »New Yorker«.
Kein Sadismus also, sondern ein Versprechen von Euphorie. Das 2011 erschienene Game und seine diversen Nachfolger sind von fernöstlicher Philosophie geprägt. Die Tugenden, die hier gelehrt werden, sind dieselben wie beim Kampfsport: Achtsamkeit, Geduld und die Resilienz, auch wiederholtes Versagen zu überwinden, zählen mehr als schnelle Reflexe. Für seine Fans sind die Spiele Miyazakis gewissermaßen das Dojo, in dem sie sich darin üben können, die eigene Ungeduld, den eigenen Zorn und Frust zu überwinden.
»Dark Souls« belohnt alle reich, die diese strenge Schule auf sich nehmen: Die Dark-Fantasy-Welt überwältigt mit einer Pracht, die oft der realen Kulturgeschichte entlehnt ist. In der erdrückenden, von Monstern eroberten Architektur erkennt man unter anderem Anklänge an den Mailänder Dom, an Loire-Schlösser, die Abtei Mont-Saint-Michel oder die Tempelanlage
Angkor Wat. Man verliert sich in den labyrinthischen Strukturen – und findet sich dann doch am Ausgang wieder. Der frei erforschbare Schauplatz überrascht mit immer neuen Abkürzungen und in sich verschachtelten Architekturen. Und die fragmentiert erzählte Geschichte ist für ein Videospiel mythologisch beispiellos dicht, der gnadenlose Kampf mit Schwertern, Bögen oder Magie ebenso komplex wie abwechslungsreich.
Dazu kommt ein gewissermaßen hybrider Mehrspieler-Modus, der ebenso originell wie furchterregend ist: Immerhin besteht ständig die Gefahr, von anderen – in der Regel feindseligen – Spielern heimgesucht zu werden.
»Dark Souls« hat seit seinem Erscheinen die gesamte Videospielkultur immens beeinflusst: Als Gegenmodell zur stetigen Simplifizierung des Mainstreams brachte es eine archaische Ernsthaftigkeit in ein Medium zurück, das lange Zeit auf das größtmögliche Publikum zielte. Schade nur, dass diese Ausrichtung in Teilen der Fankultur einen unerträglich herablassenden Elitarismus der Community mit sich brachte: »Git gud«, auf Deutsch etwa: »Werd halt besser«, war lange die Standardantwort auf die Fragen verzweifelter Anfänger, die an der Härte des Spiels scheiterten.
Wer sich auch von dieser Hürde nicht abschrecken lässt, erlebt mit den Spielen Miyazakis die »Freude am Überwinden ihrer Härte« – und damit Endorphinschübe, wie sie nur wenige Spiele bieten. Vom Debüt und Vorgänger »Demon’s Souls« über alle drei »Dark Souls«-Games bis hin zur spielerischen Weiterentwicklung in »Elden Ring«: Durch Innovation und Qualität hat das Spiel eine ureigene Nische in einem Medium erschaffen. Und behauptet sich trotz aller Nachahmer seither als unumstritten souveräner Höhepunkt dieses Genres.
Rainer Sigl
5
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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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ste
Entwickler: Maddy Makes Games Publisher: Extremely OK Games Jahr: 2018
Wenn es um einflussreiche 2D-Abenteuer geht, kommen einem schnell frühe Titel von Reihen wie »Super Mario« oder »Donkey Kong« in den Sinn. Seit 2018 darf sich »Celeste« nahtlos in die Reihe dieser Schwergewichte stellen. Hinter der unscheinbaren Pixeloptik verbirgt sich nicht nur Level-Design auf höchstem Niveau: In Erinnerung bleibt vor allem die rührende Geschichte von Protagonistin Madeline, die mit Selbstzweifeln, mentaler Gesundheit und ihrer Identität ringt. Alyass Alaoui
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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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Us
Entwickler: Innersloth Publisher: Innersloth Jahr: 2018
Das Partyspiel »Among Us« schafft mit einfachen Mitteln, woran viele Blockbuster scheitern: ein echtes soziales Experiment. Wie in dem Gesellschaftsspiel »Die Werwölfe von Düsterwald« geht es darum, glaubhaft zu lügen. Denn unter den bis zu 15 Besatzungsmitgliedern eines Raumschiffs halten sich Verräter auf. Während die Crew Tasks erledigt, passieren Morde, alle Verbleibenden diskutieren und stimmen ab: Wer ist verdächtig? Wer wirkt glaubwürdig? Wer redet zu viel? Ein Game für psychologische Skills und perfekte Bluffs. Carola Padtberg
Pl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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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nley Parable: Ultra Deluxe
Entwickler: Crows Crows Crows Publisher: Crows Crows Crows Jahr: 2013
Stanley arbeitet als Angestellter 427 in einem riesigen Bürogebäude, eines Tages ist er darin ganz allein. Plötzlich kommentiert ein onkelhafter Erzähler jeden seiner Schritte: »Als Stanley zu zwei offenen Türen kam, ging er durch die Tür zu seiner Linken.« Was, wenn er dagegen rebelliert? »The Stanley Parable: Ultra Deluxe« ist ein umwerfend komischer Metakommentar über vermeintlich freiheitsliebende Narrative in Videospielen und die Möglichkeiten, diese zu sabotieren. Ein Spiel, das surrealen Humor und Interaktivität zusammenbringt. Rainer Sigl
DER SPIEGEL 34 | 2026
KULTUR 95
Platz
45
Jet Set Radio Future
Entwickler: Smilebit
Publisher: Sega
Jahr: 2002
Es gibt Spiele, die in jeder Hinsicht Zeitzeugnis sind und trotzdem niemals altern. »Jet Set Radio Future« erschien 2002 und verband den zur Jahrtausendwende stylischen Y2K-Drip mit Retrofuturismus und politischer Botschaft. Als Mitglied einer Skatergang brettert man durch die Betonschluchten eines dystopischen Neo-Tokios und bietet einem autoritären CEO mit Spraydosen die Stirn. Der Feind: ein finsterer Megakonzern, der den Staat kontrolliert und die Polizei in der Tasche hat.
Indem man die sterilen Flecken der Stadt mit Tags und Graffiti besprüht, erobert man sie zurück – zu einem Soundtrack, der noch heute fetzt, und Charakteren, die auch optisch anecken: Ein Cel-Shading genannter Effekt verpasste ihnen Kanten im Cartoon-Style und setzte sie so von den pseudorealistischen Looks der Zeit ab.
Für den Publisher Sega war das Thema des Spiels harte Realität. »Jet Set Radio Future« war auch als Produkt ein Underdog, der den Giganten trotzte und mit seinen bunten Billboards und Neonfarben ästhetisch aufmuckte. Seine exzentrische Art kommunizierte eine klare Botschaft: Individualität ist kein Makel, sondern eine Superkraft.
Dieser Geist lebt bis heute in einer loyalen Fanbase weiter. In Zeiten von Tech-Oligarchie und KI-erzeugtem Einheitsbrei wächst die Sehnsucht nach kreativem Widerstand. Die subkulturellen Gegenbewegungen haben ihn einst vorgelebt, auch in
den Tokio-Vierteln Shibuya und Harajuku, wo japanische Misfits Anfang der Nullerjahre gegen den Mainstream aufbegehrten. Das Internet erschloss ihnen neue Welten und erschütterte ihr Vertrauen in das Establishment und dessen kulturelle Normen. Mit ihrem schrillen, subversiven Style rüttelten die Rebellen am homogenen Straßenbild. Ihre Bewegung wurde später »Shibuya Punk« getauft, mit Wurzeln in Grunge, Punk, Hip-Hop und der Schwarzen Gegenkultur. Die Graffiti- und »Grind Fiction«-Ästhetik von »Jet Set Radio Future« knüpft daran an.
Die rebellische Energie zeichnet sich im nicht traditionellen Gameplay ab: Durch die offene Welt bewegt man sich nur rollend fort, entwickelt einen einzigartigen Flow aus endlos befahrbaren Schienen, Geländern und Dächern. Fluide Bewegungen sind dabei wichtiger als rigide Highscores.
Die antiautoritäre Botschaft zieht sich auch durch den Soundtrack: DJ Hideki Naganuma mischte dafür nicht nur Breakbeats mit Sirenen, sondern nutzte auch eine Rede des damaligen Civil-Rights-Aktivisten und Black Panther Stokely Carmichael als Sample.
Ironischerweise ist »Jet Set Radio Future« heute selbst zum Sinnbild einer bedrohten Kultur geworden. Während Bücher in Bibliotheken und Gemälde in Museen bewahrt werden, verschwinden alte Videospiele oft mit der Hardware, für die sie einst entwickelt wurden. Jene Versionen, die heute noch online verfügbar sind, werden als Restbestand teuer weiterverkauft. Die Frage, wie wir digitale Kunst archivieren und miteinander teilen können, wird durch das Verschwinden physischer Medien immer bedeutsamer. Denn ein Kulturgut, das an Produktschlüssel und Lizenzen gebunden ist und vom guten Willen einzelner Konzerne abhängig wird, ist vor allem eines: ein Stück verlorene Geschichte.
Kim Ly L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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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icbion / Sega
96 KULTUR
DER SPIEGEL 34 | 2026
SPIEGEL-Gespräch Vor mehr als 40 Jahren suchte die Stasi eine Autorin auf. Ihr Buch erschien nie. Jetzt kann man den Roman endlich lesen. Gerti Tetzner übers Aufhören und Anfangen.
Ein Genossenschaftswohnblock in Berlin-Pankow. Tetzner öffnet die Tür zu ihrer kleinen, aufgeräumten Wohnung. Vom Schlafzimmer aus gelangt man auf einen Balkon, draußen ist Sommer. »Vom Bett aus kann ich vor dem Einschlafen die Bäume sehen. Mehr brauche ich nicht«, sagt sie, bevor sie ins Arbeitszimmer bittet. Zwei alte Schreibtische stehen da, übersät mit Blättern. Rote, gelbe, orange, blaue, grüne, mit Hand beschrieben, in einer feinen, gut leserlichen Schrift. Hunderte müssen es sein, sorgfältig zu Stapeln unterschiedlicher Höhe sortiert. Gerti Tetzner hat wieder zu schreiben begonnen. Das ist erstaunlich, nicht nur, weil sie dieses Jahr 90 Jahre alt wird.
Mitte der Siebzigerjahre wurde ihr Buch »Karen W.« ein großer Erfolg, sowohl in ihrer Heimat, der DDR, als auch im Westen. Ihr zweiter Roman allerdings konnte nie erscheinen: Die Stasi drohte mit Ausweisung. Also hörte sie auf. Führte ein Leben. Begrub ihre Tochter. Schlug sich durch. Bis das Telefon klingelte. Vergangenes Jahr erschien »Karen W.« in einer Neuauflage und wurde breit rezipiert, Gerti Tetzner als Wiederentdeckung gefeiert. Jetzt, mit fast 50 Jahren Verspätung, erscheint erstmals ihr Roman, der nie gedruckt werden durfte. Er heißt jetzt »Gegen Wind«, auch weil der ursprüngliche Titel, »Die Oase«, in der Zwischenzeit belegt worden ist. In dem Buch geht es um eine Frau, die einen Kindergarten leitet und sich gegen die starren Regeln des Systems auflehnt – indem sie Bäume pflanzt.
SPIEGEL: Frau Tetzner,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urden vermehrt Autorinnen wiederentdeckt, die in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übersehen wurden. Bei Ihnen hat man nun den seltenen Fall, dass Sie noch leben. Wie fühlt sich das an, wiederentdeckt werden?
Tetzner: Mein erster Gedanke war – nicht schon wieder.
SPIEGEL: Inwiefern?
Das Gespräch führte der Redakteur Xaver von Cranach. Gerti Tetzner: »Gegen Wind«. Aufbau; 240 Seiten; 24 Euro.
Tetzner: Na, ich hatte ja mit alldem abgeschlossen. Ich hatte schon damit angefangen, alles aufzuräumen und wegzuschmeißen. Die alten Tagebücher. Die Tonbänder. Die Notizen. Damit das niemandem mehr zur Last wird. Und da kam vor zwei Jahren der Anruf der Lektorin vom Aufbau Verlag. Eine Neuauflage von »Karen W.« wollten sie machen. Völlig überraschend! Ich dachte, das ist ja ulkig, die ist doch zwei Generationen jünger als ich, was interessiert die sich für mich. Ich war gar nicht darauf gefasst, wollte gerade alles schön in Ruhe zu Ende machen. Wandern gehen. Schlafen, solange ich will. Ich war vollkommen mit mir im Reinen, alles war gut. Und dann kommt plötzlich so was auf mich zu. Wie Sie jetzt, in meinem Wohnzimmer. Ist das nicht kurios?
SPIEGEL: Und jetzt erscheint »Gegen Wind«, ein Buch, das Sie vor fast 50 Jahren geschrieben haben und das damals »Die Oase« hieß. Hatten Sie denn das Manuskript noch?
Tetzner: Nein. Nachdem ich es nicht veröffentlichen konnte, hat es 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aus Leipzig bekommen, das Manuskript war von Hand zu Hand gegangen. Nach seinem Tod räumte seine Frau den Schreibtisch auf und fand es ganz hinten in einer Schublade. Er hatte es sichergestellt. Die einzige Kopie. So kam es dann über mich zum Aufbau Verlag.
SPIEGEL: Als Sie den Text wieder in den Händen gehalten haben, wie ist es Ihnen beim erneuten Lesen ergangen?
Tetzner: Ich hatte schon das Gefühl, na ja, das bin auch ich. Ich hatte zumindest nicht das Bedürfnis, mich zu verleugnen.
SPIEGEL: Ihr Buch ist ein bisschen wie eine Flaschenpost, die umhertrieb und nun gefunden wurde. Eine gesellschaftliche und literarische Zeitkapsel.
Tetzner: Ich muss gestehen, ich habe es zunächst nicht besonders gründlich gelesen. All das, der Text, das Leben von damals, war so weit weg von mir. Da lagen so viele Schichten von Leben drüber, dass es schwierig war zurückzusteigen.
SPIEGEL: Lassen Sie uns versuchen, diese Schichten abzutragen. Sie wurden 1936 in einem Dorf in Thüringen geboren. Wie sind Sie aufgewachsen?
Tetzner: In der Natur. Mein Vater hatte eine Landwirtschaft, ich war das letzte Kind. Meine vier Geschwister waren wesentlich älter, und es war immer klar, dass die auf dem Hof bleiben. Ich wollte unbedingt raus.
SPIEGEL: Warum?
Tetzner: Es war so dumpf. Das ganze Leben dort war vom Eigentumsdenken bestimmt. Und nachdem meinem Vater der Prozess gemacht wurde, wollte ich umso dringender weg.
SPIEGEL: Ihr Vater war ein sogenanntes Goldenes Mitglied der NSDAP gewesen, was bedeutet, dass er besonders früh eingetreten war.
Tetzner: Er hatte die Nazibewegung in den Zwanzigerjahren im Dorf mitgegründet und war später in der SS, auch wenn er vor Kriegsende ausgetreten ist. Er kam dann ins Gefängnis. Aus dem Ersten Weltkrieg hatte er einen Lungendurchschuss und fing immer an zu bluten, wenn er schwer arbeitete. Er wurde 1948 begnadigt.
SPIEGEL: Wie haben Sie das als Kind erlebt?
Tetzner: Wir haben erst sehr, sehr viel später über diese Ereignisse gesprochen. Vorher konnte man vielleicht mal was aufschnappen. Aber wenn man kein Glück hatte, lief man im Dunkeln. Es lag auch etwas an mir, meine Haltung war immer vorwurfsvoll. Die Zeit des Prozesses war dann sehr existenziell für uns. Dass mein Vater ins Gefängnis kommt, stand fest. Es hätte aber auch sein können, dass wir enteignet werden. Mir war klar, dass ich wegmusste. Mein Ausweg war die Schule.
SPIEGEL: Das muss ungewöhnlich gewesen sein, zu der Zeit, an dem Ort.
Tetzner: Ich war die Erste in meinem Dorf, die überhaupt Abitur gemacht hat. Mein Vater wollte auch nicht, dass ich auf die weiterführende Schule ging. Die Lehrerin war's, die mich rettete. Sie kam einfach auf den Hof, mit dem Antrag zum Unterschreiben. Mein Vater war im Stall, ignorierte sie, fütterte die Kühe und nahm keine Notiz von ihr, arbeitete immer weiter mit seiner Mistgabel. Sie ging hinterher, bis der Stall zu Ende war und mein Vater nicht mehr rauskonnte. Dann hat er unterschrieben. Irgendwie war es ihm auch egal. Mit mir war ohnehin nichts
DER SPIEGEL 34 | 2026
KULTUR 97

Autorin Tetzner: »Mein erster Gedanke war – nicht schon wieder«
anzufangen. Ich drückte mich immer vor der Arbeit. Technisch gesehen war ich kein Verlust.
SPIEGEL: Also sind Sie so früh von zu Hause ausgezogen?
Tetzner: Ja. Es war wirklich merkwürdig: Ich stand als Einzige ganz allein vor dem großen Schulgebäude in Gotha. Die anderen Familien waren alle stolz auf ihre Kinder, von mir kam niemand. Ich war 14 Jahre alt und suchte mir ein Zimmer zur Untermiete, dort habe ich vier Jahre lang allein gelebt. Ich bekam 45 Mark Stipendium, davon bezahlte ich 20 Mark Miete und 5 für Gas und Strom. Vergnügungen, Kino, so etwas ging nun mal nicht. Das war so, wenn man sich für diesen Lebensweg entschieden hatte. Und ich hatte eben »einen Vogel im Kopf« und musste sehen, wie ich damit durchkomme. Es war ein bisschen brutal, ab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hat es mich unabhängig gemacht.
SPIEGEL: Wenn man sich die Stationen Ihres Lebens ansieht, bekommt man das Gefühl, dass Sie nicht so viel darauf gaben, was andere dachten. Sie studierten Jura, hätten Richterin werden können und schmissen dann hin.
Tetzner: Ich hatte nur Jura studiert, weil ich eine moralische Verpflichtung gespürt hatte. Nicht, weil ich es unbedingt wollte.
SPIEGEL: Was meinen Sie damit?
Tetzner: Wegen meines Vaters. Eigentlich hat mich Medizin interessiert. Aber das war mir bei meiner Herkunft zu unpolitisch. Ich dachte, ich muss zeigen, dass ich da nicht dazugehöre. Dass ich auf der richtigen Seite stehe. Aber als ich dann fertig war und im Notariat anfing, merkte ich schnell, wie es wäre, Richterin zu sein: Das ist nichts für mich. Es wurde nicht nach dem Gesetz gehandelt. Es wurden vorher Absprachen getroffen. In dieser Unfreiheit wollte ich nicht leben. Nur konnte man nicht so einfach kündigen. Die Auffassung war ja: Wir haben dich ausgebildet, dafür bezahlt, jetzt musst du dem Staat dienen. Man wurde verpflichtet, und es war fast unmöglich, da wieder rauszukommen. Ich war erst 24 und in einer Sackgasse.
SPIEGEL: Wie haben Sie es dann geschafft?
Tetzner: Bei mir streikt immer der Körper, noch bevor es im Kopf richtig ankommt. Als ich sah, was da lief, was auf mich zukam, wurde ich so krank, dass mein Mann sagte:
Du musst da raus. Dabei habe ich ja versucht zu arbeiten, immer wieder, aber jedes Mal wurde ich wieder krank. Ich kippte weg, wurde ohnmächtig. Hatte Dauerblutungen. Kein Arzt wusste, was los war. Ich konnte monatelang nicht arbeiten. Dann ließen sie mich gehen.
SPIEGEL: Sie waren verheiratet, hatten eine kleine Tochter und eine Karriere vor sich. Dann mussten Sie wieder von vorn anfangen. Sehen Sie das eher als Versagen oder als einen Schritt in die Freiheit?
Tetzner: Für mich war es kein Versagen, für alle anderen schon. Von vielen wurde ich natürlich als verkrachte Existenz behandelt, es hieß: Hast einen Haufen Geld gekostet, und jetzt wirfeste alles hin! Aber ich wusste ja, welch kleines Rädchen ich in diesem Getriebe geworden wäre.
SPIEGEL: Wie kamen Sie dann zum Schreiben?
Tetzner: Eigentlich war es mein Mann, der schrieb. Ich las seine Sachen, gab meinen Senf dazu. Selbst hatte ich keine literarischen Ambitionen und dachte auch nicht, dass ich in diesem Feld Wesentliches beizutragen hätte. Aber dann begann ich, Tagebuch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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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eiben. Über diese ganze Zeit, die Zumutungen, die Entmündigungen. Nur für mich.
SPIEGEL: Tagebuch zu schreiben, war das ein politischer Akt für Sie?
Tetzner: Sicher, auch. Vor allem konnte ich die Dinge dadurch von mir abrücken. In die Distanz gehen zu dem, was mir passiert war. Mein Mann sagte dann: Du bist nicht unbegabt, schreib das alles einmal auf. Ich musste zuerst lachen. Habe es aber getan. Danach schickte ich meine Notizen an Christa Wolf und legte einen Brief dazu.
SPIEGEL: Einfach so?
Tetzner: Ich hatte gerade »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von ihr gelesen. Über eine Frau, die auch aus allem rausgegangen ist. Diese Denkweise von »Christa T.« war mir sehr nah. Ich dachte, ich frage sie einfach, ob ich weitermachen sollte oder mir lieber einen anderen Beruf suchen. Sie war sofort sehr offen. Sie fragte, ob ich ihr meine Tagebücher zeigen würde. Wir trafen uns, und sie sagte: »Sie sind begabt. Aber Sie müssen ganz von vorn anfangen.« Und das tat ich.
SPIEGEL: »Karen W.« erschien 1974. Sie erzählen nah an ihrer eigenen Geschichte von einer Frau, die alles zurücklässt, ihren Mann, ihren Beruf als Juristin, um zurück in ihr Heimatdorf zu gehen. Das Buch war sofort sehr erfolgreich, sowohl in der DDR als auch im Westen.
Tetzner: Erstaunlich, nicht? Ich wurde ein bisschen davon überrollt. So viele Lizenzen wurden verkauft. In die Bundesrepublik, nach Dänemark, in die damalige Tschechoslowakei. Alle paar Tage kamen durch den Briefschlitz Informationen vom Verlag, dass wieder irgendwer etwas will mit meinem Buch. Der Film meldete sich! Es war mir unheimlich. Ich hatte mich ja nur freigeschrieben. Ich tastete noch.
SPIEGEL: In der westdeutschen »Deutschen Zeitung« hieß es damals: »Das stimmt schon nachdenklich. Wen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Romane mit autobiografischem Anspruch erschienen, zumal solche von weiblichen Autoren über Frauen, wenn ihnen zudem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literarische Qualität und gehaltliche Dichte bestätigt wurden, so handelte es sich fast ausnahmslos um Bücher aus der DDR.« Woher kommt das, dass weibliche Lebensrealitäten in der DDR-Literatur früher eine Rolle spielten als im Westen?
Tetzner: So verwunderlich ist das nicht. Es gab schon einen großen Unterschied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er DDR, was die Situation der Frauen betraf. Wir konnten selbstständig arbeiten. Ich kannte keine Frau, die nicht berufstätig war. Ich habe ja auch immer gearbeitet, in der Landwirtschaft, in einer Spinnerei ... Wir waren in den gesellschaftlichen Zusammenhängen völlig drin und deswegen auch in den Widersprüchen.
SPIEGEL: Das Buch war, so schrieb es Fritz J. Raddatz damals, ein »Skandalon« in der DDR, es gab durchaus kritische Stimmen. In einer Rezension wurde der Roman als Beispiel für das »Gefällige, Problemlose, Widersprüchen Ausweichende« gesehen, als »Flucht ins Idyll«.
Tetzner: Ach, ja.
SPIEGEL: Ein wichtiger Begriff in der damaligen Debatte war der »private Glücksanspruch«. Eine Leserbriefschreiberin antwortete auf diese Kritik so: »Aber daß dieser Glücksanspruch gestaltet wird, daß hier vorgeführt wird, wie eine Frau in »ganz normalen« Situationen unzufrieden ist, das hat mir gefallen.«
Tetzner: Das mag eine Frau geschrieben haben, aber ich wurde auch sehr viel von Frauen kritisiert, genau dafür. Bei Lesungen kamen sie oft und sagten: Wenn das alle so machen würden. Oh, da hatte ich schon die Nase voll. Ich habe etwas gebraucht, um zu verstehen, woher das kam. Wenn eine Frau ein eigenes Leben haben wollte, war klar, dass sie mehr leisten musste. Die Frauen, die das geschafft hatten, wollten nicht gelten lassen, dass eine alles wegwirft. Denn das war ja auch eine Missachtung ihrer
eigenen Leistung. Sie fühlten sich infrage gestellt.
SPIEGEL: Gab es da einen Unterschied in der Kritik von Männern und Frauen?
Tetzner: Die Männer haben mehr den ideologischen Teil kritisiert. Bei den Frauen ging es ums Grundsätzliche, dass eine Frau ihr Privatleben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t. Die sogenannten eigenen Bedürfnisse, das war damals pejorativ besetzt. Als wäre das ein Luxus, den man sich nicht leistet, wenn man halbwegs bei Verstand ist.
SPIEGEL: War Ihnen klar, dass Sie seit Erscheinen von »Karen W.« auf dem Radar der Stasi waren?
Tetzner: Dass ich beobachtet wurde, habe ich vermutet, aber erst hinterher erfahren, als ich die Akten eingesehen habe. Aber es gab natürlich Hinweise. Ich sollte einen Aufsatz über den Bauernaufstand für eine Publikation schreiben. Dann hieß es, sie würden den Text nur drucken, wenn sie ein einordnendes Vorwort dazustellen. Ich habe gesagt, okay, wenn ich ein wiederum einordnendes Nachwort dazustellen darf. Wurde nie gedruckt.
SPIEGEL: Sie haben 1976 auch gegen die Ausbürgerung des Liedermachers Wolf Biermann unterschrieben.
Tetzner: Danach konnte auf einmal eine schon versprochene Auflage von »Karen W.« nicht gedruckt werden. Angeblich, weil kein Papier mehr da war. So war das eben.
SPIEGEL: War Ihnen klar, dass Sie mit der Unterschrift alles aufs Spiel setzen?
Tetzner: Vielleicht war ich zu stur. Ich war so wütend, dass irgendwelche Typen bestimmen wollten, wie dies und jenes gesagt oder
Schriftstellerpaar Wolf (3. v. l. und r.), Autorin Tetzner (2. v. r.): »Wenig Illusionen vom We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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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99
geschrieben werden müsse. Aber wo fängt es an, und wo hört es auf? Die ganze DDR steuerte auf eine Selbstverleugnung zu. Ich konnte mich aber nicht selbst verleugnen. Ich hatte ja alles aufgegeben, arbeitete mittlerweile in einer Spinnerei. Und dann soll ich mich nach dem System richten? Ja, mein zweites Buch konnte nie erscheinen. Aber hätte ich meine Erfahrungen verleugnen sollen? Auch nicht.
SPIEGEL: »Gegen Wind« hätte Ihr zweites Buch werden sollen. Es geht darin wieder um eine Frau, die sich gegen die Verhältnisse auflehnt. Eine Kindergärtnerin.
Tetzner: Ich habe die Figur an Ursel angelehnt, eine Frau, die ich kennengelernt hatte. Ich gab zu dem Zeitpunkt Schreibunterricht in Gera, für Pädagoginnen, die Schreibambitionen hatten. Ursel hatte so eine Art, die mich sofort fasziniert hat. Eine Mischung aus Raffinesse und Pragmatik. Sie ist nicht frontal gegen Wände gelaufen, sondern zickzack und hat dadurch viel erreicht.
SPIEGEL: Die Figur der Kristina zeichnet sich auch im Roman dadurch aus, dass sie versucht, in diesem sehr engen Korsett eine Freiheit zu finden.
Tetzner: Ursel hatte großen persönlichen Charme und hat alle belatschert. Die Herren in den oberen Positionen gingen darauf ein und wussten hinterher oft gar nicht, was passiert war.
SPIEGEL: War das schwierig, über einen echten Menschen so zu schreiben?
Tetzner: Manchmal habe ich sogar bei ihr zu Hause geschrieben, weil bei mir zu viel Trubel war. Ich hatte Dutzende Tonbänder mit unseren Gesprächen.
SPIEGEL: Im Buch verliert sie am Ende ihren Kindergarten und stirbt an einer rätselhaften Krankheit.
Tetzner: Das war das Schwierigste. Sie lebte ja noch. Sie war nicht krank. Aber ich habe das so gefühlt, dass es so sein muss. Und das Schlimme war, dass es genau so kam. Einige Jahre nachdem ich »Gegen Wind« geschrieben hatte, kurz nach der Wende, wurde sie krank und starb an einer merkwürdigen Lähmung, auf die sich die Ärzte keinen Reim machen konnten. Das war unheimlich.
SPIEGEL: Wie erklären Sie sich das?
Tetzner: Das liegt nicht an meiner Klugheit. Es ist beim Schreiben so, dass man hinter die Kulissen geht. Schon wenn man eine Geschichte hört oder etwas erlebt, tritt man hinter den Vordergrund. Das passiert automatisch, intuitiv. Und da, dahinter, spürt man die Gefährdungen. Die im Moment vielleicht noch gar nicht sichtbar sind.
SPIEGEL: Der Roman durfte nie erscheinen. Wie muss man sich das vorstellen, die Stasi taucht einfach auf und kassiert den Text?
Tetzner: Zunächst mal hat mein DDR-Verlag, der Mitteldeutsche Verlag, das Manuskript abgelehnt. Was heißt abgelehnt. Wir trafen uns, und da sagte man mir: »Das ist

Literatur Tetzner 1988:
»Aber es war nicht mein Leben«
ja wohl der letzte Dreck« und warf es auf den Tisch. Das war alles, was sie zu sagen hatten. Aber Luchterhand aus dem Westen wollte es unbedingt machen. Die Lektorin aus West-Berlin kam Anfang 1983 zu mir mit einem Vertragsentwurf und sagte: »Morgen früh hole ich ihn unterschrieben wieder ab.« Und dann kam abends dieser Typ in meine Wohnung. Er eröffnete mir, was passieren würde, wenn ich das Buch veröffentlichte. Ich müsste gehen. Meine Tochter müsste bleiben.
SPIEGEL: Ist Ihnen die Entscheidung schwergefallen?
Tetzner: Es war klar, dass ich ohne sie nicht weggehen würde, dann getrennt durch eine nicht passierbare Grenze. Und es war klar, dass sie nicht mitgehen würde, nachdem sie endlich ihren Wunschberuf und ihre Anstellung gefunden hatte.
SPIEGEL: Hat Sie denn auch etwas gereizt an dem Gedanken, in den Westen zu gehen?
Tetzner: Ich hatte wenig Illusionen vom Westen. Ich wusste, wie groß die Abhängigkeit vom Geld war, auch die der Schreiber. Und ich wollte mit diesem deutsch-deutschen Boxring nichts zu tun haben. Es wurde nie etwas von der Sache her diskutiert, sondern immer nur im Verhältnis Ost-West, immer nur als Pro und Kontra. Aber wenigstens in der Literatur wollte ich allgemeineren Dingen auf den Grund gehen. Ich wäre »die aus dem Osten« gewesen, die »in den Westen« gegangen ist. Ich habe auch in der Bundesrepublik damals keine einzige Lesung gemacht.
SPIEGEL: Sie waren zu dieser Zeit schon getrennt von Ihrem Mann. Ohne Möglichkeit zu publizieren. Waren Sie verzweifelt?
Tetzner: Ich hatte immer Unterstützung. Jemand gab mir 4000 Mark, weil er sagte: Ich habe mich nicht getraut, für Biermann zu unterschreiben, aber du schon. Die Wolfs haben mir Geld gegeben, oder ich habe bei ihnen gewohnt. Wenn jemand mal wegfuhr, hat er seine Wohnung hergegeben für die Zeit. Auf die für mich wichtigsten Freundschaften konnte ich mich verlassen. Auch das war mit ein Grund hierzubleiben.
SPIEGEL: Romantisieren Sie das nicht ein bisschen? Sie mussten in einem Staat leben, der Ihnen einen Großteil der Existenz genommen hat.
Tetzner: Meine Freunde in Skandinavien haben immer gesagt: Was willst du in der Scheiß-DDR? Aber es war dieser Rückhalt unter den Menschen. Wenn man mit Menschen redet, die ihre Heimat verlassen mussten, versteht man das. Es kann ein Geruch sein, es kann eine Farbe sein. Es kann einfach ein bestimmtes Klima zwischen Leuten sein. Das ist unersetzbar. Das sind Sachen, die kann man nicht unter einem Bruchstrich zusammenziehen. Die gehen über die Sinne. Die machen aus, ob man Kraft hat oder keine Kraft hat. Besser kann ich es nicht beschreiben.
SPIEGEL: Wie haben Sie dann die Wende erlebt?
Tetzner: Die habe ich überhaupt nicht zur Kenntnis genommen, weil unsere Tochter gerade gestorben war.
SPIEGEL: Direkt nach dem Mauerfall?
Tetzner: Direkt danach. Sie war auf gutem Wege. Hatte einen Mann, mit dem sie leben wollte. Einen Beruf als Korbflechterin, für den sie so hart gearbeitet hatte. Aber dann kam die Wende, und die Werkstatt machte pleite. Da hat sie aufgegeben.
SPIEGEL: Wie kann man danach weitermachen?
Tetzner: Eine Freundin aus dem Westen hat mich in ihre Familie geholt. Wir waren schon länger Brieffreundinnen, sie hatte »Karen W.« gelesen und mir danach geschrieben. Ab und zu hatte sie mich besucht und im Kinderwagen unter ihrem schlafenden Baby guten Wein und Bücher reingeschmuggelt. Nach dem Tod meiner Tochter holte sie mich ab. Ich lebte bei ihr in Niedersachsen und konnte mich erholen. Ihr Mann war Arzt, er hat mich behandelt. Ich kippte damals immer mal wieder weg. Es war wieder der Körper, der reagierte. Ich konnte mich nicht auf ihn verlassen. Es war mir allerdings auch alles egal, und ich hatte keine Lust mehr zu leben. Bis es besser wurde. Ich hätte dann auch dortbleiben können, ich wurde liebevoll umsorgt, musste auch kein Geld verdienen. Aber es war nicht mein Leben. Irgendwann bin ich wieder zurück nach Berlin.
SPIEGEL: Und Sie haben in dieser Zeit nicht geschrieben? Viele Schriftsteller würden, glaube ich, sagen, dass Schreiben mehr ist
SPIEGEL-BESTSELLER

Nichts schlägt derzeit Romantasy. Die Autorin erzählt in ihrer extrem erfolgreichen Reihe von zwei konkurrierenden Königshäusern in einer magischen Welt. Natürlich geht es auch in Teil zwei um eine verbotene Liebe. | Platz 1

Wer während der Fußball-WM noch nicht genug von Jürgen Klopp bekommen hat, kann seine Kenntnisse mit dieser Biografie vertiefen. Für das Buch hat der langjährige Sportjournalist mit Wegbegleitern des Trainers gesprochen. | Platz 11
1 (-) And Midnight Fades to Dawn Nina Schilling Lys; 24 Euro 2 (1) Memories of Heidelberg Heinz Strunk Rowohlt; 23 Euro 3 (-) ... to Kill a Monster – Dragonblood Academy Karolyn Ciseau Edition Grace O'Malley; 25 Euro 4 (3) Die zweitgrößte Liebe Ruth-Maria Thomas dtv; 24 Euro 5 (6) Fünf, sechs, sieben, acht Ewald Arenz DuMont; 25 Euro 6 (5) Die Riesinnen Hannah Häffner Penguin; 24 Euro 7 (7) Yesteryear Caro Claire Burke Heyne; 24 Euro 8 (2) Filmriss auf Immenhof Karsten Dusse Heyne; 24 Euro 9 (9) Wirf einen Schatten Elena Fischer Diogenes; 25 Euro 10 (10) Guten Morgen, schönes Wetter heute Tanja Kokoska dtv; 23 Euro 11 (12) Die Straße Robert Seethaler Claassen; 25 Euro 12 (20) Pause Lena Kupke dtv; 23 Euro 13 (17) Querfeldein Alex Capus Hanser; 25 Euro 14 (18) Pina fällt aus Vera Zischke List; 21,99 Euro 15 (-) Die kalte Hand des Camping-Killers Bernd Stelter Lübke; 22 Euro 16 (18) Die Mitternachtsreise Matt Haig Droemer; 24 Euro 17 (-) Freunde fürs Leben Fredrik Backman Goldmann; 25 Euro 18 (-) Lázár Nelio Biedermann Rowohlt Berlin; 24 Euro 19 (14) Ist doch schön hier Miriam Burdelski Blessing; 24 Euro 20 (-) Der Nachbar Sebastian Fitzek Droemer; 25 Euro
1 (1) Dear Britain Annette Dittert DuMont; 24 Euro 2 (2) Nein sagen Matthias Brandt Kiepenheuer & Witsch; 16 Euro 3 (3) Träume aus Feuer Florian Illies Plaueninsel; 20 Euro 4 (4) Dreihundert Männer Konstantin Richter Suhrkamp; 30 Euro 5 (5) Alt genug Ildikó von Kürthy Ulstein; 22,99 Euro 6 (9) Ein Sommer mit Goethe Gustav Seibt C.H. Beck; 25 Euro 7 (6) Die Geschichte in mir Rüdiger von Fritsch Siedler; 26 Euro 8 (11) Faschismus ist keine Meinung Ilko-Sascha Kowalczuk C.H. Beck; 23 Euro 9 (7)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asta und Limoncello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zer; 20 Euro 10 (19) Punkt Punkt Komma Strich, fertig ist die Kunstgeschichte' Jakob Schwerdtfeger dtv; 25 Euro 11 (6) Glaube, Liebe, Klopp Michael Horeni C. Bertelsmann; 26 Euro 12 (10) Wir verlieren dieses Land Liv von Boetticher Deutscher Wirtschaftsbuchverlag; 25 Euro 13 (12) Wiedersehen mit mir selbst zwischen Pizza und Aperol Melanie Pignitter Gräfe und Unzer; 19,99 Euro 14 (14) Du bist nicht allein Jan Fleischhauer DVA; 25 Euro 15 (13) Bakterien – Die heimlichen Helden Peter Wohlleben Malik; 23 Euro 16 (-) Die Natur ist kein Parteimitglied Harald Lesch / Axel Kleidon C. Bertelsmann; 14 Euro 17 (16) Wenn die Sonne untergeht Florian Illies S. Fischer; 26 Euro 18 (-) Can't Hurt Me David Goggins Riva; 22 Euro 19 (-) Ferne Heimat Altmental Michael Riepl C.H. Beck; 25 Euro 20 (20) Organisch Giulia Enders Ulstein; 24,99 Euro
100 KULTUR
als ein Beruf. Dass sie, ohne zu schreiben, gar nicht leben könnten.
Tetzner: Ich habe eine große innere Ruhe. In den Jahren nach der Wende war ich auch mit anderen Dingen beschäftigt. Ich habe eine Pflegetochter aufgenommen, die wiederum eine Tochter bekommen hat. Ich habe also eine Enkelin. Zwei Menschen, um die ich mich gekümmert habe. Ich habe mich mit dem Schreiben gar nicht mehr beschäftigt. Der Alltag, den ich übrigens nie verachtet habe, hatte mich eingeholt. Ich habe das Schreiben auch nicht vermisst. Ich leide nicht, wenn ich nicht schreiben kann. Ich bin also vielleicht keine klassische Schriftstellerin.
SPIEGEL: Wenn Sie daran denken, was hätte alles sein können. Was ist da? Groll? Wut? Tetzner: Ich habe die seltsame Angewohnheit, in der Gegenwart zu leben. Wie ein Kind. Was vorher war, das war mir nie so wichtig.
SPIEGEL: Über Christa Wolf haben Sie mal gesagt: Sie schreibe eher vom Kopf her und Sie eher vom Leben.
Tetzner: Das ist sehr verkürzt. Aber ja, Christa hatte eher die Fähigkeit, sich unter Kontrolle zu bringen. Sie ist bei den Themen eher oben geblieben, während ich in die Geschichte reingekrochen bin. In »Kassandra« entwirft Christa eine abstrakte Utopie. Ich habe eine Utopie des Alltags gesucht.
SPIEGEL: Haben Sie sie gefunden?
Tetzner: Utopien findet man nicht.
SPIEGEL: Auf den Schreibtischen hier im Zimmer liegen überall handbeschriebene Seiten. Sie haben wieder angefangen?
Tetzner: Ewig habe ich mich nicht herangetraut. Jetzt, endlich, schreibe ich über meine Tochter. Vielleicht dadurch, dass ich meine Pflegetochter großgezogen habe und meine Enkelin, habe ich das Gefühl, wieder in einem normalen Lebenszusammenhang zu sein, und verstehe vieles besser als damals, wo ich nur gelitten habe.
SPIEGEL: Wie wird die Geschichte aussehen?
Tetzner: Viele Passagen spielen auf dem Friedhof meiner Kindheit. Als Kind war das der schönste Ort für mich. Da gab es Blumen! Die alten Leute saßen im Schatten auf der Bank und haben erzählt. Die Frauen kannten all die Geschichten zu den Gräbern und den Menschen darunter. Wahrscheinlich das meiste ausgedacht. Als ich mich damit abgefunden hatte, dass meine Tochter nicht mehr da war, ist sie langsam übergesiedelt in mein Leben. Ich bin immer gern über den Friedhof gegangen, wie durch einen Park. In diesem Raum will ich mich jetzt bewegen, wenn ich schreibe. Der Friedhof als Lebensraum. Nicht als schwerer Ort, sondern als schwebender. Na ja, das versuche ich. Ich habe jetzt so 100 Seiten. Auch das ist in der Schwebe.
SPIEGEL: Frau Tetzner, wir danken Ihnen für dieses Gesprä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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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101
Architektur Elon Musk baut eine neue Fabrik, mehr als neun Millionen Quadratmeter groß. Mit jedem einzelnen davon dürfte er seinen besten Feind Donald Trump ärgern.
Von Ulrike Knöfel

SpaceX
Entwurf der Chipfabrik Terafab in Texas: Der Ballsaal in Washington hat dagegen die Größe einer besseren Fußmatte
Eine Weile übte sich Elon Musk in Zurückhaltung. Sein zwischenzeitlich bester Kumpel Donald Trump hatte den Unternehmer im Mai 2025 als Sonderberater quasi abgestoßen, wohl auch, weil der ihm ständig die Show stahl. Natürlich war klar, dass sich Musk zurückmelden würde. In diesem Mai nahm ihn der Präsident mit auf eine Reise nach China, das Eis schien wieder gebrochen.
Jetzt aber legte Musk den Entwurf für eine Chipfabrik namens Terafab vor, deren Fläche mehr als neun Millionen Quadratmeter beträgt. Mit jedem einzelnen davon will er etwas sagen. Bisher stehen die nach Nutzfläche größten Gebäude unter anderem in China und Russland. Ein einziger Mann – Musk, nicht Trump – setz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nun auf die Landkarte jener, die wahnsinnig nach Größe sind. Entstehen soll der Neubau in Texas, Auftraggeber sind Musks Firmen Tesla und SpaceX (Autos, Raumfahrt). Ästhetisch handelt sich um eine Kreuzung aus schimmernder Maschine und Schmetterling – oder aber Fledermaus, so kann man es auch in einem Clip sehen, in dem die Produktionsstätte im ewigen Dämmerlicht zu stehen scheint. Der künftige Hausherr darf sich in der streng symmetrischen Flügelanlage wie Batman fühlen, wie ein Fledermausmann, der sich von seiner eigenen Gotham City aus über die Welt hinwegschwingt. Das hier ist reiner Comic-Futurismus. Auf
seiner Plattform X nennt Musk die Ästhetik einfach »atemberaubend schön«. Seine Firma SpaceX schwärmt in einer Mitteilung von der Fortsetzung eines Weges, auf dem die Menschen einmal um die größten Anlagen »im Sonnensystem und schließlich in der Galaxie« wetteifern werden. Klingt nach Science-Fiction-Groschenroman.
Architektur – auch eine der diversen Leidenschaften des Immobilienmoguls Trump – kann, wenn sie nur breit, hoch oder spektakulär genug ist, zur Machtgeste werden. Das wusste man schon in Vorzeiten. Ärgerlicherweise muss man sie zuerst einmal bauen, und das dauert. Umso wichtiger sind heute die Illustrationen solcher Visionen, dieser bildliche Vorgeschmack. Das Weiße Haus wirkt jetzt schon winzig im Vergleich zu dieser Fabrik. In ihrem Maßstab – oder in ihrem Verlust jeglichen Maßstabs – hätte Trumps Ballsaal die Größe einer besseren Fußmatte. Selbst kann der gebürtige Südafrikaner Musk kein US-Präsident werden, aber er kann den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mickrig wirken lassen, dessen Götterdämmerung andeuten. So archaisch kann es zugehen unter nun besten Feinden.
In der Galaxie, die er mit seinem Architekturszenario andeutet, ist Trump auf Musk angewiesen und nicht umgekehrt. Der Neubau ist nicht nur Macht-, sondern auch Drohgebärde. Batman kann jederzeit zum Racheengel werden. S
102 REZENS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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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Chopin-Wettbewerb in Warschau ist das wichtigste Klavierturnier der Welt. Über den Wettstreit des Jahres 2021 gibt es einen Dokumentarfilm, »Pianoforte«. Er zeigt eher einen Kampf als ein vergnügtes Musizieren. Man sieht die Pianistinnen und Pianisten leiden, sich aufreiben, manche von ihnen verzweifeln. Und dann ist da im Hintergrund ein dunkelhaariger junger Mann, der durch den Film zu schweben scheint, ganz ohne Mühe. Als wäre er in den Wettbewerb geweht worden. Wie ein Notenblatt im Wind.
Das ist Bruce Liu. In der Dokumentation ist er nur eine Figur am Rande. Doch er hat den Chopin-Wettbewerb 2021 mit 24 Jahren gewonnen. Und das wohl, gerade weil sein Klavierspiel so anstrengungslos wirkt.
Nachdem junge Pianistinnen und Pianisten sich in den Nuller- und Zehnerjahren dadurch ausgezeichnet hatten, dass sie die schwierigsten Klavierwerke artistisch herunterdonnerten, ist Liu der Vertreter einer neuen Generation, die ihre technische Brillanz mit viel Feingefühl tarnt. Die französische Presse lobte Liu »elfenhafte Virtuosität«.
Liu, der eigentlich Xiaoyu mit Vornamen heißt, ist in einem Vorort von Paris geboren, als Sohn chinesischer Eltern. Aufgewachsen ist er im kanadischen Montreal. In einer Branche, in der selbst der Sieg beim Chopin-Wettbewerb keine dauerhafte Karriere mehr garantiert, sondern wie im Pop Jugend und ein interessantes Image wichtig geworden sind, hat der mittlerweile 29-Jährige als Pianist mit den Qualitäten eines Fabelwesens ein Alleinstellungsmerkmal. Jetzt ist Lunaris erschienen, sein bislang ambitioniertestes Album. Luna, lateinisch für Mond, ist sein Thema.
Es ist eines jener Alben, wie sie in der klassischen Musik mittlerweile üblich sind: eine Sammlung vieler verschiedener kürzerer Werke unterschiedlicher Stile. Der älteste gespielte Kom-
Komponist ist Johann Sebastian Bach, die jüngste Komponistin die dänische Songwriterin Agnes Obel, Jahrgang 1980 und damit fast 300 Jahre später geboren. Auch in der klassischen Musik geht es heute um Streamingerfolg. Instrumentalmusik, besonders auf dem Klavier, ist gefragt, doch die Stücke sollten nicht allzu lang sein, zum Hit taugen und eine Stimmung vermitteln. All das trifft auf »Lunaris« zu. Es bietet Musik für die Morgen- und Abenddämmerung und für die Stunden inmitten der Nacht.
Als ginge es darum, das Publikum daran zu erinnern, dass er den Chopin-Wettbewerb gewonnen hat, steigt Liu mit einer »Nocturne« ein, einem Nachtstück, von Frédéric Chopin. Die ist unter anderem auch durch einen James-Bond-Film bekannt: als der Agent in »Der Spion, der mich liebte« dem Superschurken Stromberg begegnet. Sie steht für Düsternis und für Eleganz. Liu spielt sie mit jener Geschmeidigkeit, für die er bekannt ist – wie auch die darauffolgende »Mondscheinsonate« von Beethoven.
Angesichts des Albumtitels »Lunaris« womöglich unverzichtbar (wobei der Name der Sonate nicht von Beethoven selbst stammt), zumindest im ersten Satz allerdings derart süßlich, dass Liu fast die Finger an den Tasten kleben bleiben.
Darauf folgt die »Rêverie«, die Träumerei von Claude Debussy, ein gefälliges Frühwerk, das der französische Komponist selbst gar nicht mochte. Warum aber hat sich Liu dann dafür entschieden? Man kann das eigentlich nur damit erklären, dass es immerhin nicht »Clair de lune« ist. Dieses noch viel bekanntere, ebenso liebliche Debussy-Stück war Liu angesichts seines Titels (Mondlicht) womöglich allzu naheliegend.
Liu macht es seinem Publikum mit den ersten drei Stücken dieses Albums ein wenig zu leicht. Es ist schon sehr dem persönlichen Geschmack überlassen, das alles nicht kitschig zu finden. Doch Liu Anspruch ist größer, als es zu Beginn wirkt. »Lunaris« entfaltet seinen wirklichen Reiz erst nach diesen ersten drei Stücken: als Liu seinem Publikum mehr bietet als vielfach gehörte Melodien.
Ein vom russischen Komponisten Alexander Siloti in h-Moll transponiertes Präludium Bachs klingt bei Liu wie ein Werk von heute. Danach folgt einer der Höhepunkte des Albums: »Tokka« von Agnes Obel. Das knapp zwei Minuten lange Stück ist 2013 erschienen, es hat etwas Magisches, klingt wie Tanzmusik zu einem nächtlichen Auftritt von Zauberwesen.
Die Form, die Liu mit diesen beiden Stücken gefunden hat, trägt ihn durch die kommenden restlichen sieben Werke des Albums. Dessen Höhepunkt ist, ganz am Ende, »Dream« von John Cage: acht hypnotische Minuten, meditative Klangkaskaden, wie aus einem Tempel. Musik, als ob Elfen Yin-Yoga machten.
Sebastian Hammelehle
Der 29-jährige Pianist Bruce Liu bietet auf seinem neuen Album »Lunaris« magische Musik für die Dämmerung und die Nacht.

Sonja Mu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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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 103
Filmkritikerinnen und Filmkritiker sollten nie den Geschmack des Kinopublikums kritisieren, aber wundern dürfen sie sich schon. So geschieht es hartnäckig im Fall der sogenannten Eberhofer-Krimis, die 2013 mit »Dampfnudelblues« begannen. Das Auftaktwerk erzählte von der Versetzung des Polizisten Franz Eberhofer (Sebastian Bezzel) in das fiktive niederbayerische Dorf Niederkaltenkirchen. Die bislang gestarteten neun Filme nach Buchvorlagen von Rita Falk haben je bis zu 1,5 Millionen Menschen ins Kino gelockt. Liegt es am hingebungsvoll inszenierten süddeutschen Verkehrskreisel? Oder sind es das derbe Bayerisch und die manchmal sexistischen Zoten? Der zehnte Film der Reihe heißt Steckerlfischfiasko und ist wie immer von Ed Herzog inszeniert. Er schildert die Aufklärung eines Mordes, der mit einem Golfschläger verübt wurde. Erzählt wird einigermaßen brav von rivalisierenden Schaustellerfamilien und dem Wahlkampf ums Bürgermeisteramt in Niederkaltenkirchen; Franz Eberhofers Lebensgefährtin Susi (Lisa Maria Potthoff) möchte gewählt werden. Der Humor bleibt bodennah. So muss sich Bezzels Held hämische Sprüche anhören, weil sich sein Sohn für Ballett begeistert. Und der Freund des Helden (Simon Schwarz) verzichtet aus edlen Gründen weitestgehend auf Körperpflege. Zusammenfassend kann man sagen: Manchmal stinkt die Possenreißerei in Niederkaltenkirchen zum Himmel. Die Fans werden das aber wohl mit einer Lieblingsfloskel des Dorfpersonals zur Kenntnis nehmen: »Passt scho!« HÖB

»Steckerlfischfiasko«. Regie: Ed Herzog. Mit Lisa Maria Potthoff, Sebastian Bezzel, Simon Schwarz.

Phoebe Bridgers: »Lost Weekend«.
Frank Dukerlins
Als die Sängerin und Songwriterin Phoebe Bridgers 2020 ihr zweites Album »Punisher« veröffentlichte, war sie kaum mehr als ein Geheimtipp. Doch die Coronazeit war genau die richtige, um ihre introspektive Musik zu entdecken. Bald schwärmten Stars wie Elton John von ihr, sang sie mit Taylor Swift und Paul McCartney. Groß sind also die Erwartungen vor ihrem dritten Soloalbum Lost Weekend. Kann Bridgers ihren Status als größtes musikalisches Talent auf dem Feld zwischen Folk, Pop und Indierock bestätigen? Auf der Vorabsingle »Lost Boys« ist der Refrain prägnant, Taylor Swifts Sparringspartner Jack Antonoff hat mitproduziert. Doch das Album ist keine Kursänderung Richtung Mainstream: Mit vielen Instrumenten wird eine unheimliche Grundstimmung um die Folkgitarrenbasis ihrer Songs gelegt. Das ist mehr als nur schmückendes Beiwerk, es nimmt den Kompositionen ihre Eindeutigkeit. Inhaltlich geht es in vielen Songs um den Tod ihres Vaters und eine neue Liebe in ihrem Leben. Trauer und Glück sind die Grundfarben der Gefühle – doch in ihren Songs findet sie Worte und Klänge für die Zwischentöne. Die Texte speisen sich erkennbar aus dem konkreten Leben, sind dabei aber anschlussfähig. Eine große Kunst. Mit »Lost Weekend« wird Phoebe Bridgers’ Aufstieg weitergehen – aber nicht unbegrenzt, dafür steckt in ihren Songs weiterhin zu viel Widerborstiges und Bitterhumoriges. Gut so. FEB
»Ihr Körper gehört auch mir, meiner ist ein Teil von ihrem« – mit diesen Worten beschreibt die Ich-Erzählerin Jojo die Beziehung zu ihrer Kindheitsfreundin Yara. Darin verdichtet sich das zentrale Motiv des Debütromans von Louise K. Böhm: je intensiver die Freundschaft, desto tiefer und schmerzhafter ihr Verlust. Auf der Beerdigung ihres Vaters erhält Jojo eine DVD, Aufnahmen aus ihrer Zeit mit Yara, die den Kontakt vor langer Zeit abbrach. Weshalb die Freundschaft endete, ist für Jojo wie für die Leserschaft zunächst ein Rätsel. Lange Zeit standen die beiden offenbar Seite an Seite, aufgewachsen in der Vorstadt, mit billigen Klamotten, Aldi-Einkäufen und einem Schulhof, auf dem man kein Türkisch sprechen durfte. Böhm hat einen Roman über Freundschaft geschrieben – und über Klasse. Scham ob der eigenen Herkunft spielt eine wichtige Rolle in vielen Szenen. Dass andere ihren Weg mühelos gehen, während sie ausgeschlossen wird, begleitet Jojo als Gefühl permanent. Das mag so sein, gleichzeitig werd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Lebenswelten aber nur oberflächlich beschrieben, oft über Konsummarker: Es geht um Edeka-Müsl, Adidas-Schuhe und Ikea-Tüten. Sind diese wirklich so eindeutig stigmatisierend? Viel genauer blickt Böhm bei ihrer Hauptfigur hin. Sie fesselt bis ans Ende. Jojo ist obsessiv, wertend, oft klagend. In der Freundschaft mit Yara war sie nicht immer so freundlich, wie sich herausstellt. Darin liegt etwas Wahrhaftiges. Die Autorin nimmt uns mit in Jojos ungefilterte Innenwelt – das verleiht ihrem Roman eine große Lebendigkeit. SHS

Louise K. Böhm: »Kaskaden«. Penguin; 288 Seiten; 24 E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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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 Sietzki / IMAGO, FC Bayern Mü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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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ßballgeschichte Willi Buisson, ehemaliges Vorstandsmitglied des FC Bayern, wurde 1940 wegen Landesverrats hingerichtet. Eine neue Biografie beschreibt sein abenteuerliches Leben.
Der Zeuge fand kein gutes Wort für den Angeklagten. Willi Buisson habe »anfangs einen sehr vermögenden Eindruck« auf ihn gemacht, aber dann habe er erkannt, dass der Mann ein »Gauner« sei, ein »Hochstapler«, ein »Lump«. Für Buisson, ehemaliges Vorstandsmitglied des FC Bayern München, Schlüsselfigur einer Widerstandsgruppe, ging es vor dem Volksgerichtshof um Leben und Tod.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Tribunal urteilte im April 1940 über eine der schillerndsten Persönlichkeiten des deutschen Widerstands gegen Adolf Hitler. Jahrelang hatten die Nazis Buisson im Ausland bespitzelt, bis sie ihn fassen konnten. Jetzt würden sie ihn umbringen. Der Staatsanwalt warf ihm Landesverrat und ein Mordkomplott gegen den »Führer« vor.
Die verächtliche Aussage stammte von einem ehemaligen Sozialdemokraten, im Gestapo-Verhör hatte er seinen einstigen Parteifreund verraten. Buisson habe den großen Auftritt geliebt und sich gern mit einer attraktiven blonden Begleiterin gezeigt. »Aufgeputzt wie ein Pfau« sei sie gewesen, Anna Langschartner, die »angebliche Frau« von Willi Buisson.
Über Buisson sind bislang nur Grundzüge seines Lebens und Einzelereignisse bekannt. Doch nun erlauben Aktenfunde einen differenzierten Blick auf den Apotheker aus München. Im Oktober wird dort eine Gedenktafel für Buisson enthüllt, eingeladen werden auch Vertreter des deutschen Rekordmeisters.
Bayern-Fans hatten Buisson bereits 2015 in einer Stadionchoreografie gewürdigt. Der Bonner Historiker Rüdiger Zimmermann, 79, ehemaliger Leiter der Bibliothek der Friedrich-Ebert-Stiftung, hat jetzt ein Buch über ihn geschrieben, herausgegeben von der Gedenkstä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in Berlin*. Der Autor hat Dokumente aus Archiven in Deutschland, Tschechien, Schweden und Großbritannien zusammengetragen, viele davon liegen dem SPIEGEL vor.
Sie zeichnen das Bild eines Mannes, der sich den Nationalsozialisten kompromisslos entgegenstellte, weil er früh voraussah, was sie anrichten würden. Ein Bürgersohn, der sich den Sozialdemokraten anschloss und einem Bündnis der politischen Mit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Buisson arbeitete mit gleich gesinnten Männern und Frauen, Geheimdienst-
methoden und Medienkampagnen, mit Täuschungen und Tricks, und wenn es sein musste, mit Gewalt.
Buisson war ein Hüne, zeitweise 100 Kilometer, er lebte ausschweifend, ein Autonarr und Organisationstalent, der Partyplaner des FC Bayern München. Er produzierte Nahrungsmittel und Medikamente, gründete Unternehmen, die er im Exil für seine Widerstandsarbeit nutzte. Und er trug eine Waffe.
Sein Leben wirkt wie ein Roman, es steht für die Frage, was möglich gewesen wäre, wenn es mehr Menschen seines Charakters gegeben hätte. Hätten sie die Machtübernah-
Später leitete Buisson in München die sogenannten Schutzformationen des Reichsbaner Schwarz-Rot-Gold, eines Bündnisses des katholischen Zentrums, der Sozialdemokraten und der liberalen DDP. Die Schufo-Männer trugen grüne Hemden, auch das ein Kontrast zum Braun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Den Schufo-Zug 13 kommandierte er persönlich, eine Eliteeinheit, die er in Wehrübungen trainierte.
Buisson war im Ersten Weltkrieg selbst Soldat gewesen und an der Westfront in einen Gasangriff geraten. Seit dem Krieg litt er unter einer chronischen Trigeminusneuralgie. Diese Reizung des fünften Hirnervs führt zu plötzlich einschießenden, kaum zu ertragenden Schmerzen im Gesicht.
Es ist nicht dokumentiert, wie sich die Erkrankung auf seine Psyche auswirkte, auffällig ist aber, wie schnell ihm der Kragen platzte. Einmal bedrohte er Jugendliche mit der Pistole, weil sie da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Horst-Wessel-Lied sangen, dieses »Zuhälterlied«, wie er sagte.
Willi Buisson stammte aus einer angesehenen, bürgerlich-liberalen Apothekerfamilie aus Baden. Die Eltern waren 1907 nach München umgesiedelt und hatten eine Drogerie übernommen. Buisson führte die Tradition weiter. Er entwickelte und vertrieb eigene Naturkostmittel und medizinische Präparate, darunter das Kopfschmerzmittel »Quick«. 1921 heiratete er und wurde einige Jahre später Vater einer Tochter, Evelin.
Fußball hatte Buisson schon als Kind gespielt. Als Erwachsener war es seine »Weekendbetätigung«, wie er schrieb, »keine andere Sportart« sei »so prickelnd interessant«. Im Frühjahr 1926 trat er dem FC Bayern bei. Der bürgerliche Club war für Sozialdemokraten eine ungewöhnliche Adresse, sie gingen meist zu einem Arbeiterverein.
Buisson aber spielte in der Reichsadler-Elf, einem Firmenteam des gleichnamigen Hotels in der Altstadt. Unter dem Dach des FC Bayern gab es mehrere solcher Privatmannschaften. Buisson war Kapitän und zentraler Abwehrspieler. Zur Einweihung einer neuen Sportanlage im Oktober 1927 traten die Reichsadler gegen das Team eines Herrenausstatters an und gewannen 7:5.
Ein Jahr zuvor hatte ihn der Bayern-Vorstand zum Vergnügungswart berufen, Buisson kümmerte sich um Clubversammlungen und organisierte Vereinsfeste. Er wolle nicht nur »für fröhliche Unterhaltung« sorgen, schrieb er zu Amtsbeginn, sondern für »aufrichtige Sportkameradschaft«. Die erste organisierte Auswärtsfahrt von Bay-

Halter Nagle GmbH & Co. KG | Universitätsarchiv der LMG München, Stadt Kiel 1
me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verhindern können? Niemand war gezwungen, der NSDAP beizutreten oder ihre Politik zu unterstützen. Nur wenige brachten den Mut auf, ihr entgegenzutreten. Historiker Zimmermann sagt: »Buissons Biografie zeigt, dass es eine Alternative gab.«
Adolf Hitler und Buisson kannten sich aus den Münchener Saalschlachten der frühen Zwanzigerjahre. Buisson, damals Ende zwanzig, kommandierte die 2000 Mann starke S.A. der SPD, die wirklich so hieß. Aber im Unterschied zur Sturmabteil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hatte die Sicherheitsabteilung defensive Aufgaben, den Schutz des Parteizeitungsgebäudes etwa. Dafür bewaffnete Buisson seine Leute mit Gewehren und Pistolen aus alten Armeebestä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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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n-Fans war seine Idee: Im April 1929 ging es im Autokorso nach Nürnberg zum Endrundenspiel um die süddeutsche Meisterschaft. Buisson selbst fuhr ein amerikanisches Oberklassemodell.
Politische Aussagen als Bayern-Funktionär sind nicht überliefert. Parteiorientierungen waren Buisson ohnehin nicht wichtig, wenn es gegen die Nazis ging. Einmal ließ er eines ihrer Lokale in der Ludwigstraße mit roter Farbe beschmieren und fuhr mit dem Auto daran vorbei, »um mich von der Wirkung auf die Passanten zu überzeugen«.
Auch das Ende der Republik erlebte Buisson kämpfend. Anfang März 1933 führte er die Verteidigung des Münchener Gewerkschaftshauses an. Als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es stürmten, entkam Buisson. Er kehrte nicht wieder in seine Wohnung zurück.
Acht Wochen lang lebte er in einer Unterkunft der Eltern seiner neuen Lebensgefährtin Anna Langschartner, dann flog sein Versteck auf. Vor der Verhaftung rettete er sich durch ein Fenster in den Hinterhof.
Buisson floh in die Tschechoslowakei und zog mit seiner Partnerin nach Neuern, dem heutigen Nýrsko, acht Kilometer von der deutschen Grenze entfernt. Er gründete eine Firma, die Kakao und Medizinprodukte herstellte, aus »Quick« wurde »Typ«. Das Unternehmen hatte 15 Beschäftigte; es sollte ihm nicht nur seinen aufwendigen Lebensstil, sondern auch die politische Tätigkeit finanziell absichern.
In das Nachbarland zog es viel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en, sie setzten ihre Bemühungen konspirativ fort. Anna Langschartner reiste im Sommer 1933 mit falschem Pass
Buisson in seinem letzten Brief an die Familie
und als trauernde Witwe verkleidet nach München, Buisson hielt Verbindung zu den Roten Rebellen, die Flugblätter bei einem Fußballspiel im Stadion an der Grünwalder Straße verteilten.
Seine Mitstreiter und Buisson überlegten, Anschläge im Reich zu verüben, er wusste, wie man Bomben herstellt. Im Prozess führte das zu dem Vorwurf, er habe Hitler töten wollen. Im November 1933 startete ein illegaler Kurzwellensender sein Programm. »D 4 Berta« sollte Widerstandsbotschaften ins Reich tragen. Neben hochrangigen Sozialdemokraten sprachen Buisson und Langschartner, sie trug ein feministisches Manifest vor.
Aber die Widerständler sprachen quasi ins Nichts. Ein Spitzel hatte die Technik so manipuliert, dass der Sender nur in der Nähe zu hören war. In Buissons Umfeld hatten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inzwischen mehrere Agenten platziert, darunter ein Bruder von Anna Langschartner.
Die Firma in Neuern schlitterte 1935 in die Pleite, ein Geschäftspartner von Buisson hatte Geld abgezweigt und bei Krediten betrogen. Mittellos zog Buisson mit Langschartner nach Prag, dort trennten sie sich.
Willi Buisson ging eine neue Beziehung ein. Auch sie, »eine große schlanke Frau«, wie es in einem Gestapo-Protokoll heißt, kam im Frühjahr 1937 unter einem Decknamen nach München, um ehemalige Reichsbanner-Leute für den Widerstand zu gewinnen.
Buisson begann für den Geheimdienst der Tschechoslowakei zu arbeiten, gegen Bezahlung und mit geheimer Telefonnummer. Ein Auftrag führte ihn am Tag des »Anschlusses« Österreichs an das Deutsche Reich im März 1938 nach Linz.
Buisson sah den Einzug Hitlers in die Stadt und fertigte einen Bericht über deutsche Truppenbewegungen an. Zwei Tage danach wurde er in Aigen im Mühlkreis festgenommen, die Polizei fand den Bericht.
Fünf Monate lang gelang es Buisson, seine wahre Identität zu verbergen, dann verriet ihn ein Schriftvergleich. In München vernahm ihn die Gestapo wochenlang, sie misshandelte ihn auch. Buisson verhalte sich »äußerst geschickt«, notierten die Beamten. Kleinigkeiten gestand er schnell, wesentliche Punkte leugnete er.
Mit dem Einmarsch deutscher Truppen in die Tschechoslowakei fielen den Nazis die Kampfgefährten aus Neuern in die Hände, im Juni 1939 fanden sie auch sein Notizbuch in Prag, ein Fiasco für seine Verteidigung. Vom 24. bis 26. April 1940 tagte der Volksgerichtshof im Münchener Justizpalast, Buisson erschien einem Augenzeugen »fast bis zur Unkenntlichkeit« verändert als »gealterter Mensch«.
Nach dem Todesurteil baten sein Anwalt und seine geschiedene Frau um Gnade, auch wegen der Tochter Evelin. Die Gestapo erwiderte, Buisson sei »einer der gefährlichsten Feinde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lands«. Roland Freisler, der später Hans und Sophie Scholl und die Widerstandskämpfer des 20. Juli 1944 zum Tode verurteilen würde, lehnte das Gnadengesuch ab.
In den Stunden vor seiner Hinrichtung schrieb Willi Buisson einige Briefe. In einem machte er der Gestapo ein Angebot: Er habe Informationen über einen in Berlin lebenden Mitarbeiter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Geheimdienstes. War er bereit zum Verrat? Historiker Zimmermann sieht darin das letzte Manöver eines Verzweifelten. Es blieb ohne Wirkung. Am 6. September 1940, kurz nach sechs Uhr, ging das Fallbeil in Berlin-Plötzensee nieder.
Der letzte Brief ist an seine Mutter und an seine Schwester gerichtet. »Unter den gegebenen Verhältnissen hätte ich ja doch wohl nie wieder richtig froh und frei werden können«, schreibt er, »haltet zusammen und denkt ab und zu an mich!«
Die Frauen haben den Brief nie erhalten. Die Beamten legten ihn zu den Akten.
Andreas Meyhoff
Funktionär Buisson (4. v. l.) mit Schutzformation 1932: Verbindung zu den Roten Rebellen

Feldsammlung Reichsbanker Schweiz: Red Gold, Bild Nr. 1932 | Archiv der Münchener Arbeitsbewegung 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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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tness Profiläuferin Rachel Entrekin erklärt, wie sie beim Ultramarathon in den USA die Schmerzen erträgt und alle Männer abhängt.
Der »Cocodona 250« führt über rund 407 Kilometer und 12.000 Höhenmeter durch Arizona. Die US-Amerikanerin Entrekin sicherte sich im Mai den Sieg. Dabei stellte die 35-Jährige mit 56:09:48 Stunden einen neuen Streckenrekord auf.
SPIEGEL: Frau Entrekin, was haben Sie eigentlich gegen Schlaf?
Entrekin: Nichts! Ich schlafe gern und auch sehr erholsam.
SPIEGEL: Schwer zu glauben, wenn man sich Ihre Leistung beim Cocodona 250 ansieht. Sie waren rund 56 Stunden auf den Beinen,
sind durch die Wüste und über Berge gelaufen – und haben in dieser Zeit nur 19 Minuten geschlafen.
Entrekin: Wenn man etwas später darüber spricht, klingt das tatsächlich verrückt. Aber während des Rennens ging es mir gut. Ich war fit, bestens gelaunt und lag in Führung. Da wollte ich nicht herumtrödeln.
SPIEGEL: Haben Sie vorher geplant, wann und wie viel Sie schlafen?
Entrekin: Nein. Ich habe mittlerweile genug Erfahrung, dass ich einfach auf meinen Körper höre. Wenn ich müde werde, schlafe ich. Es würde mir nichts bringen, nach 100 Mei-
Meilen (161 Kilometern) eine Schlafpause zu machen, wenn ich nicht müde bin und dann nicht einmal einschlafen kann.
SPIEGEL: Wann haben Sie während des Rennens geschlafen?
Entrekin: Insgesamt habe ich dreimal geschlafen, das erste Mal nach rund 200 Meilen für fünf Minuten. Ich habe mich einfach an die Schulter eines Teammitglieds gelehnt und ihm gesagt: »Weck mich in fünf Minuten.« Und tatsächlich – ich war wieder fit.
SPIEGEL: Der deutsche Ultraläufer Arda Saatçilegte sich während seines Ultralaufs durchs Death Valley immer wieder in einen Bus. Ist das nicht komfortabler?
Entrekin: Dieses Jahr war ich zum dritten Mal beim Cocodona 250 und habe auch schon andere extreme Rennen absolviert. Ich habe das mal probiert, in einem Van oder Bus zu schlafen. Aber ich finde, das kostet zu viel Zeit und hat mir auch wenig gebracht. Wenn ich wirklich müde bin, schlafe ich sofort ein – egal wo.
SPIEGEL: Waren Sie am Ende müde?
Entrekin: Müder als am Anfang auf jeden Fall. Nach meinem Fünf-Minuten-Nap war ich erholt, später kam dann die Erschöpfung. Ich habe noch zwei Naps gemacht und beide Male gesagt: »Weck mich nach sieben Minuten.«
SPIEGEL: Warum sieben?
Entrekin: Das war eher spontan. Fünf waren mir zu wenig, weil ich wirklich müde war. Aber zehn Minuten wären mir zu viel gewesen – zehn klingt ja furchtbar lang, und ich lag in Führung.
SPIEGEL: Kamen Sie schon immer mit so wenig Schlaf aus?
Entrekin: Nein, da muss man sich herantasten. Ich laufe viel und lange, habe Erfahrungen mit Ultras und kenne meinen Körper wirklich gut. Niemand sollte jetzt versuchen, das einfach nachzumachen. Jeder Körper ist anders.
SPIEGEL: Ein Rennen über eine solch gewaltige Distanz, mit so vielen Höhenmetern, Hitze am Tag und Kälte in der Nacht – das klingt nach Leiden.
Entrekin: Als Leiden sehe ich es nicht. Aber es kann hart sein, wirklich hart. Ich laufe nicht, um mein Leben leichter zu machen, sondern um es bedeutungsvoller zu machen. Man lernt unglaublich viel bei solchen Rennen, wenn man so viele Kilometer allein mit sich und seinen Gedanken ist.
SPIEGEL: Was haben Sie über sich gelernt?
Entrekin: Vor zwei Jahren war ich zum ersten Mal dabei. Ich hatte damals kein schlechtes Rennen.
SPIEGEL: Sie haben die Frauenwertung gewonnen ...
Entrekin: ... und war trotzdem nicht zufrieden. Ich war während des Rennens sauer auf den Kurs, habe geschimpft, meinen Frust nach außen getragen. Am letzten Berg ging mir die Kraft aus, ich war wütend. Ich h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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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onnen, aber meine Einstellung mochte ich überhaupt nicht. Im Jahr darauf war ich wieder dabei und habe mir vorgenommen, es viel mehr zu genießen. Schließlich mache ich das freiwillig – es ist ein Privileg, das zu können.
SPIEGEL: Und das half?
Entrekin: Ich ging viel lockerer an die Sache heran und verbrachte vor dem Rennen Zeit mit Freunden, redete Neulingen gut zu, teilte mit ihnen meine positiven Erlebnisse. Während des Rennens schimpfte ich in den harten Momenten nicht mehr mit der Umwelt, sondern behielt den Ärger für mich. Und was soll ich sagen? Ich hatte mehr Spaß, war zufriedener mit mir und auch noch knapp zehn Stunden schneller. Ich würde sagen, ich habe gelernt, dankbarer zu sein.
SPIEGEL: In diesem Jahr waren Sie noch einmal deutlich zügiger unterwegs. Dennoch gibt es bestimmt harte Momente während eines solch langen Rennens?
Entrekin: Am schwersten fällt mir immer das mittlere Drittel. Den Anfang finde ich nicht schlimm – da hat man zwar noch so viel Strecke vor sich, ist aber frisch und ausgeschlafen. Und am Ende sind es ja nur noch 50 Meilen, da ist man bald im Ziel. Aber so nach 160 Meilen kann es schon sehr wehtun. Ich bin dann erschöpft, habe wenig geschlafen, erste Blessuren – und noch richtig viel Strecke vor mir.
SPIEGEL: Welche Taktik hilft Ihnen, nicht aufzugeben?
Entrekin: Ich halte mich da an die 20-Minuten-Methode. Wenn ein Problem auftaucht, gebe ich mir 20 Minuten Zeit. Oft vergeht es bis dahin von selbst, dann kann ich es ignorieren.
SPIEGEL: Geben Sie uns bitte ein Beispiel.
Entrekin: Beim Rennen schmerzte mein großer Zeh. Ich dachte: Muss ich mir das jetzt genauer anschauen und vielleicht sogar behandeln lassen? Oder vergeht das wieder, und ich verschwende nur Zeit und Energie, wenn ich mich jetzt damit befasse? Ich gab mir 20 Minuten Zeit – als die um waren, waren die Schmerzen weg.
SPIEGEL: In dieser Zeit laufen Sie ganz normal weiter?
Entrekin: Ja. Sonst merke ich ja nicht, ob sich die Sache wirklich wieder legt.
SPIEGEL: Wenn ein Problem nach 20 Minuten weg ist, kann es so schlimm nicht sein?
Entrekin: Ganz genau. Dann ist es in der Regel kein Notfall.
SPIEGEL: Ein Rat, den auch Hobbyläufer befolgen können.
Entrekin: Auf jeden Fall. Allerdings möchte ich betonen: Nicht jedes Problem legt sich nach 20 Minuten. Beim letzten Rennen habe ich Blasen bekommen und versuchte, das zu ignorieren, aber der Schmerz verschwand nach 20 Minuten nicht. Da muss man dann etwas unternehmen, auch wenn es Zeit kostet.
SPIEGEL: Welchen Tipp haben Sie noch?
Entrekin: Schau nie zurück! Das habe ich beim Rennen so gehandhabt. Ich wusste, hinter mir läuft Kilian Korth – ein guter Freund und richtig starker Läufer. Aber das musste ich ausblenden. Sich damit zu beschäftigen, was hinter einem liegt, sorgt nur für Stress. Und kontrollieren kann ich sowieso nicht, wie schnell Kilian läuft. Also schaute ich nur nach vorn, zog mein Ding durch und dachte mir: Wenn ich gewinne, habe ich es verdient. Wenn mich Kilian einholt, dann ist er der verdiente Sieger.
SPIEGEL: Sie liefen durch die Wüste von Arizona, bekannt für ihre Wildtiere.
Entrekin: Das war nicht ohne. Einmal lag eine Klapperschlange direkt neben dem Weg, und die war nicht gut gelaunt, sondern auf Krawall aus. Ich habe sie frühzeitig gesehen und konnte ihr ausweichen, aber das ist schon beängstigend – obwohl ich keine große Angst vor Schlangen habe. Ansonsten haben wir viele Fledermäuse gesehen, das ist nachts ein wenig unheimlich. Aber die tun einem nichts.
SPIEGEL: Viele Ultrasportler halluzinieren bei solchen massiven Anstrengungen. Der Extremradfahrer Christoph Strasser glaubte während eines Rennens, die Straße sei voller Klopapier.
Entrekin: Ich habe da auch schon die wildesten Geschichten gehört. Mir selbst passiert das aber sehr selten. Einmal bildete ich mir in einer Rennnacht ein, die Felsen sähen aus wie Totenköpfe. Im Licht der Stirnlampe wirkten sie einfach so. Aber ich wusste: Es sind nur Steine.
SPIEGEL: Wie viele Paar Schuhe hatten Sie beim Rennen dabei?
Entrekin: Zwei. Und eines davon hatte schon rund 500 Meilen (rund 805 km) auf dem Buckel.
SPIEGEL: Wie bitte? Normalerweise sortiert man Laufschuhe dann aus, vor allem wenn man sie für Rennen benutzt.
Entrekin: Ich bekam einen Prototyp meines Ausrüsters Norda – einen Schuh, der noch nicht auf dem Markt ist. Aber in den habe ich mich verliebt, absolvierte schon ein Rennen in diesem Paar und trainierte auch damit. Das passte einfach perfekt. Also lief ich auch den Cocodona 250 darin und wechselte nur, als mein eingelaufenes Paar nass war.
SPIEGEL: Lieber einen Schuh, der passt, als einen nagelneuen?
Entrekin: In meinem Fall: ja. Und dazu kann ich auch nur jedem raten. Probiert beim Rennen nichts Verrücktes mit neuen Schuhen. Wenn die Schuhe noch gut sind – und meine waren in Topzustand –, dann verlassst euch auf das Material, das ihr kennt.
SPIEGEL: Viele Ausdauersportler kämpfen bei langen Rennen damit, genügend Kohlenhydrate aufzunehmen. Sie auch?
Entrekin: Das Problem kenne ich. Mittlerweile arbeite ich mit einer Sportwissenschaftlerin
lerin zusammen, die mir mit auf den Weg gibt, wie viel ich wann zu mir nehmen muss. Und ich halte mich daran, blind und ohne Widerworte. Wenn sie sagt, ich brauche da ein Gel, dann würde ich es runter. Auch wenn es nicht schmeckt.
SPIEGEL: Sie nehmen aber nicht nur Gels oder Kohlenhydrate in Getränken zu sich?
Entrekin: Nein, auch viel Herzhaftes. Dazu sind die Verpflegungsstationen ja super. Aber mein Team und ich planen das auch vorher, ich esse nicht einfach drauflos. Diesmal habe ich viel Kartoffelpüree gegessen. Das gibt Energie, hat mir aber gar keine Magenprobleme verursacht. Ich hatte Erfahrung mit dieser Art der Kalorienzufuhr und kann allen nur empfehlen, im Training zu testen, wie man sich verpflegt.
SPIEGEL: Frauen bringen immer wieder außergewöhnliche Leistungen bei Ultrarennen, auch weil sie oft Schmerzen besser aushalten als Männer. Am Ende siegen jedoch meist Männer, die auch zahlenmäßig überlegen sind. Was bedeutet Ihnen Ihr Sieg gegen die männliche Konkurrenz?
Entrekin: Ich habe riesigen Respekt vor allen, die da mitlaufen und sich der Herausforderung stellen. Und ich bin auch nicht die erste Frau, die ein Ultrarennen gewinnt. Aber klar finde ich es cool. Trailrunning wird immer beliebter und bekannter, die Medienaufmerksamkeit ist groß. Da sollen ruhig alle wissen, dass bei langen Rennen nicht automatisch ein Mann gewinnt.
SPIEGEL: Sie sprachen den Lauf-Hype an. Was würden Sie Hobbyläufern raten, die sich an längere Distanzen wagen wollen?
Entrekin: Hör auf deinen Körper! Bei mir hat es 15 Jahre gedauert, bis ich in der Form war, in der ich jetzt bin. Vergleiche dich nicht mit anderen und versuche nicht, jemanden nachzuahmen. Bleib bei dir selbst, und steiger dich Stück für Stück. Und bleib einfach dran.
SPIEGEL: Konnten Sie nach dem Rennen Ihren verpassten Schlaf nachholen?
Entrekin: Kaum. In der Nacht danach habe ich vier Stunden geschlafen, mehr ging nicht, weil der Körper noch voller Adrenalin war. Und in den Tagen danach kam ich auch nur auf ein, zwei Stunden. Zum einen, weil ich nicht schlafen konnte. Zum anderen, weil ich nicht wollte. Es kamen ja immer noch viele Spitzenläufer ins Ziel, mit vielen bin ich befreundet. Ich wollte sie einfach anfeuern auf ihren letzten Metern und mit ihnen feiern.
Interview: Jonas Kr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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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r Beitrag ist aus dem SPIEGEL Extra »Aktiv leben, mehr erreichen« – immer dienst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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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u, fehlt da nicht ein Pferd? Im Cowdray Park Polo Club, dem »Home of British Polo«, in West Sussex wird der Sport üblicherweise hoch zu Ross betrieben. Doch auch beim Polo gibt es technische Entwicklungen, und so flitzen nun elektronische Einräder über den Rasen. Roda Polo wird das genannt. Auch in diesem Sport ist das Körpergefühl entscheidend, um die Richtung des Fortbewegungsmittels zu ändern. Pferdefreunde werden zwar kaum auf ihre Kosten kommen, einen Vorteil aber gibt es: Die Maschinen hinterlassen keine Misthaufen. BKA
In dieser Woche hat die Reit-WM in der Aachener Soers begonnen, dem »Mekka des Pferdesports«. Seit mehr als 100 Jahren werden dort Turniere ausgetragen. Mittendrin: Isabell Werth. Die erfolgreichste Dressurreiterin der Welt geht mit 57 Jahren erneut an den Start. Rund vier Jahrzehnte nachdem sie 1989 ihr erstes Gold bei einer EM gewonnen hat.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Karriere. Nun setzt Werth ihren großen Namen ein, um den Spitzensport zu verteidigen.
Natürlich frage sie von ihrem Pferd Leistung ab, sagte Werth d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Ein Satz, der heute beinahe Mut erfordert, da er in eine aufgeheizte Debatte fällt. Die Position des Pferdes in der Gesellschaft habe sich »total verändert«, und das sei gut so, sagte Werth. Aber es dürfe nicht so weit kommen, dass das Tier über dem Menschen stehe und das Reiten als Tierschutzfrage diskutiert werde.

Kurz vor der Reit-WM in Deutschland prangert Rekordsiegerin Isabell Werth die Diskussionsweise der Pferdesportgegner in den sozialen Medien an.
Vor allem die Diskussionsweise im Internet geht Werth gegen den Strich. Die sozialen Medien seien »inzwischen eine kranke Welt«, sagte sie. Man sei »permanent in der Defensive«.
Man kann Werths Aussagen kritisch sehen, der Pferdesport hat sich angreifbar gemacht. Die Missbrauchsfälle etwa am Stall des dänischen Reiters Andreas Helgstrand oder der aggressive Peitscheneinsatz der britischen Olympiasiegerin Charlotte Dujardin schockierten die Öffentlichkeit und wurden von Verbänden mit Sperren geahndet. Und natürlich darf sich eine Gesellschaft fragen, ob es noch zeitgemäß ist, Tiere für den eigenen sportlichen Ehrgeiz zu benutzen. Werth macht darauf aufmerksam, wie offenbar unversöhnlich sich Teile der Befürworter und Gegner des Reitsports gegenüberstehen. Man kann ihnen nur zurufen: Redet miteinander – und findet Antworten.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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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R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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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unbequeme Worte verlegen war er nie. »Die einfachen Leute haben keine Angst vor mir«, sagte er einmal. »Angst vor mir haben nur all diese korrupten Beamten.« Er glaubte an ein modernes China. Zhu Rongji wurde 1928 in der Provinz Hunan geboren. Als Mao Zedong 1949 die Volksrepublik China ausrief, trat Zhu noch im Gründungsjahr in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an. Er galt als Politialent, wurde dann aber, in Ungnade gefallen, aus der Partei ausgeschlossen und zum Arbeitsdienst verpflichtet. Nach Maos Tod begann Zhu Aufstieg. Erst zum Bürgermeister Shanghais, dann wurde er von Deng Xiaoping nach Peking berufen. Zwischen 1998 und 2003 war er Premierminister, außerdem von 1992 bis 2002 Mitglied des Ständigen Ausschusses des Politbüro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Er privatisierte Staatsunternehmen, führte das Land durch die asiatische Wirtschaftskrise. Und erwirkte schließlich 2001 Chinas Beitritt in die Welthandelsorganisation. Der westliche Marktzugang für chinesische Firmen machte China zu einem der wichtigsten Produktionsstandorte der Welt und zur zweit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 Gleichzeitig galt Zhu bis zuletzt als »treuer kommunistischer Kämpfer«. Im Jahr 2000 wurde er gefragt, woran sich die Chinesen und Chinesinnen bei seinem Namen einmal erinnern sollen: »Ich hoffe nur, dass die Menschen im ganzen Land sagen: Er war ein ehrlicher Beamter, kein korrupter«, sagte Zhu, ehe er fortfuhr: »Wenn sie noch ein wenig großzügiger sind und sagen, dass Zhu Rongji es geschafft hat, einige praktische Dinge anzupacken, würde ich Himmel und Erde danken.« Zhu Rongji starb im Alter von 97 Jahren in Peking. MST

Die Bürger von Rio de Janeiro oder Singapur haben es ihm zu verdanken, dass sie zum Weißbier greifen können. Ende der Sechzigerjahre begann die Brauerei Erdinger Weißbräu als erste überhaupt, das obergärige Bier außerhalb Bayerns zu verkaufen und bald darauf in alle Welt. Die treibende Kraft dahinter war Werner Brombach, jüngster von drei Söhnen des Brauereibesitzers Franz Brombach. Werner, dem sein Expansionsdrang den Spitznamen »Weißbier-Pionier« einbrachte, studierte Brauwesen und BWL und stieg 1965 in die Brauerei ein. Von 1975 an führte er sie fast ein halbes Jahrhundert lang und machte sie zur Weißbier-Weltmarktführerin. Der Ausstoß wurde von 40.000 auf mehr als 1,5 Millionen Hektoliter gesteigert. Sosehr er die Firma internationalisierte, so verwurzelt blieb er in Erding, wo das Weißbier bis heute gebraut wird. Brombach hatte keine Angst vor Veränderung und einen Riecher für Trends, die Einführung alkoholfreier Varianten des Getränks kam früh. Als Markenbotschafter dienten prominente Sportler wie Franz Beckenbauer oder Magdalena Neuner. Sein persönliches Markenzeichen, die große Brille, designte ein Optiker auf sein Geheiß nach den Brillen des Reeders Aristoteles Onassis. Werner Brombach starb im Alter von 86 Jahren. MHS

Es gab eine Zeit in seinem Leben, da bestand sein täglicher Speiseplan, wie er in Interviews verriet, »aus einem Mars-Riegel und einem LSD-Trip«. William Orbit, gebürtig William Mark Wainwright, schmiss mit 16 Jahren die Schule, wohnte in einer heruntergekommenen Gegend von London und hielt sich mit Gelegenheitsjobs über Wasser. Als ein Mitbewohner Aufnahmegeräte und Studioequipment anschaffte, fand er seine Bestimmung. Er lernte, Synthesizer zu spielen, nahm den Künstlernamen Orbit an und wurde Anfang der Achtzigerjahre Teil der damals erblühenden Electronicszene Londons. Mit verschiedenen Bands und als Solokünstler veröffentlichte er etliche Alben und Clubremixe. Weltberühmt wurde er durch eine Zusammenarbeit mit Madonna. Ende der Neunziger war sie im Begriff, als Star zu verglühen, und heuerte für ihr Album »Ray of Light« Orbit als Produzenten an. Mit seinen sphärischen Klängen und elektronischen Kompositionen, in der die Einflüsse von Electronica, Ambient, Trip-Hop und Pop verschmolzen, sollte er sie als Künstlerin neu erfinden. »Ray of Light« eroberte die Charts, brachte Orbit zwei Grammys ein und öffnete ihm die Tür für Kollaborationen mit Bands und Musikern wie Blur, All Saints, U2, Britney Spears, Robbie Williams, Melanie C. Orbit zog nach Los Angeles, konnte aber nicht Fuß fassen. Er wurde depressiv und drogenabhängig. 2017 kehrte er nach London zurück, nach einem stationären Klinikaufenthalt schaffte er es, clean zu werden. Er konzentrierte sich wieder auf seine Musik und veröffentlichte 2022 sein letztes Album »The Painter«. William Orbit starb im Alter von 69 Jahren. M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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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PIEGEL 34 | 2026
»Alle total lieb zueinander«

Matthias Lilienthal, 66, zählt zu Deutschlands prominentesten Theatermachern.
SPIEGEL: Herr Lilienthal, Sie haben Ihren Job als Intendant der Berliner Volksbühne damit begonnen, dass Sie für acht Wochen ein Pop-up-Schwimmbecken eröffnet haben. Ist die Aktion ein Erfolg?
Lilienthal: An den ersten Badetagen waren alle Besucher:innen total lieb zueinander. Es ist kein Unfall passiert. Deshalb sage ich: ein voller Erfolg.
SPIEGEL: Allerdings hapert es auch an der Technik, das »Volksbad« muss plötzlich tagelang geschlossen bleiben. Warum?
Lilienthal: Die Duschen sind aktuell schlichtweg nicht funktionsfähig, daher müssen wir drei Tage schließen. Aber ich bin sicher, dass das zu beheben ist.
SPIEGEL: Umstritten ist auch Ihre Ankündigung, dass das »Volksbad« stundenweise nur von Menschen aus der Schwarzen Community genutzt werden darf.
Lilienthal: Die Volksbühne setzt sich grundsätzlich und insbesondere mit diesem Programm für die Förderung strukturell benachteiligter Gruppen ein. Wir versuchen damit, dem Berliner Landes-Antidiskriminierungsgesetz zu folgen. HÖB
Lesen Sie das gesamte Interview auf SPIEGEL+

Mit einem bauchfreien Top und tief sitzender Jeans hat die schwangere Oscarpreisträgerin Anne Hathaway, 43, bei einer Filmpremiere in Los Angeles alle Blicke auf sich gezogen. Im Netz sorgte der kugelrunde Bauch für skeptische Kommentare: Ob der wohl wirklich echt sei? Hathaway hat mit einer witzigen Videocollage auf Instagram reagiert: »Künstliches Haar, echter Bauch«, schrieb sie. Darin ist zu sehen, wie sie für ihren Auftritt gestylt wird, unter anderem mit einem künstlichen Haarteil. Dazu zeigt sie Bilder von sich im hellblauen Oberteil, das ihren nackten Babybauch freigibt. Hathaway hat bereits zwei Söhne mit Ehemann Adam Shulman. Die aktuelle Schwangerschaft gab sie im Juni bekannt. Kind Nummer drei stellt laut der Schauspielerin eine angenehme Überraschung dar. Zu »Access Hollywood« sagte sie: »Natürlich hofft man immer. Aber ab einem gewissen Alter sind das vielleicht noch ein, zwei Prozent Hoffnung [...] Wir sind überglücklich, weil wir aus persönlicher Erfahrung wissen, dass so etwas n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JOK
Hans Scherhauser / epd / IMAGO; Image Press Agency / NovPhoto / picture alliance
DER SPIEGEL 34 |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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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ährend der Schulzeit in den englischen Midlands sah sich Bella Ramsey, 22, immer außen vor, Gleichaltrige blieben Ramsey fremd. »Ich fühlte mich zugleich zu jung und zu alt«, sagte der Schauspielstar zum »Guardian«. Ramsey ist nonbinär und wendet für sich im Englischen die Pronomen they und them an. Die Diagnose neurodivergent erklärte im Nachhinein das Gefühl der Isolation. Auf den Film- und Fernsehsets fühlte sich Ramsey umso wohler – und ist sehr erfolgreich: Zuerst war Ramsey in der Fantasyserie »Game of Thrones« zu sehen – wegen der durchschlagenden Wirkung auf die Produzenten und später aufs Publikum wurden aus einer ursprünglich geplanten kleinen Szene drei Staffeln. Später hatte Ramsey eine der beiden Hauptrollen in dem so gewalttätigen wie anrührenden Endzeitspektakel »The Last of Us« – an der Seite des Superstars Pedro Pascal. Schnell sammelte sich ein kleines Vermögen an. Gerade hat sich Ramsey eine eigene Wohnung gekauft – offenbar ohne große Glücksgefühle zu entwickeln: »Es fühlt sich sehr falsch an! Du solltest das erst tun, wenn du älter bist!« Eigentlich fange man ja überhaupt erst mit 21 an zu arbeiten, und ein Haus kaufe man sich dann eben erst mit 31, so Ramseys Überlegungen. Erstaunlich, wie zerknirscht man über die eigentlich doch schönen Folgen des eigenen Erfolgs sein kann. Bella Ramsey sieht da einen Fehler im System, die düstere Erkenntnis des jungen Fernsehstars lautet: »Ich bin nun mal in einer Industrie gelandet, die Leuten wie mir viel zu viel Geld zahlt. Mir ist das schrecklich peinlich.« CBU
UND DAVON KANN MAN LEBEN?

Die Lebensbedingungen auf Spitzbergen sind extrem. Auf der abgeschiedenen Inselgruppe im Arktischen Ozean herrscht über Monate eisige Polarnacht. Cecilia Blomdahl erzählt vom besonderen Alltag der wenigen Anwohner. Ursprünglich arbeitete die Mittdreißigerin mal im Restaurantmanagement, heute macht sie hauptberuflich Videos über Nordlichter, Eisbären und Schneemobilausflüge und schreibt Bücher. Allein auf Instagram hat sie 1,5 Millionen Follower. Blomdahl bespielt die Natursehnsucht gestresster Städter, die zwar ihre Ruhe haben, aber nicht auf Annehmlichkeiten verzichten wollen: Sie liebt offensichtlich das zurückgezogene, gemütliche Hüttenleben, hat aber ebenso ein Faible für auffällig manikürte Fingernägel, die man auch in der Hauptstadt Longyearbyen bekommt. ETH

Die US-Demokratin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36, hat sich vor laufender Kamera eine Spritze gesetzt. »Das war gar nicht so schlimm«, sagte sie anschließend lächelnd – und machte so ihre Fruchtbarkeitsbehandlung öffentlich. Die progressive Politikerin kündigte an, ihre Eizellen einfrieren lassen zu wollen, den Prozess möchte sie Schritt für Schritt auf Social Media dokumentieren. Die Hormoninjektionen sind ein wichtiger Teil der Behandlung. Zehn bis vierzehn Tage vor der Eizellenentnahme müssen Patientinnen sich die Spritzen geben. Sie wolle »mehr Kontrolle über mein Leben« haben, begründete Ocasio-Cortez ihre Entscheidung. Auf den Eingriff habe sie lange gespart. Die Trump-Kritikerin fordert mehr gesellschaftliche Offenheit: In einem »politischen Umfeld« wie in den USA, in dem reproduktive Gesundheitsversorgung eingeschränkt werde – von Abtreibungsrechten bis zur Begleitung einer gesunden Schwangerschaft –, sei Aufklärung besonders wichtig. Die Selbstermächtigung hat auch ihren Preis. Die Behandlung mit ihrem Alltag als Abgeordnete zu koordinieren, sei eine Herausforderung, so Ocasio-Cortez. Und: Eine Hormonspritze direkt vor einem Interview zu setzen, um anschließend über internationale Ereignisse und Innenpolitik zu sprechen, ist sicher auch kein Vergnügen – obwohl es natürlich auch gelungene Polit-PR in eigener Sache ist. Die Offenheit wurde auf jeden Fall honoriert: Die demokratische Strategie Xochitl Hinojosa betonte, es werde zu selten darüber gesprochen, was Frauen auf dem Weg zur Familiengründung durchmachen – und dankte Ocasio-Cortez für ihren Mut. ASC
Dave Breit / Alan Chapman / Getty Images; Cecilia Blomdahl / Dorling Kindersley Verlag; Andrew Thomas / CWP / Polaris / I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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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Leser Ode van Hove aus Bielefeld hat den Leitartikel »Fatale Führungsschwäche« aus Heft 32 kritisiert.
Roland Nelles, Leiter des Hauptstadtbüros, hat ihn angerufen.
SPIEGEL: Herr van Hove, was hat Sie an meinem Text gestört?
Van Hove: Sie werfen dem Kanzler Führungsversagen vor, dabei hat er bei seiner Personalauswahl einfach nur Pech gehabt. Dass zum Beispiel der Kandidat für das Amt des Verkehrsministers, Herr Güntzler, kurzfristig wieder abspringt, kann man nicht Friedrich Merz anlasten.
SPIEGEL: Das hätte nicht passieren dürfen: Der Prozess war nicht durchdacht und schlecht gemanagt. Merz hat so ohne Not seine Autorität in der Partei untergraben.
Van Hove: Sie halten sich zu sehr mit Stilfragen auf. Sie sollten Merz eher daran messen, was er als Kanzler wirklich für das Land erreicht. Er hat einige wichtige Reformen angeschoben, die überfällig waren. Ich finde auch nicht alles gut, was er macht. Aber das allgemeine Merz-Bashing in den Medien ist völlig unverständlich. Wer soll es denn stattdessen machen? Etwa Hendrik Wüst? Bitte nicht.

Nr. 33/2026 Titel: Marx hat es geahnt Starker Artikel, auch mit dem leicht positiven Spin am Ende. Solche Hintergründe zu teilweise noch sehr verborgenen Themen braucht es mehr. Danke für Ihre Arbeit!
Linus Kleschin, Riehen (Schweiz)
Mein Kompliment für diese herausragende Titelgeschichte. Der Klimawandel wird den KI-Rechenzentren eines Tages die Kühlung verweigern. Noch kann die Menschheit den Klimawandel beeinflussen und die Techunternehmer einlegen.
Gernot Hilge, Münster
Marx mag es geahnt haben, trotzdem greift der Artikel zu kurz: Die Vorstellung, dass KI roboterassistiert im großen Stil echte, dreckige oder einfühlsame Arbeit erledigt (Chirurgie, Pflege, Brücken-/Leitungs-/Straßenbau, Haustechnik et cetera), originelle wissenschaftliche, mathematische oder ingenieurtechnische Kreativität aufbringt oder wohl abgewogene Entscheidungen trifft (Rechtsprechung, Politik, Gesetzesvollzug), ist vorerst absurde Panikmache. Es ist doch gut, wenn die wirklich Dienstleistenden und Produktiven endlich bemerkt und finanziell angemessen gewürdigt werden und
ihnen technisch optimal assistiert wird, um Fehler zu minimieren. Und: Wie viele Menschen können Computer, Smartphones oder die Informationen im Internet in der ganzen Breite der Möglichkeiten souverän nutzen? Nur autodidaktische Nerds! Dort muss Politik in Bezug auf Bildung und Regulierung ansetzen – gern KI-assistiert.
Klaus Büschel, Bonn
Wenn die Hälfte aller Arbeitsplätze abgebaut wird, gibt es eine riesige »Nachfragelücke« (wie Ökonom Keynes das nannte): Entlassene verdienen kein Geld mehr – und wem sollen die Unternehmen dann die ohne menschliche Arbeit hergestellten Produkte verkaufen?
Peter Schuh, Nürnberg
Künstliche Intelligenz ist kein unaufhaltsames Schicksalsmonster, das über uns hereinbricht, sondern das mächtigste Werkzeug zur Lösung unserer drängendsten Probleme – von der Energiewende über die globale Medizin bis hin zur Effizienzsteigerung in einer alternden Gesellschaft. Wer den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 allein den Gesetzen des Marktes und dem Egoismus von Techmilliardären überlässt, verspielt die Zukunft des Sozialstaats. Wir brauchen keine Almosenmodelle wie universelle Grundeinkommen, sondern eine demokratische und steuerliche Zähmung dieses entfesselten Kapitals. Wenn die KI-Revolution uns allen nützen soll, müssen die Gewinne und die
Zu »Blaues Gold« in Heft 33/2026, Seite 88: Der Bayer-Konzern prüft entgegen unserer Darstellung nicht nur den Umstieg auf synthetische Tests, sondern setzt nach eigenen Angaben bereits alternative Methoden ein, für die das Blutabzapfen bei Pfeilschwanzkrebsen nicht mehr notwendig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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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fügungsgewalt über diese neuen Produktivkräfte auch der Allgemeinheit gehören.
Patrick Kuntz, Heppenheim (Hessen)
Zu Ihrer bemerkenswerten Titelgeschichte hier die Fundstelle, in der Karl Marx ankündigt: »Damit bricht die auf dem Tauschwert ruhende Produktion zusammen.« Sie findet sich auf Seite 593 der »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74). Detailliert beschrieben hat Marx das allerdings aus einem schlichten Grunde nicht: Von selbst, so wusste er, bricht da gar nichts zusammen – das müssen die Menschen schon selbst bewirken und werden es tun, bevor das Leben im Kapitalismus vollends unerträglich wird. Diese Handlung, für die er folglich zeit seines Lebens zusammen mit seinem Freund Friedrich Engels wirkte, nennt sich 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Wer mehr davon wissen will: Uns Marxistinnen und Marxisten gibt es immer noch.
Manfred Sohn, Vorsitzender der Marx-Engels-Stiftung e. V., Wuppertal
Nr. 32/2026 Wie seriös ist Deutschlands größte Sterbehilfeorganisation?
Wenn man Suizide verhindern will, muss es für alle – auch für Kassenpatienten – kompetente Therapeuten und Fachärzte geben. Und für alte Menschen bezahlbare, menschenwürdige Pflegeheime. Stattdessen wird aber gerade da wieder gespart. Wenn sich ein Mensch dann für ein selbstbestimmtes Sterben entscheidet, sollte man das respektieren und ihm das Ende nicht noch schwerer machen. Wenn die Bundesregierung es irgendwann endlich einmal fertigbringen sollte, ein derartiges Gesetz zu verabschieden, befürchte ich leider das Gegenteil. Vor allem durch die CDU/CSU.
Name und Wohnort sind der Redaktion bekannt
Aus diesem Artikel spricht eine sehr kritische Haltung gegenüber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Humanes Sterben e. V. (DGHS) sowie der Suizidhilfe generell. Die Sichtweise Betroffener kommt kaum vor. Warum maßen sich Angehörige und Teile der Gesellschaft an, Sterbewillige zu bevormunden und ihren Entschluss als Ausdruck einer psychischen Störung abzuqualifizieren? Das lobenswerte und klare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räumt Hinterbliebenen kein Mitspracherecht ein. Ich bin 76 und seit fast einem Jahr Mitglied der DGHS, weil ich auf keinen Fall in ein Seniorenheim ziehen werde und auch nicht gepflegt werden möchte. Für mich endet meine persönliche Würde mit dem Verlust der Fähigkeit zur eigenständigen Körperpflege oder einer beginnenden Demenz; niemand anderes als ich selbst hat das Recht zu einer solchen Definition. Die Mitgliedschaft in der DGHS gibt mir die beruhigende Gewissheit, meine persönliche Würde wahren zu können.
Gisela Klein, Würselen (NRW)
Ärgerlich, dieser negativ klingende Bericht über die DGHS anhand von wenigen komplex und schwer beurteilbar gelagerten Einzelfällen. Als Mitglied wehre ich mich entschieden dagegen, dass meine hoffentlich noch in weiter Ferne liegende Entscheidung, mein Ende mithilfe der DGHS einzuläuten, von einer zusätzlichen Beratungspflicht erschwert, verzögert und verteuert werden soll. Danke der DGHS für ihre Arbeit – und ja, ich stimme dem Präsidenten Roßbruch zu: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solchen Beratungspflicht ist abstrus.
Monika Moschko, Winden (Rhld.-Pf.)
Die DGHS vermittelt Suizidhilfe. Der Auftrag der vermittelten Juristen und Ärzte (oder selbstverständlich der Juristinnen und Ärztinnen) ist es, bei einem Suizid zu assistieren. Es beruht auf einem schwerwiegenden Missverständnis, von diesen Leuten zu erwarten, dass sie dem Sterbewilligen in der Stunde seines Ablebens mit Alternativen zum Suizid und gegebenenfalls den Bedenken Angehöriger

Halten Sie die »Rente mit 63« für sozial ungerecht?
51% Ja
Nein 49%
Stimmabgaben: 11.535
Täglich können Sie im Debatten-Ressort auf SPIEGEL.de über aktuelle Fragen diskutieren. Hier sind ausgewählte und gekürzte Antworten:
»Die Rente für besonders langjährig Versicherte hätte niemals eingeführt werden dürfen. Sie belastet insbesondere die jungen Beitragszahler unverhältnismäßig.«
Axel Boysen
»Nach 45 Jahren Arbeit ist man durch – nicht nur als Dachdecker. Auch Menschen mit Bürojobs sind irgendwann nicht mehr aufnahmefähig.«
Philipp Schlichting
Sagen Sie auch digital Ihre Meinung – auf SPIEGEL Debatte:
Welchem Thema sollte der SPIEGEL mehr Aufmerksamkeit schenken? Worüber soll dringend berichtet werden? Schreiben Sie an: draht@spiegel.de oder per Post an: DER SPIEGEL / Draht, Ericusspitze 1, 20457 Hamburg
Illustrationen: Arne Bellstorf / DER SPIE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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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Tägliche Anzeiger Holzminden« über ein Gewerbegebiet:
Hier erledigen Bürger Behördengänge und Handwerker ihr Geschäft
Von der Website des Beauftragten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Sucht- und Drogenfragen, bundesdrogenbeauftragter.de:
28. Gedenktag für verstorbene Drogengebrauchende
Streeck: „Hinter jeder Zahl steht ein Schicksal“
Von SPIEGEL.de:
»In der nordrhein-westfälischen AfD stehen sich zwei Lager unversöhnlich gegenüber. Ein Meditationsversuch scheiterte am Mittwoch laut einem Bericht krachend.«
Schild nahe einem Einkaufszentrum in Norderstedt (Schl.-Holst.):

Von der Website des Online-Lebensmittelhändlers Knuspr, knuspr.de:
»Holle Babywasser ist das ideale alkoholfreie Getränk für Ihr Baby.«
Plakat im Schaufenster eines Schuhgeschäfts in Hanau (Hessen):

Aus einer Meldung in den »Cuxhavener Nachrichten«:
»Der beteiligte Ford Focus eines 73-jährigen Geestländers übersah beim Befahren eines Parkplatzes im Bereich einer Einmündung das Fahrrad der 65-Jährigen.«
Eingesandt von Leserinnen und Lesern. Bitte schicken Sie Ihre Vorschläge an: hohlspiegel@spiegel.de
kommen. Die Formulierung »stumpfe Abwicklung« in diesem Zusammenhang empfinde ich als respektlos. Renate Birkle, Hamburg
Bei drei Beispielen im Artikel hätte doch mindestens eines dabei sein können, das zeigt, wie die DGHS vielen leidenden Menschen ermöglicht, würdevoll und selbstbestimmt aus einem für sie unerträglichen Leben zu kommen, ohne sich vor einen Zug zu werfen oder aus einem Fenster zu stürzen. Und viele Menschen, die ihre leidenden Angehörigen sehr lieben, sind erleichtert, dass es die DGHS gibt, die ihren Lieben hilft, ein für sie unwürdiges Leben und Leiden zu beenden. Für mich ist es ein Segen, dass das Verfassungsgericht der Entscheidung des Einzelnen mehr Bedeutung gibt und so Institutionen wie die DGHS ermöglicht. Hans Reidl, Denzlingen (Bad.-Württ.)
Sie kritisieren, dass Angehörige sich ausgeschlossen fühlen oder danach unter leicht depressiven Symptomen leiden. Ja, was erwartet man nach einem Suizid? Dafür können nicht die Helfer kritisiert werden. Hätte die Person auf traditionelle Weise ihre Tage selbst beendet, wäre es nicht leichter. Wenn Angehörige, trotz ihrer Nähe und dem zeitlichen Vorlauf, es nicht schaffen, jemanden von seinem Sterbewunsch abzubringen, warum sollten sie es dann von einer DGHS erwarten?
Karl Jetter, München
Was ist so unglaubhaft daran, dass ein alter, kranker Mensch freiwillig sterben will? Er hat das ganze Leben gekämpft, Schule abgeschlossen, Beruf ausgeübt, Kinder geboren, Haus gebaut. Nun ist er alt und krank und möchte gehen. Diesen Wunsch erfüllen wir ihm nicht, wir stecken ihn in eine Psychiatrie. Das zeigt doch, dass es uns gar nicht um den Menschen geht, sondern um uns. Wir wollen nicht allein sein und können unseren Egoismus nicht überwinden.
Angelika Görbert, Waiblingen (Bad.-Württ.)
Nr. 32/2026 So läuft der Wachdienst der DLRG in Berlin-Tegel
Vielen Dank für diesen informativen Bericht über Ehrenamtliche bei der DLRG! Vielleicht werden dadurch Menschen sensibilisiert, sich an Gewässern achtsam zu verhalten.
Barbara Knobloch, Essen
Seit 13 Jahren bin ich bei der DLRG aktiv, zuletzt als Wachführer und Ausbilder. Ich lebe für mein Ehrenamt, und Ihr Artikel spricht mir aus der Seele: Die unglaubliche Gemeinschaft und das Engagement unter den Rettungsschwimmern, die Nachwuchsförderung und die Begeisterung, jungen Menschen etwas auf ihrem Lebensweg mitgeben zu können, ab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auch der Leichtsinn der Badegäste, die zunehmende Ablenkung von Eltern bei der Aufsicht ihrer Kinder. Vielen Dank!
Alexander Peppel, Bietigheim-Bissingen (Bad.-Württ.)
Was für eine großartige, unaufgeregte, höchst wertschätzende Geschichte! Man kann die Ehrenamtlichen der DLRG gar nicht genug loben für den Einsatz, in dem sie sich die Wochenenden um die Ohren schlagen. In Zeiten, in denen immer weniger Kinder schwimmen lernen, haben diese Lebensretter allerhöchsten Respekt verdient. Heinz Holtgrefe, Lilienthal (Nds.)
Frauke Hunfelds Artikel hat mich sehr angerührt. Ich finde es immens wichtig, dass solches Engagement immer wieder und umfassend in die Öffentlichkeit getragen wird. Und dass die Frauen und Männer das auch noch nur für die Ehre tun, habe ich bisher nicht gewusst.
Klaus Kutzner, Greifswald
Leserbriefe bitte an: leserbriefe@spiegel.de
Die Redaktion behält sich vor, Leserbriefe gekürzt sowie digital zu veröffentlichen und unter SPIEGEL.de zu archiv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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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SPIEGEL-Leser Johann Robu, 71, aus Olching die langen Sommerferien in Rumänien verbrachte
»Auf dem Foto bin ich 17 oder 18 Jahre alt. Ich stehe unten am Anhänger. Mit dabei sind zwei Freunde von mir, Nikki und Peter. Peter liegt oben auf den Strohballen, unter ihm steht Nikki. Die beiden anderen erwachsenen Männer im Bild waren bei dem Landwirtschaftsbetrieb angestellt. Wir stehen auf einem Feld in der Nähe der Gemeinde Știuca, auf Deutsch Ebendorf, im Westen Rumäniens. Ich bin dort aufgewachsen. Es war ein Sommer Anfang der Siebzigerjahre und heiß. Oft war es so trocken, dass die Erde aufsprang.
Ich war damals noch in der Berufsausbildung zum Industriemechaniker. Unsere Sommerferien dauerten drei Monate. Wir konnten uns im Sommer tageweise beim landwirtschaftlichen Staatsbetrieb etwas dazuverdienen. Mal pflückten wir Zwetschgen, mal wendeten wir Heu oder Stroh. An dem Tag, an dem das Foto entstand, mussten wir gepresste Strohballen vom Feld auf einen Anhänger laden. Die unten hoben die Ballen mit einer Mistgabel nach oben. Dort mussten sie so geschichtet werden, dass die ganze Fuhre sicher ankam.
Die Landwirtschaft gehörte für unsere Eltern zum Alltag. Die meisten von ihnen
waren in den Kollektiven tätig. Der Staat bewirtschaftete auch große Flächen. Zu Hause hatten die Familien ihre Höfe und Tiere zur Selbstversorgung. Wir hatten Enten, Gänse, Schweine und eine Kuh. Als Kinder mussten wir mithelfen. Wenn die Eltern tagsüber auf dem Feld waren, fütterten wir die Tiere oder ließen abends die Kühe herein. Morgens führte der Kuhhüter die Kühe der Höfe auf die Weide; abends brachte er sie an den Ortseingang zurück. Zum richtigen Stall fanden sie von allein. Das waren intelligente Tiere.
Trotzdem blieb viel Zeit für uns. Das Leben spielte sich auf der Straße ab. Wir trafen uns zum Fußballspielen oder zogen durch die Gegend. Im Ort gab es ein Kulturheim, in dem man sich traf, zum Tanzen oder Fernsehen. 1979 kam ich nach Deutschland.
Heute leben wir Jungs von damals über ganz Deutschland verstreut. Einmal im Jahr findet ein Treffen von der Heimatgemeinschaft statt. Da sehe ich manchmal Nikki und Peter. Dann erzählen wir von unseren Sommern.«
Aufgezeichnet von Cathrin Schmiegel
Sie haben auch ein Bild, zu dem Sie uns Ihre Geschichte erzählen möchten? Schreiben Sie an: familienalbum@spieg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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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MALS GEHT MAN SO GANZ
DER SPIEGEL 34 | 2026
Herbert Nold war 44 Jahre lang der Manager von Tony Marshall.
Was bleibt von der Schlagerikone und der Unterhaltungswelt, in der er sich bewegte?
SPIEGEL: Herr Nold, »Schöne Maid, hast du heut für mich Zeit? Ho-ja, ho-ja, ho...«.
Nold: »...Sag bitte ja, dann bin ich nur für dich da, oh bitte, ho-ja, ho-ja, ho!« Dieser Hit begeistert mich noch immer, nach all den Jahren. Tony hat die »Schöne Maid« im Kurhaus Baden-Baden zum ersten Mal vor Publikum gesungen, am 24. April 1971.
SPIEGEL: Erstaunlich, dass Sie sich an das Datum erinnern.
Nold: Es ging um Sein oder Nichtsein. Wäre es schiefgegangen, wäre Tony sein Leben lang nur in seiner Kneipe aufgetreten, die er damals betrieb. Wir hatten sechs Mädels in Hotpants auf der Bühne, die machten mit Pfannen, Töpfen und Kochlöffeln die Percussion. Im Saal verteilten sie weitere Küchengeräte, das Publikum schlug den Rhythmus mit. Die Leute verlangten Zugaben, Tony musste »Schöne Maid« zweimal wiederholen. Da wussten wir: Jetzt kann es losgehen. Es war der Tag, der mein Leben verändert hat.
SPIEGEL: Sie haben Tony Marshall 44 Jahre lang gemanagt.
Herbert: Das ist Weltrekord. Keine andere Künstler-Manager-Beziehung hat so lange gehalten. Tony hat immer gesagt: Auf dich kann man sich verlassen. Ich habe ihn zu 8000 Auftritten begleitet, in den meisten Jahren habe ich mehr Zeit mit ihm verbracht als mit meiner Frau.
SPIEGEL: 2023 ist er gestorben. Nold: Ich werde nie vergessen, wie wir Tonys 85. Geburtstag gefeiert haben. Seine Familie war da, meine Frau und ich sowie sein Freund Frank Elstner mit Frau. Tony hat »My Way« von Frank Sinatra gesungen. Es klang wie ein Abschied. Die Stimme war

Eventpress Walter / picture alliance
Manager Nold, Künstler Marshall 2012: »Auf der Bühne blühte er auf«
da, aber seine Kraft ließ nach, die Nieren und eine Nervenkrankheit machten ihm zu schaffen. 13 Tage später war er tot.
SPIEGEL: Denken Sie oft an ihn? Nold: Jeden Tag.
SPIEGEL: In Ihren Memoiren nehmen Sie Abschied von einer Welt, die es so nicht mehr gibt. Von der Plattenfirma Ariola, von TV-Shows wie »Zum Blauen Bock« und »Musik ist Trumpf«.
Nold: Es gab nur wenige Fernsehsender, die Einschaltquoten der Shows waren enorm. 1989 gelang es mir, den Marinechor der russischen Schwarzmeerflotte, den ich bei Auftritten in Deutschland betreute, in Frank Elstners »Nase vorn« unterzubringen. Fast 17 Millionen Zuschauer saßen vor dem Bildschirm. Die heutigen Shows haben es schwer. Giovanni Zarrella erreichte im
ZDF zuletzt gerade mal 3 Millionen Menschen.
SPIEGEL: Sie haben auch Costa Cordalis gemanagt. 2004 wurde er RTL-Dschungelkönig. Was war da schiefgegangen?
Nold: Damals habe ich nicht mehr für Costa gearbeitet. Wenn du keinen guten Manager mehr hast, der dir Auftritte besorgt, bleibt oft nur das Reality-TV.
SPIEGEL: Heino gibt mit 87 Jahren noch Konzerte, Bata Illic mit 86. Warum fällt Schlagerstars das Aufhören schwer?
Nold: Vom Geld abgesehen: Sie sind ihrem Beruf verfallen. Wenn du ihnen das Singen nimmst, sacken sie zusammen. Dem Tony konnte es noch so schlecht gehen – auf der Bühne blühte er auf.
SPIEGEL: Wie bleibt ein Sänger in guter Erinnerung?
Nold: Er darf nicht abgehoben sein, und er muss einen richtig großen Hit haben.
SPIEGEL: Was macht ein Lied unsterblich?
Nold: Die Leute müssen mitgrölen können. Im Idealfall ist darin eine kleine Besonderheit versteckt, wie das lange »i« in »Anita« von Costa Cordalis: »Aniiiiita«. Das ist das ganze Geheimnis.
SPIEGEL: Der Schlager von 1976 ist bis heute ein Ballermann-Hit.
Nold: Ballermann ist nicht meins, aber mit Tony war ich einmal auf dem Hamburger Schlagermove. Er hat das genossen.
SPIEGEL: Dass in der Schlagerbranche so viel getrunken wird: Klischee oder Wahrheit?
Nold: Ich musste trinken, mit Journalisten und Leuten von den TV-Sendern. Einmal führten Tony und ich die Verantwortlichen der NDR-Sendung »Aktuelle Schaubude« in ein Hamburger Weinlokal aus. Morgens um zwei sagte Tony: »Jetzt macht der Herbert noch einen Kopfstand auf dem Tisch.« Dafür war ich bekannt. Der betrunkene Redaktionsleiter entgegnete: »Wenn du das schaffst, dann isser Tony ab jess jedes Jahr zweimal inner Sendung.« Also, Gläser weggeräumt, Kopfstand gemacht. Tony war drin.
SPIEGEL: Marshalls Markenzeichen war seine Lockenpracht. Die allerdings war nicht echt.
Nold: Einmal begleitete ich ihn auf einer Tournee durch Kanada. Abends waren wir auf einer Party. Tony alberte herum, plötzlich fiel er in voller Montur in den Pool, sein Haarteil rutschte vom Kopf. Ich sprang hinterher, packte es und setzte es Tony unter Wasser wieder auf. Keiner hat etwas gemerkt.
Interview: Alexander Kü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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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en 1940 Geboren im badischen Niederbühl, heute Rastatt 1965 Kriminalbeamter in Baden-Baden 1970 Erstes Treffen mit Tony Marshall, der ihn als Manager engagiert 2014 Nach zwei Schlaganfällen Rückzug aus dem Beruf 2024 Ehrenamtlicher Manager der Freilichtbühne Ötigheim